第七节 一位余姚青年的上海梦
上海自开埠以来，一直是外地少年心目中的“黄金之地”，对周边江浙等地的少年来说，尤其如此。许多穷小子，闯进了这座远东最大的都市，因为勤奋，再加上一些好运气，他们发了财，回家乡买地盖房、兴学修路。直到多年后，虽经一场场政治运动，故乡依然有他们的传说。比如宁波镇海人、曾经是上海第一华商的虞洽卿。
战场上，只有当了将军的军人，其人生传奇被人记下来并流传，而更多默默无闻的士兵要么解甲归田要么战死疆场，他们与草木同腐，除了自己的亲人，无人会在他们死后提起其名字。商场亦是如此，上海滩那些富商，无论是来自宁波乡下的虞洽卿还是来自国外的犹太人哈同，他们的传奇故事今日仍然被演绎，而多数去上海谋生的人，他们的人生故事早就湮没在历史尘埃里。
还好，有些普通人的故事被记录下来了。
一个晚上，我在香港中文大学“民间历史”网站看到了《雪泥偶留——胡守礼回忆录（一九一四～一九四九）》，一读之下，就放不下鼠标了，直到东方既白。
胡守礼先生生于一九一四年，于一九九九年因病辞世。他生前很普通，最高职位做到中国人民银行徐汇支行的会计科长。退休后笔耕不辍，写下了这部三十多万字的回忆录，为一九四九年前在上海的“屌丝”奋斗历程留下了一部原生态的记录。
胡先生是宁波府余姚县人，家境贫困，因父亲望子成龙，勒紧裤带送他读完初小（小学四年级）。一九二六年才十二周岁的他，不得不辍学，沿着故乡无数少年走过的老路，经同乡介绍，去大上海找“出路”。这些乡下少年的出路，基本上是到各个工厂或店铺做学徒。胡先生也不例外，他先到静安寺瑞成铜铁机器号当徒工，后来去了曹家渡增裕新烟纸店做学徒。
旧上海做学徒是很苦的，不但三年内除了师父供给其食宿外，没有任何报酬，节假日有没有红包，全看师父的人品和对学徒的印象。而且除了做工外，还要充当师父一家的佣工，帮师娘买菜，替师娘带孩子。师父、师娘稍不高兴，对学徒进行体罚是常有的事情。
胡守礼的运气不好，其老板朱某虐待学徒几近变态的地步。据胡先生的回忆录描述：“半天工作告一段落，这时往往也就下午二点多钟了。有时老板会叫你送货，送货全是用手提或肩背。我最怕送煤油了，一大听煤油五加仑，三十斤，既不好提又不好背，没有办法只好提提背背，一瓶煤油送到圣约翰大学教授家里，我已经筋疲力尽，狼狈不堪。到四点钟又要淘夜饭米，泡水烧饭，小开学堂里回来，要去买点心，吃过晚饭又是泡洗脸水洗脚水，汰碗扫地要忙到八点钟才空下来。有时还要给老板擦水烟筒，揉纸燃子，做不完的事，一天跑老虎灶就要十多次。等到十点钟打烊，上排门搭铺（学徒睡在店堂里，早上折铺晚上搭铺），一睡下去就像死人一样。如果自己要汰汰衣裳，那就要睡得更晚了。”有一次老板娘诬他偷了店铺五十个大洋，打得遍体鳞伤，后水落石出查明乃另一个学徒偷了钱，老板和老板娘对其没有半点歉意的表示。
但胡先生在这样的环境下，却没有自暴自弃。只有初小学历的他，酷爱学习。三年满师后他留在店里当店员，朱老板给的待遇很低，因为明白他底细，欺负他在上海无亲友，胡守礼只能任老板盘剥。在店里，他和另外两个学徒张福林、程东明结为莫逆，三个年轻人常在一起相互砥砺，想努力改变命运。胡守礼有一本《交际大全》，内容是各种契约合同文书，有尺牍，有对联，有电报文件、呈文范例等等——这就是一本做买卖的应用文大全。张福林有一套《古文观止》。三个青年交换这些少得可怜的藏书阅读，并相约每天少睡两个小时，用来读书写字。胡先生把十二册的《古文观止》全部抄写了一遍。胡先生的回忆录叙述层次清晰，描摹场景生动细致，大概是得益于这番用功。
对胡守礼的人生道路产生巨大影响的，是邹韬奋先生主编的《生活》周刊以及周刊社出版的新书。回忆录中一个细节可窥见当时上海普通市民的眼界与素养——胡守礼接触《生活》周刊的机缘是：他所在的烟纸店隔壁的茶叶店门口“设摊卖小菜的陆阿毛，他的儿子在日本纱厂做工，订了一份《生活》周刊，每周星期六出版。因为是邮寄到茶叶店转递，所以我得以有机会借来看看。”除《生活》周刊外，胡守礼阅读最勤的是《申报》，他特别喜欢《申报》的言论栏目“自由谈”。《申报》的“本埠附刊”另有“职业专刊”、“读者问答”栏目，对自学者很有帮助，胡先生曾对照“读者问答”开出的书目自学社会科学。因忧于自己的前途，他给“职业专刊”写信，诉说自己对前途的困惑。报上给登了出来，并附有编辑部的答复，鼓励他下决心寻找“出路”，不要耽误前途。
一九三四年十月，《新生》刊登了该刊代江西裕民银行招考二十名练习生的广告，主持其事者是《新生》周刊和中华国货产销合作社的负责人杜重远。报名者的文化程度为“初中毕业或同等学力”。只有初小学历的胡守礼决定一试，他在自荐书最后诚恳地写道：“在这失业像波涛一般的社会，中学以上的青年卷入这波涛者，如恒河沙数；故对贵社之招考，不敢存分毫的奢望。惟窃念虽未进过贵族之学府，却受过几年商业之训练和上海市商会商业职业学校通问班初中三年级课文的补习，虽不能并驾齐驱，却想追随其后，此乃无希望中求希望也。”
也许是这番诚心感动了招聘者，他得以进场考试。笔试试题分国文、珠算、常识、英文诸方面内容，自学成才的胡守礼通过了笔试，面试，被正式录取。不久，他离开了大上海，远赴江西，在南昌通过一段岗前培训和在南昌总行的实习后，被派往遂川办事处当出纳。从此，胡先生一生再也没有离开过金融业。他在江西裕民银行工作时，正值日寇侵华，在战火纷飞中，他辗转于泰和、赣州。办事勤奋、业务能力高而又清廉的胡先生很快成为银行的骨干，在抗战最艰难的时期，他被派往银行驻陪都重庆办事处充当会计——这当然是个让人艳羡的肥差。
一九四五年抗战胜利后，胡守礼带着妻儿东返，先回到余姚老家探望父母。哪想到，就在日军宣布投降后，胡的父亲和原地待命等待遣送的日军兵士起冲突，被日寇残害致死。料理完家里的事情后，从上海起步的胡守礼先生不愿意再回到南昌，他想带着全家在上海扎根。因为他已经是一位资深的银行职员，经人介绍，进了孔祥熙开办的山西裕华银行上海总部。当时山西裕华银行刚刚把总部迁到上海，大力拓展业务，急需要江浙籍的金融人才，胡先生碰到了这个好机会。
一九四九年五月，解放军占领上海，接管了上海的一切事务。很凑巧的是，来接管裕华银行的军代表是他当年在江西的老朋友——当初他送这位朋友去投奔新四军。于是，一切顺理成章，作为旧银行里的进步分子和业务骨干，他被调到军管会金融处综合组，参加了对上海金融业的接管。尔后，他正式调入中国人民银行华东区行，全家也都在上海定居了。
胡守礼的人生经历，对那个年代闯进上海滩谋生的乡下少年来说，更具有代表性。像他的宁波籍乡贤虞洽卿、邵玉轩（邵逸夫之父）、董浩云（董建华之父）那样，在商战中脱颖而出成为声名赫赫的大亨的，毕竟是凤毛麟角，更多的是他这样的，平平凡凡而又自强不息，抓住一切机会改变自己的命运。
可以说，胡守礼的“上海梦”更为真实感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