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家文化与海派文学主题
《大学》里说：“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1】它描述的是儒家士人的理想人生道路：由充实自己、加强自身修养到齐家、治国、平天下，这是一条精英知识分子的人生道路，而海派作家大体上是一群市民化作家，除了体认中国家文化，他们在其他方面与知识精英有一定距离。这一点反映在创作上，海派作家一般不关注国民性改造、社会革命、民族救亡等问题，他们热衷于编写世俗的家庭生活故事。海派文学的家文化书写有着深广的儒学家文化内涵。
一、从血缘认同到精神还乡
家族精神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在文化转型的现代、特别是新文化运动期间，家族文化遭受严重冲击，这种状况在文学上有所反映。总体而言，“家族文化中的尊卑等级秩序激起了现代作家反叛的激情，家族文化中父慈子孝、兄友弟恭的血缘亲情又使现代作家无法摆脱对旧家的眷念之情”【2】。一方面对家族文化的批判是现代文学的主潮，另一方面，在不同时期，家族小说各有特点。提及20世纪40年代的家族小说，有学者以为“家族抒写出现了新变化”【3】，这是有原因的，“由于特殊的战争环境，40年代中国文学中表现出比较明确的回归传统主题倾向”【4】。战争凝聚了民族自信心，因而文学对传统文化的批判退居其次，这使得文学对传统伦理的认同再次成为可能。与现代文学的主流有所区别，海派文学的家（家族）书写并没有对家族文化展开猛烈的理性抨击，例外的作家是张爱玲，在40年代，她延续了五四的批判精神，对脆弱的家族亲情、家长专制做了有力度的否定，《倾城之恋》、《金锁记》等为这一方面的代表作。张爱玲之所以在依恋旧家族的同时又否定家族文化，可能在于她早年的家庭生活并不幸福，她与弟弟生活在没有亲情的家庭里、父亲的淫威之下。总之，海派作家对家族文化的批判不是全局性的，大体而言，他们与家族文化的关系不至于剑拔弩张。其中的原因有多个：一是家族文化本来就有许多优良成分；二是海派文化是融合了旧文化的杂糅文化，为市民写作的理念促使作家靠拢市民的文化价值观；三是在上海的多数移民因受现代文化熏染的缘故比较开明。换言之，家长有着传统而现代的秉性，像张爱玲父亲一般滥施长辈权威的人可能不多。基于海派作家与家族文化的冲突不大，海派文学中的家族书写在现代文学中显得有些另类。
血缘家族主义虽然在近现代时期遭到民族国家主义者、新文化人的强烈批判，但从上海众多的修家谱公告来看，这座城市的移民并没有改变中国人的本色，在这种语境下生成的海派文学在涉及家族血缘问题时，它常常认可家族文化。张资平在回顾家族的历史时，在感情上，他对家族充溢着温情，在理性上，他津津乐道于家族生命的绵延。重家族必然会轻视个体、也会舍弃家族之外的其他集体，这与五四精神、阶级革命思想相违背。所以，从海派作家群体中涌现出鲁迅、吴虞式的精神斗士不大可能；即便有人进入革命阵营，他也是边缘人物，最后可能会退出，如张资平、叶灵凤等。施蛰存在《最后一个老朋友——冯雪峰》里回忆自己的革命经历，他说：“雪峰曾希望我们恢复党的关系，但我们自从‘四·一二事变’以后，知道革命不是浪漫主义的行动。我们三人都是独子，多少还有一些封建主义的家庭顾虑。”【5】“三人”指的是施蛰存、戴望舒、杜衡。他们参加30年代政治革命的顾虑之一是“独子”，施蛰存将其源头定格在封建主义上，这显然没有错，这种思想其实就是家族主义。由于中国家族文化是父子型文化，家族生命的繁衍重男轻女，所以，“独子”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对一个家庭来说，儿子是家庭所在的家族生命得以延续的保证。施蛰存的小说《嫡裔》蕴涵有中国人的家族思想，它看似一场闹剧，实则是一个正剧。周大相公无子女，大相公夫妇用尽一切办法还是一无所获。于是，周夫人私通裁缝怀孕，周相公私幸的丫鬟春梅亦有喜。为了遮丑，他把丫鬟嫁给裁缝，想不到，他的夫人生下的是女儿，而丫鬟生的是儿子。周相公经年累月所想就是儿子，而且，儿子也确实是亲骨肉，但不在自己名下，女儿是他人的，却记在他头上。小说的结局有一些海派的油滑，这是讨好读者的招数，但是，这种安排无疑凸显了在家族繁衍中儿子的无比重要。
血缘关系有纵向的，也有横向的，前者是同姓血缘，后者指的是异姓血缘，如表兄弟姐妹等。古代中国人以同族人为亲，凡事都信赖同姓族人，但嫁娶例外。不过，若在异姓婚姻中能求得有横向血缘关系之人，这是可喜的“亲上加亲”，再现这种婚姻的古代小说、戏剧的数量很多。这种婚姻观念不仅反映古代中国人生活与心理上的封闭，而且，它也是反现代、反科学的。可是，一些海派小说延续了古典文学的“亲上加亲”主题，尤其是叶灵凤，他在小说中大肆渲染表姐弟或表兄妹情欲。在《浪淘沙》，表弟西琼与表姐淑华自由恋爱，但它遭到家长的横加干涉；在《浴》，表兄秋帆与表妹露莎有暧昧之情；在《神迹》，表兄萨鹰翔爱表妹宁娜，她利用这一层关系上表兄驾驶的飞机并在空中大撒革命传单；在《红的天使》，表兄键鹤与表妹淑清恋爱、结婚，他与小表妹宛清亦有感情纠葛。滕固小说《银杏之果》叙述了变种的亲族恋情，少年秦舟生活在家族圈内，多愁善感、内向多情，他与姑母家的亲戚H小姐两小无猜。上述血亲情爱小说不总是没有现代意义，《浪淘沙》、《银杏之果》就有一定的反封建礼教精神，张爱玲的《茉莉香片》也以冯碧落、言子夜的爱情悲剧控诉家长专制。一般而言，这类小说均以有一定势力的旧家庭作为描述对象，而青年男女的爱情总是违背了家长的意愿，这种小说不为海派文学所专有，如巴金的《家》也不避讳血缘恋情。但就叶灵凤的许多小说来看，它们有媚俗的嫌疑，廉价的“革命加爱情”小说、张扬情欲的小说也端出表亲爱情这道菜，其根本目的应该是满足市民的消费胃口。
作品所蕴涵的某种思想不能作为评价其艺术优劣之重要标准，文学可以但不必担当重大责任，所以，传达家族血缘精神的作品或许悖时，可仍是有意义的存在。更何况家族文化小说也不乏时代色彩，如苏青小说《结婚十年》在不颠覆传统家族文化的同时又叙述都市女性如何在家之外建构新女性的世界。可能只有张爱玲有心解构传统的家族文化，在成长过程中，她体验到男女之不平等，父亲的淫威于她如同冰霜，所以，她的文学世界以无情的亲情居多。但张爱玲这个孤独的幽魂还是需要归依之所，她晚年所写的《对照记》是一部奇怪的“家谱”，她把自己纳入家族之中，血浓于水的亲情溢满字里行间。“奇”是因为女性前所未有地成为家谱的主角，而男性只是陪衬，女人书写的历史是女性的历史？之所以考察《对照记》，在于它表达了张爱玲一贯的思想；不过，若凭这本书来判断张爱玲，恐怕读者会犯错误：她是一个狂热的女权主义者？不是。张爱玲的内心世界纷繁复杂，《对照记》所演绎的张爱玲只是冰山一角，或许，她只是试图给中国家族文化添加女性主义因素。
血缘家族长期定居在某一地，乡土便成为血缘的乡土，由家族文化认同到乡土依恋显然只是一件事的两个过程。从乡土走出的现代作家大都侨寓在上海或北京，作家可以在理性上批判家族文化，但在情感上难舍家族、故乡，乡土文学一直是中国现代文学的重头戏，作家的家族文化心理应是主因之一。漂泊在外的作家，通过写作来亲近故乡，这与作家的儿时记忆有关，更与作家的建立在血缘亲情上的乡土情结相关，作家的肉躯在城市，他们眷念的依然是故园。每一次的乡土故园或虚构的乡土故园叙事，对现代作家而言，都有可能让“作家精神还乡的渴望在艺术世界的创造中得到满足和实现”【6】。因此，在现代文学中，诗意地返乡的作品为数不少，如沈从文《边城》、萧红《呼兰河传》等。不过，作家的还乡之旅也有可能是尴尬、迷茫的精神之旅，如在鲁迅《祝福》与《故乡》里，“故乡”显然不能成为“我”的心灵栖息地。
以表现都市精神著称的海派作家与现代其他作家一样心系乡土，他们中真正能以都市为心灵之家的人并不多。像邵洵美、张爱玲等因为是家族定居城市以来的第三代人，家族的乡土记忆已经淡忘，所以，他们能以上海人自居，张爱玲在散文《公寓生活记趣》中就声称“喜欢听市声”【7】。多数作家并没有因为是海派就把心灵植根在都市，他们其实也是一群在都市中无根的作家，所以，他们寻根、还乡。杜衡在《怀乡病》里叙述一个自小就四处漂泊的知识分子到乡村去寻找精神家园，这或许是许多海派作家的共同心路历程，当他们无法融入都市或遭受都市病的侵袭时，他们的幼年乐趣、家族温情记忆就会被激活，他们轻易就踏上回家之路，所以，海派作家的乡土文学也蕴涵有精神还乡主题。梦牵魂绕的故土是海派作家的另一个文学世界，如岭南之于张资平，松江、钱塘江畔之于施蛰存，宁波之于苏青等，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这类作品往往流露出家族意识、血缘性的乡土情怀。这个观点已不新鲜，如有人说：“新感觉派总是把那些带有浓郁的乡土情结的小说置于‘家’这个蕴涵着童年、亲情和伦理的生活场景中。让‘家’负载着与乡土传统割不断的情感联系。”【8】这一句话勉强达意，但它已涉及新感觉派的家文化底蕴。时髦的新感觉派尚且如此，更遑论其他了。
二、彰显传统家庭价值观
家族由一个或多个家庭组成，在家族主义的指导下，儒家确立了一整套的家庭价值观念以及伦理体系，以确保家族的永续兴旺，所以，儒学家庭主义从实质上讲就是家族文化的重要部分。从儒学经典看，家庭主义是儒家文化的核心，有学者以为：“撇开其哲学思想和宗教因素，儒学只不过是关于中国家庭主义的社会意识形态。因此，可以不夸张地说，儒学传统的秘密——它的理性主义、它的人道主义、它的具有某种终极关怀的世俗主义道德意识——乃在于其家庭主义。”【9】儒学家庭主义的核心之一是家庭高于一切，这由家族或家庭利益至上原则决定，个人则往往无足轻重，这种情形恰似：家是大海，个人就是一滴水，脱离大海，个体孤单而渺小。所以，在儒学家庭主义中，家是温馨的港湾，是个体的精神归宿，谈独立的个人价值在儒学范围内是一种奢侈。正因为如此，大凡追求个性解放的现代作品都以冲出家庭为第一步，这种反儒学家庭主义的文学构成了现代文学的主潮之一，海派作家如叶灵凤《红的天使》、《时代姑娘》，苏青的《结婚十年》等也是其中的一朵朵浪花。
但在海派文学中，另一种走向也值得关注，即作家叙述没有家的人或曾经有但失去家的人寻觅家，即使因为家而牺牲个人他也全不计较甚至心甘情愿。徐讠于小说《舞女》、《赌窟里的花魂》、《花神》，予且小说《金凤影》、《乳娘曲》等可归入此类，其中，《花神》最有代表性。老花匠阿福大半生爱花如命，视花为妻与子，花就是他的家、他的事业，他的价值体现在花的培育上。后来，天赐姻缘，又有人撮合，阿福成家了。“阿福后来就有了娇妻与爱女。季发嫂也有了一个美满的家庭。银香也有了一个爱她的父亲。阿福仍旧经营这个花园，但只是以此为生活。他再没有想创造一种世界上所没有的奇花。他只是安安分分地做一个花匠。”阿福享受家的人伦之乐，就把个人的东西丢了，他经营花园不再为创造，只为生活——养家糊口，他的人生价值就在于把家持好。《倾城之恋》里的白流苏离婚后住在娘家，但这个衰败的大家庭没有她的位置，所以，她的出走是主动的寻找，她的所求只是一个安全的家，或许还奢望它温馨。《渔人何长庆》讲述另一种类型的归家。菊贞不满意于她爹把她许配给长庆，更对乡村的生活不满，她向往大上海。她以为出走可以实现个人的梦想，但她遇人不淑，在上海掉入地狱。长庆把她领回家，过着男主外、女主内的幸福家庭生活。如果说“出走”解构儒学家庭主义，那么，由以上论述可知，海派文学中的“回家”则是对家文化的体认，它彰显了儒学家庭价值观，“回家”一方面消解个人主义，另一方面则将个体融入家，凸显家的重要地位。东方蝃（虫东）小说《河传》似乎较为复杂，从血缘上看，邬明蟾有法国血统，从文化上看，她中西合璧，且长大成人的她有一定的能力，但她无意于个人的发展，却忙着挑对象以准备成家，这表明，作家在家庭主义的支配下完成“回家”的设计。
既“出走”也“回家”，既颠覆儒学家庭主义，也认同家文化的价值，这就是海派文学。有学者总结20世纪中国家族文学，“从二十世纪初期的‘离家’到二十世纪末的‘回家’，看似绕了一圈之后又回到了原来的位置，但是，二十世纪末家族小说中的‘家’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10】。所言大体吻合演变中的文学思潮，不过，具体的文学事实往往是复杂的。海派家族或家庭文学在同一时间完成这两步，而且，“回来”的家与“出走”的家有很大区别。在儒学家文化中，家是一个没有个体的集体，不过“回来”的家充满温情。
家的好处之一是家庭实行共产主义。《礼记》里说孝子“不有私财”【11】，又说：“子妇无私货，无私蓄，无私器，不敢私假，不敢私与。”【12】要之，财产不能私有，家长按需分配。这种原则最有利于弱者。施蛰存小说《诗人》里讲述：风流自赏的“诗人”既没有什么生存能力，也不屑于自食其力，幸好他有一个能干的哥哥。他跟着哥哥生活，饮食起居皆由嫂子侄女料理，他所做的事就是做没有才情的诗歌、喝清闲的茶。后来，哥哥病死，财源断了，叔嫂分家，他几乎得到积蓄的三分之一。钱花光后，他嫂子不得不再次关心他的生活。旧文化培育出来的“名士”显然是生活上的弱者，没有家的关爱他将寸步难行，所谓的家庭共产主义于他是一把夏挡烈日冬御风雪的保护伞。家庭共产最常见的一种形式是家长对孩子无微不至的庇护，即使孩子成人也如此，张爱玲的小说多见这种范型。《连环套》里的霓喜，一生忙着与人姘居、生育孩子，老年的她仍狂热地爱护孩子；《创世纪》里的紫薇支撑家庭倾尽嫁妆。以上小说勾画出：中国传统家庭实行家长负责制下的家庭共产，这或许能揭示一个道理，即权利从来就和义务联系在一起，当作家批判家长制时，或许应想想家长意味着责任。尤其是上升或创业期的家长，为家庭谋，他们多置田产、良宅，子孙则能过上一段其乐融融、衣食无忧的日子。张资平自传里的高祖有这样的本事，他的基业养育张家，成就了家族，这显示出，家庭共产主义以其人情、人性的一面为家庭成员保驾护航。
海派文学也暴露家庭共产主义的弊端，事实上，上文分析已涉及家庭共产的不良一面。“诗人”依靠哥嫂过日子，这固然是亲情所至，但它进一步加固了“诗人”的惰性，无助于他的独立，所以，家庭共产主义是“寄生虫”的温床。除了“寄生”，他没有向外发展、独立求生的能力，他的个人价值从来也没有真正展现出来，所以，他活得不像一个人。活得没有人样的还有《创世记》里的匡老爷、少爷们，受惠于紫薇的嫁妆，他们免于饥寒，但一生碌碌无为、没有亮点。比“寄生虫”更恶劣的是家庭“蛀虫”。后者对家不但没有贡献，反而有强大的破坏力，他们是一股消极力量。这一群品质卑劣之人，挥霍家庭公产、贪图安逸是他们的共同特点。《金锁记》里的姜三公子、《倾城之恋》里的白四爷等无不鲜廉寡耻，他们的销蚀使得家族或家庭处于风雨飘摇之中。可见，家庭共产主义隐藏了中国家族兴衰的秘密，“富不过三代”，在集体里，家庭成员或守成、坐吃山空，或吞噬公产、腐蚀家族根基。对家庭共产主义弊病的揭示表明，海派作家在眷恋家庭温情的同时，对家文化的恶果也保持着警惕，或许，海派文学在一定程度上批判家庭共产主义，无论作家有没有这个意图。
家庭是一个集体，这不仅体现在经济上，而且，在情感上、心灵上，个体也将家当作归宿，把自己当作家的一部分。在予且小说《七擒》里，18岁的少女真真看见未婚夫慕孙读书太用功便很不高兴，万一他身体搞垮了，她怎么办？她要跟慕孙组成家庭的，家怎么办？她想方设法阻止他在学习上太投入。由于真真从家的角度来考虑问题，把自己与慕孙都作为家的一部分，所以，她宁可他在学业上不怎么样也要把未来的家的不安定因素消除。消融在家里的中国人是离不开家的，如果失去家的温情或者遭遇家庭衰败，这将致使个体遭受心灵上的莫大创伤。穆时英小说《旧宅》里的少年眷念旧宅，因为旧宅记载着家的荣光，上升时期的家充满了欢乐，童年的欢乐、父亲的欢乐、母亲的欢乐、祖母的欢乐，家里又充满了关爱。这应该是儒家理想的家庭，然而，生意上的失败彻底摧毁了家，旧宅都卖了，旧宅埋葬了父亲的健康、祖母的生命，欢乐不再、荣华消逝。因无限地缅怀旧家，小说笼罩着哀伤的气氛。《父亲》是《旧宅》的续篇，家在《父亲》里继续颓败，随着父亲的去世家的中兴彻底无望，“家啊！”这一家人都在哀叹。一个物质丰饶的家、一个融洽谐和的家幻灭了，少年飞扬的心因而落寞、伤痛。
海派文学、尤其是20世纪40年代的海派文学多以家族或家庭生活作为题材，诚然，这些作品在思想上的倾向是多样的，但彰显儒学家庭价值观是一个重要潮流。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家庭大都被放置在新旧杂糅的语境中，家文化或多或少都遭遇新的挑战，但它只是“回家”路上的障碍，人们终究还是要“回家”的。不过，海派文学的“回家”没有宏大的民族自求抱负，40年代的《四世同堂》、《财主底儿女们》等希望凭借家的凝聚力来提升民族自信心，海派文学如《倾城之恋》也同样以战争作为背景，但它只是一个民间“梆梆戏”。可见，如果说《四世同堂》等以家文化来拯救天下的话，这是士人理想，那么，海派文学则局限在民间家文化上、世俗的自我关怀上，海派文学在精神上缺少宏大的东西。
三、凸显传统家庭伦理
儒学家庭主义的另一支柱是家庭伦理，它的主要内容包括：一是父慈子孝，二是男主女从，其他伦理由它们演化而来。家庭伦理在家族主义指导下确立，反过来，它又维护家族主义。家庭里男人处于主导地位，这是父权制结出来的果，它体现的是家族的延续以男性成员的繁衍作为标志，而女性只是传宗接代的工具。父慈子孝的倡导一是确保营造一个和谐有序的家庭氛围；二是服务于家族。父慈是人的本性，而儒家将它提升到文化的高度，它反映了儒学家庭主义关爱后代；子孝则表明儒学重视家族的凝聚力，只有孝敬长辈、崇拜祖先，后代才不至于脱离家族的轨道。显然，家庭伦理下的人都有可能是受害者，哪怕是长辈与男人也未必能活出自己的样子来，而作为长辈、男人客体的晚辈、女人更是卑微。不过，家庭伦理也并非一无是处，在漫长的古代，它有助于群体的和睦、家庭的和谐。
海派文学的儒学家庭伦理叙事有着丰富的文化内涵，首先，它展示了儒学家文化范围内的长辈之爱。如上文所言，这种爱具有生物性，但在人化的社会中，父爱或母爱总有一定的文化色彩，像冰心一再讴歌的母爱，或许它的文化底蕴比较淡薄，但也未全失文化内涵。同理，张爱玲《连环套》里的霓喜，虽然似乎是一个生物性突出、文化性欠缺的女人，可她对儿女的爱也有人为的考量。儒学所言的慈爱，又不同于冰心的“母爱”，它是一种基于生物性又超越了生物性、高度家庭主义化的爱，直言之，这种爱有着为家或家族的功利性。张资平在他的自传《脱了轨道的星球》里叙述：父亲对他一直关怀备至、对他的学业总是舍得投入。这里面有一个家族文化背景，事实上，自传基本上未超出家族视野，祖母也好、父亲也好，他们的爱或有期盼子孙人丁兴旺或有期望子孙有出息以光宗耀祖的成分在内。《银杏之果》中的秦舟父亲看似严父，实则爱子心切，即使在病中他也十分关怀秦舟。他培养秦舟不说呕心沥血，也称得上用心良苦；但是，这种父爱不只是生物学意义上的爱，在文化上它体现了家长“望子成龙”，“成龙”的重要目的是反哺父母以及家族。母亲也具有儒学的慈爱，如秦舟生母默默地爱护儿子，最大的心愿是秦舟读书成名后带着儿子衣锦还乡。其他如《金锁记》、《创世记》里的老太太们，她们的护犊也或多或少带有儒学色彩，家庭或家族的利益渗透到她们的慈爱里，这对家庭的和睦、家族的延续有利。
慈爱所蕴涵的反哺期待牵涉孝道，在长辈温情沐浴下的子孙，“立身行道，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孝之终也”【13】。子孙反哺长辈的慈爱是孝行之一，儒家的孝有多方面的内容，譬如爱惜自己、侍奉父母、养育后代等。其中，侍奉父母的孝文化内涵最为丰富，作为孝子，无论在物质还是精神方面，他都应该给父母提供最好的支持，无论在父母生前还是死后，他都应该尊敬、顺从父母，替父母扬名。海派文学所蕴藏的儒学孝道也主要体现在这一点。在《金锁记》里，天才亮，姜家媳妇、少爷、女儿陆续来到老太太卧室隔壁的小起坐间，他们给老太太请安来了。姜家是大家庭，行的是老规矩，“昏定而晨省”【14】不可少，这些古老的礼数必须做到。而且，一家人聚集在一起，也不乏其乐融融。在穆时英小说《偷面包的面包师》，面包师打算在母亲生日的那天孝敬她一个洋面包，可是，他穷得买不起，无奈，这个老实人只好去偷。母亲关爱儿子，儿子孝敬母亲，这种人情之美凸显了中国家文化的可贵一面。海派文学表现儒家孝文化多集中在子女遵从父母意愿上，尤其在婚姻方面，儿女往往无条件听从父母。《茉莉香片》里的冯碧落与言子夜你情我愿，但家长以门户之见反对这桩婚事，他们只好接受；其他如《银杏之果》里的秦舟、《浪淘沙》里的淑华、东方蝃（虫东）小说《忏情》里的严永汝等人都顺从父母。对家长而言，儿女的孝顺令他们舒心贴意，但对子女来说，孝就是他们在牺牲自我。综上所述可下结论，海派文学对孝道既非无原则赞同，也不全然反对，既留恋孝道人性、人情的一面，又批判孝的非人性化一面。
儒学对孝的过分强调促使家长权威的形成，这比孝道更可怕，因为权威往往将对象边缘化，处在边缘的人没有主体性，况且，权威往往不讲人情。如果说海派文学对孝文化的态度尚模棱两可，那么，对家长权威，它旗帜鲜明地解构。在施蛰存小说《雄鸡》里，婆婆一早起来没有见到雄鸡，就冲媳妇发脾气，又疑心是媳妇偷了，媳妇根本就没有辩解的权利与机会。儒家给了婆婆权力，凡家长都在子媳面前有特权，而婆婆则因为曾是媳妇受到家长与丈夫双重压抑的缘故，一旦她握有权力，就可能变本加厉地欺负后来者，因此，七巧一味贬斥、排挤、打压芝寿。七巧在儿女面前也好施淫威，如果说长白是一个懵懂的少爷，他遭到母亲的压制一点也不足惜的话，那长安是一个有初步自我意识的少女，她的个性每有一点点冒出，七巧就把它按压下去。家长权威笼罩下的少女，她的青春、梦想、幸福还来不及开放就凋谢了。《忏情》中的严永汝是一个懦弱但有主见、不坏但没什么能力的人，在上海做小生意的他本来属意圆珠，可守旧且说一不二的父亲另给他在老家定了一门亲事。在父亲的操办下，他跟楚云结婚，楚云也确实能干、贤惠，但永汝与她有名无实，而他与圆珠有实无名。在这个奇怪的家庭，谁都是受害者，尤其楚云，她是一个地道的儒家女性，所以，她进退两难。众多的牺牲品构成了对家长权威的强烈否定，事实上，这也在一定程度上批判父子伦理，因为没有失衡的父子伦理就没有畸形的家长权威。
《礼记·昏义》开宗明义：“昏礼者，将合二姓之好，上以事宗庙，而下以继后世也。”【15】这一句话看似男女平等，其实，合二姓就是合二为一的意思，也就是女子归附男子。“妇人，从人者也，幼从父兄，嫁从夫，夫死从子。”【16】不过，女性从子这种情形较少发生，孝道还是保障了女性的部分权利，但在家里，女性从父、从夫是一种普遍的现象。所以，在漫长的古代，中国女性深处内室，藏在屏风后面，显然，所谓的夫妇伦理就是女性受压抑的准则。
如同现代文学主潮，海派文学也在为女性解放摇旗呐喊，对女性从夫的伦理，海派文学由质疑到颠覆。受都市文化影响，海派作家喜欢从情欲角度切入，以女子的怀春来揭示儒学伦理的不合理性。施蛰存《春阳》里的昆山婵阿姨是一个寡妇、三十五岁的老处女，她到上海的时候恰逢暖和的春天。“当她望永安公司那边走了几步路，忽然地让她觉得身上又恢复了一种像是久已消失了的精力，让她混合在许多呈着喜悦的容颜的年青人的狂流中，一样轻快地走……走。”传统婚姻下的悲剧人物婵阿姨，在还未嫁的时候丈夫就死了，贞节的她从来就没有做过女人，上海的暖春复活了她压抑已久的春心，可见，贞节、从夫是违反人性的。在《周夫人》、章衣萍小说《阿莲》、苏青小说《蛾》等中，女人的人欲同样得到张扬，女人的生命是鲜活的，她们不是男人背后没有血色的傀儡。予且还以理性的态度思考都市女性身份的问题，在《浅水姑娘》里，他提出，女人究竟是结婚做职业太太、还是工作做职业女人，抑或结婚之后仍然工作、还是其他？他站在女性立场上思索男权社会里的女性能否摆脱儒家伦理并确保个人生活幸福，虽然结尾没有光明、只有暗淡，但无疑地，小说在鼓吹女性挣脱传统伦理。
但有的作家没有盲目地追随时代潮流，尤为奇怪的是，她们竟然是张爱玲、苏青等女作家。基于世俗化生活原则与略为保守的心态，她们对传统的男女伦理有时有着别样的理解。譬如，在《倾城之恋》，白流苏的最好前途是找个合适的人把自己嫁了，她后来如愿以偿，做了范柳原的家庭主妇。从她对生活的满意度来看，传统文化、家庭伦理没有对她造成伤害，相反，她还得益于传统的庇护，从此，她的生活有保障了。又如，在《结婚十年》，苏怀青本来也是一个规矩过日子的人，她的理想是丈夫在外面挣钱养家、自己负责家庭内务；即使后来她在事业上出人头地，尝到另一种生活的甜头，可她仍然眷恋传统型家庭。如果不是遇人不淑，旧家庭的内室或许是女性的避风港，至少，在一个生存空间狭小的社会里，女人可以为自己谋得一个生存机会，白流苏能不满意吗？男外女内、男主女从，就一定不好吗？张爱玲、苏青的部分小说给了肯定答案。女作家对男女伦理持模糊态度，这一方面固然与她们依恋传统有关，另一方面，这也是女作家的一种独特体验。似乎可以说，只有女性才理解女性，由于女性在社会上生存不易，所以，儒学男女伦理主导下的家庭是她们的一个不错归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