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意人民的友谊
张至善
尽管天降好运不常有，但是每当回想起与一位意大利学者关于一项重要文化遗产的通信往来以及最后出乎意料的收获，仍让我欣喜满怀，并感到非常幸运。
这项遗产就是一本介绍16世纪早期中国社会情况的书籍——《中国纪行》（Khatay Nameh），由阿里·阿克巴尔（Ali Akbar）于1516年创作。该书最初以波斯文写成，后被译为土耳其语，在伊斯兰世界十分闻名。欧洲学者直到19世纪下半叶方才认识此书，并欣喜地发现该书极其珍贵且相当有趣，堪比《马可·波罗游记》甚至更胜之。几十年来，知识渊博的东方学者们曾尝试把此书译成欧洲语言，但都没能够成功完成。到目前为止，这部介绍中国的重要伊斯兰书籍资料仍只有波斯语和土耳其语版本。因此，大众读者无缘欣赏到该书生动有趣的内容。
那么，我作为一名物理电子学教授，这本历史著作与我有何关系呢？与意大利学者又有着怎样的关系呢？事实上，有着很密切的关系。说来话长，这要从半个世纪以前说起，与我的家庭学术传统有关。
首先，我机缘巧合地生在一个对马可·波罗和《马可·波罗游记》知之甚广的家庭。小时候，父亲常常在餐桌上讲述马可·波罗的故事，我们很钦佩像马可·波罗以及其他伟大的意大利古代探险家和发现者（如克里斯多佛·哥伦布）的伟大事迹以及超凡勇气。因此，在我的潜意识里，我对这类历史记载特别关注。而对我影响更深的，则是我父亲作为一位自学成才的历史学家的亲身经历。
我生于1926年，当年正好是我的父亲张星烺先生职业生涯完全转变的一年，他从一位化学家转行成为一位研究东西方关系的历史学家，后来获得了相当高的声望。通过利用化学家职业的空闲时间对“中国和西方关系史”这个课题进行系统的研究并做大量的工作，他终于成功完成了这个非同寻常的职业转变。
父亲从注释性翻译亨利·玉尔（Henry Yule）所译的《马可·波罗游记》（戈耳迭（Cordier）修订，分三卷）开始着手，并由此萌发出巨大的兴趣。此时是1910年初，他还是柏林大学一名研究生。回到中国后，他花了12年的时间来完成此书全部的翻译工作，并于1924年出版了“序言”部分，1929年出版了正文的第一卷，均为附注解版。这也是学术著作《马可·波罗游记》首次引入中国。遗憾的是，由于当时资金短缺，余下的译作未能出版。
接下来，他创作了系列书籍——《中西交通史料汇编》（共六卷），内容涵盖了从中东、欧洲到非洲以及印度的广大地区，跨越了从史前传说到明朝的漫长历史时期。该系列书籍于1930年由北平天主教辅仁大学作为第一部出版物出版。他从北平辅仁大学创立伊始就任该校的教授和历史系主任，直至1951年去世。
除上述早期著作外，张星烺先生还对马可·波罗进行了深入研究。1931年，他出版了有关马可·波罗的专著，并随即创作了最新《马可·波罗游记》意大利文抄本Z版本（拜内戴拖（Luigi Pasquale Benedetto）教授修订）的中文译本。此版本是基于在米兰市安布罗斯图书馆（Ambrosian Library）发现的手稿译成的，尔后于1931年被奥尔多·里齐（Aldo Ricci）译为英文版。张星烺先生的中文译本共包含四本书，1934年出版。
除《马可·波罗游记》外，张星烺先生对古罗马或意大利不同时期的使节、传教士和旅行者也做了大量的相关研究。同时，他亦特别关注马可·波罗对后世的影响。例如，在哥伦布第一次航海寻找新世界之前，托斯卡耐里（Toscanelli）和哥伦布之间曾有书信往来，张先生是第一个翻译这些书信的中国人，并且将这些资料编辑放入他的书中，作为马可·波罗对哥伦布的影响的证据。张星烺先生同时对古意大利和中国的关系史特别感兴趣，他书籍的第一卷就是有关中欧关系的历史，其中又以中意（罗马）关系为主。
张星烺先生是《华裔学志》（Monumenta Serica）的共同编者之一。《华裔学志》是一本欧洲汉学杂志，1935年在北平创刊，至今仍活跃在世界舞台。1937年，他的事业达到了顶峰。然而，突如其来的日本侵略战争使他被迫搁笔。这期间，学术氛围被一扫而空，他也无法获得文献素材，甚至连日常生活供应都成问题。他不得不过着简陋而困顿的生活，健康状况每况愈下。然而他从未放弃寻找新的素材来充实他的书籍，并精进学术知识。
在这期间，他因为战争的爆发留下了一项未能完成的重要工作。这就是上述简介中国的波斯古籍《中国纪行》的中文翻译和注释工作。这项工作是通过与波恩大学著名的保尔·卡莱（Paul Kahle）教授通过书信的方式合作进行的。保尔·卡莱教授把《中国纪行》视为《马可·波罗游记》第二，并希望先由中国历史学家进行注解，再出版自己的德文或英文版本。他们二人之间的合作始于1934年，中断于1938年。当时卡莱教授逃往伦敦避难，而中国华北亦已沦陷。因此他们的工作也被搁置，从此再无从继续。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张星烺先生劫后余生，健康状况深受影响，很难再继续开展广泛的研究工作。而卡莱教授也未能够继续此工作。从此，他们的共同努力付之东流，从世界上“消失”了。
近半个世纪悄然流逝。1982年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在一本旧的《中国地理杂志》上留意到一篇文章，这便是我父亲于1936年撰写的《中国纪行》简介。上面清楚地记载着当时他与卡莱教授的合作仍在进行。谁曾料到，这是有关他最钟爱的研究题材的第一篇也是最后一篇论文。
我为他们的遭遇深感难过，并决定寻找世界上是否有他们遗留下来的工作成果。我找回国内图书馆的所有相关资料，但一无所获。我的一位朋友帮助我在美国国会图书馆里进行查找，也证实卡莱教授未曾出版任何有关《中国纪行》的资料。我父亲的同辈人中尚健在的几位前辈亦对此一无所知。最后，我冒昧地向波恩大学的“东方研究所”去信了解卡莱教授著作的情况。很快，我收到了一位德国教授斯克特泽格尔（Schützinger）歉意的回信，他说在东方研究所和波恩大学的图书馆里并未找到该研究所创始人卡莱教授留下的任何手稿。但是他承诺将会联系卡莱教授的家人，看看在他的遗物中是否留有任何手稿。
几周后，我收到了上次那位教授的第二封回信，他从卡莱教授的儿子那里了解到一个令人振奋的消息，保尔·卡莱教授的所有书籍和手稿都捐赠给了都灵大学的“东方学研究所”，现在由负责都灵大学卡莱藏书室的米舍利·瓦拉多博士（Dott.Michele Vallaro）保管。
读罢这封信，希望之光在我眼前涌现，拜读这些著作的强烈愿望从心底里勃发而出。在一个阳光明媚的春日，正当我考虑再次冒昧地向都灵大学直接去信的时候，我意外地收到了一封来自瓦拉多博士的来信。他告诉我，当得知一位中国朋友对卡莱教授的手稿感兴趣后，他立即开始寻找，并在不同的卷宗里地找到了这些手稿，它们都保存完好。他同时告诉了我这些手稿的情况和数量，并表示愿意提供给我随意使用。读完这封信的时候，我兴奋得不能自已，像个孩子一样大喊“找到了”！
能够发掘这个人类文化成果的秘宝，的确可以称之为一个“历史事件”或“世界纪录”。半个世纪对于历史学家或考古学家来说不值一提。但对于开展一项研究工作的个人来说，五十年的时间事关生死和成败。如果没有发现这个宝藏，也许又得花上半个世纪的时间来等待偶然机遇的出现。人类文化在历史的长河里几经沉浮，谁又知道究竟有多少宝贵的思想和未竟的作品已经随着世界上伟大学者们的离世而消失无踪了？
尽管瓦拉多博士与我素昧平生，而他对于文化遗产，特别是与中国有关的文化遗产表现出了强烈的责任感，这让我深受感动。我想我应该可以利用闲暇时间继续开展这项未尽的工作，尽管我以前对于这个课题一无所知。这样，或许也能减轻我的伤感，并对我们的文化知识做点儿贡献。因此，在第一封写给瓦拉多博士的信中，我向他介绍了我自己并说明了意图，就我所了解的情况附上了《中国纪行》的内容简介，并强调了卡莱教授曾给予高度评价的这本古老著作的重要意义。但我暂时只能表达自己的意图，还需等到我获得一些外币方可向其索要手稿的复印件，而当时我并不知道从何获得外币。当得知这些相关资料的价值，并了解到我将在困窘的条件下独自开展这项工作时，瓦拉多博士热心地表示他愿意将复印本免费赠予我，作为意中人民友谊的见证，同时也为我父亲的著作做点儿贡献。1983年末，在进行了仔细和具体的安排后，手稿的复印件以及卡莱教授和我父亲之间的许多信件现在终于到了我手中。从我寄出第一封询问信到这些资料摆放在我的案头，一共经历了15个月的时间。虽然在这个计算机和人造卫星时代，这样的进展速度并不算快。但我觉得这对于我以及这个世界的普通人来说简直就像一个奇迹。两个来自不同国度、不同体制的人，相隔万里、素昧平生，是如何能够仅仅通过几封文字的通信而相互理解的呢？这在别的地方也会发生吗？我想，至少在这个充斥着势利和经济利益的世界里，是不常发生的。我觉得这只可能理解为意大利人民对中国和中国历史的特别感情、传统的友谊以及敬意。意大利人民必然曾认为中国是一个非常遥远、神秘但又友好的国度。瓦拉多博士在一封早期的来信中写道：“发现自己有一位来自遥远中国的朋友，是一件令人愉悦的事”，在信的末尾，他又写道：“向你和你那历史悠久、地大物博的国家致以我最美好的祝愿。”
获得这些资料后，我立即开始着手研究和翻译内容，收集其他相关文献，做出注释，并最终编译了《中国纪行及其国际研究》一书。该书在1987年前后出版。
在我编译该书期间一直好运不断。约瑟夫·尼达姆（Joseph Needham）博士和季羡林教授为我写了振奋人心的序言；德黑兰大学的伊朗·阿夫沙尔（Iraj Afshar）教授将一份新波斯语版的《中国纪行》发给了我；东京外国语学院的羽田（Haneda）教授大度地向我介绍了日本研究员关于同一课题的一些重要资料。几乎所有这些外国友人都是通过偶然的机会结识的。我常常在想该如何向这些曾给予我极大鼓励和实质性帮助的朋友们表达我由来已久的感激之情，特别是对瓦拉多博士，我更是深怀感激。是他给予了这项工作新的希望！他无私的帮助让我增强了继续工作的动力和信心，减轻了我对父亲和卡莱教授的愧疚之情。现在，我带着万分愉悦的心情，信心十足地把英文译本的工作继续下去，使这本著作能早日与我在西方国家和日本的朋友们见面，或许能对这些海外友人表达些许迟来的感恩。
另外一次机会出现在1986年，我当时作为中国的负责人为联合国计划开发署工作。有一次，我和中国政府的官员一起参加了一个由开发署代表招待的宴会，宴会上我认识了开发署一个叫保罗·萨巴蒂尼的官员，之前我们只通过电话，没有见过面。我和他聊了一会，和他讲了我的故事，也知道了他是个意大利人。就像我预计的那样，他对我的故事表示出了极大的兴趣，还鼓励我继续进一步地在中国推广意大利文化的计划。我立刻接受了他的建议，因为我当时正考虑着如果有足够的资料，我计划写一本关于哥伦布以及20世纪哥伦布研究的书。
当时整个大中国还没有一个中国人写过关于哥伦布的书，所以当时我希望为广大的中国读者，尤其是当年正值新大陆的发现者——这个为全人类造福的意大利人——的五百年纪念，写一本严谨的科学的书。我的这个想法一开始来自于我的家庭，然后我周围的意大利朋友鼓励我坚持下去。
有了想法就会转化为实际的行动，这样的行动将进一步推动我热爱和尊重的中意人民的友谊。
中意友谊长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