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就俞晓群《这一代的书香》写点感受，他的这本书前天晚上读完，连同笔记本被我揣在包里随身揣了两天了，总觉得想要写点什么，可又总感觉一时无从说起——因为对我来说，这本书太丰富了，包含的内容、传递的信息太多了，那些思想是鲜活的、有层次的，非三言两语所能言尽，我需要时间，一点点消化和整理。
一本好书，常能触动读者的心灵，引起读者的共鸣，引发读者内在深入的思考并给读者以启迪和联想、回味的空间。对我来说，在这本书里，这些都有。如果说《前辈》里的俞晓群是过于谦卑的，自己的思想和个性并未全然释放的话，那么在《这一代的书香》里则显得更为感性和挥发自如了。
带着满腔的热爱去工作和为了工作而工作是完全不同的两回事，俞晓群先生在这本书里有很多的篇幅是跟工作有关的，记录几十年出版生涯的点点滴滴，但点滴之中却都带着情感，带着能量，认真走过，便是生命不可割舍、最为珍贵的一部分。“没出息！甘愿在爱书的心境中堕落——握一柄鱼竿，在文化的寒江上垂钓！”他不愿说这就是“坚守”，因为坚守听上去太“沉重”太“压抑”了，但很多的时候我在想，他的所做所为不是坚守又是什么呢？有时候，可贵的品质在拥有这种品质的人看来反而是自然而然、稀松平常的。我发现作者对于文化和理想的执守是在《人书情未了》这本书里，对他的信任也是从那里开始的。这就是书的神奇和魅力。我觉得他终日与书为伴，是幸福的。
《那一场追逐，把我的梦境染成蓝色》显出了他的可爱。他任辽宁教育出版社社长期间，有志于用教材教辅挣来的钱出钱钟书全集，但周边的朋友给他这个“天大的想法”泼了冷水，“其一，钱先生不肯出集子，全集就更不用说了；其二，即使同意出版集子，钱先生的核心著作也不会跳出中华书局、三联书店、人民文学那些老牌出版社的圈子”。他搬来沈昌文沈公，出于对他志向的同情，沈先生婉转地将他的注意力引向了别处。后来他见到了北京三联书店出版的《钱锺书集》，并花1800元买下了它的限量编号版，他说：“我喜欢这套书。多年来，我一直把它们放在办公桌正面的书架上，时而取下一册，拿在手上把玩。这套书在外观上，即使运用我所有的出版经验，也很难在设计上、工艺上和材料上，找到一丝的瑕疵……”“及此，我一个追逐钱著的失败者，除了致敬，还能说什么呢？”为此，他还以“一个失败者的编辑案例”为题作演讲，并解释说：“所谓‘失败’，不是作者的失败，而是在我追逐作品的过程中，一种精神的挫伤；不是理念的失败，而是在出版品质的提升中，一个新我的觉醒；不是梦想的失败，而是在一串悠长的故事中，我的梦境被染成了蓝色。”这种“精神的挫伤”是可贵的。没有爱，哪有伤呢？
作者的可爱并不只显示在这一处。比如，看到沈昌文先生异常认真地纠正他们刚入道的一个小编辑信中的措辞，他说：“读到沈先生的信，我的口中不断地赞道：‘真是一个好老头啊！’心里却胆怯起来，甚至得了一种‘写信恐惧症’。”听沈先生说及陈原先生对文字更为严谨，“比如《读书》，无论你如何精雕细刻，到了吕淑湘、陈原手上，还会列出一大堆错误”，他说：“不怕你笑话，那些年我们与陈原先生交往不少，我却从来没有给他老人家写过一封亲笔信。不是懒惰，实在是被语言学家的目光吓着了，出现了类似‘失语’的症候。”读到此处我不禁哑然失笑。
比如，他思考“鸡汤”（他的这碗鸡汤当然是文化的鸡汤）：“不瞒你说，写此文，我脑海里整天想着‘鸡汤鸡汤’的，不觉被‘鸡汤’弄昏了头，甚至迷失了真实与虚拟的界分。那天走进肯德基家乡鸡快餐店，服务生问我点什么？我脱口而出：‘鸡汤！’……”他将列出的问题“在历史名人中，谁最喜欢吃鸡？”输入百度，出来的结果竟是：洪七公、黄鼠狼、猪八戒。晓群老师说：“读毕，我当即‘晕倒’在办公桌前。”哈哈！如果当时不是在飞机上，我想我真的也要笑喷了！
但活泼之余，作者更是严肃的。他对历史和传统进行追溯，因为“出版行业是最讲‘传承’二字的”。他也对现实进行思考和追问，因为他正行进在纷繁的现实当中。他思索文化问题、出版问题、心灵问题，探讨“‘去职业化’笼罩下的文化出版”，追问“文化与出版，是谁发出了SOS？”评判编辑人员的专业素养和职业操守，分析高雅文化与通俗文化两个不同的阵营。
他说，在今天经济大热的情形下，“讲心灵问题，好像有些不合时宜。一定会有人说：‘你真是有闲心啊。都市场化了，试问心灵能赚钱吗？心灵能当饭吃吗？’我知道，我国的出版业正处于一个历史巨变时期，眼下的主题词是‘自负盈亏’‘企业化’‘股份制’‘商业化’‘上市’‘中小学教材招标’‘采购’‘免费’等等，这些问题似乎都与心灵问题风马牛不相及。何况我们出版人每天都被经济指标、生存问题、发展问题等压得喘不过气来，心脏狂跳不止，哪还有关注心灵问题的闲情。所以，在理想与现实的碰撞中，我心中的热情逐渐地冷却了，‘民以食为天’，我还是放一放空泛的理想，想一想现实中的吃饭问题吧！”然而理想真的是可以凭空丧失、轻易放下的吗？不！你看，没多会儿他又回来了：“我想到眼下的出版改革——我们的商业化情绪是否有些过激过热？我们是否还应该多关注一些文化理想问题、心灵问题？”“想着想着，我的目光渐渐地空旷起来，心中又燃起文化理想的熊熊烈火，手中捧着《于丹＜论语＞心得》，颇为俗气地在那里喃喃自语：‘有些时候，心灵真是很值钱的。’”
他通过《娱乐至死》暗自提醒人们警惕“文化艾滋病”——“这种疾病是由两种病毒引起的：一是电子传媒，再一是以电子传媒为载体的极端娱乐化倾向。”他对赫胥黎到处莺歌燕舞的“技术至上社会”表示自己的担忧，“技术至上社会”是什么样的社会呢？“人不再自然生育，而是通过技术人员孵化出来……没有婚姻，也不允许有专一的性伴侣；他们不会生病，心情不好时吃一种‘解忧丸’，就立即欢快起来；人们不惧怕死亡，因为他们从小就受‘安乐死’的教育；他们运用科学手段进行‘睡眠教育’、巴甫洛夫式的教育，一个观念会千百次地在受教育者的脑海中重复。许多词汇在这里消失了——‘父母’‘夫妻’‘爱情’‘痛苦’‘放荡’，思想、艺术、家庭、情绪和各种人性、文化的差异都荡然无存。尤其是‘死亡恐惧’也消失了，从而导致人类失去了追寻文化精神的原动力，同时，人与动物的其他区别也随之消失。”他说，“欢乐”是危害人类文化的手段之一：“我的文字以及所讨论的问题，显然不会给读者带来笑声。但是，我的耳边却不断地回响着波兹曼的声音：‘人们感到痛苦的不是用笑声代替了思考，而是他们不知道自己为什么笑以及为什么不再思考。’”
有时，他还会对现实进行委婉的反讽。比如当他看到商务印书馆“创意最好的广告”，“员工”一栏中竟然没有“王云五”，“清晨，我步入出版大厦”，大厦的四尊雕像里也没有那个“矮胖胖的大冬瓜”形象，他感叹道，“其实，王云五先生只是难为了别人，但他自己并不为难”。
他对金钱驱动下的“往下笨”发表意见，对止庵先生的话语表示赞同，“什么书好卖就出什么书，无可非议；什么书好卖就读什么书，愚不可及”。这一切都引起了我深切的共鸣。
不不不，还有！他说，“许多行政专家进入出版行业，带来规范化管理的新鲜空气，对于党的喉舌与阵地建设很有意义，但同时也要注意过度行政化的倾向”，“如果不爱书的人比重太高了，那是一件很危险的事情，尤其是在主要领导者中，有一个就不得了”，“如果我们只强调出挣钱的书，就会自觉或不自觉地在经营层面上，疏远甚至仇视高雅文化、经典文化，认为它们不会给企业带来经济效益，只会带来麻烦。但是，你没有想到，任何优秀的通俗文化，都需要有强大的主流文化作基础。正是经典文化和高雅文化，托起了大众文化的繁荣与进步”。对于图书的“支援”，他说：“问题的关键是，我们必须弄清楚，这种‘支援’的动力是什么？是政府命令？是企业家的文化自觉？还是出于股东们对于文化的热爱？如果我们在‘跨行业’之初，没有事先理清这些战略性的思路，就可能跨出去之后，便一去不复返了……”我想摘下来的太多了！触动我心灵的句子我都在书里画了线，需要我在接下来的思索中进一步理清。
钟叔河说，编辑要有“两支笔”，而俞晓群有“三窟”——出版、学术和写作，那是他安身立命的依托。这个不亮那个亮，总之不会虚度——这本书是他在“出版出问题”的时候移情“写作”的结果，虽然书里已经包罗了太多的信息，但我总觉得他想表达而没有表达的应该还有很多，很多。
最后，让我将晓群先生在《出版，果然是‘文化’的旨意》一文中引用的《书之爱》的话再次呈现给大家吧——“这样，书籍将我们带入天使的国度……在书籍的帮助下，当我们还仍然居住在人间时，就已经获得了我们天福的报偿。”“上帝给人手指，是为了写作而不是为了战争！”“将一本书放在你的手中，就像公正的西门将幼小的基督搂在臂中，拥抱他，亲吻他。”因为它，深深地感染了我。
而俞晓群呢？他书中的最后一句话——“上帝啊，此刻，在我的心中，除了你，只有书。”难道不是对这宗教般的虔诚与挚爱最深情的呼应吗？（《这一代的书香》，俞晓群，浙江大学出版社，2010年7月第1版第1次）
二〇一一年十一月二十五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