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会堂
济南最早的两个名叫广场的广场，都已消失，被人淡忘，但其曾经作为城市的会堂和政治生活的风向标，承载和记录了这座城市的许多历史性大事件。
“广场”一词早就出现在汉唐时期的古代文献当中，但作为城市重要的空间，提供市民进行政治、经济、文化等社会活动或交通枢纽的公共场所，广场无疑是舶来品。
有人将广场喻为城市“客厅”，我倒觉得在过去的中国，把广场比作“会堂”更为确切。在古代，济南同其他中国城市一样，似乎并不需要这样的“会堂”，没有出现所谓现代意义上的广场。济南府学文庙、吕祖庙（今趵突泉泺源堂）、药王庙（原位于趵突泉前街）和北极庙（大明湖）等庙宇前设有前庭或戏台，可举行庙会等人员密集的活动。山水沟及城顶丁字街等关厢之地上有些传统形成的热闹集市，也是打把式卖艺的杂八地，具有广场的某些功能。而巡抚衙门、布政司、济南府署、历城县衙等官署前虽都有相对开阔的空间，不但不允许百姓聚众，官老爷们出行时还要让你“回避”、“肃静”，以彰显权贵们的尊严。
20世纪初，近代城市功能的完善与多样，使先天发育不全的广场文化稍有改观。1904年始建的商埠公园，1910年前后建起的胶济铁路商埠站和津浦铁路济南站的两个站前空地，以及1925年始建的省立民众体育场（即后来的省人民体育场）和1931年始建的皇亭体育场，都具有某些广场的性质，是民众集会的场所。
建国前，今天的泉城公园及东面山大南校区操场一带原是大片麦子地，济南战役前两个月，国民党王耀武守军向社会各界派征款项，在这里修了一个飞机跑道，被时任济南市长王崇武称作“耀武跑道”，准备在西郊机场失守后，在这里起降飞机，做逃逸准备。解放后，为集会需要，这个没有派上多大用场的飞机跑道及周围麦田经过整治后命名为“人民广场”，这是迄今为止济南最早正式命名为广场的地方，也是当时济南最为重要的会议中心。1950年八一建军节这天，山东军区（济南军区的前身）在这里举行了盛大的阅兵式。同年国庆节，十二万市民在此集会，庆祝新中国成立一周年，会后还举行了提灯火炬大游行。1951年2月18日，社会各界十五万人在这里举行抗美援朝大会，会后还举行了游行。同年五一节，三十万群众在此举行庆祝大会暨反对美国武装日本、保卫世界和平大会及示威游行。1953年3月9日，十三万人在这里举行苏联人民的伟大领袖斯大林追悼大会。
1952年，为满足山东暨济南党政军民组织大型会议和文艺演出的需求，在经十路与纬二路交叉口的西北角，今八一立交桥的位置，历时两年建起了隶属于部队的八一礼堂。礼堂坐西朝东，上下两层，池座1597个，楼座603个，系当时济南最大的礼堂，平时还举行文艺演出，后来经常放电影。礼堂对面，便是与纬二路一路之隔的八一广场。虽说叫广场，却因历史条件的限制，在其存在三十多年时间里，一直“素面朝天”，三合土的地面，雨天常常一片泥泞。既无喷泉，又无雕塑等建筑小品，也没有草坪与花卉，像是放大版的乡村场院，无法与今天的广场相提并论。但正是这里取代了那处更为简陋的人民广场，成为山东省和济南市政治活动的风向标和聚焦点。而人民广场因此也“退场还林”，改造成为南郊果园，栽上了一排排的果树。
从八一广场建成到70年代末，每年的“五一”、“八一”以及国庆集会和游行，这里都是主会场和始发地。巨型主席台及观礼台以八一礼堂正门为背景和依托搭建。参与游行的一个个方阵及一辆辆彩车自广场出发，沿纬二路南口走过主席台向北行进，至经四路右拐通向泉城路等市内主要街道。
几乎每次政治运动，都离不开八一广场。1967年10月4日，来自“欧洲的一盏明灯”阿尔巴尼亚的劳动党政治局委员、部长会议主席穆罕默德·谢胡，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央“文革”小组顾问康生的陪同下访问济南，省城五万群众在八一广场集会，欢迎代表团来访，盛况空前。1967年4月，部分群众组织以批判所谓“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为名，在此举行了上万人参加的群众集会，煽动派性斗争。1968年7月22日，山东省暨济南数万军民在此集会，表示全面落实毛主席7月21日“最新指示”，一些工厂企业从此开办“七·二一”工人大学。这一年的12月28日，这里召开了五万人参加的誓师大会，号召全面落实毛主席关于“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最高指示”，济南近万名“知识青年”随即奔赴山东各地农村和黄河农场安家落户。1976年9月18日，数万军民聚集在这里，冒雨举行毛泽东主席追悼大会。
而平日里，八一广场则是男女老少做操、打拳、踢球、拔河、学骑自行车、放风筝和嬉闹休憩的地方。60年代，这里还一度扎起过蒙古包似的圆形布棚，供表演顶幡、叠椅子等大型惊险杂技之用。80年代后，随着政治性集会的逐步减少和消失，有人便将这里竖起竹竿，划上白线，成了汽车驾驶的教练场。
80年代末，为修建八一立交桥拆除了老八一礼堂，在东临不远处重建了新八一礼堂。如今，苜蓿叶似的八一立交桥早已成为这一片区的主角，而老八一礼堂及其同名广场，只留在人们心中。
建筑的诗意
林徽因曾说：“这些美的存在，在建筑审美者的眼里，都能引起特异的感觉，在‘诗意’、‘画意’之外，还使人感到一种‘建筑意’的愉快……”洪家楼教堂便是富有诗意的建筑。
天主教传入济南有三百五十多年的时间。清顺治八年（1651），北京教区派西班牙传教士嘉伯尔第一次来济南，在旧城内将军庙街创建了天主堂。1660年又在城西北陈家楼建立了分堂。1724年将军庙天主堂被当地百姓焚毁，并赶走了外国传教士。1837年，罗马教皇正式派罗类思主教主管山东天主教务。鸦片战争以中国失败而告终，清廷被迫允许外国传教士在中国内地自由传教。咸丰十一年（1861），法国籍天主教主教江类思来到济南，向清政府提出索要将军庙天主堂的旧址，被清廷照准。同治八年（1869），新天主堂在原址上建成，后被罗马教廷批准为济南教区总堂。同治九年（1870），天主教济南教区德国神父顾立爵，在济南城东六里处洪家楼村购地兴建教堂。据统计，19世纪后半叶，济南教区的教徒人数达三四千人。
1899年，正值华北、中原一带大旱，鲁苏豫皖交界地区的饥民生活窘困。以“反洋教”为主旨的义和团便从山东揭竿而起，迅速发展壮大。他们有句口头禅：“天无雨，地焦干，全是教堂止住天。”目标就是捣毁教堂，追杀洋教士。由于义和团在山东来势迅猛，害怕洋人的清廷根据洋人的旨意，撤换了镇压义和团不力的山东巡抚毓贤，改任袁世凯为山东巡抚，他一上任就发布了《查禁义和拳匪告示》。1900年6月，为保护洋教士和教会的利益，袁世凯通知省教会的主教，将洋教士一律送到青岛、烟台等口岸城市租界躲避风头，让各教堂的中国教士和修道人员集中到洪家楼教堂，以利保护。后根据历城县令李祖年的建议，所有中国教民和修道人员都要离开教堂，各自返乡或投亲靠友，以免引起义和团的注意。那位李县令亲自封了洪家楼教堂的大门，写上“天主堂产业充公”，又将将军庙教堂在大门上挂上了“官书局”的牌子，使这两座教堂未被义和团捣毁。但义和团民们还是挖了洪家楼教士的坟墓，连附近的松树林也都被砍光，同时还砸了一些碑，烧了坟地附近的房子。李县令遂派人镇压，抓捕了若干义和团民。
1905年至1908年5月，天主教会山东代牧区用清廷的庚子赔款，扩建洪家楼教堂。在这之前，济南及山东各地的天主堂、基督新教礼拜堂大多体量较小。这时的教会不再担心义和团这样强大的反教会势力，便按天主教义和国外教堂建筑的流行趋势，建成了这座哥特式教堂。设计者为奥地利籍神父科比那利乌斯，是按照德国科隆大教堂的样式设计，由中国人承建。虽然其高度远不及科隆大教堂，但布局严谨、施工精细，建筑风格也颇为相似。
洪家楼天主堂面积1625平方米，西山墙为主入口，东侧设有祭坛。正门是三道平行的心型大门，上方有巨大的玫瑰花窗，两则是对称的高46米的双钟塔，塔尖和东西两侧壁及墙垣上有众多的小尖塔。中厅高达25米，宽敞明亮，可供千人同时礼拜，高大的穹顶上花饰艳丽，富有东方情调。厅堂夹层平台上备有唱诗班用的大型管风琴。东钟楼内的黄铜铸成的巨型大钟仅一个钟锤就重达一百公斤，吊锤的合股钢丝有大拇指粗。每当钟声响起，声传数里，分外悠扬。
用三年时间建起的这座教堂在当时华北一带是最大的天主堂，加之随后教堂周围建起了方济各会华北总修道院、懿范女子中学、圣母传教修女会院、方济各会仁慈堂、神甫修士宿舍等，使这里成为继南关齐鲁大学及附属医学院和广智院之外，另一处教会建筑集中的地方，成为济南东部的一大景观。
解放后，驻济的外国神职人员相继回国。上世纪50年代末，从青岛回迁的山东大学在教堂东北侧兴建校舍，并将原懿范女中的教学楼和修女会院划进了校园。“文革”时，洪家楼教堂一度被迫关闭，那巨型大钟被毁，五彩玻璃被打碎，后成为一家油漆厂的仓库。1982年，经过整修的教堂又重新恢复了宗教活动。每周日，这里都要举行主日崇拜仪式，神父主持做弥撒，教民们在管风琴或钢琴的伴奏下唱着动听的赞美诗……
1998年，历城区政府将教堂南侧的历城电影院拆除，将原先躲在深巷里的教堂和修道院显露出来，并以此为主景，修建了洪楼广场。据说当时这样的欧式广场全国只有两处，另一处在哈尔滨。
蛙声里的轰鸣
乡村田园景色与近代工业文明在城北交织在一起，火红与苍白的年代，贫困与质朴的生活纠缠在一块，成为那些特殊时代的特征。
1969年夏秋之交，父亲作为省文化局系统的下放干部去桓台劳动锻炼。我家便由广智院搬到北郊母亲工作的国棉一厂，以便母亲下班时能及时照料我和弟弟。一住就是十年。
那时市区北部一过北坦，一派郊野景象。三孔桥旁有座与铁路相连的大煤货场，拉煤的拖挂车常常在此排起长队。一些脸上和身上抹满煤灰的女人和孩子们经常追赶或爬至行驶的煤车上，用簸箕或铁锹铲下些煤块、煤面，扫成堆装入麻袋中运回家。有人自己用，也有人用此掺些黄土和成煤饼再卖。这里的马路总是黑乎乎的，扫也扫不净。再往北是北园路，那时这条路两侧没什么建筑，也没多少车辆，路显得很宽。北园路北面是连片的藕池和菜地，拐弯抹角的羊肠土路穿行其间，一畦畦卷心菜上野蛾飞舞，竹竿架起的秧子上结满了一个个西红柿。
北园一带旧时与大明湖相连，直达鹊山湖，有莲子湖之称。自古得泉水滋润，池塘棋布，水田连连，风吹稻浪，莲花映日，蒲苇丛生，彰显江南泽国风韵。宋代开凿小清河导泺水东流后，这片区域水位下降，水田退缩，由北向南大田增多，逐渐分化为南洼和北大洼。所谓南洼是指北园路南到小清河以南的地区，即西小王庄、刘家桥和西侯家场一带，这里的水塘水深达一米左右，主要是藕田，而清河以北至黄河二道坝大概属于北大洼的范畴，大多为稻田。在北园建造云庄别墅的元代散曲家张养浩，在其双调《德胜令·沉醉东风》中对北园一带赞美有加，在他的曲中描绘道：“蔬圃莲池药阑，石田茅屋柴关，俺这里花发的疾，溪流的慢，绰然亭别是人间。对着这万顷风烟四面山，因此上功名意懒。”
北园种稻历史久远，唐代李邕来到济南，登上城墙北望，便留下“负郭皆粳稻”的诗句。当地农民根据水稻喜凉水的特点，引泉水灌溉。我小时到刘家桥村的稻田边，最喜欢看农民用一把铁锨，巧妙挑堵灌溉沟渠，使稻田形成上进下出的活水，以降低水温。北园香稻生长期长，糖化好，洁白光亮，蒸熟的米饭，看似涂了一层油，香飘四邻。“换大米”在很长时间是北园人的一项职业。
北园莲藕与大明湖产一脉相承。更由于北园之藕深水栽培，莲花白，荷叶大，所产藕节长圆硕大，最长者有七八节，总长度近两米。北园藕中最好的品种，历史上称为“大卧龙”，也称“大疙瘩”或叫“大红刺”。
济南的酱园最爱用“大卧龙”制作酱菜中的珍味水晶藕。
国棉一厂便在水田和村舍的包围之中。厂区地属林家桥村，小清河、西泺河及其支流围绕厂区四周。厂子很像座岛屿，厂区正门南门要经桥上通过，西门外也有桥梁与场外道路连接。厂子围墙高大，墙头上还拉有防盗的电网。
国棉一厂的前身是山东首家民族资本纱厂鲁丰纱厂，它开启了山东近代纺织业的历史。清末民初，山东手工织布业已普遍使用机制洋纱织布。由于棉纱旺销，获利丰厚，吸引了实业家们投资建厂。1915年，在原山东实业司司长潘复的倡议下，由山东巡按使蔡儒楷、泰武将军靳云鹏等人开始筹办纱厂，通令全省107县募股集资，就连张勋、曹琨、黎元洪和张作霖等北洋政府的大人物都有该厂的股份。1919年9月，鲁丰纱厂建成投产。
20世纪30年代初，这里拥有工人一千九百人，属济南最大的工厂。
该厂大股东多是军政界人士，不谙商道，厂子后来搞得一塌糊涂，赔得不行。
潘复便叫曾经和他一同开办丰大银行的庄乐峰的儿子庄云九当经理。这位大少爷什么事都不懂，厂里的事下面一报，由他签字盖章背黑锅当替罪羊。
后来股东们要和庄乐峰、庄云九打官司，结果害得庄乐峰拿出十几万来摆平方才了事。靠最初的集资款经营了二十年后，厂子最终难以为继，遂于1936年2月9日宣告破产。失业工人不断到省政府请愿，韩复榘为避免闹事，便向时任成通纺织公司的老板苗杏村建议其承租鲁丰纱厂。
早在1927年，富有战略眼光的苗家看到现代纺织业的发展契机，将目光从粮栈交易转向纺织业。他们以同聚长粮栈的名义在津浦铁路以西，新引河（工商河）以东购置了92.8亩土地，为办纱厂创造必要条件。1932年春，苗星垣的弟弟苗海南从英国曼彻斯特皇家第六纺织学院留学深造归来。苗星垣见时机已到，遂联合苗杏村联络了五十余人，发起成立成通纺织股份有限公司，苗杏村任董事长兼总经理，苗星垣、苗兰亭等任常务董事。时年二十八岁的苗海南任经理兼总工程师。次年5月，成通纱厂建成投产，并很快发展壮大起来。
1937年，苗杏村购买了鲁丰纱厂的全部固定资产，成为苗家的独资纱厂，改名成大纱厂，苗杏村任董事长，苗兰亭任经理。1937年日军侵入济南后，对成大纱厂实行了军管。苗杏村积愤成疾，于1941年12月14日在济南病故。他的葬礼异常隆重，送葬的队伍从十二马路一直排到纬二路，送花圈者包括汪精卫和陈公博等有影响的人物。1942年3月，在日军的威逼利诱下，厂子实行“中日合办”。我住厂里时，这里还保留着部分日本人建的老房子，厂区东北、西北两个角上各有一尖顶岗楼，是日本人占领时留下的遗迹。早期厂办幼儿园也是座东洋楼房，有回廊和木楼梯。被厂里人称为“小楼院”的院子里，别墅式的洋楼上有穹顶，红瓦覆盖，假山上立着日式的亭榭，这便是早年“厂级干部”的寓所，解放后成了厂医院。
我家刚搬来时住在厂区西北边的四宿舍，北面距小清河仅二三百米。一间十四平方米的平房，开始我家四口人住，后来添了小弟，全家五口挤在一起，东西虽不多，但房间毕竟太小，两张床就塞得满满当当。到了晚上，我们全部上床后，从乡下回来的父亲才将家里最值钱的永久牌自行车从院子里搬进来，塞到两床之间，关上屋门，便水泄不通。房子北面有扇窗户，直冲小清河，每至严冬，寒风顺着窗缝往屋里钻。我们只好每到冬季用土坯将北窗封死，来年春天再扒开。我和父亲还学着脱土坯，在门前空地上盖了一座小伙房，房顶因陋就简，三根朝阳花（即向日葵）秆捆到一起顶一根檩条，油毡纸覆顶，为防大风刮走顶子，上面再用一块块砖头压着。因房前当时有大片的空地，还有一片水塘，包括我家在内几乎所有人家都种些扁豆、丝瓜、茄子、辣椒等好成活的作物，当然少不了生存能力很强的朝阳花。很多人家里还养些鸡鸭猫狗，鸡鸣狗吠，好不热闹。
后来我家又搬过几次，都是平房，周围也无一例外的全是一片片藕池。朱自清《荷塘月色》中所描绘的景致对我来说司空见惯，没觉得稀奇。倒是夜晚清冷的月光洒在藕池上，微风伴着荷叶弄影，发出嗦嗦的响，打破了静静的夜空。尤其夏夜，池塘中的阵阵蛙鸣，与岸上一棵棵粗大的柳树上的梢雀（知了）没完没了的叫声，弥补了夜的孤寂。到了冬日，池塘上结着厚薄不均的冰，残荷的枯枝伸在冰上，倒映在冰面上仿佛是抽象的画。我们这些孩子们最愿意到冰上玩，踩在上面“咯吱咯吱”响，惊险，刺激，好玩。幸运的话，砸开冰层，用笤篱捞些小河虾回家，和上些面糊用油一煎，很是解馋。
我上学也自然由南关营盘街小学转到厂子弟小学。那时已“复课闹革命”，但学些什么大都忘记了，只记得教美术的王老师是个干瘦的老头，有些驼背，一脸的严肃，讲课前总将画着粉笔画的小黑板背冲着我们，好奇的同学总要扭着身子看看这堂课到底画什么，也总会遭到他的呵斥。翻过黑板来，上面无怪乎大烟囱、厂房、镰刀、锤子和麦穗之类，总令我们大失所望，提不起精神。教语文的老师也姓王，分头梳得干净，声音浑厚，普通话十分标准。那时开始学黄帅，我们闹得课堂乱哄哄的，老师讲不下课去。他有一招儿，给我们朗读反映赤脚医生的长篇小说《红雨》，学生们总算能坚持到下课的铃声响起。要说让学生们“折腾”得最惨的是教英语的张老师。他自学英语，有些文弱，当我们的班主任，并将我们带入“戴帽中学”读初中。为响应毛主席“学生既不但学文，也要学工、学农、学军，也要批判资产阶级”的号召，我们赴长清县许寺公社藤屯大队学农一个多月。开始时张老师与学生住在一起，一到晚上有些调皮的学生搞恶作剧，他一会儿进门时被半掩的门上暗藏的水桶砸着，一会儿又被学生装狗叫吓着。他终于病了，回到城里。
放学以后或寒暑假中，则是孩子们最快乐的时光。那时大人们常常加班，参加这运动、那学习，孩子们大多没有人管，放任自流。我们玩耍的区域比起今天孩子玩的地方要大得多，有时想起来还有些后怕。玩近的，过津浦铁路爬凤凰山和标山，那时还不知这两座山都属“齐烟九点”，只觉凤凰山不高，由一块块“地瓜石”组成，山上光秃秃的。高一些的标山上有一对石亭，平添了几分雅致。玩远的，去北边的新城、五柳闸，即旧时的山东机器局，后来的山东化工厂一带。再远就是顺着铁路北行到泺口，与小伙伴们双脚踩在铁道的钢轨上前行，看谁在上面走得远而不掉下来。后来看到诗人臧克家有篇回忆文章，写到当年他与李广田、邓广铭在北园的铁道上也有类似的经历，可见童心的相似与相通。我们到黄河岸边或到二道坝旁的沉沙池，人家都下去劈波斩浪了，我胆小，又没人教，至今仍是“旱鸭子”。
当时孩子们的读物和玩具匮乏，我算是同学中“小人书”最多的，但看完了也就不愿再翻。再说那时“小人书”的题材也很单调，如《一块银元》、《孔老二罪恶的一生》等等。于是自己找乐，收藏烟纸（现在美其名曰烟标）、糖纸，弹琉璃球，打弹弓，打尜，抽“懒老婆”（陀螺），投“皇上”（如今天的保龄球，只不过投的目标和掷的武器都是砖头），“骑毛驴”（人骑人），顶拐，还有就是“抓特务”，其实就是捉迷藏，那时候以“阶级斗争”为纲嘛。
女孩子则喜欢跳房、跳皮筋、翻扁担（翻绳游戏）、拾子，文雅多了。
孩子们最爱的还是听广播，看电影。每到固定的时间，我便守在家中那台“飞乐”牌七只电子管的收音机旁，打开后要预热一会儿才有声音。
先是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曹灿播讲的中篇小说《向阳院的故事》，只记得里面有个坏人是刻桃核玩具的，用此欺骗红领巾。后来听山东台薜中锐播讲的长篇小说《渔岛怒潮》和《大刀记》。前者是解放战争中抓国民党特务的故事，后者是抗战题材。
我的家门口，就是一处操场，露天电影就在此放映，自然是不定期的。看到厂里贴出电影放映告示后，晚饭快吃两口，早去占地方，晚了就会被挤到后面或银幕背后。操场上没有座位，自带马扎、杌子，要么就地取材，搬块石头或砖头坐。去晚了的小孩只好站在大人的自行车座上，或是爬到树杈上。播放正片前，常常加映《新闻简报》或科教片。《新闻简报》的内容大都是党和国家领导人会见外宾和工农业生产新成就等。影片中看得最多的是《地道战》、《地雷战》和《南征北战》，如能看上《列宁在十月》、《列宁在一九一八》和《地下游击战》就算开了洋荤。当时，学生们中间用这样的顺口溜来总结当时影坛的特色：中国电影“新闻简报”，越南电影“飞机大炮”，朝鲜电影“哭哭笑笑”，阿尔巴尼亚电影“蛐蛐口哨”，苏联电影“搂搂抱抱”。
当时看电视简直是件奢侈的事情。记得上世纪70年代初，厂部里有一台九寸的黑白电视，每晚有百十人围在一起观看，平时电视放在木匣子里锁着，每晚管钥匙的叔叔很神气地打开匣子后接上电源。播放的内容记得是抗美援越的新闻片。信号很差，经常一闪一闪的，画面晃悠，去晚了的，坐在后面什么也看不清，只有喇叭里传出声音有些失真的解说。
那时生活清贫，但邻里之间相处得很好。我家东临孙叔叔家有个从老家文登来的爷爷，白胡子茬，平时在家砸砸石子，给家里赚点零花钱。他的手指上虽用胶皮套保护，但仍是青一块紫一块。他砸石子时我特别愿意蹲下来看，他总是警告我离远点，别让碎石伤着眼睛。
西邻徐大爷家有四个男孩，哥儿几个也自然成了不同年龄段的孩子头。一天，大哥神秘地把我和伙伴们叫到他家，关上门，搬出了不知从哪儿弄来的老留声机，摇紧了弦，老胶木唱片一转，便响起“洪湖水浪打浪”的歌声，好听极了。但他神秘地警告我，出去别对外人讲，这是毒草。此后很长时间我百思不得其解。他们家人口多，生活困难，徐大娘从家属小工厂下班回到家里还要糊火柴盒，好像十个盒子才卖一分钱。偶尔蒸一回白馍馍，被徐大爷用竹篮吊在屋檩条上，一防老鼠，二防不到饭时就全被哥儿几个吃光。但只要我们邻居家的小孩子去了，大娘大爷会掰块馍馍给我们吃。
隔一个门的张大娘热情、开朗，还极幽默，常给小孩讲些笑话。我的小弟就曾寄托在她家很长一段时间。她家有两个大姐姐，长得都很漂亮。大姐文静，穿着朴素，很招邻居们喜爱。二姐外向活泼，却很爱打扮，爱穿件大红毛衣和接了裤角的“鸡腿裤”，在当时也算“前卫”和“另类”了，常常会遭到人们的白眼。
那时不管谁家买来蜂窝煤、大白菜，邻居家的大人孩子都会帮着往屋里搬。谁家一来了客人，都要到邻居家去借凳子，甚至是吃饭用的碗筷。那时出门不远的话，家里都不锁门，给邻居说一声，照料得一点不差。
1979年，我家搬到了上新街，与济南道院旧址为邻。没过几年，国棉一厂的经营规模大幅萎缩，藕池也大部分填平盖上了房子。北园路两侧的藕池上建起了诸多的大型商业建筑，北园似乎一夜之间成了一座新城，我却怀念起朱自清来。
河泺码头
黄河从济南以北穿过，小清河又发源于城内，两河水域推动着城市的发展进程，使济南成为水陆交汇的大码头。
泺水最初由华不注山东南注入济水河道，泺口由此而得名。春秋时“公会齐侯于泺”的地方——“泺上台”就在泺口，清时遗址尚存。早在汉代，泺口就是济水沿岸的重要码头。
因黄河含有大量泥沙，下游淤塞严重，历史上黄河下游大改道有二十六次之多。唐朝时，黄河下游浸淤，发源于河南济源的济水在东平以西湮没，东平以东的济水改称清河。泺口遂成为清河畔的重镇。北宋熙宁十年（1077），黄河一度夺清河东阿至济南历城河段，在历城东北脱离济水故道，东北流经利津入海，泺口从此成了黄河岸边的要塞。
为解除清河北移后济水下游故道年久失修、洪涝灾害频繁和交通不便之患，金天会八年至十五年（1130-1137），北齐刘豫在华山山阴筑下泺堰，将泺水导入济水故道，取名小清河，将原来的清河称为大清河。元代郭守敬疏浚京杭大运河之后，穿行山东一段的运河称为“鲁运河”。运河与黄河（大清河）在东昌（今聊城）、德州交汇后，水路至泺口十分便捷，泺口因此占据三河交汇之势而发展成为繁华码头。
鲁北渤海滩涂盛产食盐，通往大海的小清河遂成为盐运水道，时称“小盐河”，济南遂成为盐运大码头。当时，泰安、东昌、兖州、沂州、曹州等地所用的食盐，都由泺口转运，木材、药材、毛皮等货物也在这里集散。每年春夏之交，海鱼、海虾和海蟹等海鲜也从渤海湾畔经小清河运抵泺口，使济南人尝到了海鲜的美味。清代诗人王初桐的诗《泺水》中吟诵道：“泺口腥风四月天，海鲜新到利津船。东人最重溥河鲫，贩进城来更值钱。”1904年，为补充水源以利通航，在济南西北的玉符河东堤建睦里闸，引玉符河水东流入小清河，使小清河西延至睦里闸，形成后来全长二百四十余公里的完整水系。1902年，山东巡抚周馥为了调查了解山东发展的情况，从济南乘坐小船顺小清河到了入海口羊角沟，然后去烟台和青岛。
1904年，胶济铁路铺到济南后特意修建了从东关（即黄台）车站至小清河南岸的岔路，长度虽只有一公里多，却将小清河与胶济铁路连在一起。
1912年，津浦铁路建成通车，不仅在鹊山泺口间修建了黄河铁路大桥，还专门设立了泺口站，使泺口的交通枢纽作用更加显现。1913年，黄河泺口码头与小清河黄台码头之间建起全长六公里的轻便铁路，被称为“清泺小铁路”，将津浦铁路与黄河、小清河联系起来，最终对接胶济铁路，形成铁路、公路、水路融为一体的交通网络。
清咸丰五年（1885），黄河又一次夺大清河河道入海，泺口再一次成为黄河下游最重要的货物集散码头。济南也搭上黄河航运的线路，下直通大海，上直达鲁西南、河南、山西等地。据《山东经济调查》（1915-1918）载，民国初年，由郑州至济南的往来民船有七百只左右。泺口南岸码头称“上关道口”，是官渡码头，其东面三四百米的地方还有一个民渡码头，叫“下关道口”。“下关道口”主要是由一些小船运送过往市民和物品等，而黄河北岸与其相对的码头位置不是非常固定，有时根据水流的情况，船被冲到北岸后，在哪里停下便在哪里靠岸，被人称为漂浮码头。最多时，数百条货船聚集在河道里，船只要等好久才能靠上码头。往来于黄河两岸则都是用“大摆渡”，即一种长三十余米、宽近二十米的大木船，是专门用来运送车辆、粮食、棉花包等大宗物品的。当时的一艘“大摆渡”能一次运载好几辆汽车。那时候，“大摆渡”全靠人力，一条船少说也得需要三四十个船工。
1925至1926年，张宗昌督鲁时期在今天桥区境内开挖了一条长6.6公里的人工河道，在凤凰山下建凤凰闸与小清河连接起来，当时称新引河，后来称工商河。河道走向呈U形，以成丰桥为界分为东工商河和西工商河。
由于成丰桥靠近火车站，设有货物码头，从而沟通了小清河、黄河与火车站之间的交通联系。沿河的一些街区，像成丰街、官扎营一带建起诸多面粉厂，东护城河畔也建起了造纸厂、纺织厂、染织厂，都利用河道运送原料和成品。工商河还承担着天桥地区的泄洪和排污功能。
1938年，蒋介石政府在河南花园口将黄河大堤炸开，黄河再次改道，黄河下游无水长达九年，航运自然停止。加之胶济、津浦两大铁路通车几十年，泺口商贸运输业遂逐渐凋敝，船工、搬运工也都转移到附近的小清河码头找活，泺口古镇也渐渐衰败下去。1948年，黄河回归故道后，伴随着航运复兴，泺口码头曾再度兴盛一时，人们还在泺口古渡搭设浮桥，黄河两岸的水陆交往快捷方便了许多。为了支援胜利油田建设，20世纪六七十年代，大量货船满载沙石沿黄河顺流而下运往东营。但时过境迁的泺口古镇没有恢复到昔日的繁荣。黄河航运局开通的泺口往返于惠民地区的客运航线，也因乘客不多而终止。进入80年代，黄河航运基本停止。
20世纪60年代以前，小清河依然盛产着鱼米并提供舟楫之利。帆船可行舟至济南城区，在西门桥、铜元局街设有客货码头。东北郊黄台板桥码头更是一派繁忙景象。那时的小清河济南段仍有鱼四十余种，及河蚌、河蟹、田螺、大虾等。沿岸还有许多捞鱼的地点，人们用自制的扳网捕鱼，战利品最多的当属鲤鱼、猴子鱼和泥鳅。沿河还设有十几处抽水站，灌溉菜圃、稻田和藕池。50年代的小学课本上还写道：“小清河长又长，山东是个好地方。青山绿水好风光，出产稻麦和高粱……”
我家刚搬到小清河畔居住时，河水已不再清澈，淤积严重，但尚有少量运沙石的拖船行驶，岸边杨柳下有人用扳网捕鱼。到了夏日汛期，水位猛涨，会从沿河的养鱼池里冲到小清河里不少鲤鱼和草鱼，此时捞鱼自然收获颇丰。1970年秋，济南市革命委员会和生产指挥部联合下文，动员全市力量疏通治理小清河。河道两岸红旗招展，临街墙上贴着毛主席“最高指示”：“一定要把淮河的事情办好！”年幼的我当时还纳闷，毛主席没提小清河的事啊？只见一群群高中生和解放军叔叔们穿着黄胶鞋或胶靴，挽着裤腿和袖子，用镐头刨、铁锹挖，将淤泥装在脸盆或柳条筐里，人传人像接力，或用肩膀挑，小车推，运到河岸装到解放牌大卡车上拉走。治理后的小清河恢复了短暂的清澈。每当下大雨时河水涨高，有些胆量的大孩子便从架在河上的凤凰山铁路桥上向河中“扎猛子”，很是刺激。
但排入工商河的大量工业废水没有得到根治，原本清澈的河道被污染得不像样子，河道不断淤积，又缺乏必要的水源补给，工商河及小清河济南段的货物运输在60年代末停航了，再也没能恢复。
2008年，小清河又一次得到了疏浚，整砌河岸，修建码头，安装景观灯，还一度通起了画舫。
古镇围城
泺口镇原有自成体系的圩子城和圩子河，虽离省城不远，却有些另立山头的味道。镇里的街巷很多也与济南城街道的名字相同，只好在前面加上“泺口”二字。
作为重要码头的泺口，曾是人丁兴旺、五业繁盛的滨河重镇。明洪武年间，山东行省治所由青州移到济南，不仅设立了山东布政使司、都指挥使司及按察使司，还设立了山东都转运使司，专管官盐运输和漕运。盐运使司下设胶莱、滨乐两个分司，胶莱分司驻地就在泺口，并在泺口建立盐仓。
金代始设泺口镇，史称上泺口镇，为历城六镇之一。元代时泺口作为官盐的集散地，繁忙的景象和商业氛围远胜过当时济南西关，有各种货栈、客栈、酒楼等服务设施，许多江湖艺人也多在泺口卖艺。到了清代，泺口依然兴旺。清同治三年（1864），在泺口设立厘金局。清光绪九年（1883），增设泺口斗捐局和船捐局。至民国年间，泺口居民即达四五千户，有一万五千余人。
1927年，张宗昌督鲁期间，在泺口和成丰桥之间，修了一条马路，称义威路，在途径小清河的地方架起义威桥，这是济南首座钢筋混凝土桥，均因张宗昌号称“义威上将军”而得名。义威路修好以后，泺口码头和商埠紧密连接，从全国各地自水路运来的货物，通过此路便捷地进入商埠；而商埠区内的各类商品，也通过泺口运往全国各地。义威路沿线两侧，一些商户及工厂慢慢多了起来，济南北商埠逐渐成形。1929年，为纪念济南“五三惨案”，义威路更名为五三路。1938年，此路又改今名济泺路，不久又铺成柏油路面，成为当时济南北部的第一条柏油路。
祖辈就在泺口古镇永祥街上修表的王荣兴出生于1940年，对泺口昔日之风貌有父辈传授，也有亲身经历。他介绍，1848年，泺口修建独立的圩子城池，与济南府城南北辉映。圩子城分东南西三面，北面借势黄河大坝，形成天然城池。因此当地人有句歇后语：“泺口的圩子——没那一面子。”圩子外墙石砌，内里夯土填充，南北长1500米，东西宽500米，墙高6米，墙基厚达6米，有的地段厚达8米，墙顶宽2米，开有垛口，墙外是圩子河。城设东南门、西南门、西门和大坝门，城门上还有城楼，东南门城楼里还塑有魁星点状元的神像，供求学者祭拜。城内房舍整齐，街道平夷，纵横交错，有“三十六街十二巷子”之说。早年，当地有个卖香肥皂、薄荷油、香蕉籫等杂货的张七麻子，喜欢编顺口溜，街名能从街东头编到街西头。因四方云集的货物需要在码头附近进行交易，镇上自古便形成了“二七集”、“三八集”、“四九集”（因集市在兴隆寺前也称“大寺集”）和“柴火市”等集市。每至集日，济南城里、河北（当地人指黄河北岸）的百姓不约而至。
牲口、木料、布匹和水产买卖最为火爆。变戏法、拉洋片、耍猴、算卦的也都来凑热闹。过去渡河有个不成文的规矩，和尚、道士和算卦的坐船不要钱，所以来往泺口的此类人很多。如今集市早已不开了，但当年的集日化作街名保留下来。
与府城一样，泺口镇上庙宇很多。除兴隆寺外，还有火神庙、风神庙、土地庙、关帝庙、王母殿、药王庙、九神堂和三元宫。而船上人最爱祭拜的则是大王庙。这里的大王显然不是山大王，而是管水的金龙四大王。每至汛期到来，庙里的道士便将从黄河坝上或河里“请”来的一种四方脑袋一尺多长的小水蛇，作为大王的化身供奉，还将其引到铺着黄表纸的四方木盘上让它听戏。每当戏乐响起，小蛇昂起头，仿佛在静静欣赏。不止在庙里，即使一般人家遇到大王化身也要用铁钟或箩筐将其扣住，供奉家中。过几天小蛇则神秘消失，所谓“见来不见去”，人们觉得神奇、灵验。而黄河对岸鹊山脚下的北泺口，早年是回民聚居地，至今仍存有几座清真寺。
清顺治初年，秦、关、范三姓盐商取得泺口盐业行商特权，并成为结拜弟兄，建三义阁和三义庙，因此这里便有了三义街和义和巷的街名。而这秦姓，相传为秦琼的后裔，秦家在府城西门还设有镖局。至民国年间，三义街上还保留有秦家的碑碣和旗台。乾隆年间，泺口镇上有了私家园林，即广平府（今河北永年县）知府刘叔枚在镇北路中的亦园和工部员外郎李士琛位于泉子街上的基园，均由土木名匠陈雨人监造。陈氏长于绘画，两个园子无不叠山引水，亭台楼阁，奇花异木，尽显诗画意境。
在东流水街建立馆舍、被称为我国“公共图书馆之父”的济南人周永年的老师申士秀的故居离泉子街不远，因申士秀于乾隆二十八年中了进士，他居住的街巷被后人称为进士街。进士街北面的街道，在清道光年间出了杨恕棋、张明朝文武两个举人，故称魁盛街。前面提到的清代诗人王苹也曾在此设帐教书，并留下了“挑菜小清河上去，看山扁鹊墓前行”（《癸酉泺口斋居》）的诗句。再后来，盐运使李梅宾在此建泺口义学（后为泺口小学），成为济南最早的公立学校之一。前面说到的关友声也出生在这里。
民国时期，泺口商号大小共一百余家，涉及杂货、棉纱、面粉、煤炭、制铁、木作等各个门类，有新诚东、华东等二十余家客栈，有着“清水池塘”美名的大澡堂也是砖瓦到顶，好不气派。而纪镇园、松竹楼和四季春等三十余家饭庄，则以糖醋黄河鲤鱼、清汤鲫鱼、瓦块鱼等“泺口风味”在济南占有一席之地。上世纪30年代时，纪镇园的大厨郑祥拿手的糖醋黄河鲤鱼口味独特，与济南城里馆子做得味道不同，韩复榘专程到此品尝。而杨家所开的德和顺食品店和洪顺点心铺则依靠香甜可口的桂花枣果闻名全市，成为济南著名小吃。“泺口风味”遂与“历下风味”一道组成了济南菜系的大家庭。
与美食密不可分的酱菜制作和食醋酿造在泺口也极负盛名。信诚、富聚、裕兴、新城、袁鸿泰、汇源等十九家酿造作坊，所产酱菜和食醋行销全国各地，人们把这里生产的食醋统一命名为泺口醋。泺口醋的主料是高粱和黄米，发酵后经过三伏天阳光暴晒，因此有“三伏老醋”的别称，醋色浑黄，酸中微甜，香味浓郁。1915年，信诚号所产泺口醋获得巴拿马万国博览会银奖。挑担子叫卖泺口醋，曾是济南一景。
这里制铁业发达，主要是铸造或维修船只所用铁锚、铁链和大铁钉及船载工具。而木作的兴盛也与船舶建造与修理有关。自黄河上游顺流而下的一些体量不大的木船，被泺口人戏称为“王八盖子”，用它运完货物后不再让其返航，而在泺口就地拆解。俗话说“破船还有三千钉”，将船当作木材卖掉，拆下的铁钉子回炉，一举两得。所以当地人有句流行广泛的歇后语：“王八盖子船——有来无回。”
与济南老城墙的命运相同，泺口圩子城于1953年被拆除，原址上铺成环城路，古镇风貌随之渐渐消失。人口逐渐减少的泺口镇也纳入北园镇管辖，镇上的人们便将这里统称为泺口街了。如今这里保留着一些传统的街巷，街上的房舍大多面目全非，兴隆寺也进行了翻建。二七集街9号院保留着原有高大门楼、砖雕和东西两个跨院的基本布局，据说当年是马姓盐商的居所。
1990年9月，泺口服装市场建成，成为济南最大的服装专业市场。而泺口的老人们心里很清楚，服装市场所在的地方与泺口还有些距离，中间隔着马家庄。这里实为小清河北岸的香磨李家庄，这个李姓人家居多的村子，旧时以研磨制作庙里烧的高香而得村名。前些年，早已“农转非”的香磨李庄，从小清河里挖出旧日的石磨，摆在了自己开发的高档小区香江花园里，作为村史的一种参照。搭上泺口的车上了快车道，香磨李庄受了益，却不知真正的泺口古镇明天走向何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