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世凯作为中国近代史上最为重要的历史人物，学界对他的研究成果可谓汗牛充栋。应该说，做这样的课题研究还是很有难度的，有一定的挑战性。
当然，我们之所以写这本书，并不是要挑战什么，而主要是因为兴味。就我个人而言，主要关注之所在乃清末民初，而袁世凯活动的主要时段也集中于清末民初，因此袁世凯自然而然地进入了我的研究视线。
此外，我之所以从事袁世凯研究，还与我在南开大学读研究生时的导师郭剑林先生有关，是他确定了我的硕士论文选题“袁世凯与中国近代化”。而今人世沧桑，恩师已然作古，每每念及他老人家，那慈祥中的和蔼以及亲切，如在昨日。记得有一次我带着我的研究生去南开，先生执意要请我吃饭，饭桌上他的话并不多，可他的眼神告诉了我：他对我来南开看他很高兴。结账时，我的研究生争着要买单，先生很着急，爷俩争执着，最后还是先生结了账。看着他那缕缕的银发，我心里一酸，赶忙掉过头来。先生的女儿在深圳工作，他和师母有时候也到那里小住，带带孩子，也算弄孙之乐。临终前数月，他还打电话让我暑假到天津他家，选些我需要的书，我当时漫应着，没想到这竟然成为永远的不可能。先生过世后，师母也说让我去选书，我还是漫应了，只是我知道，那只能是永远的遗憾了！
还好我学业上还算没有辜负恩师的期望。十数年来，我先后发表了《论袁世凯的对外理性抗争思想》、《1906年袁世凯奏辞八项兼差问题考订》、《袁世凯与俄国远东外交》、《论袁世凯的仇日政策及实践》、《袁世凯与清末民初的山东经济》、《论袁世凯的发展进口替代工业思想与实践》、《袁世凯与天津地方自治》、《论袁世凯的官为商助思想》、《袁世凯在阳夏战役中的作用及对辛亥革命的影响》、《袁世凯罢官之初并未图谋东山再起》、《袁世凯与清末学堂建设》、《1909—1911年间袁世凯归隐问题述评》、《袁世凯奏辞兼差问题考订》、《袁世凯与直隶商业》、《袁世凯与直隶矿业》、《武昌起义后袁世凯缘何得以东山再起》、《袁世凯与津镇铁路借款交涉》、《袁世凯与义和团运动后的善后接收》、《袁世凯与苏杭甬风波》、《袁世凯与开滦煤矿》、《袁世凯与清末民初的农业发展》、《清末新军失控现象的另类解读——以袁世凯军队控制为视点》、《袁世凯与直隶矿业利权回收及发展》、《论袁世凯与关内外铁路的收还》、《袁世凯与维新运动关系再认识》、《袁世凯缘何逼清退位》、《近年来袁世凯与清末民初交通发展研究综述》、《论袁世凯的对外开放思想》、《袁世凯发迹始末》、《袁世凯与京张铁路》、《蔡锷拥袁现象试析》、《袁世凯与中国经济近代化——袁氏重农、重工、重商思想研究》、《论袁世凯的财政金融思想与实践》、《袁世凯称帝原因试析》、《袁世凯与直隶工业》、《袁世凯与中国教育科技现代化》、《日本记者笔下的袁世凯》、《袁世凯与清末民初的工业发展》、《1909—1911年：袁世凯的洹上三年》、《论邮传部与清末的留学生管理——兼与袁世凯对留学生政策比较》、《近年来关于袁世凯与中国近代化研究综述》、《袁世凯与〈二十一条〉新论》等系列论文，还与人合作出版了《袁世凯与中国近代化》一书。
需要说明的是，本书是在前人乃至今人研究的基础之上来探究袁世凯的，在写作过程中参考了国内外专家学者的研究成果，行文中有相应说明，在此向他们表示衷心感谢。
本书之所以能够出版，还要感谢浙江大学出版社的宋旭华先生。我的同事贺科伟博士也做了大量文字处理工作，在此一并致谢！
由于我们水平有限，书中不当之处在所难免，敬请各位专家和读者批评赐教。每一位关注袁世凯的读者朋友，都有权而且应该对本书的不足之处提出批评。
苏全有
2011年盛夏于牧野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