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篇
§一
火车在戈壁滩上爬行。车窗外是一片夕阳下的金黄。朝北望，远远的合黎山在雾霭后面透出一抹青黑；南面的祁连山离得近些，在暗黑的峡谷阴影上，耸立着金红而明亮的石头山岩。时断时续地，镶嵌着的一些雪峰，夕阳下，也染着一片暖烘烘的淡红。一片片云，在戈壁滩上洒下一片片影子。列车正行驶在两山夹峙的一条宽一二百公里的河西走廊上。
我之所以用了“爬行”两个字，是因为开阔的戈壁滩上既没有树木，也没有房屋，只稀稀拉拉地散布着一些骆驼刺，缺少近景的参照，显得火车好像开得不快乐。
我们是傍晚从酒泉挤上车的，现在正往兰州方向驶去。
我说的“我们”指的是我与常书鸿老人。硬席卧铺车厢已经满员，幸好，从乌鲁木齐开出的这趟列车给酒泉站留了几张卧铺票，事前，我曾到酒泉地区革命委员会交涉，打着“常书鸿”的牌子请他们帮我们搞到了两张，才得以上了当时千金难求的卧铺。
这一年，是公元一千九百六十八年，秋天。
读者千万别想着凭“常书鸿”这三个字在那时还可以受到什么特殊的照顾，恰恰相反，那只不过是我借口“押解”河西地区乃至甘肃省最重要的一名“罪犯”到兰州治伤，必须看住他，不能让他逃跑，再加上他的腰椎粉碎性骨折，才可以理直气壮地提出这种要求。不久前，由敦煌文物研究所革委会主办的“走资派、三反分子、反动学术权威、卖国贼常书鸿罪行展览”刚刚在酒泉展出过，海报贴得满城都是，使河西地区早已是无人不晓“常书鸿”这个名字了。
上车后却又犯了难，原来拿到的两张票一张是上铺，一张中铺。上铺当然归我，但常老的这种状况，如何爬得上中铺？我只得扶着常老，向一位坐在下铺的旅客商量：“‘我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同志，您看看，我们这位老同志腰椎骨折，中铺爬不上去，是不是能请您帮个忙，把下铺让给我们？”他打量着我所说的“老同志”：穿着沾满污渍的旧中山装，上面隐约显出一条围裙的影子，腰里胡乱拴着一条皮带，花白的头上顶着一个帽檐耷拉着的旧军帽，俨然一副“领导阶级”的模样，立刻就答应了。常老一直弯腰站着，手里拎一个小包，没说话，只感激地向这位旅客点点头，也用同样的眼神向我略作示意。
安顿好以后，我觉察这位旅客还有两位同伴，都是干部模样。他们发问说：“你们在酒泉工作？”
“不，我们是从敦煌来的，在酒泉治伤没治好，现在到兰州去。”我回答。
“敦煌我去过一次，那里的千佛洞现在怎么样了，‘破四旧’了吗？”
他说的“千佛洞”就是莫高窟，后者是官名，老百姓和我们多半只称它千佛洞。
“还好，有一次城里的红卫兵要来破，有人事先给县里报了警，县武装部开着汽车追，把学生中途挡回去了，没来成。所里当时有两派，但在这件事上大家还是一致的，知道莫高窟绝对不能破坏，守土有责！”
我说这话时，常老听得很用心，露出宽慰的表情。显然，他还不知道这回事，没人告诉过他。
“那你们就在那里工作了？”
我马上意识到话说多了，含含糊糊应了一声，便不再言语了。
§二
自打“文革”一开始，常书鸿先生便被揪了出来，天天和其他“牛鬼蛇神”一起在地里劳动。毕竟六十多岁的人了，挖不动土，扬不起锨，便改任帮厨，每天在厨房洗菜择菜，成了这身打扮。
但“常书鸿”这个名字，对我来说却具有一种特殊的意义。那是一九六二年春夏之交，我正在新疆伊宁当中学老师，忽然读到徐迟先生写的报告文学《祁连山下》，里面的主人公“尚达”立刻吸引了我，引起我的崇敬。尚达在巴黎学了十年油画，一天，在塞纳河畔的旧书摊上第一次看到了伯希和拍摄的《敦煌石窟图录》，为敦煌艺术的魅力感到非常惊讶，决心提前回国。一九四三年从重庆奔赴敦煌，创建了隶属于当时教育部的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以后终生投身于敦煌石窟的保护、临摹和研究工作，甚至不顾难以在这个偏远寂寞的地方再待下去的妻子的出走，仍然坚守敦煌。
《祁连山下》描述说：
我们的画家跑到国外，跑遍了欧洲的城市，看到了不少祖国的名贵作品以及外国的作品。他在巴黎住下来了。在巴黎，在著名的罗浮宫、罗丹馆、印象主义馆、小宫廷、独立沙龙以及在许多画廊、画展中，陈列着多少杰作名画呵！
人人能到那里去鉴赏那些名作。……乔陀、拉斐尔、达·芬奇、米开朗琪罗、蒂襄、艾尔·格莱可……这些令人醉心的名家的辉煌的作品！
……中国古典绘画，自唐宋以后，山水画造诣之深，技巧之高，所表达的灵性之纯粹，他是叹服不已的。尽管这样，他还是有一种说不出来的不满足。他总觉得，这只是绘画艺术的一支，山水画的支流，却流得很长。而唐及唐以前的人物画，可惜流传下来不多，只有文字记载，因而无从判断。那倒应该是绘画艺术的正源。是的，那是正源，但流得不远，且不知流到哪儿去了？
……还在巴黎时，他就看到过敦煌的写本。这些稀世之宝不属于他的范围。他也看到了一些壁画的原件残品和印刷品。当时就有一个感觉，写本不过是敦煌文物中一部分而已，壁画才是它的主体。那时候他渴望着有一天能看到原作。
……（回国以后）在与一些历史学家和考古学家的往还中，尚达听到了甘肃敦煌的千佛洞的一些情况。当时，人们更多的注意还是那一大批经变写本。可是，关于壁画，却还没有怎样重视，仿佛没有这一种宝藏似的。忽然，他决定要到敦煌去。在他的寂寞、冰凉、痛苦的心中，敦煌壁画却燃起了一阵光耀的火焰。
我当然知道《祁连山下》“尚达”的原型就是常书鸿先生。常老曾经与徐悲鸿、黎冰鸿一起，并称为“留法三鸿”，都是中国有名的画家。文学作品中的人物当然会和生活中的不太一样，但尚达与常老，无论是精神世界还是人生经历，都非常相合。读到这篇作品，心想，如果我也能到敦煌去，该有多好！因为我的老师梁思成先生曾经告诉过我，敦煌唐宋壁画里画着无数的建筑，大大填补了现存唐宋建筑实例的不足。
机缘真是太凑巧了，一年以后就得到梁先生托人带来的口信，问我愿不愿意到敦煌去？经过梁先生的努力，我终于调到了敦煌。这些，前文中都谈过了。
轰的一声，火车冲撞了两下，将闭目靠坐着的我从回忆中惊醒，躺在铺上的常老也醒了，我们又回到了现实。
§三
当前的现实已变成这样：在公开场合，我已经不能称呼常老为“所长”，甚至不能称“常老”了，而只能是“老常”甚至直呼其名，不能露出一点恭谨之意。我也不再是他的下属，不再是他老的学生或他的老友的学生，而是代表堂堂的革委会“押解”他老的董超、薛霸之流了，不过美其名曰“革命群众”罢了。甚至，在必要的时候，我还得称他老为“牛鬼蛇神”。例如这次到酒泉治伤，我居然就利用了常老的这个“身份”，办到了原不可能办到的事。至于上车时称呼了他一次“老同志”，那也是为了应对不知情的旅客，讨得一个下铺而已。
说来话长，还得从头说起。
一九六八年春，所里成立了“大联委”，开始了另一波比“资反路线”时期更大的揪人狂潮。我则因多次被借调到县里工作，得以暂时脱身。等到我秋天回所，所里已来了军宣队。以后，所革委会也成立了。
军宣队三个人。队长李治安，团级，其实心地挺好，大大咧咧，与知识分子（当然只限于“革命群众”）打成一片，并无歧视之心。他的妻子也来了，还为我们这些单身汉时时缝缝补补的。一个七八岁的小女儿笑起来特别可爱，与“牛鬼蛇神”的子女成天疯淘。另一位我们叫他老解，陕北人，营级，高个儿，笛子二胡样样来得，尤其喜欢吹唢呐，随身就带着一把。他到了所里就像是一位游客，从来没听他在会上说过什么，一切似乎都与他无关，“阶级觉悟”极差。经过他的房门，便拉你进去听他吹唢呐。好听，充满深情，让你想到黄土高原，大概他心里只惦记着老家。还有一位小兵，姓王，四川人，三个人中年龄最小，矮矮胖胖，按体型判断本应属于老好人之类，却出奇地“革命”，凶神恶煞般，即使对我们这样的“革命群众”，经常自豪地挂在嘴边的话也是：“你们的出身都不好，再说，你们又都是知识分子！”在他的心目中，知识分子天生“有罪”，比他这位贫农出身的准文盲低档多了。
这位“王小革命”有一个远大的志向，便是学会开汽车，可以肯定，此事与他即将复员回乡有关。在部队没人让他学，到了所里，便利用军宣队的身份，没有驾驶证也要开车，对司机王杰三搞了一场“夺权斗争”。正好，那位建国前曾经给国民党驻军廖师长开过车的王司机，天天活在被“清理”的恐惧之中，巴不得能巴结上这样一位朋友，自动乖乖交权。所里有两部车，其中一部是所谓“轿车”，是常老想办法在兰州请人就一部卡车改装的。因为车身窄，除了前面有两排座，后面的座位就围成凹字，中间还可以装一些货。有时人多，堆在中间的米袋子上也坐着人。“文革”以前，常老自然坐在前面，成为“牛鬼蛇神”以后，只能缩在车尾。我们坐在车上，看在眼里，却也说不得什么。由着这位夺到权的“王小革命”七上八下曲里拐弯地拉着我们进城，心也七上八下。
这天，逢着公路两边浇水。农民为着方便，把公路横着挖成小沟，让水流过，沟边堆起两条土垄，按说只要慢慢开过，不会有什么问题，多年来都是这样的。偏偏这位“小革命”不管这一套，没减速便想冲过去，车子一蹦老高，全车人便都摊倒了。那天大概为了寄信进城的常老照例坐在最后，蹦得最高，头竟被蹦到车顶棚上，再重重摔下，登时造成腰椎骨折，不能行动。
常老疼得熬不住，打报告申请治伤。敦煌没法治，常老要求去兰州，革委会看不是事，只得同意，但只能去酒泉，派我“押送”前往。
为什么派我去？一则这本不是什么好差使，革委会衮衮诸公忙着革命，不屑于为这种小事劳动贵体。二则既然没人愿去，我也暂时还没被揪出来，不妨也给我一个临时“革命”的考验机会。这里还得补充一句，便是潘玉闪对我的关照。老潘与我原属同派，福建人，在考古组工作。打派仗时经常到我的屋子里取稿子的就是他和刘忠贵。“革命成功”以后，我从以前的头面人物突然变得无声无息了，他为我担心。我知道，是他向革委会建议让我承担这趟差使的，意思是仍然承认我的“革命群众”身份，是老潘的善意。我则是因为事关常老，当然义不容辞。
潘先生虽然出身不好，得不到重用，却也没什么把柄可抓，还算平安，有时还帮专案组写点小材料。一九七八年我离开研究所以后，他就过早地去世了。
临到出发的头一天晚上，我给常老的继任夫人、原党支部书记、当时也已被揪出的李承仙偷偷打了个招呼，要她准备一个枕头，垫在从敦煌到柳园火车站的汽车座位上。上汽车后，说好话把常老的座位换到最前面，又请司机尽量开稳当一些。
到了酒泉，我跟常老谈了一次话。我要说，当时毕竟年轻，胆子小，当然不敢作倾心之谈，只俨然作公事公办状，嘱咐常老不要随便出门，提醒他这里刚刚办过他的“罪行”展，人人大概都会认出他，不要出意外。实在要出去也得我跟着。常老望着我，没吭声。
检查结果出来，医院确诊为粉碎性骨折，但没法子治，开出方子，有几种无关痛痒的药，医嘱是“硬板床卧床休息”。我从医院拿回处方和药，向常老转告结果。常老望着我，虽然仍没说话，却似有所求。我说你看看这么着行不行，听说有一种钢背心，你有什么想法？他才嗫嚅着说：“能不能给配一副钢背心？”显然，他也听说过钢背心。我从他的眼神看出，他实际上还另有想法，并不止钢背心一事。我说，我作一点努力，试试看吧！
当天下午，我找到窦明海家里。窦明海是酒泉地委书记，“文革”前到莫高窟参观是我充任讲解的，也许还记得我。他也是腰椎粉碎性骨折，却比常老还惨，是“斗争会”上被打伤的。我听招待所的人说他配了钢背心。见面后，他听到常老也受了伤，很有些吃惊，说钢背心酒泉不能做，只有兰州才有这种厂子。我抄下了厂名和地址。临走，他好像还有话说，却没说出来。这里捎带说一句，落实政策以后，窦明海调任甘肃省政府秘书长，对我以后硕士毕业的工作分配还起了一些帮助作用。
次日一早，我赶到医院，运用我的特殊战术，冒充真革命，向医生展开了一场“阶级斗争”。我编造说：“我给我们所革委会汇报了，不同意你们的处方。”
他说：“这种伤确实没有什么好办法，病人年纪又大，要完全恢复可能不行，只能这样了。”
“你们这些大夫只知道吃人民的饭，从不考虑革命斗争的需要！”我忽然引爆，知道现在正是运用“动”的策略的恰当时机。既然要“动”，就一定要一战告捷。我引用领袖批评卫生部是“贵族老爷部”的说法，尽量装得蛮横地继续训斥他：“你们这些贵族老爷，看看你开的这个方子，要阶级敌人‘卧床休息’，这是什么话？能办得到吗？你也知道常书鸿是什么人，三反分子、走资派、反动学术权威，要他‘休息’，不斗争他，革命群众能答应吗？难道开斗争会的时候，革命群众站着，却让他舒舒服服‘卧床休息’？！”
几句硬话砸下来，可怜的医生让我给打懵了，一时不知道说什么，半天才说：“我是医生，只讲治病。他只能卧床休息，经不起斗争会了。”
我仍然蛮不讲理：“政治挂帅你懂吗？‘只讲治病’，这本身就是错误的。如果是打仗，敌人受伤了，手里还拿着枪，我们能让他卧床休息？不先夺了他的枪？”
他看着我说，那你说怎么办？我说我要是知道怎么办就不来找你了，你必须想出一个至少坐着也得开他的“斗争会”的办法来。他说，那就配一副钢背心好了，我也没别的法子了。我听了暗中大喜，说：“那你就重开处方，不，就在这张单子上加一段，把配钢背心的必要性写清楚。”当然，原有的“卧床休息”几个字仍然保留了。
就这么着，连吆喝带诈唬，处方改过来了。我得承认，这是我一生干过的“最革命”的一件事，用铁的事实证明了伟大领袖的教导“阶级斗争，一抓就灵”的确是一条颠扑不破的真理。
然后我给敦煌文物研究所革委会副主任、那个小人兰州木匠苏永年打了个电话，添油加醋地说：这边的处方出来了，说是来得还算及时，但必须到兰州配钢背心，否则会很快恶化，成为终身残废，高位截瘫，甚至生命都有危险，因为中枢神经都通过脊椎。他听不大懂，问我什么叫“中枢神经”和“什么高位什么”的，哼唧了半天，也没说出个所以然。也可怜，当了一辈子木匠，本来也还算本分的“苏主任”，大概从来就没有处理过这么重要的“政务”。我又说，是不是革委会先研究一下怎么办，晚上我再打电话请示？那时打长途电话不像现在那么方便，一拿手机就行了，得到长途电话局去，先挂号，等半天，通了，才能打。
回到招待所，常老听了我简单告知的情况，面有喜色。我知道，他其实并不太认真于钢背心的事，而是更想趁这个机会回一次兰州。他老的都是中学生的一个女儿两个儿子都在兰州，大概两三年没见面了。但我没有挑破。
晚上电话回所，另一位“革命委员”接的：“急什么急，还能都围着老牛鬼转？”我把招待所的电话号码告诉他，请他们研究出结果就通知我。
又过了一天多，终于有了回音——“快去快回”。常老喜形于色，高兴坏了，只顾说：“那就好，那就好！”
§四
列车继续在祁连山下行驶。
我感到那三位旅客好久没说话了，向他们一望，却仍在打量我们。一会儿看看常老，一会儿看看我。见我睁开了眼，其中一位向我问道：“我们想打听一下，你们那里有一位老同志叫尚达的，这回怎么样了？”
我忽然看见半躺在铺上的常老像是被吓了一跳，眼睛猛然睁大，想象得出他内心的震动——在这种时候，居然还有人记得“尚达”这个名字。但眼光仍是直瞪瞪的，并不参加谈话。
“尚达？我没听说过这么个人。”我不想谈这个话题。
“怎么没这个人，徐迟的《祁连山下》写得清清楚楚的，是你们所长，你怎么能不知道？”
“什么《祁连山下》？”这个时候，装傻是最好的策略。
“你怎么连这篇报告文学都没读过？就是专写你们所长的，流行全国，哪个不知道！”
“我真的不知道，”我的确不想和他继续谈下去。要知道，我们说的每一句话，对常老来说无疑都是一把把匕首：“我到得晚，所里好多事都不知道。尚达？如果是所长，也许早调走了吧！”
《祁连山下》在描写尚达到莫高窟以后的情景说：
第二二〇号窟，在初唐洞窟中首屈一指，有贞观十六年的纪年题字。北壁画的经变形式的佛像，宝台莲池，二十六人的乐队，四人起舞。南壁画西方净土变，中央坐佛，莲池中二人起舞，乐队十一人，其两旁各有说法图，两端画着大型楼阁。这两幅壁画都极其华丽。最突出却是东壁的门旁，北文殊，南维摩，维摩正在发表他的雄辩，口若悬河，文殊却肃穆地侧耳而听。尚达手拿着一支大手电筒，仔细地观看。灯光奔向维摩、众王子、散花的天女；灯光奔向文殊、皇帝、百官、外国皇子、昆仑奴。这么多人物，个个生动活泼，呼之欲出。他想到了阎立本的《历代帝王图》，可是这幅经变又超过它多多了。
这时，在我的眼前，分明就浮现出了这种场景。我相信常老现在也和我一样，恨不得马上就飞到远离我们的“净土”里去。那里只有宁静、安详，没有斗争会，没有屈辱，也没有互相戒备，人人享有尊严，可以倾心畅谈。
“同志，我们只是想知道尚达现在怎么样了，没有别的意思。”他们诚恳地解释说：“你们就是研究所的，应该是知道尚达的。”听得出来，他们怀着极大的不安——尚达能不能安然度过此劫；也十分不解，为什么我一口否认。
我实在是不想再谈下去了，微微用眼角看了一下常老，意思想暗示他们，想想闭目躺在铺上的这位落难老人究竟是谁，示意不要再用这样的话题打扰老人了。
他们再一次一会儿看看常老，一会儿看看我，一会儿又互相看看，似乎已经明白了一点什么。我却未曾料到，他们竟直接向从上车以来就一直默不作声的常老发问了：“老同志，您年纪大了，应该知道尚达这个人吧？”
常老又一次睁开眼，似乎是努力要从记忆深处找回一些什么，说出来的却是：“没有这个人，那只是小说，里面写的全是假的，瞎编的。”
“不可能！我去过千佛洞，讲解员亲口对我说的，尚达就是照你们所长常书鸿的经历写的，怎么会是假的？”他们仍穷追不舍。
忽然，常书鸿先生声音很大地、斩钉截铁地、激愤地喊道：“常书鸿，他死了！”
声音震响，引得邻间的人也向我们看。常老再一次闭上眼，紧紧地，表示他已决心终止这场谈话。分明地，一滴老泪，从他紧闭的眼角顺着脸颊流下。
他们惊异了，把眼光询问地转向我，我略微点了一下头，又轻摇了一下，请他们不要再追问下去了。
沉默，继续沉默。他们面色沉重，久久凝视着就躺在身边的这位老人，困惑地要把他们心目中的“尚达”与这位老人联系起来。当然，这是一件困难的事。终于，他们中的一位站起身来，拿起茶缸，倒掉剩茶，仔细放进新茶叶，向车厢尽头走去。
良久回来，双手捧着茶缸，送到常老跟前：“老人家，请您喝杯热茶！”又加了一句，虽然轻声，却一字一顿地：“不管怎么样，一定请您老保重，一定要挺住。”
火车继续攒行，祁连山下，已沉入一片黑暗。
下篇
§一
列车驶进兰州站已是下午，常老在兰州的两个儿子来接，在酒泉上车前，常老曾有电报通知他们。他们都不大，还是初中生。站台上，常老对我说，钢背心的事我就不用管了，明天儿子就会带他去办，又说：“你也该去看看小和了。”我说，后天我到你家里来。“小和”是指我的女朋友，常老知道。
从嘉皋那里，知道他们的姐姐嘉蓉下乡插队了。
到了时间，我去到常老在兰州的家，是在一条名叫“一只船”的小街上，原是张治中的一座公馆，房子不错，独院别墅式，但年久失修，院里杂草丛生，屋里更是杂乱，没人收拾。以前常老家里是有电话的，这时不通了，只能见面。
常老一个人在家，拿出钢背心厂家开出的处方，是根据病人的受伤情况和体型量身定做的，帮助伤者把上半身的重量通过钢背心直接传到胯部，减轻腰椎的压力。处方单上写着十天取货。
我问：“这次您能不能见上嘉蓉？”我知道常老最疼爱最放不下心的就是下乡的小女儿嘉蓉了。他这次盼着回兰州，最大的目的就是能见到嘉蓉。
常老微露讶色，奇怪我怎么知道他的心事，其实在酒泉我就猜到了。我对常老也怀有戒心，万一他招供说是因为想见女儿才提出去兰州的，我岂不就担上了“通敌”的罪名？
常老说正在想办法联系，争取她能赶回来见上一面。
嘉蓉生于成都，所以名字里有一个“蓉”字，在重庆长大，初中毕业以后才来到兰州。她的大姐叫沙娜，因为生在巴黎，所以有一个法国式的名字。一个哥哥叫嘉陵，生在重庆嘉陵江边，所以以后的三位子女名字中都带着一个“嘉”字。
一九六五年秋天，嘉蓉来过一次敦煌，还带着弟弟到我的房间坐过一会儿。那时她马上就要高中毕业了，大概十七八岁吧，白皙的圆脸庞上有一对清澈的黑眼睛，口音里带着明显的重庆味儿，一听就是“重庆普通话”。我试着用重庆话和她交谈，她很奇怪，问我怎么也会说重庆话？我说初二、初三就是在重庆上的学，那时候小，什么话一说就会，而且永不会忘。我还告诉她，后来有一次路过重庆，住在重庆饭店，晚上出来找不着北了，向一位路边摆摊的老头用重庆话打问，没想到遭了一顿奚落：“你自己是重庆人，啷个连重庆饭店在哪里都不晓得！朝天门，晓不晓得？”“朝天门”三个字声音好大，骂得我“嘿安逸”（好舒服）！证实了我的重庆话是如何地道。听得她吃吃地笑，原先的一点拘谨也消失了。
“那你在哪个学校嘛？”地道重庆话，由女孩子说出，很有韵味。
“巴蜀中学，张家花园。”
“那时候你好大？”
“五一、五二年，十三四岁吧。”
“哈！那个时候我也在巴蜀上学啊！”
“你这么小，那时怎么可能也上中学？”
“我上的是幼儿园。”
我想起来了，原来“巴蜀”的正式名称叫“巴蜀学校”，包括从幼儿园、小学到高中的全套教学。建国初，在重庆首屈一指的巴蜀学校被指定为西南军政委员会干部子弟学校，招收副师级以上军官的随军子女，名额不满时也向社会招生。那时我父亲萧健在成都率部起义以后，继续军人生涯，在驻重庆南温泉的西南军政大学第三分校任教育长，后又调驻北碚的第十二军军部军事训练部任职。以后，十二军改成中国人民志愿军，番号不变，军长李德生，父亲也入朝作战，并参与了总结上甘岭战役经验的工作，以后还受过伤。但十二军留守处还在北碚，所以我进了这所学校的中学部。记得那时我受到的是战士待遇，供给制，留守处按时给我们发被子床单雨伞胶鞋，全是军绿色。只因军衣太大，改为发军布和钱，自己找裁缝做。不用自己交学杂费和食宿费，每个月还有一点零用，端午节可以领到粽子，中秋有月饼。
那为什么我在前面说我的出身“不好”，是因为在以后的实际生活中，我的家庭出身总是被人当作“反动军官”看待的。
嘉蓉大概比我小八九岁，当时正是幼儿园的年龄。这么说起来，我们还是“校友”呢！
这些对话，我们都是用重庆话说的。我让她坐在我的土沙发上，还说了一些别的话，问了她的学习情况。她说毕业以后想考大学，还问我考什么学校好等等。他弟弟在我的房间外面玩。以后，就没有再见面了，只听说她在“文革”中受了很多苦，父母不在，一个人带着两个弟弟在兰州苦撑。省文化局的造反派办过几次“常书鸿罪行展”，每次都要她出来代父示众，站在卡车上举着常老的裸女油画，在大街上游行，无辜地强忍着女孩子无法忍受的羞辱。
§二
又过了八九天，我准备到常老那里看看钢背心的事怎么样了，并商量回去的事。“小和”看着我，怯怯地说：“我也想去看看常伯伯。”
她在兰州外文书店工作。我们是我一九六五年底到兰州为莫高窟加固工程事出差，通过买书自己认识的，这时已认识快三年了，还没有谈到结婚的事。“文革”前常老曾经很关心这件事，还专门到外文书店指名找过她。回敦煌后对我说，你那个女朋友很不错呵！很善良，就像她的姓一样，还会外文打字，那么多外国书，都能认得。其实她只是戏校毕业，毕业时正赶上甘肃的“自然灾害”时期还没有完全过去，在已经饿死上百万人的年头，谁还看戏？全省各地的剧团几乎都裁撤光了，才改行分配到书店的。她根本不懂外文，哪能读得懂！外文书店那些书名全是死记硬背的，大致知道哪本书是哪国的，说的什么罢了。
常老找小和的过程是小和以后许久才告诉我的。说一九六六年春的一天，书店门口停了一部小车，常老走下来进了书店，向别人打听到她，径直走过来，开口便问她姓什么叫什么，多大了，上过什么学，怎么到书店的，家里还有什么人，就像查户口那样，让她很奇怪。又指名要买两本法国画册，似乎是要考考她，她找到了。他们还谈了些别的事。随后常老又要找她的主任。常老上汽车走后主任向她说，你知道刚才来的那个老头是谁？就是鼎鼎大名的常书鸿啊！常老给主任主动介绍了我的情况，说是清华毕业的，团员，做事很认真，说他可以证明我没有结过婚，家庭也没什么问题。还说我的父亲在起义中立过大功。主任还补充说：“常书鸿说萧默的缺点就是有点书呆子气。一次他领着民工种树，带了皮尺，树距一点也不能差，别人差了一点，他硬是要拔起来重种，还跟民工吵。”那时候结婚都要领导批准签字才行，但当时我们认识才刚刚两个多月，又只能隔空喊话，根本就没到谈婚论嫁的程度（我们是相识以后三年多才结婚的），对主任还保着密呢！听小和说了，显然是常老要替我当面相一下亲，考察一下，就像父母替子女着急一样。我觉得有点好笑，也深感常老的可亲可爱。
“一只船”就在“反修馆”（原中苏友好馆）旁边文化局的对面，要去必须经过文化局门前，局里有些人认识我。如果是我一个人去，当然光明正大，什么时候都可以。但若是带着她去，成了私人访问，性质就不一样了。我考虑了一下，说：“那就等晚上再去吧。”
入夜，下了公共汽车，我们就像是在做什么见不得人的事一样，专门挑着灯光照不到的地方走，到了常老家门，偷偷溜进去，见到常老。小和拿出一包点心放到桌子上，没有说话。常老对小和笑笑，却忽然手足无措起来，慌慌张张地，叫儿子倒茶，想想又似乎觉得不妥，看看我，见我没反应，才叫儿子把茶端上来。我们刚坐下，常老说，还是到里屋坐吧，又“转移”到常老卧室，常老还到大门口张望了一次，这才安心坐下。以后我听李承仙说起“‘老鬼’当时真是太意外了，倒茶也不是，不倒也不是。”“老鬼”是“文革”以后李承仙对常老的“爱称”！是从“文革”期间她被迫称常老为“老牛鬼”转化而来的。这种称谓，却也别有意趣。
常老先说：“今天嘉煌陪我到厂子里去了，钢背心已经做好，试了一下，还有些小改，明天就可以取回来。”
“嘉蓉回来了吗？”这是我的第一个问题。
“这事我还想向你请示一下。嘉蓉在天水插队，不在天水市，是天水地区的××县××乡。乡下不通邮，村子里也没有电话。这几天我们也很着急，幸好联系到了天水一个熟人，已经把话带到了，说是最早明天可以回来。”
我沉吟了半晌，不得不提出常老最怕我问的问题：“那我们哪天回去？”
常老说：“你看，嘉蓉最早也得明天才能赶回来。”
意思很清楚，常老非常希望我能宽限一些日子，好让他们父女团聚两天。
“所里革委会的情况你也知道，”我说：“厂子的单子上写明了交货时间，回去晚了会找你的麻烦。”
“你看有没有法子可想？”几乎是恳求了。
这时，小和在桌子底下碰了我一下，我明白她的意思，是盼着我能给常老行个方便。
我左思右想，提出了这么几条：“要见嘉蓉的事你们任何人任何时候都不许说，”我转向嘉煌：“你姐回来你们两兄弟去接，哪怕绕道也不能走文化局这边，不能让别人看到，最好晚上到家。”又转向常老：“那就从明天起推后两天，第三天晚上我们回去？”
“那就这样吧，”显然，常老仍面有难色：“不过万一嘉蓉……”
“四天吧！第五天我们走，晚上的车。到时候哪怕嘉蓉见不上，也不能再等了，没法子交代。”
“那就太好了。”常老放了心。我们还约好了车次，是晚间从兰州首发的一趟，买车票的事我要他不用管。约好要是没有别的情况，就在站台见面。有情况要他给小和打电话。
我们又谈了些别的，然后我走开了，在外间屋随便看看，留下小和与常老一起，改为“私人访问”。我的“身份”不同，不管怎么说，常老对我的戒心一下子是放不下来的，从他老刚才说出的那个“请示”，就可以见出了。
出来以后，小和说常老很高兴见到她，问我：“你说怎么向所里交代？”
“只要不超过太久，大概可以蒙过去。就说钢背心不合式，改了两次，或者车票不好买。凡事也不可想得太周全，太周全了，什么也干不成。”一会儿，我还是加了一句：“不过，那帮子老左，也不是那么好蒙的。”
§三
列车已经在返回敦煌的路上。
凌晨，天还没大亮，我从中铺醒来，常老在下铺，也醒了。我下了铺，发现这回常老穿得干净一点了，显然经过了嘉蓉的洗刷，还带了一顶新帽子，也没人再注意我们了。
每次从兰州回敦煌，我都不会忘记欣赏乌鞘岭的景色，这次仍是那样。听着、看着呼啸而过的冰粒雪花和移动着的山峦，纵有万紫千红，也比不过它的雄奇壮美。这些石山，就像西北的人一样，赤诚、坦然而厚道，散发出一种浑然穆然、扣人心弦的张力。
昨天傍晚，在站台上与常老会合，我们匆匆找车门上车。孩子们都来送他，嘉蓉也来了。才两三年，我几乎已认不出她来了，一身知青装束，梳两条小辫，一件红底白花袄，腰间拴一条宽皮带，脚下一双翻毛大头鞋。尽管光线不好，也看得出脸色不再那么白皙了，沉重的生活在她的脸上和身上分明打上了烙印，虽然眼睛还是那么好看。
她扶着常老上了车，麻利地整理好铺位，安排老父亲坐好，又急着下车搬东西。
我一看傻了——三个大旅行包，鼓鼓的！我拎了一下，不轻。嘉蓉停止搬包，看着我，懂事地又带着一种期盼说：“要不，只带两个？”
“装着什么？”我问。
“是一些营养品，奶粉、炼乳、挂面、白糖什么的，还有些老年药。”
我沉吟了一下，下了决心：“全带上！”
她一听，立刻放下心来，招呼两个弟弟，把包搬上了车，还追着嘱咐放到行李架上去。她自己留在车下，低头站到我的旁边。我说：“你就放心吧，东西会带到，不会有什么问题。”
我又问：“你请了几天假？”
“把我急死了，可难请假了，小队、大队、公社，层层卡，最后说像我这种情况还得县里盖章，好容易给了三天假。我是前天才回来的，明天一早就得回去，已经超了。”
我无言。心想，要是不多延后两天，他们父女真是要失之交臂了。
“在农村还习惯吧？”
“嗯！”她不明不白地应付了一句，好像不想再谈下去，又说：“你就上车吧，快开了。我爸说了，多亏了你一路照顾。”
这一回，我们再没说重庆话，虽然她的话音还是那么好听。
小和站在旁边，对她说：“以后你到兰州就常来我这里，有什么事大家想办法，好解决。”她们两个的年龄几乎一样。
她感激地对小和笑笑：“我也不常来兰州，要来，一定去看你。”
§四
火车仍在乌鞘岭群山中攒行。出了山，就爬上了另一个海拔，到了武威，驶入河西走廊的康庄大道。
我想起了一件事。有一次到西安出差，饭馆里一位中年人愁容满面地正在吃饭，我与他同桌，冒昧问了一句：“可有什么心事？”我这人好聊天。
“想家啊！”他长吁短叹起来：“这个大西北，住了一年还是不惯，尽是羊肉泡馍、肉夹馍，哪有我们那里的茶淘饭就豆腐乳好吃！”一听就是四川人。
以后很久，中国美学学会会长王朝闻老人告诉过我他们家乡四川的两句土话：“好吃莫过茶淘饭，好看莫如素打扮。”王老说，别小看这两句话，什么是“美学”，这就是美学！
我对这位同桌说：“这就是你的不是了，四川不就在隔壁吗！再说，西安怎么能算得上‘大西北’呢！你最西到过哪里？”
“宝鸡，路过。”
“你连兰州都没有去过，怎么就说‘大西北’住不惯。说实话，就算到了兰州，也不能说就到了‘大西北’，要过了乌鞘岭，过了武威，只有到了河西走廊，才有资格叫‘大西北’。”
“听说兰州小孩骑着骆驼上学？”
“这你又错了，兰州跟西安差不多，你在西安大街上可见到过骆驼？”我继续说：“到了河西，那才叫好！火车开出两个小时都见不到一个人影，没有几棵树，全是大戈壁。其实新疆人连河西都不认为是‘大西北’，他们把凡是嘉峪关以东的地方通通叫做‘口里’，都算内地，只有新疆才是‘大西北’。”
话匣子打开，我又说：“这个说法汉代就已经有了。班超在西域待了几十年，给汉和帝写了一个奏折，也只是说‘但愿生入玉门关’，是把敦煌玉门关当作内地与‘大西北’的界线的。”
意识流又转回到常老，想起当年他义无反顾从四川来到敦煌的情景。
常老一九四二年就筹备去敦煌了，走以前，政府也给了一点开办费，但少得可怜，常老就办画展，卖了四十多幅自己的画，又卖家具，当衣物，就用这个钱出发了。离开四川时是三个人，其中两个就是骗子，只是借此到敦煌淘取资料，等到自己的目的已经达到，便席卷而去，给研究所什么也没有留下。先生到了兰州以后又补充了三个人，最后连他一起包括会计、总务、总共六个人，在一九四三年二月从兰州出发奔赴敦煌。
要知道，二月是甘肃最冷的月份，他们真的像中世纪的苦行僧一样，穿着老羊皮袄，头戴老农的遮耳毡帽，搭乘一辆破旧的敞篷卡车，开始了敦煌之旅。当时这种车叫“羊毛车”，是从中苏边境拉运国防物资进入中国，到甘肃卸下，再给苏联拉回羊毛的。路上颠簸了一个多月，翻越了乌鞘岭，穿过河西，好容易到了安西县，兰新公路转向另一个方向，到敦煌连公路都没有了，只得改骑骆驼。又走了一百多公里，才来到三危山下。从安西到敦煌，途中有一个地方叫甜水井，因为一路常喝苦水，以为“甜水井”的水肯定好喝，没想到这里的水更苦，含有过量的西医称作“泻药”的硫酸镁。
我在西北住得久了，有了一条经验，就是千万别上了地名的当。大西北叫“甜水井”的地方可多了，去了却全是最苦的水。“柳园”这个名字多好听，当年却连一棵正经树都没有，只有几蓬叫做红柳的灌木。从柳园到敦煌，要经过一带号称“西湖”的地方，名字多美，多数时间却也是滴水全无，白茫茫的戈壁滩上扫荡着热风。老百姓越是在这种地方越是起好听的名字，从民俗学来说，大概应归入一种巫术信仰，企望“地如其名”，盼着说不定哪一天真能叫出甜水来呢！我在莫高窟十五年喝的也是苦水，拉了十五年的肚子。而所谓“甜水”，其实并不甜，只是淡水，要等到特别的贵客光临才能从城里拉来的，我们也才能沾点儿光。只有冬天，在河里破冰融水，才能得到“甜水”。不过，在莫高窟，我听说喝苦水并不坏，经常拉肚子虽然不大好受，但能起到排毒作用，上寺的易喇嘛活了九十多岁才走，就是证明。
在常老之前，曾有一些知名学者到过敦煌，第一个要算著名的考古学家陈万里了，是一九二五年为监视美国人华尔纳，北京学人推举他去的。国民政府监察院院长、国民党元老于右任一九四〇年也去过。以后还有考古学家夏鼐、向达、阎文儒，画家张大千、谢稚柳等，但他们都只是临时性的，少则一两个星期，多到几个月，张大千待的最久，也只有两年多，长期留下来的就只有常老了。
“你最喜欢敦煌哪一幅画？”
没想到，常老忽然给我出了这么一道考题。我想，这大概是“文革”以来他老头一回以这样一种口气与一位“革命群众”交谈罢。也说明他老对我的戒心已经大大放松了。
“第三窟，就是元代画工史小玉画的千手千眼观音。”我回答说，不知道说得对不对。
“算你有眼力。”常老夸奖起我来了：“好在哪里？”
“色彩统一，含蓄，不花，就那么淡淡的，以灰为主。还有就是线条，没得说了，劲如铁线，柔若绵丝，还特别准确，不能涂改，比油画难画多了。人物画的手指最难画得好，可它那么多手指，都不相同，却都那么好。”
“还有呢？”
“它不是画在白墙上的，底子就是沙灰，不用白灰皮，好像色彩都融进墙里头去了。”
“那叫‘湿壁画’，连外国都不多呢！中国几乎也就这么一座石窟留下来了。”
接着他给我讲起什么叫“湿壁画”来。那是一种不待壁面干透就开始作画的方法，没有白灰墙皮，只用沙灰打底，就那么湿洇洇的，使用水溶性的蛋彩，颜色渗进墙里，融合成一体，需要极高的技巧和胆量。常老说，这种画法在西方出现很早，公元前就有了，十四世纪文艺复兴时发展到顶峰，著名的作品都在意大利的教堂和宫殿里，早者如乔托、亚西西等人，后期最著名的是米开朗基罗为梵蒂冈西斯廷教堂画的天顶壁画《创世纪》，拉斐尔在梵蒂冈也画过。
元代后半段正是十四世纪前期，湿壁画从意大利传入中国，留下了第三窟。史小玉，我们叫“画工”，其实是不亚于乔托的大画家，了不得。
但西方后来发展了油画，使用油彩，油水不能兼容，不再能用湿壁法，湿壁画也就不再流行。敦煌壁画到元代已经衰落，可惜了，湿壁画在中国也没能流传开来。
常老侃侃而谈，已经完全沉迷在他自己的世界。对此时的他，除了艺术，似乎别的什么都没有了。
我一边听一边想，出来半个多月，常老暂时脱离了斗争会和不断写交代材料的屈辱环境，生活在亲情之中，现在的心情比在敦煌或酒泉明显好多了，话也多了，作为一个“个人”的常书鸿又复活了。马克思和恩格斯都强调每个人个性的充分发展，其实人的思想天天都在发展，但只有人自身的自我更新，这种发展才是自然的，可信的。用强迫的以至精神折磨和肉体摧残的方式硬要推行某一种“思想”，硬要所有的人都不再用脑子，由一个人代替所有人思想，这样的“思想改造”必定是反人性的。但当时这种“改造”正在由一些自称为世界最革命最马克思的人推行着，是真马克思主义吗？
但现实毕竟是现实，我还在琢磨，这三大件怎么才能平安带到而不被发现呢？
§五
又过了一整天，清晨，我们到了柳园。
从柳园到敦煌还有一百二十八公里，这时，已经有两班长途车，而且是轿车，我们还赶得上上午的一班。下了火车，不会有认识我们的人，好办。我把两个大包一前一后搭在肩上，中间连着一条嘉蓉准备好的宽带子。一手提着另外一个，肩上还斜挎着我自己的一个书包。常老也斜挎着一个随身书包，挟着枕头，拄着嘉蓉给他准备的手杖。我们两个，一老一小相扶着前行。好在不太远，两三百米吧，中间没有休息，到了汽车站。
中途常老不断地说，不行就休息一下吧！我说不用。我那时年青，刚刚三十，这么几十斤，不在话下。记得又过了几年，一次我从云南回兰州，也是这种方式，带了将近四十公斤的东西，也没怯过场。当然，现在是早就不行了。
在柳园汽车站，我们胡乱吃了一点。
到了敦煌，从汽车站往北到县招待所有三四百米，同样是这种方式，但中间休息了一次。招待所的人我都认识，所长也是朋友，不必避开他们。
关键是从招待所往东到研究所办事处大约一里多的一段有点犯难：一是绝对不能让所里人看到常老带回那么多东西；二是不能再由我来背，以避“敌我不分”之罪。连低等动物都有趋利避害的本能，这个道理不用多说。
我先到这段街上走了一个来回，还好，没见到所里一个人，所里的车还没进城。不会天天有车，但今天是周日，肯定会有，一般接近中午才会进城。我想出了一个办法，回到招待所对常老说，中午你自己买饭票，下午你休息一下，一个人回办事处吧！现在车还没来。东西你不要管了，我有办法，我就先走了。
我发现，他又回到了以前的状态，眼神直瞪瞪地，又没话了。
我把三个大旅行包分三次扛到这条街的东段距办事处只有一百多米大街路北的县文化馆。万一碰到所里的人，只扛一个包，会以为是我自己的，不惹眼。馆长荣恩奇跟我差不多大，老朋友了。三个包放到他那里，他连问都没问一句。
接近中午，估摸着所里的车已经到了，三个包被移到文化馆大门的门扇后面，藏着。我在门口张望。不一会，段文杰从东面过来了，走在街对面，我喊道：“老段，过来！”他顺从地过来，我递给他一个包：“把这个提到车上放好。”他二话没问，提过包乖乖地回头走了。第二位是孙儒，第三位是李贞伯，都如法炮制，全都二话没问。
原来他们全都是“牛鬼蛇神”。他们的信息不灵，不知道我的底气其实不足，反正“不该问的就不问”，任何一个“革命群众”都可以命令他们，何况他们原就知道在“文革”初期我已经表现出来的“不怕鬼”的“气魄”了呢！我猜想，大概直到今天，他们还以为那只是我的包，而且只有一个呢！不过李贞伯先生已经过世了。孙儒先生全家和段文杰先生夫妇以后吃了很多苦，在外面颠沛了三四年，落实政策以后才重回所里。
下午，我看到常老拄着手杖踽踽地朝着办事处的方向走过去了。
到了黄昏，车要回去了，我发现李承仙并没来。在兰州出发前我给革委会发过电报，通知我们哪天到，提到要李承仙来接的。显然那些老左根本没把这当做一回事，没通知李承仙。
常老一个人在办事处一个角落里枯坐着，我看没人，悄悄嘱咐他说：“回去以后，直接回屋去，不要管包。记着，叫李承仙下半夜到车库正对面最大的大杨树下面的沟里来提包。”后一句还重复了一遍。常老偏着头仔细听着，轻轻点了下头。
这次开来的是卡车，我把常老领到副驾驶座，对司机傅吉庆说：“常书鸿腰伤没治好，让他坐在这里。”我自己跳到车上，找到那三个包，归拢到一起，坐在旁边的坐板上。大家忽隆隆上车，谁也没注意到。一路上我闭目养神，“静如处子”，按现在的话说，就是尽量“低调”。
经过二十六公里路程，到了所里已是黑夜，没有灯，可以说伸手不见五指，手电光下，大家又忽隆隆下车，各走各路，全散光了。我看到常老也拄着手杖头也不回地走了，似乎有人用手电筒给他老照着路。傅吉庆在敲打着什么，没顾上我。我故意慢腾腾地落在最后，趁黑把包一个个搬到大杨树下的沟里，略掩了掩，也回屋了。
在屋里，听到“九层楼”上的铁马仍在叮咚作响，更衬出这世界真的是安静极了，仿佛什么事也没有发生。
第二天一大早，第一件事就是到大杨树下面去看：三个包都没了。这天，李承仙老朝我望，趁没人，偷偷点了好几次头，知道她也顺利“得手”了。我们成功完成了一件“地下工作”，干得漂亮。好几天，我暗自得意极了。我设想，当年的老左们如果现在读到这一段，一定要懊恼死了，怎么竟让这么个小小的萧某人耍了一把呢？失去了一个多么好的“建功立业”的机会啊！
几年以后，李承仙对我说：“那天晚上我把‘老鬼’骂死了。想想也后怕，多危险哪！要不是你，当场就会敲钟集合，狠抓阶级斗争新动向，开他的斗争会，现场展览，说是还要过资产阶级腐朽生活，可怎么得了哇！会把‘老鬼’打死的呀！”又说：“不过那些东西可真救了我们，总算不错，‘老鬼’全靠它挺过来了。”
我说：“我也会被当场揪出来的。”
但老左们并没有放松对我的怀疑。一次斗争会上，何山就追问常老在兰州进行过什么“黑串联”，还特别问到“去没去过外文书店？”常老抵死不认。但小和告诉过我，常老是去过的，还和她讲了几句话，买了一本法语版《毛主席语录》。我本不愿意在这里说，后来才知道，这件事是有人告密，何山才风闻的。但没产生什么后果，那位告密人士，也就不必再说了。
“九层楼”的铁马至今仍在鸣响，上千年了，可能从来就没有停止过，见证着人间的一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