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后世诟病的魏晋人的清谈，本是产生于探求玄理的动机。王导称之为“共谈析理”。嵇康《琴赋》里说：“非至精者不能与之析理。”“析理”须有逻辑的头脑，理智的良心和探求真理的热忱。青年夭折的大思想家王弼就是这样一个人物。（何晏“以为圣人无喜怒哀乐，其论甚精，钟会等述之”。弼与不同，“以为圣人茂于人者神明也。同于人者五情也。神明茂，故能体冲和以通无；五情同，故不能无哀乐以应物。然则圣人之情，应物而无累于物者也。令以其无累便谓不复应物，失之多矣”。[《三国志·钟会传》裴松之注]按：王弼此言极精，他是老、庄学派中富有积极精神的人。一个积极的文化价值与人生价值的境界可以由此建立。——原注）何晏注老子始成，诣王辅嗣（弼），见王注精奇，乃神伏曰：“若斯人，可与论天人际矣。”“论天人之际”，当时魏晋人是“共谈析理”的最后目标。《世说》又载：
殷浩、谢安诸人共集，谢因问殷：“眼往万属形，万形来入眼否？”
是则由“论天人之际”的形而上学的探讨注意到知识论了。
当时一般哲学空气极为浓厚，热衷功名的钟会也急急地要把他的哲学著作求嵇康的鉴赏，情形可笑：
钟会撰《四本论》始毕，甚欲使嵇公一见。置怀中，既定，畏其难，怀不敢出。于户外遥掷，便回急走。
但是古代哲理探讨的进步，多由于座谈辩雄。柏拉图的全部哲学思想用座谈对话的体裁写出来。苏格拉底把哲学带到街头，他的街头论道，是西洋哲学史中最有生气的一页。印度古哲学的辩争尤非常激烈。孔子的真正人格和思想也只表现在《论语》里。魏晋的思想家在清谈辩难中，显出他们活泼飞跃的析理的兴趣和思辨的精神。《世说》载：
何晏为吏部尚书，有威望。时谈客盈座。王弼未弱冠，往见之。晏闻弼名，因条向者胜理，语弼曰：“此理仆以为极，可得复难不？”弼便作难，一座人便以为屈。于是弼自为客主数番，皆一座所不及。
当时人辩论名理，不仅是“理致甚微”，兼“辞条丰蔚，甚足以动心骇听”。可惜当时没有一位文学天才把重要的清谈辩难详细记录下来，否则中国哲学史里将会有可以媲美《柏拉图对话集》的精彩。
支道林、许（询）、谢（安）盛德，共集王（濛）家。谢顾谓诸人：“今日可谓彦会。时既不可留，此集固亦难常，当共言咏，以写其怀！”许便问主人有《庄子》不？
正得《渔父》一篇。谢看题，便各使四座通。支道林先通，作七百许语。叙致精丽，才藻奇拔，众咸称善。于是，四座各言怀毕。谢问曰：“卿等尽不？”皆曰：“今日之言，少不自竭。”谢后粗难，因自叙其意，作万余语，才峰秀逸，既自难干，加意气拟托，萧然自得，四座莫不厌心。支谓谢曰：“君一往奔诣，故复自佳耳！”
谢安在清谈上也表现出他领袖人群的气度。晋人的艺术气质，使“共谈析理”也成了一种艺术创作。
支道林、许询诸人共在会稽王斋头。支为法师，许为都讲。支通一义，四座莫不厌心，许送一难，众人莫不抃舞。但共嗟咏二家之美，不辩其理之所在。
但支道林并不忘这种辩论应该是“求理中之谈”。《世说》载：
许询年少时，人以比王苟子。许大不平。时诸人士及于法师，并在会稽西寺讲，王亦在焉。许意甚忿，便往西寺与王论理，共决优劣。苦相折挫，王遂大屈。许复执王理，王执许理，更相复疏，王复屈。许谓支法师曰：“弟子向语何似？”支从容曰：“君语佳则佳矣，何至相苦邪？岂是求理中之谈哉？”
可见“共谈析理”才是清谈真正目的，我们最后再欣赏这求真爱美的时代里一个“共谈析理”的艺术杰作：
客问乐令“旨不至”者，乐亦不复剖析文句，直以麈尾柄确几曰：“至不？”客曰：“至。”乐因又举麈尾曰：“若至者，那得去？”于是客乃悟，服乐辞约而旨达，皆此类。
大化流衍，一息不停，方以为“至”，倏焉已“去”，云“至”云“去”，都是名言所执。故飞鸟之影，莫见其移，而逝者如斯，不舍昼夜。孔子川上之叹，桓温摇落之悲，卫玠的“对此茫茫不觉百端交集”，王孝伯叹赏于古诗“所遇无故物，焉得不速老”。晋人这种宇宙意识和生命情调，已由乐广把它概括在辞约而旨达的“析理”中了。
（原刊1942年8月31日《时事新报·学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