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综合中西“实践论”文艺理论和美学思想的理论创造
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随着市场经济的进一步繁荣发展，拜金主义盛行、人文精神滑坡、消费文艺畸形发展等社会问题开始凸显出来，这引起了王元骧先生的忧虑，他的审美反映论研究也因此发生了一定变化。此时他开始更多地强调文艺、审美所具有的能够帮助人确立人生目的、服务于人生实践的作用，而不是它源于审美反映属性的认识功能，所以，王先生的审美反映论开始向文艺的实践本性研究转变，这一变化是比较明显的，也造成了很多人对王先生的理论研究开始转向的印象。
认真分析王先生的理论“转向”可以发现，他对文艺的实践本性的思考也是从文艺的情感属性出发的。也即他的文艺实践论是在文艺的情感反映属性的前提下，进一步思考了文艺经由情感感染的中介作用于读者的实践理性的实践功能维度，而不是否定、放弃了文艺的反映性、认识性，所以这种研究重心的变化如果从审美反映论的角度来看可以看成是理论的丰富、发展和完善，而不能视为理论转向。准确地把握王先生理论研究的“转向”，可以更为清楚地发现他理论研究的学理性、现实性和探索性特色，进而才能准确地把握王先生的理论研究在当代文艺理论和美学研究中的恰当地位——王先生与童庆炳、钱中文等虽同为新时期以来的审美派理论主将，但他的理论探讨其实与童庆炳、钱中文两位先生又有一定不同，他是传统文艺反映论在新时期以来的创新者、探索者。
在王先生理论研究的“转向”过程中，他仍然坚持了综合探索的研究方法。从中西诗学比较的角度来看，在王先生的文艺实践论研究中苏联认识论文艺学模式的影响开始淡化，西方的文艺理论和美学，比较突出的如浪漫主义和人本主义文艺理论、美学思想的影响开始彰显出来。关于苏联文艺理论、美学思想对自己的影响，王先生曾有专文《立足反映论，超越反映论》谈及自己对苏联文艺学模式在认识上的突破历程【15】。论文把苏联的文艺学模式看成是“纯认识论或者说是唯科学主义”的理论模式，认为它局限于文艺对现实的反映这一理论视野，把文艺看成是对现实的认识，没有意识到文艺所具有的实践性内涵。王先生把自己80年代中期和末期的审美反映论研究看成是超越苏联文艺学旧模式的第一步，进而指出自己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所认识到的艺术语言和形式在艺术构思中的作用，是对艺术创作的实践性特点的把握，是自己超越苏联文艺学旧模式的第二步；而直到90年代中期自己才最终认识到了实践的道德和政治内涵，从而去探讨文艺的实践本性，才开始了对苏联文艺学旧模式的彻底超越。
1.西方文艺理论、美学的“正反影响”
在研究文艺的实践本性时，王元骧先生把文艺活动放到了人的认识和实践活动以目的为中介、两者双向逆反与动态统一这一理论视阈中来展开探讨。在此理论视野中，西方的纯认识论和纯实践论文艺观、美学思想因为割裂了认识与实践的辩证统一，必然只能被批判的扬弃，所以它们对王先生的文艺实践性研究只是起到了比较重要的“反影响”作用。其中，因为纯认识论文艺观、美学思想长期以来一直影响人们的思想认识，所以对之进行深刻的反思以帮助我们把握文艺的实践本性成为王先生此时的研究中比较重要的内容，比较有代表性的是他对黑格尔美学思想的批判。
王先生著有长篇论文《黑格尔纯认识论文艺观的得与失》，试图从自己对文艺实践本性的认识出发对黑格尔美学进行全面的客观评价【16】。他认为，黑格尔的理念美学受西方文艺理论和美学自古希腊直至19世纪的纯认识论思想传统的深刻影响，除了唯心主义的错误外，还有纯认识论的不足——黑格尔的哲学是思辨的纯认识论哲学。在王先生看来，黑格尔把艺术看成是人自我认识的方式之一，只把艺术放在认识活动的系统中作认识论的考察，虽然对于认识艺术来说是必要的，但还是远远不够的。他认为，艺术活动从性质上看不仅仅是艺术家对生活（包括自我）的一种认识，它同时还承担着通过对人生意义的评价，为人的行为建立法则的任务。因此，艺术的性质不仅是科学的，而且是人文的；它的目的不仅是为了反映真实，而且是为了追求和创造美好。而黑格尔的美学在王先生看来，只关注了前者，没有认识到艺术的实践本性，是纯认识论的文艺观。总之，王先生认为，黑格尔虽然认识到了艺术的理性与感性相统一的特点，对艺术的理念内容与感性形式的关系做出了深刻透辟的阐述，揭示了艺术思维超越知性分析能力的独特性，但他的美学思想在本质上把艺术与科学等同起来，没有充分认识到情感在艺术想象中的地位和作用以及没有看到艺术在形成读者普遍而自由的行为原则上的意义和作用，有严重的理论失误。
王先生从对文艺的实践本性的认识出发，批评黑格尔的文艺观是纯认识论的，指出了黑格尔没有充分揭示出艺术与人生实践的紧密联系的理论局限，对我们全面地理解黑格尔的文艺观有重要的思想启发意义，是值得重视的。他也因此吸取了黑格尔文艺观的反影响，坚定了自己对文艺实践本性的探讨。自然，王先生对黑格尔文艺观的认识也不是没有值得商榷的地方。因为，黑格尔虽然把艺术活动看成是理性认识活动，但在黑格尔的哲学体系中理性认识是认识与实践的统一，而且这种统一具有本体论的内涵，所以他的艺术观念不是纯认识论的，其理性文艺观的实践性内涵也比较明显，值得发掘。准确说来，王元骧先生把黑格尔的文艺观看成纯认识论的，其实只是批评了其文艺观偏重理性的缺点。我们认为，在德国古典美学的发展中，除了“美学之父”鲍姆加登把审美看成是低于逻辑认识的感性认识外，康德以及他之后的美学家们就已经超越了认识论视野来认识美、艺术。王先生对黑格尔文艺观的批评虽然有可以商榷的地方，但我们也只有从王先生对文艺的实践本性的认识这一前提出发才能更好地认识黑格尔文艺观中的实践性内涵。
在王先生的文艺实践性研究中，除西方的纯认识论文艺观起到了反影响作用外，西方纯实践论文艺观也有重要的影响作用，但西方的纯实践论哲学、美学毕竟与王先生的文艺实践性研究有更多的思想相似性，所以它们对王先生的正影响作用更为突出。
首先，据王先生介绍，他开始研究文艺的实践本性与西方的人生论哲学、美学的直接启发紧密相关。王先生指出，他开始意识到文艺实践本性的重要性，“直接原因则是在1994年暑假前后偶尔阅读了康德的道德哲学以及其他一些人生论的著作所得到的启示”。这些阅读使王先生认识到了实践的完整意义，即实践不但是物质的活动，一个生产与制作的问题，同时也是一个人的生存活动，一个按照自己的人生理想和人生目标去生活的问题。“这样，我似乎忽然领悟到了以往我所强调的文学的目的是通过作家的审美评价，去教会人们去正确地对待生活中的善恶美丑，帮助人们确立正确的价值观念和人生态度这一思想，实际上就是康德所说的一种实践的理性，一种有目的的意志，一种指导人们生活的行为法则。从而使我更明确地坚信文学的价值不能看做只向人们提供知识，服务于知识；而更主要的是帮助人们确立人生的目的，服务于人的实践。”因此，王先生对文学与科学的区别，对文学的性质和文学研究本身有了更深入的认识。“要对文学性质有全面的理解，我认为就不能像以前那样，只限于从认识的维度，而且还应从实践的维度；只限于从静态的、从不同认识层面之间，而且还应该从动态的、从活动结构方面去进行综合。所以，我们的研究也应该从这样一个纵横交错的立体的思维空间来进行运作。”【17】
其次，西方的浪漫主义、人本主义文艺理论、美学思想虽然割裂了认识与实践的统一，片面地强调文艺对人生的重要意义，但它们对文艺的实践本性的重视还是直接促进了王先生的类似思想的发展。比如在《我国现代文学理论研究的反思与浪漫主义理论价值的重估》【18】一文中，王先生就对西方浪漫主义理论的价值进行了反思。他在论文中批评了我国五四以来的现代文学理论对浪漫主义理论的不恰当的贬低，认为西方的浪漫主义理论虽然存在着政治上的保守主义和思想上的唯心主义的局限性，但其整体性思想对资本主义文化中的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进行了抵制，从理论上在艺术与人之间建立起了一种互相阐释的关系，把文学与人生真正联系起来，并由此确立了“文学即人学”这一命题，对文艺实践性研究有重要的思想启发意义。具体地说，浪漫主义理论在对艺术目的的理解上，突出了艺术在维护人自身的完整性方面的意义和价值，对人在物欲横流的社会维护自身的独立完整和自身的生存自由具有重要的思想启发意义。在对创作活动的理解上，浪漫主义理论从有机性的思想出发，强调艺术是一种自然天才的自由创造，在对艺术作品的理解上，要求把作品看做一个活的整体，强调读者必须通过自己的直觉和想象去进行把握，这对我们客观地认识艺术创作与欣赏的实践性都有重要的思想启发意义。
总之，王先生的文艺实践性研究在超越了苏联的传统文艺学模式后，对西方文艺理论、美学保持了高度的思想开放性，西方的纯认识论与纯实践论文艺理论、美学从“正反两方面”启发了他的相关思考。
2.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转化
王元骧先生的文艺实践性研究，除了积极吸收西方文艺理论、美学思想的有益营养外，还对中国古代文论的理论价值进行了深入反思。他认为，在关注文学的人学意义，重视文学对人的现实人生所具有的实践意义时，我国古代文论所具有的重要理论价值，也是值得借鉴吸收的。
比如他的《试论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19】一文，就对古代文论的人生论意义进行了发掘，并探讨了如何对其进行“现代转换”的问题。文章认为，当今时代经济发展所造成的物对人的挤压是非常重要的现实问题，这使“人”成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心问题，我们的马克思主义文论也应该对“文学是人学”命题进行深入研究；而中国哲学自古以来就是以“天人合一”为思想根基的人生哲学，我国古代文论的核心范畴“意境”就是中国哲学精神的集中体现，马克思主义文论在进行“人学”研究时应该吸取我国古代文论的人文价值，扬弃其思维上的原始性。具体地说，王先生认为，我们应运用辩证逻辑的方法去把握古代文论中的相关思想，从“感性的具体”开始，经过“知性抽象”，以上升到“理性的具体”。比如他指出，我国古代文论中的“天人合一”观念，把创作看成是作家全身心地整体投入到感悟和体察对象过程的活动，对我们把握创作主客体之间的关系有重要的思想启发意义——我们可以在创作主客体二元对立的西方传统文论立场上吸取我国古代文论强调创作主客体互相渗透、互为前提的思想，展开对创作主客体关系的科学认识。再如，我国传统的“意境论”以“天人合一”、“心物感应”为思想基础，可以启发我们从诗人的生存方式来理解创作活动，将之看成是诗人人生境界的一种投影和写照。最后，我国古代文论以“天人合一”为基础的整体思维方式，把人的精神活动看成是意识与无意识互相渗透的整体性精神活动，把文学作品看作作家整个人格的表现，对我们正确地理解作家创作活动的性质，认识作品与作家的同一关系都有重要的思想启发意义。总之，王先生认为，古代文论的人文意义对我们的文艺实践性研究是有思想启发意义的，我们应当把西方传统文论的科学精神和分析方法与我国古代文论进行结合，对我国古代文论进行现代转化，以提升文艺实践性研究的水平，推动文艺理论、美学研究的发展。总体来看，王先生认为我国古代文论在思维上有原始性，这说明他对我国古代文论的思想价值的认识是有保留的，但无论如何，我国古代文论由此进入了王先生综合创造的理论视野，推动了他的文艺实践性研究的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