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述 王楚英 整理 申赋渔
人物简介：王楚英，1923年出生于湖北黄梅蔡山。1937年，任国民党18军11师33旅特务排长。1941年毕业于黄埔军校17期。之后，随中国驻缅甸军事代表入缅，1942年被中国战区参谋长史迪威将军点名担任其联络参谋兼警卫队长。1945年，亲历南京签降的全过程。1949年去台湾，1954年由香港回大陆。
淞沪：血战罗店
1937年，我14岁，上高二。从五月开始，我就在武昌珞珈山接受湖北大中学生军训。
“卢沟桥事变”的那天晚上，我们正在野营，忽然接到通知，让去纸坊南面的熊廷弼公园紧急集合。军训总队的副队长王甲本将军对我们说：“日本鬼子打我们了！”话音刚落，会场里像爆炸了一般。我们大喊着：“打倒日本鬼子！”喊声引来了四周农村的男女青年，他们站在场外，跟我们一起喊着，到天亮也不走。我们聚在公园里，当时就一个个咬破手指，写血书，要上前线。
经过一个多月的培训，我被派到18军11师33旅当准尉译电员。33旅旅长叶佩高30出头，个子不高，面容清秀，一脸和气，没有将军的威严。一见面，他就问我的情况。得知我是家境清贫的农家孩子，童年生活同他很相似，他对我一下就很亲切了。他当即让我跟在他的身边记录阵中日记、作战机要，当他的传令官，还配了把手枪给我。我挂在腰间，高兴得一会儿拔出来，一会儿又插进去。
8月23日中午，我随着部队来到上海南翔，晚上在新泾桥附近宿营。第二天一早，我们就接到第9集团军总司令张治中的手令：“速赴罗店拒敌。”
我们走到万桥的时候，突然来了10多架飞机，对我们又是扫射，又是扔炸弹。第一次上战场，我趴在一堵墙边，动也不敢动。子弹就从我旁边扫了过去，打得地上冒出一条灰带，我吓得浑身哆嗦，恨不得找个洞钻进去。炸弹一颗颗往下掉，卫生队用担架抬着一个个血淋淋的人往后面急救站跑，痛苦的喊声十分刺耳，我更是害怕。
叶佩高旅长就在我前面不远的地方。我一抬头就能看到他。他正指挥着重机枪对着天空射击飞机，不一会就打中了两架，敌机冒着黑烟，朝长江方向逃跑。他旁边的战士，有的对空射击，有的提着水桶去着火的民房救火，还有的在背伤员。
我趴在地上，一阵羞愧。我想，他们是人，我也是人，他们不怕，我为什么要怕，被打中了，无非一死。我把心一横，牙一咬，跳起来就往叶旅长身边跑，去帮他装子弹带。他看了看我，说：“你也来了。”这让我满脸通红，无地自容。知耻近乎勇。这之后，我就好了，不怕死了。
当天下午4点半，我们攻克了罗店。我随旅部进驻罗店车站，正守着围墙开枪，叶旅长的卫士陈光生忽然跑来让我去北屋。赶过去，叶旅长指着地上特务排长周大鹏的遗体激愤地说道：“周排长牺牲了，你代理他的职务，把敌人的装甲车打掉。”
我跟特务排的两个班长商量了一下，决定用在扁担上捆手榴弹的方式打装甲车。我让全排四挺轻机枪一起射击掩护，班长杨玉斌和刘嗣森各带了两名战士，带着捆满了手榴弹的扁担，慢慢朝敌人的装甲车爬过去。等他们到了车子附近，我说：“打！”几个枪法好的战士，瞄准车灯一齐开火。在车灯熄灭的那一瞬，扁担伸到了装甲车油箱的旁边，轰隆一声，第一辆和第三辆冒出大火，一动不动了。两车流下的油，又引燃了夹在中间的一辆。剩下的后面两辆掉头就跑。正在这时，66团团长胡琏和65团团长朱鼎卿带着部队从南北两面打过来，日军丢下200多具尸体，逃回江边。
第二天，18军军长罗卓英带着四个师的师长、旅长来到罗店我们激战的地方开会。军长看到三辆日军装甲车的残骸，就问叶旅长：“你们没有战炮，也没有工兵，这车怎么打掉的。”叶旅长旁边的胡琏马上说：“是特务排用扁担打掉的。”大家哈哈大笑。我们师的彭师长把我拉到罗军长的面前说：“就是他指挥战士打的。”罗卓英看看我说：“还是个娃娃嘛。”他接着用手摸摸我的头，笑笑对大家说：“嗯！是一个不怕死、能打仗的娃娃排长啊！”这之后，大家就都叫我“娃娃排长”。
我在淞沪战场前后打了83天的仗，负了两次伤，未下火线，直到11月11日凌晨，才随部队撤离上海。事情虽然过去70年了，但是当时的一切，至今仍历历在目。2005年，我又去了罗店一趟，陪叶佩高旅长的女儿回去看看。
武汉：勇救军长
淞沪战场下来之后，我们在皖南敌后打游击。武汉会战打响之后，我随同部队，又调到瑞昌前线。在这次战役中，我负了一次重伤，差一点就牺牲了。当时我担任18军11师骑兵连的少尉排长。18军的军长是19军集团军总司令罗卓英，日常工作由副军长黄维主持。
那是1938年的9月18日，武汉会战进入紧要关头，黄维在东山观察敌情时，被日军27师团的部队包围。这个27师团是由挑起“七七事变”的原日本驻屯旅团改编的，我们对他们恨之入骨。仇人相见，分外眼红，双方杀得难分难解，军长黄维都冲上了第一线。
那天我刚从敌后侦察回来，还没有到营地，就看到连长站在路中央，让我过去。他指着前方的东山，让我去救黄维。这时候，日军已攻到半山腰了。黄维军长就在山顶上。
什么也来不及想，我朝骑兵排的弟兄们喊道：“跟我上！”一手挥枪，一手舞刀，猛踢战马，就朝山上冲去。跟在我们后面的，是一个营的步兵。看我们来势凶猛，敌人一下子就被冲散。
到了山顶，黄维仍在用望远镜观察山下的日军阵地。我赶到黄维身边，向他报告，抬头一看，远处两门日军大炮正瞄向举着望远镜的黄维。我立即把黄维扑倒在地，炮弹呼一声，就在旁边炸响了。黄维没事，我的脸上却被炸了个大伤口。脸一下子就不成样子了。后来，还是参加远征军，到了缅甸以后，英军大夫帮我做了整形手术。
不过还是留下了一个不小的伤疤，你看……
滇缅：两救英军
武汉会战结束后，我就一直在复习备考黄埔军校。1939年2月，我考入黄埔军校二分校17期。1941年6月毕业之后，我担任54军军长黄维的中尉机要参谋兼警卫排长。后来，我随中国驻缅甸军事代表从昆明飞赴缅甸，组织“华侨抗日志愿队”并担任队长，协助英军作战。1942年3月，中国战区参谋长兼中缅印战区美军陆军司令史迪威点名让我担任他的机要参谋兼警卫队长。
我最近出了一本新书，叫《军碑1942》，里面详细地记载了我以及中国远征军在缅甸的情况。其中我印象比较深的战斗，是两次援救英军。
1942年4月17日凌晨1点，史迪威让我立即去见中国远征军新38师师长孙立人，务必请孙立人设法救出被日军困在仁安羌的英缅1师。那里7000余名英军官兵正缺水断粮，濒临绝境。
孙师长接到命令后，随即率军赶向仁安羌，并定下以奇取胜的策略。这天下午3点30分，我随孙师长来到距肯耶南2公里处的一个设在山头上森林中的指挥所里。我拿着望远镜向前方公路东侧察看。如果不是团长指点，根本看不出那些低密的灌木丛中隐藏着我们的战炮连、工兵连。
骄狂的敌人，正在我军一个连的诱导下，一步步走向这伏击圈。
随着团长一声“打”，炮弹如雨，杀声四起。战斗进行了一个小时，112名日军被当场击毙。19日凌晨，孙师长发出全线攻击令。上午11时，我们全面占领仁安羌，被围四天的英缅1师得到解救。
当我带着接运英缅1师和满载医护人员、饮用水、食物的庞大的汽车队开进英缅1师所在地公路交叉口时，这些忍饥挨饿多日、身体极度虚弱的英军官兵们，看到水和食物，竟没有一个人去取。他们都拖着极其疲惫的身躯，步履蹒跚地来到中国军人面前，热情地拥抱我们，热泪盈眶地亲吻我们。他们虚弱的身体，不知哪来那么大的力气，竟可以抱起我们向上抛，一个个又跳又笑。
也就在这时，英缅1师师长和两名旅长走过来，不肯吃饭，一定要我带他们去见孙师长。我带他们爬到高地上的指挥所，他们一见孙师长，立即肃立敬礼，紧接着就急步上前，紧紧地抱着孙师长，泣不成声。孙师长的衣服都被他们的泪水打湿一大片。
1943年年底，中国驻印军向驻缅日军发动反攻。6月，新38师114团一路势如破竹，正准备将孟拱的日军围歼的时候，英军第77旅在孟拱南方10公里处的南克圹又陷入重围。当时我正随同该旅行动，旅长卡尔弗特找我商量，让我去找就近的中国军队派兵解救。
为了配合我突围，英军向日军发动全线反攻，我带着7名英军钻出包围圈。当天中午，我们找到了114团。孙立人在电话里听了我的汇报之后，当即令114团渡南高江南下，去营救英军。
114团团长李鸿采用围魏救赵之计，先攻日军旅团部的基地，在调动日军后，又派一营绕到日军之后，两边夹击。经过4个多小时的激战，歼灭日军300余人，日军匆忙撤退，放弃了对英军的围攻。
一周之后，中国军队攻占了孟拱城。一个多月后，中国军队攻占了缅北重镇密支那。在此之后，中国军队连战连捷。中国驻印军扩编成新一军和新六军。1945年3月，中国军队全面收复了缅北和滇西。我调任新六军第14师的少校作战科长。
湘西：敌后奇兵
1945年4月21日深夜，新六军军长廖耀湘任命我为一支特种部队的指挥官。仅仅4个小时，我就把这支特种部队组成了。廖军长集合干部训话说：“你们的任务是深入敌后，从背后打击敌人。我现在正式命名你们为钦迪特远程突击队。钦迪特是缅甸人普遍崇敬信奉的万能神兽，你们成为钦迪特战士，就是非常的人，要从事非常的战斗。”
经过一个星期的训练，我带着这支特种部队穿过正激烈交战的前线，深入敌后。很快，我们发现山门镇设有日军的兵站医院、后勤机关、弹药仓库等。我决定在此打一场袭击战。
4月30日清早，日军从兵站出发的80多匹骡马组成的运输队，在两个班的护卫下走进黄泥江西岸、石老爷山东麓我们设下的伏击区。随着砰的一声，一颗红色信号弹射向天空。弹如雨下，敌人来不及还击就被打倒在地，仅有几名敌兵骑了马逃回山门报信，其余全部被歼。山门敌人出动百余人，一出镇，就遭到我们另一支伏兵的猛烈打击，敌人向镇内溃退，我们支队主力尾随追进。激战到天明，我们全部占领了山门镇，少数敌人逃到洪水附近，又受到我设伏部队的伏击。这一仗，我们大获全胜，歼灭日军250多人，俘虏木庭少尉等9人，缴获马37匹和一大批武器弹药。
由于我们钦迪特突击队在敌后异常活跃，破坏力很大，坐镇衡阳的日军司令官坂西一良下令组成“小野支队”和“加藤支队”，对我们进行围剿。6月初，廖耀湘电令我率队返防，我还打了一场伏击，让朱星武将小野支队引向岩口，阻止两敌会合。6月2日，加藤支队进入我伏击区，结果死伤200余人，溃不成军。钦迪特突击队于5日黄昏回到安江归建。这也是我参加的对日军的最后一次战斗。两个月后，日本就投降了。
南京：见证受降
我从来不喝酒，可是1945年8月15日，当听到日本人投降的消息时，所有人都高兴得疯了一样，我也喝得酩酊大醉。
事实上，就在日本宣布投降之后，在中国的日本军队还是很嚣张，他们并不认为他们失败了。于是重庆方面决定派出一支有威慑力量的部队到南京。新六军在缅甸战场上曾经彻底打败过号称日军精锐之师的第2、第18、第49、第53、第56师团等，所以派了新六军。
新六军军长廖耀湘派我随副军长舒适存参加前进指挥所，从事受降工作。
8月27日，我从芷江飞赴南京。下午2点钟，飞机飞到了南京上空，在天上盘旋着，我看到了长江，看到了中山陵，看到了南京的城墙，心里百感交集。
飞机在大校场机场降落之后，附近的很多村民看到自己的飞机飞回来了，一个个欣喜若狂，挥舞着草帽、毛巾，趟过机场的外壕，一身泥水地扑向从飞机上下来的中国士兵。大家抱在一起。他们给我们送来水、山芋、玉米，我们给他们香烟、罐头，大家笑着，吃着，淌着眼泪。
9月9日这天，从中山东路黄埔路口到“中央军校礼堂”门前，沿着柏油路两旁，每隔50米就竖立一根漆着蓝白红三色条纹的旗杆，上面悬挂着联合国旗。旗杆旁边，并排站着新六军的武装士兵和宪兵，他们头戴钢盔，脚穿皮鞋，身着哔叽服，戴着白色手套，手持冲锋枪，庄严地挺立着。
黄埔路口有一座用松柏枝叶扎成的高大牌楼，上面写着“胜利和平”四个金色大字。“中央军校”大门的上方挂着一块横额，蓝底上写着“中国陆军总司令部”八个白色楷书大字。在门外的牌坊顶端嵌着一个巨大的红色V字，表示胜利。下面悬挂着一块红布横幅，上面贴着“中国战区日本投降签字典礼会场”的金字。
大礼堂的四周也彩饰一新，正门和其他出入口都有新六军的战士和宪兵守卫，警戒森严，气氛十分严肃而且热烈。大礼堂的正门上，悬挂着中美英苏的小型国旗和联合国旗。面对正门的壁上挂着孙中山先生的遗像和国民党的党旗、国旗。礼堂正中为签降处。
在中山先生像的一方有一长条桌，上铺白布，为受降席，备有五把靠椅；其对面也有一长条桌，上铺白布，另置坐椅七只，为投降席。受降席中间主座桌上置一漆盘，内有墨、砚、毛笔、印盒等物，还有一个麦克风。
大厅上方悬挂着四盏巨型吊灯，光照全场，更显辉煌。在受降席的右侧为中国和盟国军官的观礼席，左侧为记者席，楼上为其他官员观礼席。正门入口设有签到处，上午8时50分，场内已座无虚席。
8时52分，何应钦率受降方入场。8时58分，冈村宁次率投降方入场。这时我就站在何应钦身后不远的地方。
9时，冈村宁次默不作声地打开“日本投降书”。参谋长小林浅三郎动作僵硬，神情呆滞地站在他的旁边缓缓地磨墨。
冈村看完，取毛笔蘸上墨汁，写下“冈村宁次”四字，然后从上衣右上方口袋中掏出一枚小型印章，轻轻蘸上红色的印泥，盖在名字的下面。不知道是因为紧张还是过度的沮丧，印章稍稍盖歪了，冈村为难地看着，可是这正如日本已然战败，都是无可奈何的事了。他站起身，恭立着，朝长桌对面的何应钦点头行礼。当时我就想，这点头恐怕有两个意思：一是表示歉意；二是表示130万日军就此投降了。
接着，冈村让小林浅三郎向何应钦递交降书。桌子过于宽大，小林过于矮小，降书如何也递不到何应钦面前，何应钦只得站起身，伸手去接。
这一幕虽然已经过去60多年了，可是我每个细节都记得清清楚楚，就像刚刚才发生的。印象太深了。
香港：起义归来
日本投降了，我们的司令部就在现在的大方巷江苏省委第一幼儿园。有一天，我推自行车出门，遇到一位认识的眼科医生带着一个女孩，我就请他们晚上一起吃饭。那时我才22岁，年轻，我第一眼就对那个姑娘有好感。吃完饭，有意识地请她留个名，一看，人长得可爱，字也写得漂亮。后来，我就常常去找她了。我开着吉普车，在她工作的医院门口等她。
她学的是护理。我们去紫金山、玄武湖，或者在马路上散步。这样相处只有一个多月，我就走了。先是去了上海，后来去了东北。
去东北之前，我再次来到南京，她跟我去了沈阳。我们结了婚。可是我们在一起还不到4年，我就走了。
1949年，我担任国民党第52军副参谋长兼第296师参谋长。国民党兵败如山倒，我没来得及跟她和刚出生的女儿告别就去了台湾。我是乘最后一艘军舰撤往台湾的。岸上的兵往军舰上挤，跳板上不断有人落到水中，许多人抱着木头就跳进江中，游到军舰的另一侧上去。江边乱成一团。军舰上的人朝岸上开枪，岸上的人朝舰上开枪。卫兵扛着我，踩着士兵们的头终于爬上军舰。岸边，几箱翻倒的银元四处乱滚，可是没有一个人去捡。解放军的枪炮声已经越来越响、越来越近。
和妻子分开的几年，每年的中秋节，我就在海边朝家的方向望着。
1953年，我被提升为少将，蒋经国派我到香港工作。我在香港终于想到办法跟妻子联系上了。她让我回来。我就跑了回来。
回来之后，我被隔离审查了两年多。1957年，我终于回到南京跟妻子团聚了。从那时一直到退休，我一直在南京的城建部门工作。当然，后来也经历了一些磨难，但我们夫妻白头到老，一直恩爱。我想，人生幸福，莫过于此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