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年全面抗战里击毙的第一个日军将官
从1937年的“七七事变”时起，中华民族的全面抗战开始了。
1937年7月25日，东北抗日联军第一路军总司令部为响应全面抗战，鼓舞东北同胞投身抗日大业，发布了《为响应中日大战告东北同胞书》，号召“全体同胞，精诚团结共杀日寇恢复中国人之东北”。
这一份文告之中还专门提到了一个起义伪满军的战绩，以鼓舞民心士气：
“伪靖安军司令藤井，曾被靖安军哗变时枭首示众，满洲各报纸登载过么？”
上述文告之中说的“藤井”，即伪满洲国靖安军司令官藤井重郎。
1937年7月25日，靖安军司令藤井重郎其实尚未毙命，恰恰就是这几天，他刚刚又获得了新的任用，即将率领“热河支队”进军关内战场。
根据伪满洲国军政部参谋司长王之佑的供述，藤井重郎麾下的热河支队恰是《为响应中日大战告东北同胞书》发布的这一段时期编成的：1937年7月20日，“佐佐木到一交与我向华北出兵帮助日寇侵略华北的计划和热河支队的编成案……为使日寇向南口进攻容易，派遣热河支队向南口后方长城线上进攻”。伪满靖安军主力和伪满第五教导队组成了热河支队，支队长即是藤井重郎担任。1937年8月1日，热河支队在承德完成了集结。
1937年7月25日时，藤井重郎虽是尚未毙命，然而，《为响应中日大战告东北同胞书》却像是做出了一个“预言”，文告发布不到一个月，就在藤井重郎率领热河支队进军关内战场，协助日军疯狂侵略时，他被靖安军起义的一名班长击毙了。这是被奴役的东北人民英勇抵抗的又一件典型的事迹。
藤井重郎是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第16期毕业的，他与臭名昭著的冈村宁次、板垣征四郎、土肥原贤二、安藤利吉（曾任日本台湾军司令官兼总督）
等是同一期的毕业生。
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第16期的学员据说在日本军界被称为“荣耀的十六期”，这一期确实出了日军里面很多的“知名人士”。不仅是前述的那些臭名昭著的战争罪犯，这些“荣耀”的日军人物之中，也有中国军民十四年抗战里击毙的第一个日军将官：林大八，第9师团步兵第6旅团步兵第七联队第7联队联队长，是大佐军衔。1932年一二八淞沪抗战中，3月1日林大八被击毙于江湾镇一带，追晋为陆军少将。
林大八还没有当满一年的大佐，1932年就“升天”和“升官”同时得以实现，成为了日军的将官。他同一期的同学藤井重郎的“将官之路”，却又是很“曲折”的了。1930年8月藤井重郎才晋升为步兵大佐，同时转入了日军预备役，眼看着将军是当不成了。
九一八事变后，藤井重郎的升官之路又“峰回路转”，和很多日军预备役军官一样，他到伪满洲国的军队之中任职。当伪靖安游击队被改编成伪靖安军时，伪满军政部的顾问佐佐木到一亲自布置藤井重郎担任了靖安军司令官。
1933年，藤井重郎得到了满洲国陆军少将军衔，即使不过是傀儡军队的军衔，但至少也是个将军了。在靖安军这一支日满混编的军队里，此时这个藤井重郎同时有日满两军的现役军衔：日军的军衔是预备役大佐，伪满军军衔是现役少将。
但需注意到，藤井重郎在担任伪满热河支队的支队长的这个过程之中，都并没有日军现役大佐的军衔。
1937年8月，伪满军少将、日军预备役大佐藤井重郎，率领热河支队进军关内战场，他的下场随即一定程度上应验了《为响应中日大战告东北同胞书》的“预言”（虽是没有给枭首，但却确实是给起义的靖安军士兵击毙）：伪满靖安军步兵团第一机关枪连中士（亦有说法是少士军衔）班长李玉峰（老家在河北，家人此时在天津），在前线毅然举义，一举击毙了藤井重郎。
当时中国的媒体是为之欢呼，例如1937年11月7日的《大华报》周刊有报道：“卢沟桥事起后，我东北同胞，愤日人之残暴无状，多有在各地举义者，日靖安军司令藤井重郎少将，被我义军在热河内击毙……”
而满洲国报纸随后的反应，则也是一定程度上应验了《为响应中日大战告东北同胞书》“满洲各报纸登载过么”的后半句“预言”。满洲各报纸确实没有登出藤井重郎被击毙的真实情况——
有伪满军军人回忆：“事过一周。满洲国通讯社才发表通讯消息说：藤井少将在西南国境，与敌对峙，在山地密林中侦察敌情时，遭受了敌人侦察兵之袭击而壮烈战死，为此升为中将云云。”
日伪军用藤井重郎“遭受了敌人侦察兵之袭击而壮烈战死”的谎言，掩盖了其被起义的靖安军班长李玉峰击毙的事实，与此同时，有伪满军少将军衔的藤井重郎即被追晋为伪满军的中将。
藤井重郎给击毙时，其身份还处于日军预备役之中，并没有立即被追晋为日军少将。但近几年随着日本出版的《日本陆军将官辞典》、《日本陆海军总合事典》给介绍到国内，可以看到其中都有藤井重郎追晋陆军少将军衔的记载。日军的预备役军官按常理从不追晋军衔的这样的情况，又究竟何以会出现呢？原来，藤井重郎给击毙之后，他的“将军之路”又一次峰回路转。关东军请求“临时召集（从预备役转为现役）在内蒙地区协同日军作战的满军中的日籍预备役官兵”，又提出“请求恩典追加召集已战死的七人（包括：大佐1名，中佐1名，少佐1名，少尉2名，上等兵1名，一等兵1名）”，追加召集的这一名预备役大佐即：藤井重郎。通过这样的请求，藤井重郎给补办了“召集”的手续，在击毙之后先追加转为现役大佐，随之追晋为陆军少将军衔，从此成为中国军民击毙的日军将官中的一员了。
为避免影响士气，日伪军一边虚报事实一边也封锁了消息。这使得今天已很难了解击毙藤井重郎的具体情况了。目前仅有部分伪满军官兵分别留下的零散回忆，才可以让人们知晓当时的情景。这些回忆的细节，略有不一致的地方，例如：有称当时是一枪毙命的——
“藤井司令率幕僚及各部队长来视查地形及对面情况以便作攻击布署。藤井司令是由山下往山顶看，眼看到轻机连附近了……李玉峰立即举枪，”啪“的一枪就打中了藤井司令。藤井被打中之后滚下山坡，当场毙命。”
也有说李玉峰不止给了这一枪的——
“藤井重郎率随从官员来哨所视察”的时候，李玉峰“下坡向藤井跑去，迎面对藤井用自佩的‘自来德’手枪一击，打中腿部，藤井当即倒地，向坡下滚去”。与前一种说法的区别是，李玉峰骑在滚下山坡的藤井身上，又给这个靖安军的司令官当胸放了枪——他“追上藤井后，一跃骑在藤井身上，又枪击藤井胸部，终将藤井刺死”。
击毙藤井重郎的日期，有多种不同的记载，日方官方的记载是1937年8月21日，这和伪满洲国军政部参谋司长王之佑（是他到前线带回藤井重郎的尸体）的供述里有关的内容是一致的：
“八月）二十一日午，藤井重郎又被打死，我奉大臣和顾问的命令赴前线视察……第三日带藤井遗骨回来了。”
而史料中记录藤井重郎被击毙的最迟的一个日期，见于伪满洲国教导骑兵第五团团长富璇善的供述：
“一九三七年八月二十四日，伪满热河支队长藤井重郎，在黑达营子附近山上视察阵地时候，突被一个起义的中国爱国志士伪满靖安步兵团一个军士，把他刺杀了。”
此前，日军第3师团步兵第5旅团步兵第6联队联队长仓永辰治，长期被认为是全面抗战里第一个被击毙的日军将官，他是1937年8月29日在上海蕴藻浜被击毙的。从七七事变到8月28日，国内各种论述则没有记录日军大佐被击毙的情况。漏掉的藤井重郎，给击毙之时日军的预备役大佐军衔，按常理不能得到追晋。此前学界没有搜集到藤井重郎追加转为现役大佐的日军记录，于是人们在研究抗战中击毙日军将官问题时，一般都忽略了藤井重郎。
在知晓了藤井重郎的追晋情况之后，我们可以注意到，即使是记录中最迟的一个击毙藤井重郎的日期（1937年8月24日），也是早于1937年8月29日。
据此，被击毙之后转为现役日军大佐军衔，率领着日满混编的靖安军的藤井重郎，才是八年全面抗战里第一个被击毙的日军将官。
随之，不管是给打了多少枪击毙的藤井重郎，他都和同一期的同学林大八一样，也成为了日本陆军士官学校“荣耀的十六期”又一个“荣耀”的人物了。两个同一期的同学，一个是十四年抗战里被击毙的第一个日军将官，一个是全面抗战里第一个被击毙的日军将官，以成为中国军民抗战“战果”的下场，一起为日本陆军士官学校“荣耀的十六期”又进一步“增光添彩”了……而前身为靖安游击队的伪满靖安军，也先是给中国军民的抗战“提供”了东北抗战中第一次击毙的敌将领森秀树的战绩，又继而“提供”了八年全面抗战里击毙的第一个日军将官的战绩。
全面抗战里第一次击毙日军将官的战绩，是由起义的伪满军士兵取得。伪满军大部分普通官兵也出身于被日寇奴役的东北人民，他们的觉醒和反抗，同样是东北人民抗击侵略的组成部分。而这一战绩也是属于东北人民的抗争战绩之一。
当时这样来自伪满军的觉醒和反抗，不是孤立的事件，在击毙藤井重郎的同一时期，入关协助日军的此批伪满军即有一部举行起义，汇入了中华民族抗日的洪流里。而曾是在藤井重郎麾下的靖安军，也有起义的记录。著名记者穆青，于东北光复时出关到《东北日报》任职，他于1946年年初写的通讯中，即留下了采访到的有关伪满靖安军哗变的内容：
“在伪满军中，藤井和李寿山的靖安军可以说是受日寇麻醉最深，且最有战斗力的部队，曾在热河为日寇建立了许多‘赫赫武功’。但在辽东和东满受杨靖宇部一次严重打击及政治宣传后，满军弟兄多杀死日本军官哗变反正。后该部又开至吉东一带与二、五军作战，复因我政治宣传的成功，与不断予以严重打击，在其军官吴刚、杨德仁的领导下，大批大批地哗变投降。最后，日寇不得不急将其调回，并把残余的三千人全部缴械，重新改编。”
而取得击毙了藤井重郎的这一重大战绩的民族义士李玉峰，根据伪满士兵中流传的记录，就义前和伪满靖安军步兵团第一机关枪日本籍的连长有以下的交流——
日本连长当时问李玉峰：“你为什么打死藤井司令？”李玉峰回答说：“你们日本人侵略中国，飞机刚才还由上空飞往我的家乡去轰炸，我恨你们日本人。”日本连长说：“你打死我吧。”李玉峰说：“你官太小了，不打你，打你们日本人司令，给中国人报仇！”
伪满士兵回忆，李玉峰义士的上述话语，另有这样的具体内容：
“我家在天津，我听说天津被日本飞机已经炸毁，我的全家在天津市，家中有老母和兄弟姊妹，家被炸毁了，我跟你们去打天津、北京，我的良心下不去……”
“现在日本鬼子进攻我们中国，我打死日本鬼子的一个司令，就等于消灭它的一个师！”
起义1941：最艰难那年在敌人心脏举义旗
这次起义时间是1941年1月4日，正是抗日非常艰苦的时候，日本人正策划北进苏联；地点是哈尔滨王岗机场，哈尔滨是伪满洲国重镇，关东军的特务机关总部也在哈尔滨；参加起义的是伪满第三航空大队，日本人对他们是相当信任。
这三点加在一块，无异于在东北日军的命根子上轻轻划了那么一刀。
这次起义另外一个特点是共产党只是起了一个推动的作用，甚至直接策反人员和起义核心人物都不是共产党员，队伍的想法也不过是投奔抗联。
当时哈尔滨市委书记张瑞麟，在1937年“四一五大逮捕”中逃脱，失去了与组织的联系。1940年，他打入了一支“绺子队”，经过了一段时间工作，取得了大多数人的信任，其中一个叫做刘鹏飞（起义策反人）的年轻人引起了他的注意。
从刘鹏飞那里知道，他原来是王岗三大队的地勤，因为回家误了报到时间，被日伪当局逮捕，于押解途中逃跑，走投无路之下参加了这支绺子。
从刘鹏飞那里，他还了解到王岗飞行队的人员装备情况，顺便了解到日本人对中国士兵打骂、歧视、凌辱的情况，以及中国人对日本军队不满情绪已经高涨，到了点火就着的程度了。刘鹏飞还向他介绍了自己的好兄弟苏贵祥，即这次起义的核心人物。也就在这个时间，张瑞麟找到了抗联三路军第十二支队，这支绺子队也被改编为抗联独立大队。
1940年12月14日，刘鹏飞潜入哈尔滨找到苏贵祥，告诉他自己已经是抗联的人了，苏贵祥遂迫不及待表示要加入抗联。刘鹏飞向苏贵祥表明，自己回来就是来策反的。苏贵祥立即同意。可惜他们不太有经验，要不然事情发展可能会更顺利一些。从策划到实施只用了20天，有些仓促。
他们共同研究联系那些可靠的兄弟、串联的方法、要害的位置、行动的方案。开始他们的想法是老乡找老乡，朋友找朋友，但是一不留神，队伍发展到了84人。人多了，问题也就来了，一旦泄密，后果不堪设想。
起义，已经是箭在弦上，不得不发了。虽然刘鹏飞最后得到的指示是暂时待命，但是在他把命令送达起义部队之前，这个可能性就已经不存在了。
1940年1月3日，起义骨干20多人在士兵宿舍商定了起义计划并决定第二天晚上9点起事。因为新年，日本人和大部分军官都过节去了。
第二天下午3点，起义骨干分子龙兴国开始执勤；5点半关上大门和便门；7点钟，苏贵祥向值班军官李德山报告人数，随后把所有哨位换上了起义人员；8点钟，苏贵祥再次查哨。
1941年1月4日晚上9点，苏贵祥带领起义的骨干分子，首先击毙了铁杆汉奸李德山，切断营区电源，又分别袭击两处日伪军官宿舍，击毙日本军官山浦圭治、高本政治郎（因为单身，被安排值班）等10余人。然后，破坏飞机三架，无线电一部，一个小时结束战斗。参加起义的84人，分乘2辆汽车，满载枪支（机枪2挺，步枪120多支，手枪10余支）、子弹3万多发和被服数百套等驶离王岗机场，去三肇地区投奔东北抗联第十二支队。
可惜汽车只开了几个小时，就坏了。只好放弃汽车，改用大车拉装备。6日晨7时，起义部队行至肇东县郭字头井子村时被日机发现并引来日伪军追击部队。双方即展开激烈战斗。日军先来了100多，被打退。黄昏后又来了上千日伪军，起义部队被包围。战至最后，84人中，44人负伤被俘后牺牲，苏贵祥等三十余人牺牲，仅数人突围，突围后又几乎全被抓捕。
日伪军被打死30多人。
起义人员的详细结局如下：
起义的第二天，第四宪兵团抓捕起义士兵的父母、妻儿、兄弟姐妹和朋友，共300多人。
日本宪兵队将40多名被俘的起义士兵解回哈尔滨进行审讯，施行各种惨无人道的酷刑。第四宪兵团所有军官和军士全部参加审讯，又从奉天、齐齐哈尔、新京、吉林、牡丹江等地抽掉14名宪兵军官和骨干，加紧审讯。
第四宪兵团从被俘人员中查出一名并非军人的史登云，他是哈尔滨泰兴洋服店的工人，怀疑他是共产党的联络员，泰兴洋服店是共产党的联络据点，指令警察厅逮捕了洋服店经理沈祖根和几名服装工人，抓了几个来做衣服的群众……沈祖根因受刑过重，没过几天就死了。
日本宪兵队还组织本部17名军官，编成特别搜查班，到“三肇”地区继续搜捕起义领导人，将刘远泰逮捕。
就这样，用了将近4个月的时间将全部受审人员移交第四军管区军法处审判，以叛乱罪判处刘远泰、史登云、王福、陈裕民、周祥春、谢俊岭、高景山等人死刑，其余人员分别判处无期徒刑和有期徒刑，仅有入伍不久的两名新兵获释。
同年中秋节，第四宪兵团派人，在锦州市将突围出去的起义骨干王辅廷逮捕，审讯后交军法处杀害。
这次起义给日本人的震动非常大，因为起义发生在他们非常信任的伪军部队里，从此后对伪军的的戒心就更加深重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