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是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30周年。在此之前的2007年下半年，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发展规划办公室启动“浙江改革开放30年系列研究”，其意义十分重大，影响也必将十分深远，因为浙江省是中国最早实行改革开放的省份之一，也是取得改革开放成就最为辉煌、最有影响的省份之一。
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改革开放是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开创，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继承、发展并成功推向21世纪的伟大事业。改革开放30年来，浙江省在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下，高举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伟大旗帜，以科学发展观统领社会经济发展全局，努力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把中央精神和浙江实际紧密结合起来，解放思想，开拓创新，走出了一条具有时代特征、中国特色、浙江特点的发展道路，创造出被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先生称为中国经济最大亮点的“浙江现象”；浙江经济发展的速度、质量和活力已居全国前列，成为全国有影响的“市场大省”、“经济强省”和“文化大省”；浙江在制度创新、社会发展、文化建设、基层民主、民生保障等方面也创造了诸多经验，形成了举世瞩目的经济社会发展的“浙江模式”。根据瑞士洛桑国际管理学院2005年全球竞争力报告，浙江省在被评价的60个国家和地区中名列第20位，被评为效力提升最快的地区之一。浙江的实践证明，改革开放是伟大而正确的。可以毫不夸张地说，短短30年，浙江发生了历史性的巨变，“浙江现象”已经引起全国乃至全世界的关注。国内这方面研究的突出成果有2006年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系列丛书《科学发展观在浙江的实践丛书》共12册，全景式解读了浙江落实科学发展观在诸多方面所取得的成功经验。然而，国外人士如何看待改革开放30年的浙江，这方面的系统研究尚有欠缺，因此“见证辉煌：在浙从业的外国人访谈录”这一选题，主要表现的就是外国人眼中改革开放30年的浙江。
实际上，在整个“浙江改革开放30年系列研究”中，“见证辉煌：在浙从业的外国人访谈录”是其中的一个子课题研究。该课题研究主要聚焦在浙从业的外国人如何看待改革开放30年的浙江，因为从他们的经历中，可以折射出浙江经济迅速发展的过程。在我们的采访过程中，先后有39位在浙从业的来自世界各国的企业家、商人、专家和教师成为我们的采访对象。我们以访谈的形式请他们谈他们对改革开放的浙江的印象。作为在浙的外国人，他们中许多人不是匆匆而过的访客，也不是走马观花的旁观者，他们不仅见证了改革开放后浙江经济的腾飞，更有人亲历并参与了这一伟大的历史变迁；他们站在各自不同的立场上，以自己独特的视角，关注和感受着浙江改革开放30年来的迅速崛起与巨大变化。因此，这些外国人士的评说，对于“进一步加强对浙江发展的研究，立足浙江，从中国改革开放30年历程中提炼具有规律性认识的改革开放理论”，将具有很大的启示和借鉴意义。
具体地说，我们的课题研究采用了下列研究思路和方法，即在通过对社会各界外国友人的采访过程中，从多方面获得他们对浙江改革开放、发展经济的印象与看法，并与他们讨论在新世纪、新阶段浙江应该如何继续发展的问题。当然，对各界外国友人的观点，我们不是一种简单的“录音机”式的采集和整理，而是力争上升至理论层面上来对它们进行认真分析和作出反思。
因此，我们在设计采访提纲时，准备了80个相关问题，努力践行：
第一，学理分析与实证研究相结合。改革开放和发展经济是人类社会各个经济时代都面临着的重大理论和现实课题，也是当今国内外的潮流和主题。既然有普遍性，就有共同的规律；既然是规律，就有一个理论提炼的问题，也就存在着理论参考和借鉴吸收的问题。因此，我们采访社会各界外国人士，请他们谈浙江改革开放和发展经济的问题，不单要看到成绩，而且也要看到问题，将他们的观点认真分析和思考。当然，这种研究主要是一种实证研究，即用事实示人，用材料说话。
第二，哲学反思与跨学科研究方法相结合。和全国一样，浙江的改革开放和发展经济是多方面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相互影响和相互制约的历史过程，涉及政治、经济、文化和教育等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因而孤立的、静止的和片面的研究是得不出科学结论的。哲学研究方法的批判性和反思性，可以使我们对问题的把握更加深刻；而各门具体学科在各自的研究领域内有着独特的优势，值得借鉴和利用。我们的课题组成员的学科背景较好地体现了这一点。
第三，横向与纵向比较相结合。改革开放和发展经济既是当代世界的潮流和主题，也是在不同民族国家中展开和实现的，这就提出了一个比较和借鉴的问题。这种比较主要有两种方法，即时间上的纵向比较方法和空间上的横向比较方法。前者既可分为改革开放前后的纵向比较，也可分为改革开放以后不同历史年代的纵向比较；后者既可以划分为中国与外国的比较，又可以在国内进行区域间的比较。
我们的课题研究内容具体分为如下四个部分。
第一部分来自外国企业家的评说
在这一部分中，我们采访了杭州、宁波和绍兴等城市的外资企业共9家，涵盖纺织、洁具、战略研究、化工、软件开发、信息、电子、药业等行业，接受采访者均是企业的高层管理者，不但有董事长、总裁、总经理，还有具体负责采购、战略研究、财务监管、技术监管、质量监管等方面的关键人物。其目的在于进一步加快浙江省经济的国际化步伐，落实科学发展观，因为“十一五”时期是我国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国家引进外资、引智工作要“以我为主、按需引进、突出重点、讲求实效”；给政府决策部门实施区域发展总体战略提供参考资料，因为技术的飞速发展和信息经济的形成以及全球竞争的加剧，使国家、地区和企业间的竞争只靠实物资本投资和规模经济等传统方法不再能保持长期竞争优势，而外资企业为立足于中国、立足于浙江并在经济大环境中站稳脚跟，实现生存、发展和获利的目标而实施的发展、管理战略值得我们借鉴；给浙江省民营企业建立引进国际化人才的管理体系提供有效需求分析，因为浙江省的民营企业如想发展壮大必须经历引进资金、项目阶段，引进技术阶段和引进人才阶段的过程，而吸引国际化人才才能使民营企业占据竞争优势；进一步推进浙江省的国际交流与合作，因为只有让在浙的外国企业家充分发挥自身优势、作用和功能，才能使越来越多的外国人访问浙江、了解浙江、关注浙江、投资浙江。
在整个采访过程中，所有9位外国企业家都对改革开放30年来浙江综合实力的显著增强，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的重大进展以及对外开放总体环境的改善持肯定态度。他们认为浙江工商企业在如此短的时间能有如此快速的发展简直是个奇迹。他们对浙江企业发展存在问题的洞察和建议对浙江省政府制定未来企业发展政策与措施有积极的借鉴意义。
浙江耐司康药业有限公司质量总监多纳托·朗戈先生指出，在国际市场国内化、国内市场国际化的背景下，浙江民营企业的竞争压力加大，国际人才缺乏是浙江民营企业进一步发展的最大瓶颈，其本质的原因是传统的管理模式制约人才能力的发挥，尤其是职业经理人相当缺乏，无法满足企业的高层次人才需求。
矢野电子（杭州）有限公司财务部长绪方政次先生强调：在企业生产的诸要素中，人力资源是起决定作用的要素，管理应以人为本，对物的有效管理应通过对人的积极性的调动来实现并通过协调集体目标和个人目标，激发人的内在动力，促进个人自觉地发挥潜能来达到整体目标。他指出培养人才不只是为公司服务，他还要能对家庭，顾客，社会都作出应有的贡献。他认为国际化人才要具备以下素质：宽广的国际化视野和强烈的创新意识；熟悉掌握本专业的国际化知识；熟悉掌握国际惯例；较强的跨文化沟通能力；独立的国际活动能力；较强的运用和处理信息能力；必须具备较高的政治思想素质和健康的心理素质，能经受多元文化的冲击，在做国际人的同时不能丧失人格和国格。
美铝瓶盖系统（杭州）有限公司总经理藤原晴之先生对浙江省国际化人才培养提出一些建议：在加强爱国主义教育的同时，注重培养学生的国际理念、国际竞争与合作意识；在继承中国优秀文化传统、培养文化“免疫力”的同时.注重对多元文化的吸收；鼓励学生掌握一种或多种外语，并善于进行国际文化合作、沟通及信息处理；具有创新意识和创造能力。浙江应充分利用高等教育机构培养具有民族特色的国际化人才。他特别指出大学教育（少数国家重点大学搞基础研究的除外）、职业教育和培训必须面向企业，与企业挂钩，为企业培养所需人才。他还认为民营企业是带动浙江经济发展的核心因素，政府应采取多种渠道积极支持与引导其实施“走出去”的发展战略。
杭州精彩化工有限公司董事长何建伟先生则肯定了浙江在劳动保护、维护社会稳定的机制建设方面为外资企业提供的良好平台。他对浙江对海外回归的华人在政策环境、服务、法律制度及信用制度建设方面的评价很高，认为浙江与邻近沿海发达省份及全国相比，在环境、市场、特色产业和企业经营机制等方面具有明显的优势。
天堂软件园杭州吉柏信息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周才健先生对中国加入WTO后给予外资企业的国民待遇政策大加赞赏，因为它不仅为东道国吸引了大量的外资，带来了高新技术和科学管理经验，带来经济效益，而且也为外商投资企业利用国民待遇开拓国内、国际市场获得经济效益提供了良机，因此深受外国投资者的欢迎。他还特别提到浙江省政府工作效率的提高、服务意识的加强及服务体系的完善。
杭州合众信息工程有限公司技术总监周宗和先生认为外资经济不仅推动着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而且改变着中国经济增长的方式，提高了中国经济增长的质量。外资经济对浙江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体现在提供资金来源、改善投资效益、扩大产出、引进先进技术和研发能力、提升产业结构、扩大出口和提升出口商品结构以及推进体制改革等许多方面。
奔特洁具有限公司采购部经理帕特里克先生则称“自强不息，坚韧不拔，勇于创新，讲求实效”的浙江精神使浙江在改革开放中探索出一条具有浙江特色的建设社会主义的新路子。坚持社会主义方向，从实际出发，推行经济的市场化，民营化和民主化，是“浙江现象”的本质所在。他称赞浙商精神集中反映了浙江精神，浙商群体身上所体现的创业精神和商业智慧，凝聚了浙江经济发展的强大活力和竞争力，充分展示了浙江人的良好精神风貌。
高博技术与战略研究所（杭州）有限公司总裁郑秋枫先生则警示说现在浙江的投资环境是越来越难了，政府应该采取措施留住并发展现有企业，因为这比盲目引进更有价值。浙江最大的优势是民营企业比较发达，那么政府就该多引进技术，帮助这些现有企业做大做强，在技术上扶植这些企业升级，改造，从而调动民营企业的积极性。
在改革开放的30年中，我们的政府有了巨大的变化，政府的战略决策能力有了明显的提高。“要想有更好的发展，就需要与国际接轨。”对于国际上一些最新的发展变化，我们虽然是紧随其后，但不得不承认还存在一定的差距。这就需要我们走出去，去了解国外的动态，多派人外出考察学习。我们要实施“走出去，引进来”的发展战略。
第二部分来自外国商人的评说
在这一部分中，我们就在浙经商的相关问题采访了义乌、温州和宁波的8位外国商人、1名义乌工商学院的外教、1名企业经理人。其目的在于了解外国商人是如何看待人称“蚂蚁商人”的义乌商人和义乌商界“拨浪鼓”的文化内涵。因为义乌商人勇于开拓、敢为人先的创新精神和百折不挠、善于变通、刻苦务实的实干精神在很大程度上推进了浙江，乃至全国社会大经济环境的发展；了解在外国商人眼中，以“温州模式”闻名于世的温州在改革开放的30年中是怎样变化的，因为温州市前市委书记李强把温州经济比喻为“地瓜经济”已经传为佳话，看看这些外国商人是否认可这种“温州模式”；了解外国商人是否熟悉和理解邓小平同志在1984年发出的“把全世界的‘宁波帮’都动员起来建设宁波”的重要指示和对“宁波帮”奉行的讲信誉、重情理、人无信不立等传统美德和大气开放、诚信为本、艰苦创业、报效桑梓的精神是如何评价的，因为“宁波帮”及其美德和精神享誉全国，闻名世界。
印度商人皮特之所以选择义乌，一是因为义乌独特的商业模式和健全的市场体系令他十分满意；二是因为义乌商人诚实守信、勤劳肯干、积极向上的精神深深打动了他。
美国商人王丹理特别谈到义乌商业发展的一个显著特点——家族经营模式的利弊。他认为，这种模式的特点是父辈的文化程度一般不高，如果下一代照搬父辈的经商方式，不随市场改变而改变，必定会影响经营，不利于未来的发展；但从积极面来看，家族经营模式能使家族成员在生活和事业发展上互相扶持，并使整个城市的经济快速持续发展。他很赞同义乌“全城皆市，全民皆商”的浓郁的商业气息。索马里商人哈吉对称作“蚂蚁商人”的义乌商人的描述是“渺小但很强大”。
巴基斯坦商人阿里对义乌的生活环境深表满意。他认为义乌的生活环境非常好，安静祥和，治安很好，生活在这里甚至比在自己的国家更加安全。义乌的市民礼貌友好，非常尊重外国商人，因此他们在这里的生活平静而舒适。当然，他们对义乌存在的问题也有提及。阿里指出：在中国，产品的品牌和知识产权没有得到足够的保护，市场上存在大量的假冒伪劣产品，这一现象应该杜绝。他认为义乌的制造业相对滞后，跟不上商业的发展，并将影响其商业的进一步繁荣。
来自新西兰的布莱特夫妇认为污染，尤其是空气的污染，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教育和医疗也是不容忽视的问题。在他们看来，医院应该以济世救人为己任，而不应该是盈利机构。另外，他们希望政府能够出台一些优惠政策便于外商长期居留。
在政府给予外商的优惠政策方面，阿里认为政府给予国际性大公司和跨国公司的优惠政策很多，而给予他们外国商人的优惠政策就不那么多了。他希望当地政府能适应国际化趋势，满足外国商人的多种需求，从而吸引更多外商来义乌经商。
有些外商也谈到中国在发展过程中如何对待外国文化冲击的问题。以义乌为例，它是汇集各国商人的国际小商品之都，势必有各种不同文化的相互融合，在各种文化交融的过程中，势必受到各种文化的碰撞和相互影响。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中国文化开始受到美国拜物主义浪潮的侵蚀，因此，我们必须注意如何在国际化背景下传承中华五千年灿烂文化的问题。
通过采访，我们发现义乌的城市商业文化史有待进一步推广，比如“鸡毛换糖”，“拨浪鼓”等典型的义乌商业文化词汇在外商听来却很陌生。
西班牙的鲁本先生非常看好宁波的地理位置和发展竞争力。在他眼里，就算是与西班牙这样的发达国家相比，宁波的金融环境也发展得非常完善。他认为宁波的“块状经济”是一个巨大的商业优势。他觉得宁波私营企业的迅速发展主要归因于其商品品质的完善和“宁波帮”的创业精神。在他看来，“宁波帮”精神的精髓在于：共同协作，互相帮助，开拓进取和吃苦耐劳。
对于宁波近来出现的“空巢”现象，澳大利亚商人延尼觉得在短时期内根本不必担心。因为他觉得宁波不管是在产品质量上，还是在员工的教育水平上都在不断提升，这样宁波就会成为一个更具魅力的城市，也就会吸引更多的商家来此投资或是设立公司。对于机遇和挑战，他认为宁波经济发展过程面临的机遇在于出口贸易和旅游，而主要的挑战则在于产品质量的提升和企业员工素质的提升。他感到宁波的巨大发展主要应归功于宁波经济发展模式——民营经济。谈到浙江商品具有的价格优势，延尼表示认同，但指出产品质量同价格一样重要，宁波商品要想更具竞争力，应该质量与价格并重。
延尼在宁波经商享受过政府优惠政策和当地人们给予的很大帮助，但同时也遇到过困难，比如供货商在时间进度和产品的发货期上不重承诺，当地政府部门审查体系复杂，办事效率不太高，经常耽误其发货期等。
他为宁波今后的发展给出的建议包括：简化外商在此成立公司的程序，给予他们更多政策上的优惠；改以价廉取胜的方法，依靠质量的提升来占有更多的市场份额；各产业应该拥有自己的先进技术，以立于不败之地；政府应该更多地投资教育，培养更多的高新技术人才，以促进宁波经济大发展。
改革开放30年来，温州秉承其悠久的工商历史，不断坚持体制创新，谱写出了令人瞩目的民营经济发展史。对英国人巴伦泰来说，“温州是个具有浓厚商业气息的城市”，“温州人极具赚钱技能”，温州人特有敢为人先，勤劳刻苦，不断进取的精神。
谈到温州今后的发展，他则多次强调要充分动员海外温州人共建温州，要了解外商需求，努力实现双方最大限度的互利互惠。巴伦泰先生对温州以及整个中国的发展前景充满信心。他希望温州能继续发挥民营经济优势，保持稳健发展，实现以经济发展为中心的全面和谐发展。
回顾温州的发展历程，曾经一度的“造假基地”现在已经成为众人瞩目的“温州模式”。一个以民营经济为主，农村（家庭）工业为主，政府职能主要体现在宏观服务上的经济发展模式已经逐渐成熟，这与温州人特有的“敢为天下先”的精神密不可分，更与当地深远的工商历史文化传统息息相关：自南宋以来温州的手工业、商业就较为发达，并出现了以“永嘉学派”为代表的区域性文化，他们注重事功、讲求实利，今天的温州人秉承了这种思想，并形成了特有的温州人精神。
第三部分来自外国专家的评说
在这一部分中，我们采访了在杭州、宁波和舟山等城市工作的10位外国专家，他们中一些人从事着经济与管理的研究，一些人则既是经济与管理研究方面的专家，又是实实在在的企业家。采访的目的包括三个方面：首先是了解外国专家对浙江省改革开放30年来所取得的巨大成就的感想，外国专家眼中浙江政治经济文化的巨大变化以及浙江未来发展的前景；其次是通过外国专家的评说，发现目前浙江省经济持续、稳定、快速发展过程中所存在的问题和所面临的挑战，特别是浙江民营企业发展规模、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社会保障体系、高校科技创新和技术转化以及文化冲突等问题和未来发展所面临的挑战；最后，通过采访，我们能够学习国外发达国家的先进经验，根据他们的建议和我国的国情，更好地解决浙江发展中所出现的问题，为浙江快速、健康、稳定地发展提供依据。
在整个采访过程中，专家对浙江的投资环境和生活环境赞不绝口。对浙江改革开放30年的肯定和对浙江未来发展的建议充分显示了外国专家对中国发展的关注和支持。他们选择浙江是因为其美丽的自然环境、良好的基础设施、当地政府的高效工作和良好的为外资企业服务的体系。
宁波三菱化学有限公司总经理福田信夫十分关注中国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认为中国的经济发展速度已远远超过GDP这个数字本身所能体现的。他对浙江的投资环境，特别是宁波的投资环境，评价很高。他对中国的环保现状比较满意，认为某些标准已经超过日本。他基本认同中国大学生的素质，但认为刚走出校门的毕业生就读期间很少接触企业，英语水平有待提高。
杭州安费诺飞凤通信部品有限公司经理助理韩相宪先生认为，一个企业在选择投资时人才非常重要，而杭州就具备了这一优势。他对公司的员工非常满意，认为杭州的人才非常勤奋，能吃苦。他认为中国是所有国家中发展最快的，历史上没有其他国家有过相同的经历。他对浙江省最近几年道路交通状况的改善和生活环境的改善深有体会，对“浙商精神”评价很高，认为它是浙江特色，是浙商成功的重要因素，尤其是人与人之间的相互信任是其他地方所不能比的。他喜欢浙江的生活方式，乐意在杭州长期居住，但指出最近几年物价上涨比较厉害，人们压力很大，工作得比较辛苦。
大明光学（杭州）有限公司总务部经理金映植认为浙江省政府招商引资方面的工作很到位，政府部门支持力度也比较大。他对浙江的整体发展给予了比较肯定的评价，认为浙江省各级政府和相关领域的专家、企业家能够认识到浙江的优势，集中发展优势行业，并以此带动其他领域的发展是十分明智的。浙江自然环境资源保护和开发、社会文化建设和经济建设等方面都发展很快，特别是后者，与中国其他省份相比，成效比较突出，其中的民营经济更具特色。民营经济的快速、健康发展，对于全面推动浙江省经济和社会又好又快发展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谈到高校与企业的关系时，他认为高校应与企业合作，使学生有机会到企业实习，对企业运作形式有所了解，熟悉解决问题和完成任务的技巧，同时企业还可以利用高校的科研力量解决生产经营中的问题，实现优势互补。他还就缩小贫富差距和增加农民收入等问题，表达了自己的观点，提出了一些建设性的建议。
摩菲仪器仪表（杭州）有限公司总经理德·凯斯·图普曼先生对浙江在短时间内能有如此大的发展，当地政府能有如此强的解决问题的能力感到惊叹。他建议杭州应该建立与国际接轨的国际学校、医院及商店，以满足更多外国人来杭投资、生活和学习的需要。他期望杭州将会成为环境优美、生活休闲、社会和谐的国际大都市。
阿尔法船舶制造（舟山）有限公司亚太区营销总监罗杰·安德烈·奥尔森先生对市场和经济现象比较敏感，见解独到。他感到舟山的投资环境很好，工作、生活条件也比较令人满意。他认为浙江的国有企业改革很成功，浙江正走在经济发展的正确轨道上，企业已经形成了健康的企业文化氛围，科学合理的发展观念已经形成。
可果美（杭州）食品有限公司财务课经理杉木干治对杭州市下沙经济技术开发区给予很高评价，认为它基础设施配备齐全，人才济济，具备十分理想的创业环境。同时，他对一些问题也提出了非常中肯的建议，如大学生视野需要进一步开阔，应学会与人合作，培养良好的团队精神，克服不良生活习惯，应像保护自己的家庭一样保护自然环境，等等。
博世包装技术（杭州）有限公司总经理赫尔穆特·韦瑟先生了解并尊重中国历史与文化，对中国及中国人民有着深厚的感情，支持中国的改革开放政策，为中国改革开放所取得的伟大成就感到高兴，深为自己是“杭州人”而自豪。他对中国的养老保险体系提出了十分中肯的看法，认为企业不能只考虑眼前利益（外资企业也不例外），而应该为自己职工退休后的生活着想，负起一份按照法律应该付出的责任，为员工缴纳养老保险等社会保险。韦瑟先生对浙江的高等教育、经济协调发展、环境保护都十分关注，认为浙江应改革教育体制，普及高等教育，把握好经济发展速度与环境承受能力间的关系。
阿尔法船舶制造（舟山）有限公司总经理西蒙·皮克林先生在中国香港、上海和舟山等地工作生活长达20多年，对中国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有比较深刻的体验和理解。他认为中国人勤劳、敬业、友好；他喜欢开放的中国；他赞赏中国国有企业的成功、政府改革开放举措的英明和政府工作业绩的出色。
秦山第三核电站技术顾问、现场经理约翰·夏普先生作为一位核工业专家，肯定了浙江改革开放以来所取得的伟大成就和浙江私营经济和区域化经济发展的成果，特别提到全国最大小商品集散中心——义乌小商品批发中心和中国最大的海宁皮毛集散中心的建设，对浙江省积极开展生态建设，推进环境保护工程及旅游业发展的举措深表赞同，对年青一代人的素质评价较高。
夏普先生对反倾销战略、发挥贸易协会的作用、加强政府宏观调控方面有独到的见解，指出政府可通过政策和法规制定及税收政策来控制环境污染，实现经济社会协调发展。
运萨（杭州）包装制品有限公司生产部经理雷伟·乌赞先生认为中国有着博大精深的文化，而改革开放使得部分中国人，尤其是年轻人开始模仿西方人，而遗忘了自己的传统文化。对他而言，一个国家丢失了自己的文化就等于失去了一切，因此，中国政府必须加强对学生的传统文化教育，鼓励国民通过不断进行文化交流，吸取其他文化的精髓来弘扬自身文化，而不是照搬照抄他国文化。
第四部分来自外国教师的评说
在这一部分中，我们采访了浙江大学、浙江工业大学、杭州电子科技大学、浙江工商大学、浙江理工大学和杭州师范大学的一些外国教师。他们分别来自美国、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德国和日本等教育比较发达的国家，其中不少毕业于名校，有博士学位，从事教学工作多年，是教育方面的专家；有的负责中国与其所在国家的留学生/学术交流项目。他们都已在中国待过相当长的时间，对中国国情比较了解，因此他们的评说比较可靠。我们一是请他们就浙江高等教育的一些话题展开评说；二是请他们完成一份调查问卷。我们结合了定性和定量分析，努力真实地评价浙江省改革开放30年来在高等教育领域所取得的成就及存在的问题，以发扬成绩，弥补不足，使高校人才培养更适合浙江经济发展对人才的需求。因为这30年来，浙江经济飞速发展，各级政府及民间对高等教育的投资大规模增加，高校硬件建设及师资队伍建设都有了长足的改善，在全省形成了全民重视高等教育的喜人局面；而各高校也不负所望，为浙江经济的腾飞源源不断地输送着大批高素质的人才，校企合作渐成趋势，教育成为经济发展最强有力的后盾。然而，不足还是有的，比如浙江对教育的投资仍有欠缺，教育消费的水平仍需提高，各高校办学条件仍需改善，人才培养模式仍需完善，师资素质和管理模式有待提高，学生自主学习能力和乐于吃苦精神仍需增强和培养，等等。尽管浙江已经成为文化大省，教育强省，但是切不可止步不前，必须查找差距，借鉴国际上先进的办学理念，加大对高等教育的投入和改革力度，确保经济发展，教育先行。
浙江理工大学外籍教师辛西娅·J.罗伊斯女士在肯定成绩的前提下，很坦诚地谈到我们教育中存在的问题。她认为中国教育重记忆，重考试和分数，轻批判性思维，导致大学生缺乏学习兴趣和激情，独立思考能力弱，创造性思维不活跃。她特别提到美国大学生被当作成人看待，严格的考试制度教会学生为自己的学习负责；在中国则是严格的纪律约束着学生学习，学生学习动力不足。在美国，家长和学校都注重从小发掘、培养孩子的兴趣，让他们设计自己的未来，学生自立能力强；在中国，父母为孩子安排一切，因此，中国大学生太天真，缺乏对生活、工作的体验。她还提到中国大学生选专业太早、通识课程学得太少、转专业和转学校太难、整个大学阶段课程安排前紧后松、教师在职培训机会不多等问题。
在教育资金来源方面，她提出了一个十分新颖的观点，即中国的企业为社会出力太少，政府应通过税收等杠杆鼓励企业为教育、社会捐资。
杭州师范大学外籍教师爱德华·达格维先生不太赞同“为知而学”的教育理念，建议给予实用性更多关注，从而促进知识转化成实际生产力，更好地服务社会。他对浙江高校学生的学习主动性和创造性相当肯定，建议教师和教育机构应该多给学生们独立思考的机会，以锻炼他们的创造力和表现力。
浙江工业大学留学生交流项目负责人杰里米·弗赖德莱思先生认为浙江人民的生活水平已超越小康，文化水平已接近发达国家。他对我们教育体制全程，包括幼儿园、小学、中学直至大学和研究生教育中存在的问题作了详细的分析，如大班教学、忽视学生心理健康、只重视高分学生、父母过分保护等。他认为中国教育体制改革势在必行。出人意料的是他赞成中国大学生大学期间不去打工，而且也不排斥中国学生记忆式的学习方式。
浙江理工大学外籍教师约翰·诺曼先生肯定了浙江省经济、商业、高等教育方面的发展，对浙江大学生的人文素养、道德水平、创造性和学习积极性都给出了正面的评价，尤其是谈及中国大学生的创造性时，他认为说中国大学生缺乏创造性完全是不客观的。诺曼先生是教育学博士，有些教育理念很值得我们深思。他提议建立没有或很少娱乐设施的低廉大学，以解决很多人上不起大学的困境；他认为大学生的社会活动应适可而止，切不可忘记大学的首要任务是学习；高等教育的实质是给学生提供系统的专业理论教育，不能以激发学生创造性为借口，只重课堂讨论，忽视专业学习的系统性和广度；对记忆在教育中的地位给予一定程度的肯定，指出学习是记忆与使用的平衡；指出高等教育和科研应向那些有较多人可以受益的专业倾斜；在大学生就业方面，一是鼓励校企合作，提高学生职业素养，二是鼓励“多级跳”的思想，先就业，再不断寻找更好的机会。在英语教学方面，针对我们英语教学效果不佳的现实，他提出增加英语学习频率，减少单次学习时间的建议，支持浸没式的学习方式。
浙江大学德语系外籍教师兼留学项目负责人约克·施罗德先生认为与中国合作是件非常时尚的事，认为自己所负责的中德留学生交流项目十分成功。他指出一个发人深省的问题，即在德国，外籍教师与本国教师处于同等地位，而在中国，某些高校既对外籍教师提出了科研要求，又不允许他们申请国内项目，这既不符合国际惯例，对教师的科研发展也有所阻碍。此外，他认为中国高校对学生日常生活的管束太严格，管理大学生像管孩子一样。
杭州电子科技大学外籍教师鲁夫门什先生自己修习数种外语，对外语学习有深邃的见解。他认为浸没式学习方法是外语学习的最佳方法，语言应该以用为学习动机，应该在用中学。他根据自己多年的翻译经验提出，由于翻译涉及专业知识，翻译培养对象应该从对英语感兴趣而且英语基础好的非英语专业学生中选拔并进行重点培养。他的观点，很是独到。
杭州电子科技大学外籍教师露丝·艾伯特女士对浙江省政府和普通大众对高等教育的重视程度有很高评价，对中国学生的吃苦精神和人文素养表示肯定，但对我们在英语教学过程中忽视自己母语及母语文化的现象表示不解，并指出中式英语是制约我们英语学习质量的关键。她反对教学生太难的东西，认为像莎士比亚等经典，很多土生土长的英国人自己也读不懂。
浙江工商大学外籍教师柯蒂斯·埃文斯先生毕业于世界级名校，说得一口地道的汉语，精通中国文化，遍游中国的风景名胜，对很多中国现象给予肯定评价。他认为浙江高等教育制度在某些方面要优于上海。对于中国的高考制度，他认为这是适合中国国情的人才选拔方法，他甚至回溯到中国古代的科举制度来寻找高考制度的合理性。不过他指出，中国的教育体制应当对那些有学习障碍的人士给予一定关怀。
杭州电子科技大学外籍教师约翰·英格索尔先生对浙江改革开放以来的发展表示肯定，对高等教育方面的成就表示惊奇。他对浙江省对高等教育的重视程度、高等教育的质量、高校基础设施建设、高等教育对经济发展的贡献、大学生的社会责任感、高校师资的素质、高校管理质量、浙江大学生的精神面貌和吃苦精神等都表示认可，并认为有些方面甚至超过发达国家。当然，他对我们高等教育中存在的一些问题也提出了比较中肯的意见，比如学生就业服务工作有欠缺，家长包办过多，学生社会活动能力差，英语教学中说得太少等。他建议留学海外学习英语的学生一定不要扎堆华人圈中，否则仍只会说汉语。他最具启发性的观点是应该因材施教，允许实在学不好英语的学生终止英语学习，而代之以其他科目。
杭州师范大学日语系外籍教师佐藤由佳女士从小就通过书法与中国接下了不解之缘，无论是在日本国内求学，还是在中国深造，她选择的专业都与中国传统文化有关。在采访中，她反复提到最吸引她的是中国博大精深、璀璨丰富的传统文化，而杭州是她心目中当之无愧的中国传统文化的聚宝盆。用她的话来说：“喜欢的就是那股传统的劲，要学就学最传统、最正宗的。”
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刻了解和系统研习，加之来自同是东方国度的日本，佐藤由佳小姐对中国高等教育的现状和发展具有特别的感知力和认同感。她认为中国高等教育正在进行深刻变革。她对中国学生学习的主动性、积极性、刻苦精神、危机感都表示认同，但创新能力及通过实践学习谋生本领、了解社会的意识还有待进一步增强。佐藤由佳小姐对中国传统文化青睐有加，对西湖周围传统文化日渐为现代元素所侵蚀有所感慨，提出我们应保护好我们的传统文化。
上述每个部分都由四块组成，即标题（以最能体现采访对象观点的一句话为题）；采访对象简介；采访内容；采访手记（提炼采访对象的主要观点）。通过对我们所做的一共39位外国人士的访谈，我们意在向公众展示来自中国以外的有关“浙江改革开放30年”的评说与观点。他们所作出的评说和阐述的观点，既不乏赞誉与鼓励，也不乏警醒与忠告，值得我们加以认真研究、细致分析，从中找到规律并作出反思。
我国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作为一项前无古人的开创事业和伟大壮举，是在“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进行的，也是在没有成功先例可循的情况下“摸着石头过河”的不断探索的过程。30年来，无论是国际局势还是国内形势都发生了巨大而深刻的变化。作为中国最早实行改革开放的省份之一，浙江省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与全国其他各地相比，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对较高，但同时也带来了一些新的矛盾和新的问题，使我们的改革面临着新形势，发展面临着新任务，稳定面临着新课题。正如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所说：“过去我们讲发展。现在看，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不比发展时少。”“要利用各种手段、各种方法、各种方案来解决这些问题。”因此，我们必须适应时代和社会历史条件的变化，既要发扬成绩，再接再厉，更要深刻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广泛听取各界人士的意见，包括外国友人的意见，不断加深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认识，牢固树立和坚持科学的改革发展观，以促进浙江省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的顺利进行。正是基于对当今浙江省社会经济重大现实问题的深切关注，我们才选择了既可发挥我们的外语语言优势，又可了解在浙从业的外国人这一群体如何看待改革开放30年的浙江，通过他们所作出的评说和阐述的观点，为浙江省委、省政府及相关部门在为今后发展作决策时提供依据和参考。
陈许
2008年6月26日于杭州下沙高教园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