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一八事变之前的独家公开预警
九一八事变虽是以“九一八”的日期冠名，但是真正发生在1931年9月18日的部分，实际上仅仅只有一个小时左右。
等到在隆隆炮声中，沈阳城里人们清楚地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其实已是9月19日的凌晨了。而此时19日的报纸内容早已排好版。于是，仅有极少当年的报纸于9月19日紧急出了号外，国内各主要报纸几乎都是等到了9月20日，才以醒目的标题报道日军在东北动手的消息。
当年有能力看报纸的国人，9月20日那一天翻开民国的四大报纸《大公报》、《益世报》、《申报》、《民国日报》，这样的报道标题会映入眼帘，带给人们惊愕的同时，刺痛人们的心灵——
天津《大公报》的报道标题：
望国民镇静以救国难
日军于昨晨突占领沈阳
同时占领长春营口安东
沈阳损失重大，长春死伤众多
我军全未抵抗，中央已提抗议
天津《益世报》的报道标题：
日军侵占东省，形势益趋险恶
长春安东宽城子亦先后失陷
张副司令通电告日军侵入沈垣真相
外交部昨向日政府提出紧急严重抗议
日方仍称必要时武力解决
上海《申报》的报道标题：
日军大举侵略东省
蔑弃国际公法破坏东亚和平
沈阳辽阳长春安东营口等处均被侵占
上海《民国日报》的报道标题：
违反国际公法破坏东亚和平
日军昨晨强占沈阳
自毁满铁路轨诬我军所为借口启衅
我军无准备无抵抗沈阳全城遂陷落
日军杀人放火荣臻被掳王以哲殉难
长春营口沈阳等要地同日均告失守
《民国日报》的读者那一天也许是最震惊的。该报另拿出报头旁边的版面用于刊登落款是“中国国民党上海特别市执行委员会”的标语——
同胞们，日本已占据沈阳了！
团结起来！一致对外！
在无预兆的情况下，拿到当天新出的报纸，即可以看到“已占据沈阳”这几个比新闻标题更粗黑的大字……过了八十年，我们仍是可以想像《民国日报》的读者当时心中的惊讶和迷惑。
与民国的“四大报纸”一样，作为国民党中央的机关报《中央日报》，当天也以大篇幅刊登了有关的报道——
甘心破坏东亚和平
日军占领沈阳长春营口
藉故实行其预定之侵略阴谋
在沈肆行焚烧掳掠备极惨酷
我军奉令未行丝毫抵抗行动
驻日英大使及各国代表深切注意
然而，《中央日报》的读者，和只看民国的“四大报纸”的读者比起来，他们知道日军在东北动手时的惊讶程度，或许是会降低很多的。
作为国民党中央的喉舌，从一个月零两天前起，《中央日报》其实就在为东北即将发生惊天动地的事变，而开始进行连贯、持续的“预警”了。这在全国的各家报社中，似乎是独一无二的。其余各大报虽也有关注中村事件且报道日方有武力解决之叫嚣的，但是到“九一八”前夕几乎都没有起到“预警”的作用。例如：《申报》一直关注着“中村事件”，曾发出报道《所谓中村事件，日本阴谋叵测》，但是到“九一八”前夕却报道称《中村事件形势渐趋和缓》。天津的《益世报》曾报道日本的武力叫嚣，“九一八”前夕的报道却称“欲对俄先对华，日本对华之无理行为完全是对俄作战计划”，在“九一八”前一天的9月17日还报道：“据目前之情形，中村事件，中日间可望得一和平圆满之解决。”
到1931年9月20日这一天，各家报纸的新闻标题里面，也是只仅仅有《中央日报》一家，最为明确指出了日军是实行“预定之侵略阴谋”。
这一段史实，在今天已是鲜为人知了。只有翻开尘封的旧报纸，才能看到80年前字里行间那一段段含蓄的警讯。
1931年9月19日，发动九一八事变的日军彻底占领沈阳，继而侵占东北的多处地方。这一天的《中央日报》在沈阳的消息传到南京前已完成出版，未及刊登凌晨在东北发生的事件。但是，这一天出的《中央日报》按照原定计划刊登的报道，却称日军借口中村事件而发动的“武力侵略”已迫在眉睫了（此报道之中甚至已说日军“报复手段，已有具体协议；军事行动，尽早准备充分，颇有一触即发之势”）。而这样的“预警”，明显足以让第二天（9月20日）又从《中央日报》看到日军在东北动手的新闻的读者，至少不会觉得那么惊讶和突兀。
1931年9月19日出版的《中央日报》上刊登的有关通讯，标题是《日人心中之中村事件》（副标题则是“竟欲藉口对满蒙积极侵略，帝国主义武力梦始终不醒”）。此篇通讯开头就是这样的一段话：
日本对于中村事件之故意张大做严厉之反宣传，以蔽天下人耳目，且藉此机会儆田中奏折，强占满蒙各种情形，业志前讯。今则益炽，报复手段，已有具体协议；军事行动，尽早准备充分，颇有一触即发之势。
报道的结尾又写道：“闻特务机关长土肥原已将报复手段具体案制定……盖其内容不过暴力侵略与压迫也。”
这样的预警报道，其实从1931年8月16日起已连贯发出。
8月16日那一天《中央日报》的画报副刊《中央画刊》（107期）的封面是这样的：
封面下方有这句话“醉生梦死的人们，难道要等到那恶兽咬到你们头上才知道痛苦吗”？透过这句话，今天的人们分明可以觉察到，当年可以把《中央日报》当做喉舌的“某些”人，在获取到日军的情报时，胸中有一种难言的焦灼：他们已知道了日军的侵略行动实际上正步步逼近，而不知情的国人大多仍是浑然不觉。
1931年8月16日的“预警”，甚至比日方8月17日公开发布带有恫吓性质的“关于中村大尉一行遇难声明”还早了一天！
从此，《中央日报》连贯刊发着各种关注东北的“警示”报道，而国内任何一家别的报纸都没有类似的连贯举动。这样的连贯预警，可以说是国民党中央的喉舌“独家”实施的。
到了9月17日，《中央日报》刊载了《呜呼！日人所谓七字胜诀》（副标题：“帝国主义者始终不忘武力，欲藉中村事件为出兵口实，飞机翱翔全国散布仇华传单”），又一次明确指出了日军“欲藉中村事件为出兵口实”。9月18日的当天还有一篇警惕日本在东北动作的报道，是《大可注意之日人侵略东省警权》。一直到1931年9月19日，含蓄“预警”了日军准备充分的军事行动“颇有一触即发之势”。《中央日报》的“预警”到此结束，从第二天起和全国别的报纸一样，报道的都只能是日军实际已展开的军事行动了。
于是，从这些当年报纸上留下的证据，可初步判定出这样一个史实：
授意其喉舌连贯发出“预警”的国民党决策层，在九一八事变发生前若干天，实际上已经明确了这样的情况——
“意欲实行武力侵略”的日军，在东北进行某种程度的“军事行动”和为中村事件的“报复手段”，“有一触即发之势”。
那么，既然是已经预见到了日军的侵略行动，为什么九一八事变还是会以中国军队的“不抵抗”而告终呢？这就得了解“不抵抗”政策的来龙去脉了。
背景介绍
中村大尉事件
1931年5月下旬，有“搜集对苏主决战方面及安屯垦区的作战资料的秘密使命”的日本“参谋本部部员陆军步兵大尉”中村震太郎，悄然成为中日关系史上一个关键人物。他和助手井杉延太郎等为了“调查帝国陆军纵断兴安岭时宿营、给养、供水以及行动的难易等情况，以编写军事要地志”，侵入了东北兴安屯垦区。
1928年11月，东北政务委员会批准东北军炮兵司令邹作华提出的率部殖边屯垦意见，在洮安成立兴安区屯垦公署。屯垦范围以辽黑二省的洮安、索伦县为主，次属蒙荒扎萨克图旗、镇国公旗、扎赉特旗、图什业图旗一部，管辖有三团屯垦军、军收场、垦殖局、无线电队、机器厂、汽车队等。此处是东北军“谢绝参观游历，凡外国人要求入区者一律不发护照”的军垦地区。“中村事件”前，哈尔滨特警处曾向屯垦公署官员通报：“有日人要求发给护照入贵区，本处未批准。”
东北兴安区屯垦军第三团少校副团长董平舆曾回忆当天早晨的情况：
第一营营长陆鸿勋率领士兵正在团部门前操场操练，见有四人乘着大马，并驮载行装甚多，由团部西边大路上从北向南奔驰而去。陆以形迹可疑，遂令士兵将该四人追回到操场问话，但言语不通，改用蒙语，仍不通。陆疑其为日本人，遂报告于我……我遂向他们说明要加以检查，当于他们的行囊里和中村的棉裤中搜出调查笔记、军用地图甚多，并查出寒暑表、指北针、测图仪器和一支南部式手枪。我检阅其笔记、地图，方知中村系在一个月以前由海拉尔出发，经过东北兴安岭、索伦山一带调查军事地理；他将军用地图对照现地，加以纠正改绘，凡他所经过的地区，关于雨量、气候、村落、居民、土质、水井以及可容驻的兵力等都记载很详……翌日关团长回来，我将扣留中村的经过向他详细报告，并向他建议说：“现在我国是弱国，并无外交可言，我们若将中村等解送沈阳，日寇必将他们以及其所携带的调查笔记、地图等全部索回，并且还要我方赔礼道歉，其结果徒惹得许多麻烦，毫无益处。并且中日两国既是世仇，而且按照国际法，外国的军事间谍是可以处死刑的，故无论如何，不能将他们释放……”
东北兴安区屯垦公署军务处长兼兴安区屯垦军第三团团长关玉衡回忆：
1931年5月24日，新编骑兵第六连连长宫品一报称，该连新招募骑兵编练完毕，我遂前往校阅。25日晚，团部中尉副官赵衡来报告说，三连连长宁文龙查获日本间谍四名，地点在四方台附近，董平舆副团长请我回团部处理。我据报告后连夜返回团部，凌晨方达。少校团副董平舆当即向我报告，捕获之间谍为日本人二名、俄国人一名和蒙古人一名，并呈上所搜获日本间谍中村震太郎的文件等多种……我就其文件译成中文后，证实中村震太郎确系“日本帝国参谋省情报科情报员陆军大尉”身份，即对他进行审讯。审讯中，中村的态度傲慢自大，自称是“大日本帝国陆军大佐”，蛮横暴躁，以不会中国话企图推卸间谍罪责……
兴安区屯垦军第三团官兵愤慨于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行径，为了保守边疆的军事机密而就地正法了中村等军事间谍。这是边防军人捍卫主权、守土卫边的一次爱国主义行动。
7月中旬关东军获悉中村震太郎被击毙后，日本方面隐瞒了其身份是军事间谍的事实，将“中村事件”作为口实，挑起了外交争端。
日军虽企图借“中村事件”进行军事挑衅，但是其档案里却早已记录了中村是军事间谍的事实。1931年5月31日，日本驻满洲里领事馆事务代理丰原在致日本外务大臣币原喜重郎的电报里有此记录：
自上月下旬以来，我参谋本部、陆军省，为从军事目的出发调查呼伦贝尔地区的地形和实情，秘密派遣军人化装成商人等身份，往来于该区……关东军派遣的新妻少佐、参谋本部派遣的中村大尉，各自称作研究地质学，潜往呼伦贝尔地区。
在日本外交人员也早知道了中村震太郎身份的情况下，为了借机寻衅，日方的军队和外交官仍是不惜编造事实，甚至将“中村事件”的日期推迟了一个多月。1931年9月9日，日本驻沈阳总领事林久治郎以第576号电报向日本日本外务大臣币原喜重郎说：“关东军顷商本馆欲将中村大尉被拘留日期定在6月27日，被害日期定在7月1日，以期与他事相配合，职已应允，请对外声明时注意此日期。”这样罔顾事实、蓄意挑衅的手段，着实是令人发指的。
“中村事件”当时给中方以不小的外交压力，如前文述及，中方报纸当时也多关注此外交争端，认为其导致了中日关系紧张。
“不抵抗”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九一八事变时的不抵抗政策，已成为刻在历史耻辱柱上不可磨灭的一笔了。但是，几十年来，围绕着“不抵抗”的由来、背景和具体责任，却一直有颇多的争议。
近年来，网络上关于九一八事变时“不抵抗”责任的讨论之中，常常可以看到这样的鼓噪：九一八事变发生时，“不抵抗”完全是张学良下的令，而与身处长江中“永绥”军舰上、不知道日军已在沈阳动手的蒋介石彻底无关。
实际上，学界早先有论述：“在九一八事变发生之前的7、8月份，张学良与蒋介石早已达成了‘不予抵抗’的基本共识，待事变发生时，请示与否便没有什么实际意义了，因为大的应对方针早已确定了。”
就“不抵抗”的问题进行具体的研究，只有完全从史料出发，才有希望得到符合历史事实的结论——
前文《九一八事变之前的独家“预警”》曾提到的1931年9月19日那一天的《中央日报》。那一天的报纸不仅有日军“报复手段，已有具体协议；军事行动，尽早准备充分，颇有一触即发之势”的“预警”式报道，同时还刊发了一篇题目为《日军队横行东北》的报道。
这报道开门见山也写了这样一句话：“日人野心勃勃，意欲实行武力侵略。”文中则具体记载了三件事，一个是日方报纸报道“参谋本部近发一命令”。日军参谋本部借口“近来东北地方多匪”，下令“满铁守备队采取相当之防卫行为”。《中央日报》一针见血指出这一个事情的本质：“日人藉口匪徒，竟派兵横行于我领土，直侮视我国权如无物。”
另两个是日军在东北袭击中方军警的事件，分别发生于9月13日和15日：
本月十三日晨，在抚顺之日守备兵一队四十名，突入抚顺附近操演。我方巡警及驻抚顺保安队见日兵在我领地内操练，立即警告日兵退出。日兵竟撕毁我方警告文，且突向我军警包围，并以机关枪威胁。我方巡警派出所人员仅有四人，保安队人数亦仅十三名，众寡不敌，且毫无准备，仓促之间突被四十名武装日军包围，未加抵抗，日兵竟将我方军警一律解除武装，一哄而去。
让人唏嘘的是，这一次抚顺的日军袭击中国巡警和保安队的过程，和九一八事变发生时日军在多地袭击的情景几乎是一模一样的，中方“未加抵抗”，给日军“一律解除武装”。
而另一次日军的袭击行动，则引起了中国军队的有力还击——
……更有一事，足证日人对我武力挑战之积极态度，十五日，距长春十英里之杨森站突来日兵三十名，荷枪实弹，测量地形渐向满铁道域外我国屯垦军营地推进测量险要。我方阻止其测量，日兵竟向我方军队发炮，我方军队为自卫计亦还击。此役据日方宣传有日兵一名被轰毙，恐又将无理要求之张本云。
从“我方军队为自卫计亦还击”的记载可以看出，九一八事变前三天，东北军面临日军袭击时，还是会随即予以自卫还击的。
而《中央日报》在谈及“据日方宣传有日兵一名被轰毙”，唯一的评论竟是这句“恐又将无理要求之张本”，可以看出九一八当夜的“不抵抗”之令，究竟是出自怎么样的考虑。
这样的考虑是：日军会借口“中村事件”采取某种报复的军事行动，为不给于日军更多的口实，对于日军的挑衅仍是需采取“不抵抗”方针（若有抵抗的行动，“恐又将无理要求之张本”）。
根据前一篇《九一八事变之前的独家“预警”》展示的《中央日报》报道，现在已可以知道，事变前国民党决策层确已知道日军会有军事行动。那么，国民党决策层是不是仅仅含蓄“预警”，而不制定任何有关方针，放任张学良想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呢？他们在开始授意喉舌《中央日报》“预警”的同时，百分百也会形成一个如何应对日军军事行动的具体预先方针。而这样的一个方针，也明显会是可以约束到即将面临日军袭击的东北军的。若是约束不了东北军，成为一项“方针”则毫无意义了。
那么需讨论的关键问题则是，这个方针又究竟是什么？若是“不抵抗”方针，在九一八事变前是否已明确是国民党决策层的“国策”？
1931年9月21日，蒋介石的日记这样写到：
下午二时到京，约会干部。余主张：日本占领东省事，先提国际联盟与非战公约国，以求公理之战胜；一面则团结内部，共赴国难，忍耐至相当程度，以出自卫最后之行动。
话绕了几道弯，“忍耐至相当程度”的意思，却仍然不过是“不抵抗”政策的另一种表达而已。
1931年9月22日，蒋介石《在中国国民党南京市党部党员大会上演讲词》中的“先以公理对强权，以和平对野蛮，忍痛含愤，暂取逆来顺受的态度，以待国际公理之判断”，也仍是这个“不抵抗”的意思。
九一八事变的明确讯息让国人知晓的第五天（9月24日）之前，蒋介石给中国军队具体下令实施了“不抵抗”方针。纠缠于9月19日凌晨是张学良下令“不抵抗”、与蒋介石无关的人们，常常略掉了蒋介石下令“不抵抗”的史实，他们更略掉这样一个事实：
张学良9月19日凌晨下令不抵抗，是出于日军只是寻衅、不能给日军更多口实的判断；而蒋介石19日到24日前的某一天下令不抵抗，已可以知道日军志在占领东北了。
1931年9月23日的《国民政府告全国国民书》很巧妙地用“希望我全国军队，对日军避免冲突”这一句表示了已下令军队“不抵抗”的事实。时任辽宁教育会副会长、东北国民外交协会负责人的王化一，写于1931年9月23日的日记，则是明确记载了这一天（或之前）有“不抵抗”的命令下达给张学良等：
到协和医院，负责诸人均在此，楚囚对泣，无相当办法。已请示南京，命令关外不准抵抗，静候交涉，大好河山，行将断送倭奴之手。
（九一八事变发生时，王化一是辽宁教育会副会长、东北国民外交协会负责人之一；九一八事变后，王化一担任了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常务委员兼军事部长，他是义勇军的发起人之一。）
9月19日凌晨是张学良下令“不抵抗”，蒋介石则是到9月22日明确下令“不抵抗”。
那么第一个“不抵抗”是张学良独立决断的，还是某个“不抵抗”方针的具体体现而已？换句话说就是，打着“忍耐”、“求公理之战胜”旗号的“不抵抗”方针，是不是九一八事变前已有的既定方针？
1931年9月27日《民国日报》有一篇报道《孔祥熙谈对日方针》——
国民党决策层的成员孔祥熙在此次采访中，说“漏嘴”了这样一句关键的话：“中央对日方针与步骤，早已决定。一切应付办法，早有准备。”
这句话进入研究视野之后，很多问题随之迎刃而解了……
究竟何谓“早”呢？
孔祥熙是9月26日接受采访，仅仅是九一八事变发生之后的第七天（距蒋介石到南京“召集会议决定对日方略”，更是只有五天），若是九一八事变发生后，国民党中央才有了方针，孔祥熙又如何会使用“早有”这个词呢？
况且，这一段时期，孔祥熙都是在上海养病，他可没有参与南京方面的讨论。
可见，国民党决策层的喉舌透露出已经掌握日军的“军事行动，尽早准备充分，颇有一触即发之势”的时候，国民党决策层的“对日方针与步骤，早有决定”，同时“一切应付办法，早有准备”。
与孔祥熙说法呼应的另一个证据是，1931年9月26日，张学良发布了《对东北陆海军全体对日不抵抗之训令》：“此次之所以命令采取不抵抗主义，乃欲诉诸国际公裁，以外交求最后之胜利……此次不予抵抗，即出于主张公理，且不欲荼毒生灵之微衷也。然彼虽百端挑战，我皆不予其口实。”
“欲诉诸国际公裁”无疑即下文中“请世界各国主持正义”，和孔祥熙的说法是完完全全一致的：“中央对日方针与步骤，早有决定。一切应付办法，早有准备。现在第一步与其讲理。请世界各国主持正义。谁是谁非，想世界各国必有公理，当然不至无是非……”
那么“欲诉诸国际公裁（而）采取不抵抗主义”明显就是之前已有的政策。
实际上，这样早先已制定的政策方针，在已披露的事变前电文中也可以看出端倪，九一八前两个月又6天，蒋介石曾给张学良很明确的指示“现非对日作战之时”。
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编的《中华民国史事日志》“1931——中华民国二十年辛未”的部分，有明确的记载：
7，12（五，二七）
乙、蒋中正电张学良，谓现非对日作战之时。
7，13（五，二八）
乙、于右任电张学良，中央现在以平定内乱为第一，东北同志应加体会。
如果以这个指示为分界线，细细琢磨当时的各种史料，可以清晰看得出，1931年的那一个夏天，张学良的思想变化是有一个明确脉络的。
张学良一直认为东北军无力独立与日本开战，且为此觉得深深焦灼。张学良曾提出：“如与日本开战，我方必败，败则日方将对我要求割地赔款，东北将万劫不复”；“若有冲突，将重蹈旅顺、大连之覆辙，致使满蒙为日本人所占领则是明显的，所以我方应该避免冲突”。于是，他也一直寄希望于汇集中国各方的“武力”一起保卫东北的国土。
日本外务省档案中，记载有张学良大约在1931年8月份给蒋介石的两个请示电（日本特务机关当时在中国获取的密电）：
“东北之安全，非藉武力无以确保，日本既一意对外，我方亦应有所自省……”、“日本推展其大陆政策，有急侵满蒙之意，已无疑问；无论其对手为中国抑或苏联，事既关系满蒙存亡，吾人自应早为之计。”
在知晓了日本“有急侵满蒙之意”的背景下、张学良做出了“非藉武力无以确保”“东北之安全”的判断，他需向蒋介石表达的心意是非常明显的。
张学良跟蒋介石说了他知晓了日本“有急侵满蒙之意”，同时痛陈“东北之安全”“非藉武力无以确保”，他期望对日本采取何种态度呢？
实际上，在九一八事变前，张学良一度考虑的甚至已经是“对日采取强硬态度”和“直接抵抗日本侵略的政策”的问题。
《顾维钧回忆录》中明确记载，1931年夏天蒋介石在庐山召开国民党决策层的会议，讨论张学良提出的抵抗日本侵略政策：“委员长原已发现他的处境非常困难。早在沈阳事件之前的夏天，他就在庐山举行扩大会议，讨论当时提出的特别是少帅在东北的集团提出的对日采取强硬态度，和直接抵抗日本侵略的政策等要求。委员长是个现实主义的政治家，他觉得必须对日谈判……”
顾维钧的回忆，为这段几乎不为人知的史实留下了珍贵的记录：张学良在1931年的这个夏天，确实是曾经明确向国民党决策层提出“对日采取强硬态度”、“直接抵抗日本侵略”的。
可是，到了事变前几天的9月6日，张学良却给东北军参谋长荣臻及东北三省政务委员会发出了这样一份电报：
现在日方对我外交渐趋积极，应付一切，极宜力求稳慎，对于日人无论其如何寻事，我方务须万方容忍，不可与之反抗，致酿事端。希迅即密电各属，切实注意为要。
不难看得出，张学良提出的抵抗日本侵略的政策，没有得到国民党决策层的支持。而曾跟蒋介石讨论着“我方亦应有所自省”、“吾人自应早为之计”的张学良，到九一八前夕，思想也已统一到国民党决策层的“早已决定”的“对日方针与步骤”、“早有准备”的“一切应付办法上”了。
至此，“不抵抗”政策已被国民党决策层推行到东北的土地上。
蒋介石曾在庐山上开会，讨论张学良提出的“对日采取强硬态度”、“直接抵抗日本侵略”的要求，这一段史实的具体情况，至今鲜为人知。但否决张学良的提出的要求，选择不抵抗，体现在一个有关不抵抗的文章中常常会提及的历史细节上：1931年7月23日，蒋介石在南昌发表了《告全国同胞一致安内攘外》，明确提出了“惟攘外应先安内，去腐乃能防蠹”。
随着著名的“攘外应先安内”政策的出台，九一八事变的结局究竟会如何，实际上已成为了定局。在1931年那一个夏天，庐山上的蒋介石开会否决张学良等提出的“直接抵抗日本侵略”政策时，东三省由于“不抵抗”而迅速沦陷的结局，就已经是悄然埋下了伏笔。
关于“不抵抗”的鲜为人知内幕
九一八事变发生近50年后，张学良在1990年接受日本NHK电视台的采访，回忆了事变时他的反应：“我当时没想到日本军队会那么做，我想绝对不会的……我对九一八事变判断错误了。”
如何理解“判断错误”这一句话呢？究竟是张学良推脱责任的言辞，还是当时他内心深处的实际情况？
前文曾提到，九一八事变发生之前，国民党决策层已经明确了这样的情况：“意欲实行武力侵略”的日军，在东北进行某种程度的“军事行动”和为中村事件的“报复手段”，“有一触即发之势”。
事变前驻守着北大营、身处最前沿的东北军第七旅，也明显感觉到日军的“报复手段”，“有一触即发之势”。第七旅参谋长赵镇藩曾回忆说，当时东北的有识之士都预感到到日寇对东北的侵略战争就要爆发了。
日军攻打北大营的军事行动是被预见到了，第七旅具体的应付计划也在事变前制定好了。旅长王以哲和军官们决定：“在南、北、东三面待敌军进到北大营营垣八百米时，在西面待敌军越过铁路时，即开枪迎击。万不得已时全军退到东山嘴子集结，候命行动。”（东北军的中下层军官还没有完全不抵抗的想法）
甚至日军的军事行动会是武力夺取沈阳城，也是曾被预见到。
《顾维钧回忆录》中记叙，顾维钧在九一八事变前，已经预见到“关东军在日本军部的指示或教唆之下可能采取激烈的行动，或许用武力夺取沈阳，进行恫吓”。
当时，并不在东北的顾维钧，都可以成功预见：日军一旦发动军事行动或会“武力夺取沈阳”。那么，沈阳有可能被日军占领，明显不会很出乎掌握了更多情报的蒋介石、张学良等人的意料。但是，顾维钧也有一个严重的“判断错误”——他认为日军武力夺取沈阳，仅仅是为了对中国“进行恫吓”。
类似这样的“判断错误”，也明显是蒋介石、张学良犯下了的。他们认为，日军的军事行动，哪怕是“攻城略地”的性质，也只是挑衅和吓唬性质的。于是，在日军发动军事行动时，实施“不抵抗”的政策，是为了不给日军进一步扩大其军事行动以具体的口实。
曾经是日本政友会第二号人物的床次竹二郎，接受了张学良的政治献金，他很有可能也给予了张学良一定的含糊保证。
《日本昭和史的最后证人——张学良》一书的《五十万元的政治献金》章节有记载，（1935年）山口义一议员在帝国议会上进行质询时，攻击床次为了回报张学良50万元的政治献金，有卖国行为：“床次虽未说到要抛弃我们在满蒙的既得利益，但至少我们不得不相信他做了软化我国对支那强硬政策的承诺。事件至此，已不仅仅是单纯的金钱问题或纲纪问题，而必须说是一种卖国行为。”
书中也记载，关于这次事件，张学良接收NHK采访时曾这么说：“我可以说，床次倒是见过我，我们谈得很好。提到中日的悬案。他说，假如我能够执政，我很愿意把中日悬案解决。他说现在要竞选政友会的总裁，没有这么大的力量。我说你是不是愿意我给你帮点忙。他很不好意思地说，你要能帮我忙，我很需要……”
收到了贿赂的床次竹二郎，他的某一些话语，也或许是张学良坚信日本政府暂不会发动战争的信心来源之一了。
不管是中国的政府还是日本的政府，他们谁也没有料到，日本关东军的几个中级军官发动了一次军事冒险，采取“下克上”的方式发动了九一八事变。事变的直接策划人板垣征四郎、石原莞尔、花谷正和今田新太郎他们都还是佐官或尉官，没有一个将军级的军官。其中，板垣征四郎是大佐军衔、石原莞尔是中佐军衔、花谷正是少佐军衔，今田新太郎甚至还不是佐官，仅仅只是个大尉。
而中国方面悲剧的软弱和退让的政策，使得几个日军佐官“下克上”的行动一举得手。
从今天已披露的史料看，九一八事变前，日本政府和日军将领确实没有短期夺取东北的计划，甚至没有支持关东军发动大规模挑衅行动的计划。
日本参谋本部第二部的中佐桥本欣五郎，曾回忆到一段鲜为人知的情况，《桥本大佐手记》记载：
满洲事变突然爆发前的四五天，在满洲正计划着重大事件的消息暴露了。其经过如下：黑龙会的某壮士到外务省说，从满洲回来的头山满（注：日本黑龙会创办人）扬言，有人把钱交给板垣，让他在满洲搞个重大事变，所以，板垣用钱很阔绰。于是，外务大臣币原喜重郎（当时还得势）到陆军省来询问。由此，事件就暴露了（事实上，还不是真相）。于是，陆军三长官立刻在参谋本部开会，决定派建川少将到当地去，想防患于未然。
日本的陆军大臣、参谋总长、教育总监，是所谓的中央三长官，地位相等，都是大元帅（天皇）的幕僚，也都有帷幄上奏权。陆军的这三个长官召开的会议，其权威性毋庸置疑。正是这“陆军三长官”召开会议后一起决定，派8月份刚担任参谋本部第一部长的建川美次少将，到东北向关东军转达军部的意见，不同意在近期内发动挑衅事件。有如此权威的“三长官”决议，使得板垣征四郎、石原莞尔、花谷正的任何图谋，都成为完全得不到上级支持的行动。
建川美次出发的同时，通告建川行程和目的“其任务系阻止事变”的电文发到了板垣征四郎等人的手上。他们本来是准备9月28日晚发动军事行动的，载入史册的惊天事变，本来应是“九二八事变”。在陆军“三长官”一致决议“防患于未然”的情况下，事变的直接策划人慌忙讨论下一步“是否断然实行的问题”。
九一八事变的日军直接策划人之一花谷正，他的回忆录中有这样记录：
（9月）15日晚，在奉天特务机关的二楼，召集有关人员讨论对策……参会的板垣、石原、我、今田（今田新太郎大尉，是1931年4月担任张学良军事顾问柴山兼四郎的助理，他担任爆破铁路工作）之外，还有来自执行部队的川岛、小野两个大尉，小岛、名色两个少佐等……
围绕是否断然实行的问题，进行了热烈的争论。我的主张是：不知建川带来了什么样的命令？如果带来了天皇的命令，我们就成了叛臣。即使那样，是否还有断然实行的勇气？不管怎样，等待建川会面后再作决定怎样？
但今田却慷慨激昂地说：这次计划已暴露到各处，在与建川会面、气势还未消之前，务必要断然实行。大家争论不休，最后以划拳决定接受我的意见。
可是第二天，今田到我的住处说：“无论如何也要在建川到来之前行动。”
这样，一次完全“下克上”的军事行动，以不可遏制之势开始了急速实施。就在历史被改写前，尽管国民党决策层也已判定日军有军事行动，可是无法知道“下克上”的这批日军佐官的用意。而与此同时，日本政府都不会预见到日军在东北会突然以这样规模动手，发动旨在占领东北的事变。于是，九一八事变的结局渐渐接近了。
从上述事件背景来看，事变在9月18日深夜猝然发生，本质上是为了避免军事行动被建川美次制止。但是由于这个日期之前，“中村事件”交涉的局势恰恰也变得紧张起来，于是在当时，九一八事变一度被认为是关东军就“中村事件”而进行的武力挑衅和摊牌。即使是关东军的军人也有这么认为的——
日本独立完备队第二大队第二中队中队长川上精一大尉回忆，1931年9月14日，抚顺守备队队长临时警备会议上，“当会议将结束时，大家转换话题，相互交谈起来。因为有的人问中村事件的答复期限是什么时候，我就此指出，第一回调查以失败告终，第二回已奉命出发，陆军也持非常强硬态度。这次按照中国方面报纸所载，第二回调查员将在9月15、16日回到奉天。对此，陆军当局业已考虑了在各种场合如何应对的问题。因此，如果15日返奉，16日中国必须做出答复。据我想象，日本方面如不满意，必将在17日左右做出实力解决。所以我认为17、18两天，关于当前的中村事件，必有热闹好瞧。”
按照建川美次到达前实施事变的计划，本来的“九二八事变”有可能改称是“九一六事变”或“九一七事变”。可是，这样规模的军事行动不是说动手就可以动手的，事变到底未能在建川美次到来之前发动。于是，建川美次到达沈阳的当晚（9月18日），成为了板垣征四郎、石原莞尔、花谷正等人最后的机会。
与日军佐官们这样“下克上”的行动同时并行着的，是中日正常的邦交活动。中国新任的驻日公使蒋作宾，当时正在经沈阳到朝鲜，准备到日本东京赴任。他9月16日晨6时抵达沈阳，9月17日晚10时55分从沈阳登上列车（17日中午还到日本驻沈阳总领事林久治郎那里赴宴，“席间颇尽欢好”），9月18日晨6时才到达鸭绿江边的边境城市安东，中午2时到达了平壤。当他于9月22日晨7时船抵日本下关，以外交官身份踏上日本的国土时，那场惊天事变都已尘埃落定了。若是板垣征四郎、石原莞尔、花谷正等有能力提前一天动手，新任驻日公使蒋作宾身处沈阳，或会在事变中遇难或受阻，这将成为世界外交史上罕有的丑闻——虽然日军开始了侵略，但是中日仍保持正常的外交关系，蒋作宾当年10月5日继续按正常外交礼仪坐“礼车”到日本皇宫，入正殿向日本天皇“呈递国书，颂词、答词”，且按照了礼仪“又入另一殿谒见皇后，谈论家事及风景气候等”。10月10日，他还赴日本播磨造船厂，出席了向日本订购的“宁海”号的下水典礼。
蒋作宾躲过了一劫，他离开沈阳没过几个小时，带着“阻止事变”任务的建川美次到达了沈阳。而建川美次踏上沈阳土地的1931年9月18日，终于成为了载入史册的一天。震惊了世界的事变，最终以“九一八事变”的名称，闻名于天下。
九一八事变当中访问沈阳的日本外务省亚细亚局一课课长守岛伍郎，曾这样回忆说：“关东军司令官）本庄完全像被关在禁闭室里，三宅（参谋长）又没有统制部下的能力，致使板垣、石原、花谷占据了主导地位。”
“占据主导地位”的这三个日本关东军少壮派军官板垣征四郎、石原莞尔、花谷正，在日本政府、日本军部都没有予以同意的状况下，擅自策划与发动了九一八事变，以佐官的身份就改变了历史的走向。
建川美次的同事，也是1931年8月刚任参谋本部作战课课长的今村均，在《自述：一个军人六十年的哀欢》中回忆说，9月22日，建川美次从中国返回东京后即一再强调：
（关东军方面）简直愚蠢得像是在骗小孩子一样。我一到奉天，就向前来迎接的板垣大佐传达了中央的意志，当晚就在下宿的地方和他一起吃饭。睡着以后，就闹出那件事来，就想立刻赶到现场去看一下，哪里知道下榻地方的门口已经配置了卫兵，据说“出去有危险”，不让通过。看来是害怕我去干涉他们，因而把我软禁起来了，真是不懂道理的做法。不过，这样地让火势蔓延开去，这可不能怪消防员不负责任啊。
王辅先生的著作《日军侵华战争》（辽宁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里的《“九·一八事变”之前前后后》章节，记叙了板垣征四郎、石原莞尔、花谷正“下克上”计划的实施过程：
九一八事变的具体侵略计划，在1931年5月已由石原莞尔中佐和板垣征四郎大佐订出。关于在沈阳制造侵略借口，爆炸城北柳条湖边铁路，由沈阳特务机关的花谷正少佐负责；进攻北大营的东北军第7旅，占领沈阳、长春、吉林的军事行动计划，由关东军参谋石原莞尔中佐负责；关于在吉林市、哈尔滨挑起事端，造成日本占领的借口，由吉林市特务机关长大迫通贞中佐和日本浪人、原宪兵大尉的甘粕正彦负责。整个侵略计划的特点是：要求行动迅速，必须在一夜之间，造成占领沈阳、长春的既成事实，以防本国政府的干扰和外国的干涉。
在独立守备第2大队、第29联队已投入战斗，沈阳地区炮火连天的时候，关东军司令官、参谋长尚不知道这些具体情况。直至夜间的11点45分以后，花谷、板垣才向在旅顺的本庄和三宅报告：中国军队破坏南满柳条湖铁路，并袭击守备队，现正对北大营及沈阳的中国军事机关进行出击。同时要求本庄对这一行动予以认可。
日本军国主义集团在长期侵略目标上，实际是一致的。在板垣征四郎、石原莞尔、花谷正这几名佐官“下克上”的军事行动，一夜之间取得出乎意料的胜利时，日军的将领们的跟进就一步步开始了。
但这样的跟进先是“谨慎”，作为最早跟进行动的日本驻朝鲜军的出兵支援，并不如有些看法认为的那样，是蓄谋已久且按计划进行的。在一江之隔的东北大地已炮火连天时，朝鲜军司令官林铣十郎中将一直“观望”到9月21日下午，才下令朝鲜军“越境”：
朝鲜军司令官林铣十郎中将，接到关东军要求派兵支援的电报后，经神田正种参谋的具体建议，同意按年度作战计划，派出由20师团组成嘉村达次郎少将所率的混成第39旅团及驻平壤的飞行第6联队两个中队至东北，归关东军指挥。
混成第39旅团19日乘火车到达了新义州，但却不能过鸭绿江桥。因日军有规定，调动这样规模的部队越过战区，须有陆、海军大元帅——天皇的命令。所以一直在新义州等待到21日下午1时。由于林铣十郎的擅自决定，嘉村所率旅团的5个步兵大队、1个骑兵中队、2个炮兵大队、1个工兵中队才通过鸭绿江桥到达东北。（见《日军侵华战争》的记叙）
林铣十郎在没有天皇敕令的情况下，调兵越过国境“跟随”关东军“下克上”的时机，选择得恰到好处。越境不到二十四个小时，看到关东军发动的事变已经得手，“跟进”的队伍渐渐已扩大到决策层了。9月22日上午，日本内阁召开会议，决议虽是说“没有人表示积极赞成”，但是，“鉴于驻朝鲜军既已出动这一事实，结论是承认此事”，“既已承认事实，亦决定支付经费”。
这一个内阁决议上奏天皇，天皇也“跟进”了，承认了林铣十郎不奉敕令而擅自调兵的行为。驻朝鲜军冒天下之大不韪的自行越境问题，已得到了追认而告终。“而且，朝鲜军司令官林铣十郎中将被誉为‘越境将军’，而获得了‘赫赫威武之名’”。
这样的“赫赫威武之名”，和关东军轻松得手的战果一样，是国民党决策层误判之下制定的软弱和退让政策，是中国军队“不抵抗”的具体行动，一起造就出来的。
然而，东北迅速沦陷的悲剧，其根源何在呢？仅仅是没有了解到日军中级军官“下克上”的阴谋这么简单吗？
即使不误判，又会怎么样呢？
会选择抵抗到底吗？
冯玉祥回忆九一八事变后的情景，说蒋介石和他亲信的人大唱“抗日三天亡国论”。蒋说：“枪不如人，炮不如人，教育训练不如人，机器不如人，工厂不如人，拿什么和日本打仗呢？若抵抗日本，顶多三天就亡国了。”因为蒋这样说，何应钦、汪精卫说得更厉害了，何应钦说：“日本有多少烟囱，日本人有多少工厂，我们如何能比，不抵抗还可支持几天。”
直到1933年7月，蒋介石还公开发表了“不能抵抗”的演说：
我们有什么方法来抵抗敌人复兴民族呢？是否现在这时候，竭力来准备国防，拚命的来制造飞机大炮，就可以和他来作战吗？各位将领一定也知道，不仅是我们现在临时添置武器，整顿国防，已来不及，不能和他抵抗；就是从现在起，大家同心一致，专在这一方面来努力三十年还是不够，到那时候，说我们想靠物质的力量，可以战胜日本，那还是等于做梦……
我们的军人，到处受敌人的胁制，得不到一点国防的掩护，敌人时时在监视着我们，随时来扰乱我们，可以制我们的死命！今天他要派兵到什么地方，马上就可以到什么地方，他要派兵舰到什么地方，马上就可以到什么地方，如其海陆军所不能到达的地方，就用他的飞机随时派来掷弹轰炸，制我们的死命！现在我们整个国家的生命，民族的生命，可以说都在日本人的掌握之中，没有方法可以自由活动一点！
蒋介石上述演讲中，字里行间透露出的意思很明显。而这种嵌入了决策层骨子里的软弱和退缩，才是“不抵抗”最深层次的根源。
近年来，有人寻找着蒋介石当时“准备抵抗的方针”的证据，常常以国民党党史会在《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里刻意收录的一份电文举例，1931年9月22日，蒋介石批复：
烟台刘师长：日军侵略，已提出国联。此时我国应上下一致，严守纪委确定步骤，勿为日人借口。故先劝告民人，守秩序，遵公法，勿作轨外行动，以待国际公理与国内之团结。如果敌海军登岸，则我方划出一地严阵固守，以待中央之命令。此时须忍耐、坚定、镇静，谨守之。中正养午。
实际上，国民党党史委在史料集里刻意收录的另一份电文，是与给刘珍年的电报内容矛盾的。9月25日蒋介石曾致电韩复榘：“应在潍县多加兵力，以防日军由青岛或烟台侵入济南，我军决在潍县附近与之抗战，全部计划容另颁发。”
这一份电文里，“与之抗战”的地方竟又变成了山东腹地了，本应是抗战第一线的烟台和青岛，都不再考虑“抵抗”的问题，直接当成日军的前进阵地了。而此前“下令”刘珍年在胶东半岛的烟台沿海“划出一地严阵固守”的情况却又只字不提，“容另颁发”的作战计划更是在有关档案里不见只言片语。
更值得注意的是，九一八失事变之后多家媒体都曾刊登过类似这样的报道：9月22日后，山东烟台龙口报告日军已登陆。例如有一篇《日军又在龙口登陆便衣队迫使我军移开》的报道：
日军便衣队百余人，已在龙口登陆，并迫使我军移开。又有日轮龙平丸号载日本陆军百余名有进口的模样。
又如这一篇《日便衣队在龙口登陆》的新闻：
【南京二十二日下午发专电】龙口商会电外（交）部，日军便衣队百余人，已在龙口登陆，并请我军移开。又有日轮龙平丸号载日本陆军百余名，有进口的模样。
各报纸的报道实际上大同小异，其主要区别在于是“请”还是“迫使”我军移开。在自己的国土上，给另一国军队驱离了防区，这样的军队难道还可以称之为是受了日军之“请”而移开了阵地吗？
更有天津的《益世报》直接发布了日军已占烟台的报道：
【南京二十一日下午十一时本报专电】（外）交部接烟台电（报）局急电，日本海军登陆，马（廿一）占领烟台，刘珍年率部撤退。
在日军肆虐东北各地的背景下，读者们突然看到日军已在山东登陆的新闻，其惊愕的心情是可想而知了。而此类扑朔迷离的消息发出后，没有中国军队“划出一地严阵固守”，进行抵抗或是准备抵抗日军登陆的消息。倒是有这样的报道：
据报龙口发现便衣日军，停泊彼处之永翔军舰，开驶他往，以避冲突……
根据以上情况可见，当时实际的做法不是“固守”。在山东秘密实施的也同样是“避免冲突”的不抵抗政策。什么“划出一地严阵固守，以待中央之命令”只是幌子而已，要求烟台守军必须做到的“忍耐、镇静”，明显都隐藏着“不抵抗”的含义，而“坚定”，倒是大概可以这么理解：坚定执行“不抵抗”的政策。
当时，各报纸亦有日军在青岛登陆的消息发布。天津《益世报》紧急发出的号外里也曾刊登了日军已占青岛的新闻：
【今日下午五时北平电话】外人方面今日（廿日）下午接青岛无线电报告，谓青岛已被日军占领。上午胡若愚来电，谓昨日下午，日本海军登陆，日人声明理由，谓是保护侨民。青市府与日军当局交涉，谓日侨民可由中国军队保护，但无结果。
胶东半岛的紧张局面，随着几天后有含糊其辞的报道称日兵并无“登岸事”，或是更含糊说一句“日方海军亦无越轨行动”，这一山东的“避免冲突”事件才没有引起更多的关注和抨击。但是，日军在胶东半岛沿海的军事行动，不是这几个含糊的句子可以遮掩的，当时已有报道明确说“驻青美领事，因日军有占据青岛意，特函日领诘问”，称“如果有此事，希勿任意为此军事行动”。日本在沿海有登陆企图遭到英美干涉，9月23日上海的《导报》也曾有报道：
日军舰昨又到秦皇岛两艘，欲登陆，后面随来英美军舰各一艘，当干涉禁止日军登岸，现均靠秦皇岛停泊。
美国等明确反对日军在其势力范围展开大规模军事行动，此才是日军在沿海的军事行动随即开始收敛的关键。日军虽没有大规模的登陆，但当时亦是有报道明确指出，日本军舰的兵士是可以在中国的港口“自由登陆”的。当然，在没有抵抗计划的情况下，这“登陆”是可以不被视为是“越轨行动”的。
不管怎么说，被英美遏制的日军登陆沿海港口的危机，通过媒体的掩饰还是渐渐在史册里面都没有留下痕迹。地方报告的日军便衣队、龙平丸号轮船等细节，其实际情况竟也在权威的报道里几乎都消失了，仅有《中央日报》在不起眼的版面发出一篇《龙口日军业已他去》的“一句话报道”，试图把影响降到最低：“据闻龙平丸载来日便衣军三十余名，未登陆，即他去。”
开始来自烟台的报告已明确告之是日军便衣队已登陆，龙平丸号轮船载来的是日本陆军。现在“一句话”报道悄然变成了在龙平丸号上的都是日军便衣队，且一直没下船。这随之就难以理解了。日本的便衣队登陆了，岸上的中国军民可以知晓其人数；龙平丸号轮船载来的是日本陆军士兵，则可以通过甲板和舷窗，大体上发现船上穿军装的人有多少——这都是符合常识的。而《中央日报》既宣布是便衣人员又未曾下船行动，如何知道船上的人哪些是日军的便衣队？又如何精确知道便衣队的人员是三十余呢？这用于遮掩的“一句话报道”，也着实是有些罔顾事实了。
就在日本军舰出现在烟台、青岛等沿海的同时，日本的军舰也自由行动于作为中国内河的长江水面上。9月21日，蒋介石坐军舰匆匆赶回南京。而那几天的媒体报道，竟是曾有这样的新闻标题《沿江各埠，满布日舰》，报道称：
沿江各埠，满布日舰，兵士自由登陆，驻汉口三艘，渝长各二艘，沪京芜浔宜沙万各一艘，佐世保尚有两艘来沪……
上海、南京、芜湖、九江、汉口、宜昌、沙县、万县……一直到重庆，九一八事变后的日军不仅直接占领大片领土，军舰也是在长江漫长的江面上扬威耀武。中国的首都南京，其下关码头附近的江面竟也停泊了一艘日本军舰，这是一个多么让人愤懑的情景：
蒋介石在南京召集决策层开会，离他们几公里的下关码头附近，日军的军舰就虎视眈眈着中国的首都南京。
日本的军舰有资格出现在中国首都旁边的内河上吗？一些列强确实是通过不平等条约获得了中国内河的军舰航行权。偏偏在这个军舰航行权的问题上，即使是根据中日不平等条约，也难以找到明确的依据。
《马关条约》只提到了“日本轮船得驶入下开各口，附搭行客装运货物……”说到的是中国内河上搭行客、装运货物的轮船，非军舰在长江的通行权。随后《中日通商行船条约》更规定的是民船。
这样一个问题，民国时期的学者也有研究。《不平等条约概论》（商务印书馆1933年版）第二章第七节《外国军舰驶入停泊权》明文有记载：
1871年《中日天津条约》第14条，是相互的，且有指定各口之规定，并不准驶入内地河湖。及甲午战后所订各约，虽无此项规定，日本借口于最惠国条款，实际上乃享有此权焉。
《不平等条约概论》明确说了甲午战争后各个条约都是无此规定的，而文中提到的1871年中日天津条约，即是1871年在天津签订的《中日修好条规》，其中明文提到了：“内地河湖支港，概不准驶入。违者，截留议罚。”
即使认为“日本借口于最惠国条款”，蒙混过关、强行获得了军舰自由通航权利。那么最惠国的待遇大概是怎么样的呢？以依靠《天津条约》获得军舰在中国内河航行权的英国为例，其具体获得权利的条款如下：
第五十二款英国师船，别无他意，或因捕盗驶入中国，无论何口，一切买取食物、甜水，修理船只，地方官妥为照料。船上水师各官与中国官员平行相待。
第一句话的意思明显也就是“没有敌意或进行捕盗的军舰可自由驶入”。日军于九一八事变后，其军舰气势汹汹的出现在中国的首都附近，不可以理解为敌意吗？
没有明确条约依据的权利，就在中国东三省被其占领的同时，增派出的日本军舰在南京段的长江上航行。而中国的南京方面没有任何表示。这种情况的出现，某种意义上其实和不敢抵抗的表现一样，是源自骨子里的软弱和退缩。
1933年4月，蒋介石曾跟麾下这么说大片国土沦陷的“损失”问题：
东三省、热河失掉了，自然在号称统一的政府之下失掉，我们应该要负责任，不过我们站在革命的立场说，却没有多大关系。这回日本占领东三省热河，革命党是不能负责的，失掉了是于革命无所损失的。
今天回顾历史，站在中国任何方面的一个立场来说，损失，其实是难以想象的。
而且，九一八事变前，军国主义势力还没到无法无天的地步。而九一八事变之中，日军几个佐官“下克上”，以很小成本得手，也就此为日本的军国主义化铺平了道路。此后，从“五一五事变”到“二二六兵变”这个过程里，一步步成为军国主义国家的日本，继续成为战争的策源地之一……
从这个意义上看，决策层骨子里的软弱和退缩，不仅仅是东三省沦陷的悲剧之根源所在；在从九一八事变到七七事变的近六年中，也成为了把把战争恶魔放出牢笼的关键原因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