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经济刺激方案最好互换
尽管表述不同，中国领导层事实上提出了一个中国版脱钩的预言：中国经济应该实现率先复苏。也就是说，经济要领先美国等西方国家出现好转。近期的数据和市场情绪已经显示了这种苗头。与中国陆续见底的先行指标相反，美国房市就业等数据仍在下降。对比中国很可能保住的8%，我们可以暂时忘记正在苦苦挣扎的美国。
之所以有必要忘却美国，是因为美联储给出这个悲观估计时，已经考虑到了政府刚刚推出，以及将来可能继续推出的大规模刺激经济和稳定金融的方案。经过漫长的讨论修订程序，奥巴马政府的经济刺激方案已丧失了提振市场的效力，并被预期充分考量。
虽然不少人看好美国政府层出不穷的财政金融救助创新方案以及稳定房市的针对性举措，并认为它们正越来越接近问题的核心，但这不会改变美国经济衰退的命运。没有这些新政，美国的衰退会更严重，持续时间会更长，但这不意味着有了它就能消除衰退。
其中的关键点在于，奥巴马看似宏大的经济刺激方案，事实上还是过于渺小。这一点在同罗斯福新政的比较中显而易见。
罗斯福新政的实施使得政府支出急剧上升，从1916年的不到7亿美元增加至1936年的90亿美元，占GNP的10.2%。美国政府财政负债上升至前所未有的水平，从1932年占GNP16%上升至33.6%，其后又超过了40%，这一水平一直维持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
从支出规模占财政收入的比重看，奥巴马方案的支出占2008年财政收入的1/3，但罗斯福新政的支出则占当时政府收入的165%，5倍于奥巴马方案占财政收入的比重。
从支出规模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看，奥巴马方案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将近6%，而1933年罗斯福设立的公共工程署支出33亿美元，便已经占到当时国内生产总值的6%。此外，新政第二阶段中的工程振兴署雇佣了200万个家庭，支出48.8亿元更占到1935年国内生产总值的6.7%。这两项开支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已是奥巴马方案的两倍。
从就业效应上看，1933—1935年约有250万人参与了国民资源保护队（CCC）的计划，接受教育或找到工作；市政工程署（CWA）至1934年通过建造公路、学校和机场创造了400万个工作岗位。这些项目对失业及家庭的救济及创造就业工程的覆盖率在1941年达到93%。奥巴马方案根本无法与之相比。
经济刺激方案无法阻止美国经济进入一段时期的衰退。当前的衰退尚没有达到大萧条时的程度（1929—1933年，美国失业率从4%上升到25%，国内生产总值下降了1/3），同时奥巴马方案的力度也比76年前弱得多。即便将刺激方案效果考虑在内，美国经济仍然要经历一段明显的衰退期。未来两年的就业形势也不容乐观。自2007年12月经济高峰以来，美国的就业人数已减少了260万人。如果没有经济刺激计划，将还有300万～400万人失业，这意味着总共至少有600万人左右的新增失业。在这种情况下，旨在创造或保住350万人就业的经济刺激方案无力迅速恢复到充分就业。到2009年底，失业率预计为8.5%～8.8%，到2010年末，失业率仍将达7%～8%。从这个意义上说，经济刺激方案还不足以熨平经济周期。
正是基于这样的比较，200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克鲁格曼多次建议，美国政府应该将刺激规模扩大到现在的两倍以上。
忘却美国是因为我们还无法指望美国的消费者能够继续购买大量中国商品。虽然中国等顺差国仍在购买美国国债，但美国的金融产品已经失去市场，国际资金的回流也就丧失了一个关键渠道，美国家庭自然再也无力透支消费下去。
最近在接受采访时，斯蒂芬·罗奇认为中国同样会遇上大麻烦。他认为，没有一个国家能够免于这次自20世纪30年代以来最严重的金融危机的影响，包括中国这个长期保持高适应力的经济体。有着“末日博士”之称的鲁比尼教授对中国也持类似悲观观点。罗奇和鲁比尼在一定程度上当然是对的。中国当前的经济增长率已经从最高峰时的13%下降到7%以下，跌幅接近一半。
问题在于，既然中国生产并借钱给美国消费的模式已经难以为继，我们就更应该忘却美国，而更多地依赖自给自足。
考虑到经济总量规模的差距，中国刺激的力度要远大于美国。如果把地方政府庞大的投资计划计算在内，美国政府就更是难以企及。这是我们可以不顾美国率先复苏的重要支撑力量。从理论上说，绝大多数政府刺激措施都会面临低效率问题，但在危机时刻，凯恩斯主义注定会成为我们的救命稻草。只要政府能够调动起足够的资源，经济就能避免深度衰退。在这一点上，中国拥有显而易见的比较优势。这也是让我们可以忘记美国衰退，保持经济适度增长的底气来源。
中国经济过去从美国学到了很多，现在老师出了问题，但没有必要惊慌失措。至少在当前应对危机措施的力度和时效性方面，中国走在了美国的前面。面对危机，中国的选择首先是救经济，而不是简单地救机构或救市场。美国花了很长时间，才将刺激经济提到议事日程上来。
不难看到，在刺激方案的细节方面，中美还是存在相互学习的空间。
在美国接近8000亿美元的刺激总额中，只有四成左右的资金用在了基础设施建设等投资上，除了大规模减税，还有大量资金被用在转移支付、公共卫生、社会救济以及信息技术等方面。减税是在试图维持美国鼓励消费的经济模式，从长期来看是有问题的，而列在转移支付中的大量开支，则是为了确保这个方案能够顺利通过。为了赢得选票，用于投资的规模一再缩小，这抑制了刺激方案本来应该发挥的效力。
投资对经济的拉动力总是大于减税和转移支付。在美国，家庭的消费率很高，这意味着投资乘数会相当大，所以增加投资和公共工程的投入才是美国刺激方案的重点。
我国经济刺激政策的短期效应会远大于美国，有望保障我国经济实现率先复苏。首先，在总量上，考虑到经济总量规模差距，中央4万亿元投资的力度要远大于美国。如果把地方政府庞大的投资计划计算在内，美国方案更是难以企及。其次，在结构上，我国的刺激措施主要以投资和产业振兴为主线，短期效果较为显著。最后，在时效性上，中国首先实施的就是救经济，提前美国3个多月出台一系列刺激经济的措施。当美国的经济刺激方案还在国会反复论证时，我国已经审批并启动了一系列建设项目，拉动效应也开始显效。
美国的刺激方案可能更适用于中国，而中国的方案则更适用于美国。中国从上到下，对投资的热情高涨，但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领域却没有争取到必要的发展资金。这一点在过去长期存在，也是当前刺激方案给人的突出印象。众所周知，中国经济模式问题在于投资相对消费过多。政府应该将资源更多地下放到家庭，提高居民收入，改善社会保障，就像美国的刺激计划那样。
尽管如此，考察美国的经济刺激方案还是能为国内政策带来若干有益启示。其一，应注意刺激政策的长短期目标相结合。美国方案短期效果较弱的一个原因是，它没有把短期经济反弹当作唯一目标，它还试图重建国民经济长期发展的基础。在这种导向下，只有不到1/5的资金被用于基础设施建设，大量的资金被投入到减税、教育、卫生、再生能源、环境、对弱势群体的转移支付等项目上。如果美国的刺激方案把更多的资金用在投资上，今年和明年的经济会有更好的表现。从这个角度，我国的刺激政策在把保增长作为重心的同时，也应该强化从中长期考量政策的设计。
其二，应将刺激总量与结构调整相结合。美国的刺激方案把增加消费放在重要位置，并在教育卫生等领域投入巨大。长期以来，与基础设施投资相比，我国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领域没有争取到必要的发展资金，家庭消费积弱不振。在以投资和产业振兴为主线的刺激政策出台之后，旨在优化经济结构的政策应加快推出。
其三，应注意将刺激增长与增加就业相结合。美国刺激方案的短期目标是以增加就业为导向，而中国明确提出的是保增长。如果经济增长和就业增加不完全一致，对经济结构的影响也不尽相同。我国的刺激政策应更加注重就业效应。
其四，应更多考虑弱势群体的利益。美国方案对企业的减税对象主要是中小企业；同时，将减税分解之后，对弱势群体的转移支付占据了支出总额的最大比重。中国在促进中小企业发展和提高社会保障也有较大的努力空间。
其五，应兼顾地方财政的承受力。美国方案对地方政府的财政救助占到了相当大的比重。我国的投资计划对地方配套资金作出了明确要求，此外地方还申报了庞大的投资计划，这将对本来就相当紧张的地方财力进一步造成压力，或将产生诸多负面影响。为配合刺激政策的实施，可考虑加大中央向地方转移支付的力度、调整分税制尤其是省级以下分税制的设置，并考虑建立地方发债的长效机制。
其六，应注意增加刺激政策的透明度。经过反复讨论，美国的刺激方案相当明细，所能达到的目标也经过充分评估，每笔支出的时间和去向将及时公开。同样，增加透明度也将提升我国刺激政策的执行效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