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理工大学外籍教师辛西娅·J.罗伊斯女士访谈录
来自外国教师的评说
辛西娅·J.罗伊斯简介
辛西娅·J.罗伊斯（Cynthia J.Royce），美国人，浙江理工大学外国语学院英语教师。美国明尼苏达大学社会学文学士，参加过资金筹集、社区开发、种族和谐工作培训班，获英语作为第二语言（ESL）师资证书。职业生涯十分丰富：在美国长期担任咨询工作，为非盈利机构和非政府组织筹集资金；曾在托儿中介任职；做过开发部经理，负责办公室管理、资助申请书撰写、公关及营销工作；曾在联合劝募会（United Way Agency）的不同部门工作过；曾在企业就职，负责销售录像带、不动产及远程市场营销；曾做过大量社区服务工作。丰富的教育和工作经历不仅使她发展了很强的专业技能，也因此对教育和社会问题有深邃的见解。
罗伊斯女士热情、豪爽、坦诚，热爱中国，曾于1983年、2001年和2005年三次到中国旅游，来浙任教后更是充分利用节假日畅游中国，足迹遍布大江南北。用她母亲的话说，她真应该生在中国。
访谈内容
问：您来这儿旅游过三次，又来这儿工作，中国对您一定有什么吸引力吧？
答：1983年我第一次来时就知道自己被中国迷住了，我总想回来，并设法在这儿生活。我母亲说我真应该生在中国。这儿太迷人了。中国的崛起、活力及人们的乐于助人是吸引我的三样东西。而杭州是最吸引我的地方，因为我每次来中国总要来杭州。
问：自您第一次来到现在已经20多年了，其间正值中国改革开放。您感觉改革开放给中国带来什么变化？
答：什么变化？！太多、太大变化了！经济、商业、社会面貌、人民生活……相比我初来时都好了许多。中国经济发展之快令人刮目相看，在一些大都市，商业的繁荣程度已经达到国际水准，即使是在一个极普通的小镇，也不用愁有买不到的商品，人民的生活有了实质性提高。中国是那样充满活力，让人着迷。要让我具体说，我只能讲跟高等教育有关的，即我工作以后所见的。我所在的学校，管理工作有不少改善，管理者能够听我们的意见。西方人习惯提前计划每件事，而不习惯临时做调整。我们刚来时，他们总是说明天你得做什么，让我们感觉很不习惯。现在他们已经开始考虑我们的文化了，我们可以早早得知要参加什么活动。另外，这儿是大班教学，一个班甚至多达80人，但我们说把大班变成小班，给我们更多的班，50个人一个班学语言肯定不行，只有小班我们才能帮学生学习。现在我的班上有24～30人，当然有一个班40人，那是因为时间实在调不开了，而他们又不想换老师。另外，理工大学允许我们向学生分发复印材料，我知道在其他学校这是不允许的。您知道，学语言是要听、说、看并举的，要是不允许我们分发材料，学生就看不到听说的内容。这是个重大变化。
问：您怎样评价浙江省的高等教育？
答：浙江省的高等教育近年来有长足的发展。办学规模明显扩大，学校数量在增加，在校生人数增加得更快，不少大学又在建新的校区。据说你们的高考入学率已超过70%，而研究生招生速度增长更快。你们的高等教育普及率越来越高。学校硬件设施已经很不错，校园环境、学习环境都很舒适，尤其是教室里高质量多媒体设备的配备，可以大大提高教学质量。师资方面感觉也是越来越好，有些高水平的学科带头人参与到教学团队中，带领大家做科研，改进教学。但是我觉得你们的学生只关心考试分数。这或许就是美国和中国教育最大的差别。
问：您觉得关心考试有什么不妥吗？
答：本来很正常，但你们的考试注重记忆，不能发展学生的能力，而且过分关心会阻碍学生兴趣的发展。
问：在美国你们怎样考试？
答：拿英语课来说，我们从不考单词、定义，我们考的是内容，老师会跟学生对话。我大学时学的是社会学，老师会要求我就有关方面写论文，会问我从某部分学到什么，并把自己的观点与他分享。我们考试就是写文章、对话。
问：您是否认为我们考试太多了？你们很少考试吗？
答：事实上，我们跟你们正相反，你们是在大学以前有很多考试，进入大学反而很少考试，学生课业负担比较轻，而我们在大学以前很少考试，进入大学考试比你们要多得多，我们的大学生比你们的大学生要刻苦得多。我们这种体制更符合学生生理发育特点。
问：您怎样评价浙江大学生？
答：很乖巧，很关心考试分数，很会考试。一切都围绕着怎样考试拿高分，因为那样他们就能进好的学校，找好的工作。我认为这种人人只关心考试成绩的环境，无法教会你们的学生随机参与学习过程的能力，他们就知道机械记忆式学习，却没有学会生活、工作所需的多种能力。但生活不是机械记忆，工作不是机械记忆。他们不知如何寻求解决事情的方法。这太糟糕了：走出校门不知道怎样管理项目，不知道怎样表达自己的想法，不知道怎样在最后期限前完成任务，不知道怎样与人打交道，不知道怎样处理真实生活中的不同情形。你们必须改变你们这种教育制度和招聘方式，虽然这需要时间。有些公司已开始改变招聘方式，培养有个性差异的员工。
问：您认为浙江的大学生学习自主性如何？
答：他们学习自主性很高，但这种积极性是直接与考试拿高分相关的。除此之外，他们基本没有积极性，没有自学可言。他们甚至不知道自己的兴趣是什么，自己该掌握什么技能。完全没有激情。寒假开学我问学生假期有没有读什么书，他们大笑。他们完全没有自主学习的积极性。
问：您对我们大学生的创造性有何看法？
答：不太理想。我有时给学生发复印资料让他们写作利用，结果很多学生原样照抄又把文章交上来了。他们创造不出新的、不同的东西来。这是典型的中国学生。所幸我有几个学生并非如此。他们力图幽默、有想象力。但普通中国大学生都不会很快、很容易地发展这种能力。我们必须教会中国学生什么是创造性，它到底是什么意思。中国机械记忆式教育方式不会教给学生创造性和想象力。
问：您认为浙江大学生的人文素养如何？
答：是不是指他们是否关爱社会、关爱他人？他们比较童稚可爱。他们喜欢小动物的图片、小孩子的图片、美的东西。他们关爱社会，他们喜欢让人高兴的东西，他们不知道如何应对悲哀与困难。他们人文素养高，是因为他们只被展示美的东西，他们从不对任何事负责任。如果跟美国的学生相比，你们十七、十八、十九岁的人就跟我们十二、十三、十四岁的人差不多。这有坏也有好。你们的学生保留了那份童稚的可爱。而我们十五、十六、十七岁的孩子所经历的事情，你们根本不想你们的孩子经历：性、毒品、离婚、各种难关。但我们的孩子虽经历挫折，却更懂人性，变得自立。他们知道如何判断好人与坏人，从而知道遇到坏人时如何保护自己。中国的孩子太天真了。
问：人文素养还包括人文学科方面的素养，如美术、哲学、音乐等方面的素养。这些方面您怎么看呢？
答：你们对学生这方面的培养并不多。在高中阶段我们有美术、文学等课程，进了大学，要学更多。我进大学后，必须学哲学，这是每个学生的必修课，即使是学理的，也要学哲学、艺术类课程。在这儿上课，要是我问学生“生活是什么”，我得不到答案，因为他们从未想过。
问：你们必须学哪些通识课？
答：语言、哲学、心理学、社会学，所有带“……学”的课。它们是基础课程，是获得学位的前提。大学一二年级，学生们要认识“我是谁”及“我想要什么”的问题，到了大三才选自己的专业。
问：我们的学生上大学前专业就已经定了。不过我们现在也在开一些选修课，只是有些学生不想来上。
答：他们已参加过太多考试，他们已厌倦学习，他们不想再学了。这就是你们教育体制的问题。
问：在美国，你们如何保持学生学习的热情与激情？
答：我们课上注重创造力。我曾上过一门课，叫“对话课”，大家坐成一个圆圈，就不同话题进行交流。这不是语言课，就是自由对话课。学数学就要以学数学的方式去学，学科学就以学科学的方式去学。除了干巴巴地学公式，还可以通过“做”来学，通过“造”什么东西来学。要写论文就应该去社区考察，而不是坐在教室里。如果所有事情都是围绕考试而做，那就只剩“学习”了。
问：美国大学生如何选择专业？
答：在美国，学生进入第三年才确定专业。这时他们对自己已经有了比较透彻的了解，知道自己的兴趣和能力所在。确定专业后，可以留在原学校，也可以换学校。
问：换学校很容易吗？
答：只需申请。如果申请的学校许可的话，他们可能说，你是在别的院校上的学，我们学校要求更严，更难进，因此你所取得的学分在我们这儿值不了那么多，你要补修一些课，你同意吗？只要学生同意，就可以换学校，只是上课要另付钱。有时候申请的学校也可能根本就不接受你已学过的课程，他们说你所上的学校太差了，根本够不上换我们学校，我们学校要好得多。如果你想来，就必须重新选课，你愿意吗？如果你说“不愿意”，那就不换。在美国，个人可以很成功而并不来自名校，没上过哈佛照样找好工作。不像在中国，需要名校、高分才能找到好工作。
问：要想从一般大学换到好得多的大学能办到吗？
答：你要把你的考试成绩、所修学分及全面自我介绍的一篇文章提交给要转的学校。如果你成绩不够好，学分不被看好，可能转不了。但现在很多学校越来越重视你提交的那篇文章。通过文章，学校可以看出你写作水平如何、善于自我介绍与否、你是怎样一个人、你有过怎样的经历、学过什么、有什么收获等。你如果成绩不够好，可能转不进去，但即使你成绩够好，文章写得却不好，你也有可能转不进去。
问：那转专业呢？应该更简单了？
答：是的。
问：但在中国有的地方高中生就分文理科，学文科的转理科会跟不上课，因为他们理科学的深度不够。
答：你们在学生还不知道他们是谁的时候就决定了他们的将来。我们却是让孩子尝试不同的东西，让他们发现他们的兴趣所在。没有兴趣的事，他们既做不出色，也不会喜欢做。我们有着完全不同的制度。而且他们即使选定专业和学校，也仍然可以换。
问：那要是学生换来换去怎么办？
答：只要他们有钱、有时间去上额外的课程。学生也会考虑补课费用，因为学费很贵。
问：刚才说到通识课程，让学理科的学生上人文课程，他们会不会抱怨无用？
答：我们是有不少人不喜欢，因为它不能挣钱。但我自己学了哲学后，发现它有助于我思考。能够从不同角度进行思考帮助我挣到更多钱。不能过分专注于挣钱。不能什么都用钱来衡量，这是资本主义的一个概念。
问：在美国大学生修双学位普遍吗？
答：普遍。我们称为大专业兼小专业。比如我，拿了社会学的大专业，科学研究的小专业。拿这两个专业都需要达到一定学分，但小专业所需学分要少。由于拿第二学位要学额外的课程，我需要更长时间。我当然也可以每个学期多修学分而不增加总时间。但是我们规定每学期不能超过17个学分，否则课业负担就太重了。我们每门课都要写论文。我们每年都选一些课，这样我们就不会集中在一二年级修太多课，到高年级就很少有课，甚至没课。上学是干什么来的？就是上课来的。我在这儿认识一些研究生，他们一年级功课很紧，二三年级就帮导师搞研究，这些研究却与他们自己无关。我的问题是，为什么把课都挤在一年级，而其后都不怎么有课？
问：或许他们需要找工作。
答：我知道有很多人晚上读硕士学位课，白天工作，他们拿学位不耽误工作。既然是全日制的学生，找工作就不是他们课业的一部分。为什么交着上学的钱，却要去找工作？大学四年级的学生不上课却去找工作，这是浪费他们父母的钱。
问：在美国找工作雇主看重什么？
答：最低高中毕业，必须能胜任工作，有些还特别要求雇员要诚实。3分钟以内，他们就可以确定能否信任你，第一印象很重要。他们要看你的履历，看你的技能，看你善不善与人交谈，能否展现自己，能否善于学习。跟这儿把成绩看那么重要不同，我们从不把课业成绩放在履历上。在美国，要去大学应聘，即使你已经将考试成绩寄上，他们仍然注重看你本人，你必须写一篇文章，往往是你写的文章决定你进入某个大学。我们需要能吃苦、能理解自己的功课、知识面广而不是只会考试、会拿高分的人。
问：你们的大学生如何找工作？
答：在高中时我们就已经有“生涯计划”课，我们已学会如何看待我们自己。大学阶段，我们有顾问老师，毕业前6个月，顾问老师帮助学生写简历并把简历收齐。然后我们就开始编织一个“网络”，我告诉你，你告诉他，他又告诉别的人……我们开始跟朋友打电话，问他们在某公司是否有熟人，是否可以把我们介绍过去，不是为了工作，而是为了了解情况。我们提前6个月开始找，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可以不上课，我们还要上课！学生中有些已经在打零工，有些做过实习生。为了使简历上有工作经验这一项，有些学生做义工。我鼓励我的学生到他们愿意去工作的公司做义工，明明白白地告诉人家要免费为他们工作，这样不但能获得工作经验，得到训练，毕业时这家公司还会考虑优先聘用，因为他们已经认识他了。在中国，人多，工作少，竞争较大。而且一些公司不愿招新手，因为其自身内部人员已经超编。这是中国的一大问题。
问：政府也已意识到这个问题，因此根据学生就业情况限制招生人数。如果某专业就业良好，就可继续招生，甚至扩大招生，但如果就业情况比较糟糕，就得缩减招生，甚至停招。
答：我认为这不妥。提供工作机会不是学校的职能。学校的职能是提供教育。由于就业差而限制招生会使教育本身受到限制。提供就业机会是社会的事，但是假如父母愿意付钱让他们的孩子接受某方面的教育，为什么不允许呢？学生找不到工作，至少他们已接受了教育。如果在国内找不到工作，随着中国国门的打开，学生可以到别国去找工作。坚持你们孩子的教育，不要停，一个教育状况不佳的社会不是一个有前途的社会。
问：有些家长可能会抱怨说花钱让孩子上了学，却找不到工作，太不划算了。
答：钱不花在孩子的教育上，花到哪里去？
问：有些家长收入低，要很辛苦才能供孩子上学，有的甚至借很多债，他们当然希望孩子毕业后能帮忙还债。
答：不供孩子上学，他们就无需太辛苦，无需借钱，但是孩子没接受教育，仍然是没有工作可做，更谈不上出国去找工作，工作的大门对他们而言就更是紧闭了。
问：有些家长没这么有远见。很多父母老了都要依靠孩子的。如果孩子不上大学，可以去干建筑，一旦大学毕业，就没人愿干这种体力活。很多父母认为付出了，就要得到回报。
答：不愿干怎么办，在家靠父母度日？也许中国政府应该努力打开国门，让更多的人到外面去找工作。这也许是个解决方法。比如在德国，他们有富余的工作机会，他们不会在乎中国人去那里工作的。
问：那会造成人才外流。
答：中国已经存在人才外流了，中国政府现在正在创造优惠条件吸引外流人才回国。这是个问题，我也不知怎样解决。
问：在中国文科毕业生找工作难是事实。
答：美国也存在这种情况。英语专业的学生能找什么工作？我是学社会学的，我从没找过社会学的工作。关键是要学习可迁移的技能。看一下自己是个怎样的人，然后把所学迁移到一种不同的工作中。学哲学的或许可以做老师，也可以做推销员，如果口才好的话。
问：几年前我们国内有一场很热烈的辩论，一名北京大学中文系的毕业生在超市卖肉。有人说政府和社会花那么大代价培养他，不是让他卖肉的。尤其是，他毕业于顶尖大学。
答：中国只注重考试，那个卖肉的肯定考得很好才进了北京大学。但没有人问过他到底喜欢做什么。要是他真的喜欢自己做的事，我认为你们的制度就有问题。看一下我们的制度。我们总是问我们的学生喜欢做什么。我们教他们认识自我，他们从高中就有对人生的计划，就开始思考自己的兴趣是什么，自己擅长干什么。如果只是会考试，那学生就不知道自己的兴趣是什么。在美国，学生上什么学校、学什么都自己选择，而在中国，是父母告诉孩子该选什么，因而孩子不知道自己喜欢什么。
问：您是否认为他受的教育浪费了？
答：没有。我祖母曾对我说，你所学的任何东西，都没有人能把它从你身上拿走。
问：但卖肉不需要这么高的学历吧？
答：也许问题并非出在他学错了东西，而是出在他不会跟人打交道，社交技能不够好。你们的学生不学“生涯规划”，不学“面试技巧”。
问：中国学生更习惯于被“分配”工作而非自己去“找”工作。
答：是的。但中国的制度也会变的。现在这儿有那么多外资企业，他们的用人方式不同于你们的。你们的文化被西化了，人们也在学习做事情的不同方法。外国公司招人是不同的，他们不会光看考试成绩。他们雇佣你可能是因为你英语说得好，表达能力强，社交能力强，能够将他们公司向外推广。这个卖肉的可能没有这些技能。这是社会和大学的错，因为他从未得到过那种帮助并获得自信。你们的学生很少学习怎样管理项目，即如何从头到尾安排项目进展。你们不教学生这个。项目管理是每个工作都需要的。他们不懂如何根据最后期限安排工作……
问：什么是项目管理？
答：项目可以是任何事情，可以是单个项目，也可以是团体工作。如餐馆跑堂。拿着所有订菜的单子，你要知道顾客都订了什么菜，什么时候哪道菜该出来，怎样同时向每个餐桌供应饭菜。这就是项目管理。你们的学生也不学团队合作。
问：我忽然记起您这个学期好像不教口语？
答：是的。我这个学期教生涯计划，求职面试，简历写作。这些都是西方理念。
问：这就是说，我们的大学已经开始调整课程设置，提高学生的就业竞争力了。
答：是的。这也是大势所趋。
问：您认为中国的父母在造成孩子就业能力不理想方面有什么责任？
答：只要孩子能有出息，中国的父母什么都替他们做，而最终结果却恰恰事与愿违。这也是为什么我们的父母不要我们待在家里，而是出去玩，摸索怎样做事。父母老了，还需要人照顾呢。从高中到大学，我们都得自己照顾自己，找份工作，变得独立。我们必须要有自己的思想。
问：您认为浙江的大学生社会活动充分吗？
答：在学校里他们的确有不少活动。每个学期我都看到不少同学宣传他们的活动，如品茶俱乐部、电影俱乐部、瑜伽俱乐部、绘画俱乐部以及一些我不知名的俱乐部。
问：美国大学生的课外活动有哪些？
答：在校园外？他们什么都干，看电影，进酒吧、跳舞、野餐，等等，总之就是聚在一起搞活动。
问：他们打零工吗？
答：是的，很多学生都打零工，学校为学生提供这种机会，如在咖啡馆、图书馆、行政人员办公室里工作。我自己当年干过收发。每个办公室都有学生打工。这样一举多得。一方面，我们可以见识办公室工作是怎样的，而且可以将此经历作为工作经历写进简历里；另一方面，我们工资很低，学校可以获取廉价的帮助；对付不起学费的学生而言，他们还可以靠打工付学费。
问：工作与学生所学专业有关吗？
答：一般没有，就是一份工作。通常学校由这样一个理事会，或由学生会负责，把所有工作机会列出来，当然现在很可能是通过网络发布了。你可以根据院系、工种和工资的不同做决定。比如你是学法律的，你想认识那儿的教授，熟悉他们的制度，认识办公室人员，你就可以尝试在那儿打零工。我自己所在的大学最好的三个专业是建筑、法律和社会学，我是学社会学的，而且没有别的学校社会学比我所在的大学好，因此我想在社会学系找工作，但那儿没有工作，我只好到别的院系找。
问：都有什么工作可以让学生做？
答：什么都有，酒吧侍应生、影院服务生、餐馆侍者等，主要看学生的时间表。除了白天还可以夜间工作。
问：美国大学生的时间安排不太紧，是吗？
答：是的。我们选课是这样的，如果一门课选课人数已满，我们就只能去选别的课。假如每门课为三个学分，那我们的总学分数不能超过17。有的学生想多选课，但学校不允许，因为我们精力有限。其实美国大学生比中国大学生学习要更努力。我上大学时，每天晚上都在读书，都在写东西，每周都有考试，课业比高中时要重得多。进了大学，我们被当作成人看待。我们去不去上课，没人管我们，教授也不在乎。过得了考试就可以拿学位，过不了就拿不到。要学位，就得去上课。我们的课有时很长，如果想去厕所，站起来就去，不用问老师。学生要进教室也不用问“我可以进来吗”，进去就是。
问：听说美国大学生，尤其是大一新生有很多不及格。
答：这个我不知道。但我们对待大学生跟你们有不同的制度和想法。在高中时我们也注意学生是否来上课。但到了大学则不同，我们不会在意学生有没有起床，能否赶上课。那是他们自己的事。他们已经是成人了，该为自己负责任。
问：美国大学生的职业训练多不多？
答：视专业而定。学医的在课堂上会接触到如何做各种医学检查，学会计的会学习如何做账，但大部分专业都只教授学科知识，而非具体怎么做。考古学只教如何寻找考察目标，但不会教如何使用镐，只有到了工作中才去学这种东西，虽然这是必须要学的。在所选专业范围内，学生学习有关知识而不涉及真实生活中事情如何做。学新闻的会学习如何写文章，学社会学的会学习如何做调查，如何对特定的群体做研究，但真实体验要等就业以后。
问：你们的大学教育是更注重技能，还是理论？
答：理论。但美国学生边工作边上学一定程度上起了补偿作用。我自己十五六岁就工作了。在中国，大部分学生都不工作，因为他们的父母更注重他们考试拿高分。
问：现在我们越来越开放。您有什么建议可以增强我们大学生的国际竞争力？
答：教会他们自信。他们看似害羞，其实是缺乏自信。你们的学生英语口语缺乏训练。如果只是背一些词汇，而不把它们加以运用，他们就不会建立自信，就不会有竞争力。如果总是害怕犯错，就无法自信。我自己对犯错感觉自豪，我犯错也高兴，因为我可以学到。而在这儿，学生那么害怕犯错，并视其为一种羞耻。要鼓励创新，鼓励不同的想法，做事情的不同方法。你们的学生还需要生活技巧，即如何与人互动，如何与人谈话，如何理解体语，如何更多地了解自己。要学会去竞争，去超越。你们的文化不鼓励个性化，不鼓励突出。要与我们竞争，你们要敢于脱颖而出，敢于争第一。
问：您怎样看待国际合作培养项目？您知道有些只有很短的时间，费用却不低。
答：我始终认为到异地去是有益的。去一个新的地方，遇到不同的人，经历不同的事，看别人如何学习，了解不同的生活方式。你会更了解自己和别人。这会改变你。关键是费用不要太高，要让穷人的孩子也有机会，每个人都有机会。可以设奖学金。如果只有富人才付得起，机会就有限了。
问：但中国还不够富。
答：错，中国是个很富的国家，在美国拥有大量资产，如债券和房地产。中国政府很富，应该给予人民更多福利。
问：很多人会因为费用太昂贵而放弃。
答：是的。如果把机会给予那些中低收入家庭的孩子，国家受益反而更多。这些孩子们会把不同的经历带回自己的亲戚、朋友中间，带回自己的村庄，而且这些孩子也更喜欢回国工作。富人家的孩子多会选择留在国外，而穷人的孩子则总是回到祖国帮助自己的家人。因此我倾向于把钱更多地花在穷的孩子身上，把机会更多地给穷的孩子。
问：有些富裕的家庭认为到国外学习是一种荣耀，是一种身份。
答：那政府就更应该把钱多花在穷人身上了，他们回馈得更多。
问：近年来，浙江高等教育的规模扩大了许多。您认为应如何在规模扩大的同时提高教学质量？
答：与其扩大规模，不如提高现有大学的教学质量。看看你们的人口，你们是否还需要建更多的大学，生源是否充沛？如果答案是“否”，就不要再扩建了，经营好现有的大学。提高教育质量最基本的是提高教师素质。不是让教师接受更多的教育，拿更高的学位，而是接受不同的教学方法和技巧。美国的制度是给教师提供在职培训，不仅是关于专业内容，而且是关于不同的教学方法，不同的是让学生学习的方法。给教师更多自由，让他们根据学生的实际水平和能力因材施教。
另外，要提高教学质量，还要改进你们教室的内部设置。这儿的教室桌椅是三个一组给固定到一条长桌上，没办法移动。在美国虽然也有长桌，但桌椅都是单个的，可以移动。有时我们需要学生围坐成一个圆圈，说话时可以看见彼此。再有就是让课堂气氛更友好。中国教师习惯站在讲台上，而我们外教从不站在讲台上，我们在教室里走动，在学生中间走动。
问：在美国教师在职培训很普遍吗？
答：是的。每个人都有机会。
问：如果碰巧有课怎么办？
答：只能在周末或假期去，教师必须按课程表安排上课。在有的大学，教授有助教，当他们要去参加培训或有其他事情，就由助教来上课。这对教授是好的，可以让他参加其他活动；对助教也是好的，他可以获得教学经验，成为真正的教师；对学生也是好的，他们可以有不同风格的教师教他们。
问：助教的身份是什么？
答：他们是实习研究生，是将要获得教师资格的研究生。他们协助教师做各种检查工作，批改作业，考评学生等。我弟弟是南加利福尼亚大学的教师，为了帮助留学博士们熟悉自己的工作，他雇他们帮他给学生批改作业，搞测试，很低的费用就可以。这些学生不但帮了他，而且自己也熟悉了业务。
问：您怎样看高校定位和发展特色问题？
答：我所在的明尼苏达大学虽然有社会学、心理学，却以法学与建筑学为最强。强势专业的形成可以因为所聘的老师，也可以因为政府给予某个院系更多的钱，而给其他院系更少的钱，但这是不公平的。这取决于学校的办学宗旨。就拿我就读的大学来说，它是应该在建筑方面给学生提供更好的教育，还是应该给所有学生提供最好的教育，而不管他们学什么专业？明尼苏达大学法学很强，但每个院系从政府所获得的资金量是一样的，所不同的只是各个院系自己筹集的资金不同，而法学系可能比别的院系筹的钱更多，校友捐助更多。要想让某个专业很强，必须十分小心，不能以牺牲其他专业为前提。所有的院系都同等重要，所有学生都同等重要。一定要牢记这个办学宗旨。明尼苏达大学建筑专业很出名，高分的学生如果感兴趣，可以优先申请到它的三个系学习，但总有学生到这所大学来学别的专业。大学是否应该有特殊定位，重点发展某些专业，我不知道，但是只要能把重点放在学生身上，你们就有了答案。
问：您说到筹集资金，是怎样筹集？
答：大部分公司捐款是因为他们想借此做广告，做市场宣传。比如可口可乐公司出资支持某大学的科研项目，这是一种互利的事情。比方我是某学校的，我们的项目需要100万美元，我于是到有可能对这个项目感兴趣的公司跟他们谈。经过一定沟通，他们可能会说“好的，我们需要这个项目”，或者“我们喜欢你们做的事情，钱没有问题”。而我就必须让所有人都知道是他们资助我的。不光公司捐款，个人有时也捐。这是一种荣耀，一种认可，是对个人形象的塑造。有时候我去找一家公司，请求他给一定的资助，如果他暂时拿不出那么多钱，我就可能说，您可以分10年给我们，每年给一部分。或者我会说，你可以现在只给我多少，但请在你遗嘱里注明死后将某数额馈赠给我们。这叫做计划性馈赠。政府通过一定方式允许非政府组织获得资助，同时又通过税收优惠帮助出资人。比如你把钱捐赠给我，说明如何帮助我，我们帮你计算怎样对你最有利。有这些人出资，政府就没必要出那么多资金。政府的政策是提供条件使个人有办法通过帮助别人来帮助这个社会。
问：在美国筹集资金容易吗？大学运作需要很多钱。
答：每个院系都有拨款，即白给的钱，这很容易拿到，视你在院系里做什么工作，在研究什么，谁写赞助申请书，与公司的关系如何等而定。公司如果当年效益不错，筹资就很容易，反之则难。捐赠大约占美国大学资金的1/3，对大学的发展至关重要。
问：在你们国家，很多成功的商人均乐于捐款，比如比尔·盖茨。
答：您不能拿比尔·盖茨来比，毕竟世界上只有一个比尔·盖茨。有谁能跟他比？您必须向下看，找可以有对比度的人来比。我从公司获得的捐款5000、1万、500万不等，他们中没有一个人像比尔·盖茨那样慷慨。
问：您怎样看待校企合作？
答：企业利用大学搞研究，他们自己就没必要搞，因为这比他们自己搞更便宜。当教授们有想法去找企业时，企业说，好的，你能否把你的项目修改一下。企业是逐利的，因此会把项目变得对他们有利，而学校也愿意更改他们的研究方向以符合企业的要求，这样学校就有更多就业机会，教授们就能拿到钱，他们就可以写文章。如果从公司、企业拿钱，你就得更改研究方向，以适应公司的利益。世界就是这样的。我不赞成这样做。我们有一些小额捐款人，捐25美元、50美元、100美元不等，他们从不捐多，因此我们需要大量这样的捐款者。他们与公司比优势在于，他们会一如既往地支持学校，而公司则有可能去寻找别的大学的支持，或搬迁到另一个城市，总之他们总是根据最符合他们利益的方式行事。还有一种集资方式，即政府批准成立基金会，如比尔·盖茨基金会。它是一个法律实体而非赢利机构，比尔·盖茨将钱交给基金会，基金会再把钱捐掉。我们国家有些非政府组织的工作就是捐钱。政府通过税收鼓励这种行为：只要个人出钱成立基金会，并把钱捐出去，政府就给他税收上的优惠。每个基金会都要申明他们赞助了谁，受赞助者则把他们的名字到处宣传。企业对这方面看得很紧，把钱拿出来永远都不容易。
问：您认为浙江校企合作充分吗？
答：我不大知道。但我看到浙江省政府大力扶持企业，而却看不到企业为社会做了什么。如果我是省政府，我就会要求浙江的企业做更多贡献，作为回报，我会给予他们认可。企业所要的就是认可。人们购买他们的产品，是认可他们是所在社区的一分子。例如有一个生产杯子的厂家，浙江省允许他在这儿建厂房，并给予财政方面的支持，省政府则可以要求他回馈社会，帮助社区的穷人。如果他能挣500万，政府可以要100万，然后搞一些活动，让该企业的行为在社区得到宣传。由于是老百姓购买产品，当人们进商店的时候，就愿意购买这家企业的产品，因为他们看到过这家企业曾经为社区做过事情。我在这儿看到过一些大场面，如音乐方面的盛会，但很少看到与企业有关的这种大事情。由于我本人作过募捐工作，我知道可以让企业出更大的力。在美国，企业有做广告的资金，有做社区服务的资金，而做社区服务要更合算，因为这就是免费广告。当他们在为社区做事时，就是在为自己的生意做广告，获得认可。我一直都认为企业可以为社会做得更多。但不能等企业主动做，必须要求他们做。
问：现在高等教育费用太高了，让家庭分担一些费用，是否有利于减轻国家负担？
答：世界各地的高等教育费用都高，而且都在涨。关键是学校里人浮于事，管理人员超员。把他们减掉一部分，就可以节省一些开支，就可以少增加一些学费。
问：您认为提高教育消费可以促进经济发展吗？人们富了，就该多让他们花些钱在子女的教育上，这样会有助于实现教育产业的良性发展。
答：如果有更多的人挣钱，是可以支持高消费。但我不认为提高教育消费会促进经济发展。我不是学经济学的，我也不好解释。
问：您是否认为教育就是教育，大学不是赚钱的机构？
答：赚钱是一个社会现实，只要赚的钱能用在学生身上，只要教师能够得到薪水，那就无可厚非。浙江省每年都发一些奖，如“杭州友谊奖”，去年我去参加授奖大会，因为我有一个同伴拿了这个奖，就是在那时我知道授给公司的这类奖比授给教师的要多得多。这说明省政府和市政府更重视企业而非教育。
问：您认为我们高校教师的待遇如何？
答：工资太低。美国社会也是如此，教育我们孩子和照顾老人的人薪水均很寒碜，大部分钱都被医生、律师挣走了。为什么教育我们孩子的教师不能拿高点的薪水？是他们在建设社会！
问：您对国外高校存在的“不出版就完蛋”是怎样看待的？
答：一定要出版就对学生有好处吗？它只对学校有好处，会增大学校的名气。虽然有时做跟所教科目有关的科研有助于教学，但有些老师不喜欢做科研，也不应该因此受罚。他们有些是很出色的老师，应该允许他们好好教书。有些老师从未学过如何做科研，怎样让自己的论文更容易发表。让老师们做科研是好的，但我不知道如何才能使学生受益。
问：您喜不喜欢用多媒体授课？
答：喜欢。我把他们当作工具而非上课的根本。我利用它们在英语口语课上让我的学生开口。
问：设备运转情况如何？
答：取决于使用者。第一，使用者要有操作知识；其次，设备必须性能良好。我的学校这些设备性能不错。
问：那您如何使用它们，制作PPT？
答：有时候用于PPT展示，有时候用来模拟语境，让学生在对话中使用。我把它们与黑板结合起来。我用它们来做“小会话”，让学生能听到声音，能看到画面，这样他们就知道对话是在哪里发生的，如公交车站、杂货店等。我让他们选一些词汇，选一个地方，看他们能够产出怎样的对话。可以谈论天气、时间、学校、音乐，等等。他们必须找个伴，必须共同造出一个短剧。他们真的在对话，并站起来表演。
问：有些教师认为多媒体不大适合用于语言教学。语言必须要使用才能学好。您怎么看？
答：学语言的确需要使用，而其最终目的也是使用。但授课过程中如果不给他们一定的语境，让他们知道到底说的是什么，他们就无法用口语表达出来。我用多媒体做“小会话”。首先我要让他们知道什么是“小会话”，给他们感性的认识。比如昨天在汽车上，我身边站着一个人在读英文书，我问他能否说英语，于是我们开始了小对话。我把它们作为语境，让学生知道我想要干什么。我总是向他们展示我想他们做什么，给他们一个工具，并帮助他们完成任务。这是一种教学风格。
问：在美国外语课怎样上？
答：我大学时学西班牙语和希伯来语。我记得学西班牙语时就是对话。不单独学单词，而是把单词嵌入到上下文中。我们上第一节课，老师走进教室就说，“喂！”“您叫什么名字？”“我的名字叫……”“这是什么，那是什么”等等。他让我们在做中学，在语境中学，而非单纯记忆单词。
问：您教英语专业几年级学生的口语？
答：只有一、二年级。据我所知，你们这儿英语专业的学生第三年以后都不开口语课。我觉得这是比较糟糕的。英语专业的学生应该四年都说英语、听英语。他们在三、四年级不听不说，要忘掉的。他们彼此之间也基本不说。而且他们开始学习二外，花大量时间来学习另一种语言。学法语、日语总是好的，但他们是英语专业的学生，一到三年级就停了口语课。所学词汇如果不用，就会忘掉，不管一个人词汇量有多大。多说是关键。说得多，能听懂的就更多。你们花太多时间学词汇和语法，但口语方面花的时间却太少。你们的学生讨厌学英语，原因就在于此。
问：我们教学大纲规定我们学生要达到的要求其实很高。平时学生读的一些东西也很难。
答：这要看你们想要学生毕业后如何使用英语。我是在英语文化下成长起来的，我的词汇超过2万，但很多时候，在现实生活中我根本不使用那些生僻、晦涩的词。标准不应该只是面上的东西，你们要真正关心英语学习的真谛。很多过了大学英语六级的学生词汇量很大，但很多时候他们并不真正理解它们。而在对话中学习、熟悉这些词汇所表达的概念是完全不同的一件事。中国学生的语法、阅读与写作还不错，但听说需要大力提高。
问：您怎样看待我们的英语考试？
答：你们的考试不能全方位地考察学生的实际能力。其实你们可以借鉴雅思考试。
问：您认为在中国英语是否应该作为晋升的必要指标？
答：英语是必须要学的，但将它作为晋升的必需指标是没有意义的。要允许那些从来用不着英语的人不学英语也有晋升的机会。否则便是浪费他们的时间。只要他们可以做好本职工作，为什么不能获得晋升？人们可以因为工作出色、有发明创造、管理工作能力强而获得晋升。
问：美国的师生关系如何？
答：班级越小，师生关系越好。一个有百人的班级跟老师关系肯定好不了。我们有教师办公时间，在这段时间里，教师呆在办公室里，学生可以去找他解决问题，问问题，问有关论文、考试等的问题。师生必须提前约好时间。教师告诉学生他待在办公室的时间，学生则可以约定在此间隔之内的一个时间来见老师。不同的学生约定不同的时间。
问：您在这儿跟学生的关系如何？
答：您该去问我的学生。不过还不错。我把我的电子邮件地址告诉他们，他们可以给我发邮件，我向他们征询改进教学方式的意见，我把上课内容提前发给他们，这样他们就知道上课要干什么，并做好准备。有的学生说我说话速度太慢，有的学生想让我课上讲词汇，我就告诉他们这不是词汇课，你的任务是利用所学的词汇。如果他们要我改变教学方式，他们就得说英文。我不在乎他们抱怨，只要他们对我有诉求，他们就必须得说英文，这就是我的目的。我们关系很不错。有些教过的学生，现在见面还很友好，现在在教的学生也有些到我家里来，我们会一起做饭吃。有时我们也找学生帮忙解释一些汉语的意思，我们也曾邀学生一起去旅游。学生很喜欢你记得他们的名字，如果我在校园里碰到他们，认出他们并跟他们打招呼，他们会很高兴。
问：在美国本科生有没有导师？
答：没有，但是我们有顾问。他们多是行政人员，通晓学校的各项制度，懂生活、感情问题，并为学生提供生涯策划及工作机会等。如果我在修习我的社会学学位方面有问题，我可以去找社会学系主任反映问题，但我很少这样做，我一般会去找我的顾问老师。他不教我们功课，只为我们提供建议。
问：您喜欢理工大的网站吗？
答：是的，我喜欢英文部分，汉语部分我不懂。那些图片很漂亮。要是学校发生的各种事情都有英文版，我们就可以更多地参与到学校生活中去。你们有外籍教师和留学生，你们就应该有英文的网页，用英文来更新各种信息。
问：英语专业学生的网上学习资料充足吗？
答：他们不从网上学英语。
问：现在各大院校的网页上都上传了不少资料供学生自学用。
答：也许是用汉语提供的，我读不懂。理工的网页上只有校史、概况、外教招聘信息及其他外教可能需要的信息是用英文的。如果学生真的能下载资料，或直接使用校园网上的资源学习，那太好了。学生们喜欢互联网，喜欢在网上学习。这样他们可以提高阅读、写作能力，要是能练口语和听力，那就更好了。
采访手记
罗伊斯女士首先表达了对中国和杭州的热爱，肯定了中国改革开放后各方面取得的成就，指出中国的崛起、活力、人与人之间的互助深深吸引着她。
在肯定成绩的前提下，她很坦诚地谈到我们教育中存在的问题。她认为中美教育的最大差别是中国太注重考试和分数，而考试多以记忆性内容为主，不能客观反映学生的实际能力。考试制度、升学制度和招聘制度都以分数为尺度，造就了很多会考试但实际能力并不高的学生。这种教育实质上轻批判性思维，导致大学生缺乏学习兴趣和激情，独立思考能力弱，创造性思维不活跃。而美国的考试多以对话和写作的形式进行，重视发展学生的能力。中美教育体制的另一差别是中国学生入大学前考试太多，入大学后反而很轻松，美国正相反，大学生必须十分刻苦。她认为美国的方式更符合学生生理发育特点。
她特别提到美国大学生被当作成人看待，严格的考试制度教会他们为自己的学习负责；在中国是严格的纪律约束着学生学习，但绝大部分学生考试都能及格，他们当然没有学习动力。中美大学生的另一重大差别体现在美国家长和学校都注重从小发掘、培养孩子的兴趣，让他们对自己的未来提前设计，自己学什么、干什么根据自己的兴趣而定，到了大学，他们已学会自立；在中国，一切以考高分，进名校为中心，父母为孩子安排一切，包括大学时选专业，因此，中国大学生太天真，缺乏对生活、工作的体验。
她还提到中国大学生选专业太早、通识课程学得太少、转专业和学校太难、整个大学阶段课程安排前紧后松、教师在职培训机会不多等问题。她多处谈到写作能力的重要性，在考试时、转校时、就业招聘时，学生所写文章的质量至关重要。她尤其谈到可以要求校友和企业为学校捐赠，为社会作贡献，这令人耳目一新。她认为浙江的企业为社会作的贡献太少。她建议把更多的教育机会留给穷人的孩子。她指出提高教学质量的关键首先是提高教师素质，而教师素质的提高并不意味着教师要拿更高的学位，而是要接受更多关于教学法的培训。她还指出不应该根据就业情况缩减某些专业的招生。对于一些不好就业的专业，关键是发展可迁移的技能。她觉得鼓励大学生到国外就业或许是解决就业问题的出路之一。当我们问到如何提高中国大学生的国际竞争力时，她指出中国大学生必须学会超越自己，敢于争第一。我们还谈到“北大高才生超市卖肉现象”，她认为这很正常，因为一个人能否在职场上成功不仅要看他的教育背景，还要看就业形势、个人兴趣、个人能力等诸多因素。
在英语学习方面，她主张要在语境中学，多媒体可用来创设语境。
罗伊斯女士的话不乏发人深思之处。作为中国人，作为浙江人，在为我们改革开放的成就欣喜、骄傲之余，我们更应有忧患意识，在肯定成绩的同时查找问题所在并积极寻求解决之法才能让我们的教育获得可持续发展，才能够在将来让我们更有资格为我们教育的实质性飞跃深感骄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