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梁实秋的新人文主义文学观
把梁实秋的文学理论观点概括成新人文主义文学观主要是从其理论观点的形成来说的。梁实秋是著名的文学批评家和学者，要概括他的文学理论观点有一定难度。因为他的文学思想不是通过概念明确、论点鲜明、逻辑严谨和体系完整的文学理论专著来阐明的，而是散见于各篇文学批评文章和学术论文中。而这些单篇的批评文章，受研究对象、研究角度等的制约，讨论问题的层次不一，因而其具体观点虽然深刻但异常复杂，只是具有了一个潜在的文学理论体系，支撑着梁实秋具体的文学批评实践，要对其进行把握需要研究者进一步的理论加工。
总的来看，梁实秋的文学观极力彰显了理性的规约精神和坚持了精英化诉求。他认为文学的基本原则是理性的节制，重视文学表现中以人性为依据的理性选择和文学风格的纯正、和谐与适当。这表明，他在新文学创立初期标举的是与当时文坛盛行的、以非理性为内在精神根据的浪漫主义文学思潮大异其趣的理性主义文学观。概括地说，这主要表现为，梁实秋的文学观充满了形上之思，具有较为深层的哲学关怀和超越性追求。具体来说，这种哲学关怀与超越性追求主要表现为：推崇文学应表现人的本质的形上维度，强调文学的伦理取向与精神提升，重视文学的纯粹性、坚守文学活动的精英化品格等等。
1.表现永恒人性的形而上诉求
梁实秋作为一个有真正理论追求的学者，他在建构自己的文学观之初，首先对文学的本质有深度的求索和沉思。他认为文学所追求的应是对人性的永久表现和关怀，也就是说表现人性是梁实秋最本真的文学理想和文学追求。他曾多次对自己的这种文学理想进行表述。在《文学的纪律》中他明确提出：“文学的目的是在借宇宙自然人生之种种的现象来表示出普遍固定之人性，而此人性并不是存在什么高山深谷里面，所以我们正不必像探险者一般的东求西搜。这人生的精髓就在我们的心里，纯正的人性在理性的生活里就可以实现。”【13】他认为：“文学家处在森罗万象的宇宙中间，并不因获得一鳞半爪的材料便沾沾自喜，他要沉静的体会那普遍的固定的人性。”【14】文学创作要紧紧围绕一个中心，即唯人性的马首是瞻，“文学发于人性，基于人性，亦止于人性”【15】。总之，在梁实秋看来，表现人性应是文学的本质追求，文学的魅力和价值就在于对人性的表现。“文学的精髓在其对于人性之描写？？文学的任务即在于表现人性，使读者能以深刻的了解人生之意义。文学作品以一时间一地点之特殊生活为对象者，其感动人之力量便有时间地点之限制，文学作品以基本的普遍的人性为对象者，其感动人的力里，便是永久普遍的。”【16】
需要指出的是，梁实秋并非只重文学对普遍的人性的表现，而反对表现文学的时代性与阶级性。仔细阅读梁实秋关于永恒人性问题与鲁迅等人的论争，可以发现，梁实秋并非绝对反对文学反映时代性与阶级性，而是强调文学不应在注重反映时代性与阶级性的时候而忘记了文学表现人性的根本追求。正如他在《诗与诗人》中指出的那样：“诗人的作品，除了它的时代性，还有永久性。”【17】对于文学与阶级性的关系，梁实秋亦不绝对排斥，只不过他反对将文学的阶级性特征夸大化和绝对化。他曾说：“文学不能摆脱掉它的环境的各种影响，这道理我们相当的承认。”但是他接着指出，单是阶级性并不能确定作品的全部价值，也不能当作衡量一部作品的主要标准，如果那样，“批评的范围是很狭隘的了”。同时他也认为没有任何作品没有时代色彩，但他不提倡文学紧跟时代，而是认为文学应能超越时代，应时常走在时代前面，成为“对现实的批评”，真正成为一种文化先锋。总之，他认为，“阶级性只是表面现象。文学的精髓是人性描写。人性与阶级性可以同时并存的，但是我们要认清这轻重表面之别”【18】。因此，梁实秋对文学的时代性与阶级性的表述清晰而不乏合理之处，至少是在理论话语方面他的看法是比较辩证的。以往对梁实秋的批评中不可否认地存在着取向的偏颇和观点的偏至之处。
尽管对于何为人性，梁实秋并未作过专门而细致的论析阐述，只是行文中偶尔谈及。总的来看，他非常注重人兽之别，强调人性的理性内涵。他说：“所谓人性，究何所指？圆颅方趾皆谓之人，人人皆有人性。？？人虽然有若干的兽性，还有不同于兽性者在。高贵的野蛮人其实不见得怎样高贵，在纯自然境界中的人比禽兽高贵不了多少。人在超自然境界的时候，运用理智与毅力控制他的本能与情感，这才显露人性的光辉。”【19】梁启超强调人的理性力量，说明他重视的是人性的超越性特点——人之所以为人，正在于人已从纯自然界分化出来，人有情感与理智，能够超越于受本能控制的蒙昧状态，能够思想和反思，能够创造和超越，这种超越不仅针对外界，同时还包括人类自我。人应该是理智和道德的存在物，这正是“人性的光辉”和本质规定性所在。应该说，梁氏的人性表述是富有哲理深度的。另外，综合梁实秋有关人性的其他论述，也可以看出他强调人性的常态性，特别是强调人性的永恒性，也明显表现出对人的理性超越能力的关注。总之，他所强调文学对于人性普遍性的追求，对文学的本质有形上之思，这一点使他的文学观亦具有了一种超越性的意义指向。尽管他的文艺观在产生之初以至后来很长一段时期都无法成为主流，不被接受，甚至被视为反动的，但即使在他那个时代，他要求重视民族文化遗产，主张从传统中吸取有价值的文化资源发展文化，试图借助文学的力量，弥合动荡社会中的裂痕，建构人间和谐社会的理想，都有一定的思想价值，值得重视。
2.强调文学的伦理维度，重视其精神提升功能
梁实秋的人性论文学观，给予伦理即善以极大的关注。在梁实秋看来，伦理即善的维度在文学中占有重要甚至可以说是首要位置。他说：“如果以真美善为艺术的最高境界，文学当是最注重‘善’。”【20】通过把对善的表现看成是艺术、文学的最高境界，梁实秋的人性论文学重视人的理性得到了具体的落实。值得关注的是，梁实秋将善这一范畴表述为“伦理”或“道德”两个词语。但从其早年文论中，梁实秋更看重的是“伦理”而不是“道德”，从其具体行文看，有时尽管也使用“道德”一词，却也强调的是其伦理之意义。他对伦理与道德两个概念曾作了具体区分。在《王尔德的唯美主义》一文中，梁实秋指出王尔德在其艺术评论里将伦理与道德两种事物混为一谈。他认为：“伦理的标准与道德的教训是两件事。？？文学究竟应不应该纯粹是为享乐，抑是应有伦理的价值，这是一件事。文学应不应含有一种道德的教训，这是另一个问题。”【21】
梁实秋之所以看重伦理维度之于文学的重要性，主要是因为，他认为“伦理的乃是人性的本质”【22】，“伦理学亦即是人生的哲学”，而“应该”两个字，是“伦理学的中心问题”【23】。梁实秋所界定的文学中的伦理指的就是文学描写者的态度，创作者对所写物象所取的态度和价值判断。在他看来，如果说文学的本质追求应是对人生、人性的表现，那么伦理亦即是作者对人生价值与意义的建构和追求。因此，梁实秋所说的文学的伦理之维并非通常所说的善的范畴和伦理的涵义，这里的伦理不仅包括对人生、人性的客观认识，即与他所谓的理性一词有一种意义上的融贯性，正如他在对人性一词概括时将理性、情感、伦理道德观念等尽收笔底那样，“人有理性，人有较高尚的情感，人有较严肃的道德观念，这便全是我所谓的人性”【24】。同时梁实秋的伦理之维亦包容着对文学的精神性内涵的注重与强调。他主张：“文学里不只表现情感，也要表现一点思想的。”正因为如此，他非常认同他所尊崇的西方思想家托马斯·卡莱尔（梁实秋译为喀赖尔）的见解：“诗人不是耽溺于耳目声色的美感，而是负有一种极大的精神使命。诗便是真理的写照。”【25】为此，他才有这样的断言：“粗糙的字句包含着有力量的思想，比绮丽的字句而没有重要意义，还要好些？？有思想做中心的作品，才是有骨头的有筋络的作品，才能动人。”【26】梁实秋认为，使文学具有“固定的永久的价值”正在于文学的思想性和精神性。
总之，可以说，梁实秋所标举的文学的伦理维度并不仅止于人们通常所理解的善的层面，他更注重的是通过文学的启迪来达到阅读后心灵的净化，通过文学作品所昭示的对人性、人生富有深度的探索和表现，以及对思想和意义的追求来达到精神的提升，这正是文学所负有的“精神使命”。因此，梁实秋对文学的伦理性价值的强调并未止于传统的讽喻劝世；由于受到西方文化精神的影响，他更注重的是伦理之维的精神性的追求和超越性的指向，这种语义之下的伦理不仅超越了中西方对伦理即善的传统阐释，而且也对伦理尤其是文学的伦理意蕴形成了一种纵深延展，也为文学的伦理性问题敞开一种新的意义路径，开拓了新的内涵空间，其创新意义不容忽视，只可惜这个问题以往的研究并未给予重视。
梁实秋对文学的伦理意蕴的新颖表述不仅在当时具有创新性，使文学的伦理性一词从陈腐的语境中脱颖而出，而且对探索文学与伦理道德的关系，伦理道德之于文学的意义亦有借鉴和启示。我们无法否认，人不仅是情感与欲望的存在物，还是伦理的存在物。“文学是人学”，因此文学的伦理道德维度任何时候都无法抹杀或从文学中完全剥离。文学可以成为反对陈旧腐化的伦理道德的先锋，但不能因此而走向伦理道德的虚无。梁实秋将文学伦理性与理性、节制等古典精神交融整合从而生成他对文学本质的超越性追求，对于当下的文学研究亦有重要的警示意义。
3.人生与文学的统一
梁实秋认为，文学是对人性的表现。但人性又不是抽象的，而是在现实人生琐碎芜杂的日常实践中表现中出来的永恒存在物。所以他的人性论文学观，又包含着强调文学与人生相统一的内容。具体地说，梁实秋的人生论文学观重视文学相对于实用功利，特别是政治、革命功利的独立性、超越性，重视其特有的认识人生、把握人性的严肃意义。梁实秋对以文学为革命的工具、为政治的宣传极表反感，他认为这样就丧失了文学的立场。他说：“我们不反对任谁利用文学作工具，但是我们不愿任谁武断地说只有如此方是文学。”他强调：“文学的精髓在其对于人性之描写？？文学的任务即在于表现人性，使读者能以深刻的了解人生之意义。”【27】可见，梁实秋主张文艺为人生有一个前提，那就是强调文学的独立性、超越性，认为只有在此基础上才能发挥它有益于人生——表现人性、改造人性的作用。
其次，梁实秋的人生论文学观，对文学关注现实持有限的肯定。实际上，梁实秋更关心文学的永恒价值，但他同时并不否认文学应当关注现实。在他这一主张中间其实是有内在的思想矛盾的。事实上，他也是轻视反映当下现实的作品的，如说“文学不能救国，更不能御侮”【28】。救国与御侮是时代的主题，不能救国、御侮，又如何体现其与现实的联系？所以，梁实秋实际上只是有限度地肯定了文学对现实的关注。应该说，只是因为人的永恒人性、理性需要在人生现实中表现出来，他才不得不肯定了文学对现实的关注。自然，我们不能完全否定梁实秋的这一看法，他所指出的文学表现人性，对人的现实人生也不是全无价值的。
最后，梁实秋认定文学活动是属于少数人的活动。梁实秋先生终其一生都怀有作为知识者的优越感，他接受的是文化传统中的精英思想，轻视乃至罔顾大众的审美需要，这反映在文学观念上就是他的精英主义文学观。梁先生认为，只有少数文化精英才能深刻地认识人生，意识到永恒的人性，而文学的目的和意义，在他看来就是要认识人生、人性的。他指出，文学从来“不是大多数的”，“伟大的文学者，必先不为群众的胃口所囿，超出时代的喧豗，然后才能产生冷静的审慎的严重的作品”【29】。梁实秋先生不仅在文学创作上持精英甚至是天才观念，在文学批评方面也是如此。他说：“真正能鉴赏文学，也是一种很稀有的幸福。”【30】他推崇卡莱尔的观点，即认为“真理不是人人能得随便窥探的”，“只有文学批评家的批评才是批评的正宗，批评家的意见无论其与民众的品味是相合或相反，总是那一时代的最精到的见解”【31】。梁实秋对文学事业的精英性诉求虽有排斥甚至贬低民众的行止，但他所捍卫的是文学的纯粹性和超越性的定位与追求。自然，这一观念也影响了对文学与现实人生的联系的真正揭示。
总之，梁实秋作为大文学批评家，他在文学理论方面始终坚守着具有超越性特质的文学观与文学批评观，始终没有放弃文学的经典化的理想和追求。虽然他的理论和见解并非完美无缺，颠扑不破，但其中的真知灼见不乏经典性意味，至今仍具有重要的启示性意义。自然，在肯定梁实秋文学观的超越性追求所具有的深度意义的同时，我们也应看到，像所有的理性主义者那样，他也没有挣脱、超越理性主义思维模式的深层而致命的局限，即二元对立或二元论模式。他的文艺观在诸如浪漫与古典、美与丑、悲剧与喜剧、个性与普遍性、民众与天才等范畴与对象上，显现出保守与刻板的思维理路，以致常常在所论之事上留下硬性切割的痕迹，阻碍了对人与事物的丰富性和复杂性的更细致深入的辨析与探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