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人艺术家在这人世间，可具两种态度：醉和醒。醒者张目人间，寄情世外，拿极客观的胸襟“漱涤万物，牢笼百态”（柳宗元语），他的心像一面清莹的镜子，照射到街市沟渠里面的污秽，却同时也映着天光云影，丽日和风！世间的光明与黑暗，人心里的罪恶与圣洁，一体显露，并无差等。所谓“赋家之心，包括宇宙”，人情物理，体会无遗。英国的莎士比亚，中国的司马迁，都会留下“一个世界”给我们，使我们体味不尽。他们的“世界”虽是匠心的创造，却都是具有真情实理，生香活色，与自然造化一般无二。
然而他们究竟是大诗人，诗人具有别材别趣，尤贵具有别眼。包括宇宙的赋家之心反射出的仍是一个“诗心”所照临的世界。这个世界尽管十分客观，十分真实，十分清醒，终究蒙上了一层诗心的温情和智慧的光辉，使我们读者走进一个较现实更清朗更生动更深厚的富于启发性的世界。
所以诗人善醒，他能透澈人情物理，把握世界人生真境实相，散布着智慧，那由深心体验所获得的晶莹的智慧。
但诗人更要能醉，能梦。由梦由醉诗人方能暂脱世俗，起俗凡近，深深地深深地坠入这世界人生的一层变化迷离，奥妙惝恍的境地。古诗十九首，空乱道，归趣难穷，读之者回顾踌躇，百端交集，茫茫宇宙，渺渺人生，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一种无可奈何的情绪，无可表达的沉思，无可解答的疑问，令人愈体愈深，文艺的境界邻近到宗教境界（欲解脱而不得解脱，情深思苦的境界）。
这样一个因体会之深而难以言传的境地，已不是明白清醒的逻辑文体所能完全表达。醉中语有醒时道不出的。诗人艺术家往往用象征的（比兴的）手法才能传神写照。诗人于此凭虚构象，象乃生生不穷；声调，色采，景物，奔走笔端，推陈出新，迥异常境。戴叔伦说：“诗家之境，如蓝田日暖，良玉生烟，可望而不可置于眉睫之间。”可望而不可置于眉睫之间，就是说艺术的艺境要和吾人具相当距离，迷离惝恍，构成独立自足，刊落凡近的美的意象，才能象征那难以言传的深心里的情和境。
所以最高的文艺表现，宁空毋实，宁醉毋醒。西洋最清醒的古典艺境，希腊雕刻，也要在圆浑的肉体上留有清癯而不十分充满的境地，让人们心中手中波动一痕相思和期待。阿波罗神象在他极端清朗秀美的面庞上仍流动着沉沉的梦意在额眉眼角之间。
杜甫诗云：“篇终接混茫”，有尽的艺术形象，须映在“无尽”的和“永恒”的光辉之中，“言在耳目之内，情寄八荒之表”。一切生灭相，都是“永恒”的和“无尽”的象征。屈原，阮籍，左太冲，李白，杜甫，都曾登高远望，情寄八荒。陶渊明诗云：“愿言蹑清风，高举寻吾契”，也未尝没有这“登高远望所思”（阮籍诗句）的浪漫情调。但是他又说：“即事如已高，何必升华嵩？”这却是儒家的古典精神。这和他的“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同样表现出他那“即平凡即圣境”的深厚的人生情趣。无怪他“即事多所欣”，而深深的了解孔颜的乐处。
中国的诗人画家善于体会造化自然的微妙的生机动态。徐迪功所谓：“朦胧萌坼，浑沌贞粹”的境界。画家发明水墨法，是想追蹑这朦胧萌坼的神化的妙境。米友仁（宋画家）自题蒲湘图：“夜雨欲霁，晓烟既泮，则其状类若此。”韦苏州（唐诗人）诗云：“微雨夜来过，不知春草生”，都能深入造化之“几”，而以诗画表露出来。这种境界是深静的，是哲理的，是偏于清醒的，和古诗十九首的苍茫踌躇，百端交集，大不相同。然而同是人生的深境，同需要象征手法才能表达出来。
清初叶燮在《原诗》里说得好：“要之，作诗者实写理，事，情。可以言言，可以解解，即为俗儒之作。唯不可名言之理，不可施见之事，不可经达之情，则幽眇以为理，想象以为事，惝恍以为情，方为理至，事至，情至之语。”又说：“可言之理，人人能言之，安在诗人之言之。可征之事，人人能述之，又安在诗人之述之，必有不可言之理，不可述之事，遇之于默会意象之表，而理与事无不灿然于前者也。”
他这话已经很透彻地说出文艺上象征境界的必要，以及它的技术，即：“幽眇以为理，想象以为事，惝恍以为情”，然后动用声调，词藻，色采，巧妙地烘染出来，使人默会于意象之表，寄托深而境界美。
（原刊1947年9月《观察》第3卷第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