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家教成功的一个很重要启示是，在教育子女时重言传，更要重身教。言传和身教都是教育的手段，言传是以言语的形式教育子女，身教是父母把言传的内容亲身加以落实，为儿女作出示范。行胜于文，身教重于言传。古人说：“其身正，不令则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未有不能正身而能正人者也”，说的就是身教重于言传的道理。父母对孩子的最好教育，莫过于要求孩子做到的，自己首先做到。同时，“身教重于言传”又是相对的，有时“身教”有时空、时机、场合等方面的局限性，有时“身教”需要与“言传”结合才能更快、更好地实现，因此，应当在“身教重于言传”的前提下，把两种教育方式统一起来，要认识到身教很重要，但不能忽视言传。
梁启超对“言传”与“身教”两种形式都很重视。梁启超的“言传”有两种重要形式：一是给孩子讲故事。梁启超只要有时间和孩子们在一起，就天南地北地给孩子们讲爱国英雄的故事。一是通过给孩子写信对他们进行教育。梁启超每天的活动安排得很满，但他总是抓紧时间见缝插针给孩子们写封信，有时因太忙了一封信要分几次写，有时想写但实在抽不出时间故而隔得就久了一些，但一直坚持写信。1925年7月10日的信中说：“我像许久没有写信给你们了。但是前几天寄去的相片，每张上都有一首词，也抵得过信了。”1926年10月19日的信中说：“我这几天忙得要命，两个机关正在开办，还有两位外宾，一位日本清浦子爵（前首相，旧熟人），一位瑞典皇太子……天天被王姨唠叨，逼着去睡。现在她又快来捣乱了，只得不写了。”1927年10月11日的信中说：“现在战事正酣畅中，胜负如何，十日后当见分晓，但无论何方胜，前途都不会有光明，奈何奈何！要说的话很多，严守医生之训，分做两三次写罢。”12月12日的信中说：“晚饭后打完了‘三人六圈’的麻将，时候尚很早，抽空写这封信，尚有许多话要说，被王姨干涉，改天再写罢。”他给孩子写了400多封书信，其中给思顺的信就有344封之多。书信中有对尊长礼仪的提醒，如要求“欲行时汝必须挈诸弟往游存处辞行”；有对人生道理的告诫，如指出“悲观是腐蚀人心的最大毒菌”；有对治学方法的指导，如指出“做学问总要‘猛火熬’和‘慢火炖’两种工作”等等。梁启超的谆谆教诲，深深印在孩子们的脑海里。
梁启超更以自身的实际行动为儿女们树立了榜样。他在通过“言传”对孩子进行教育的同时，时时注意以自身的行为为孩子们做出榜样。他说：“我自己常常感觉我要拿自己做青年的人格模范，最少也要不愧做你们姊妹弟兄的模范。”他要求子女爱国，首先自己做到了，他的爱国之心一生从未动摇过，其探索国家和民族命运的思考与行动从未停止过；他要求子女把挫折当作磨砺的机会，首先自己做到了，他的进取之心从未改变过，其“新民梦”、“强国梦”一直没有放弃过，做到了“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他要求子女“学业切宜勿荒”，首先自己做到了，他一生勤于思考、勤于著述，短暂的一生中留下了1400万字的论著，成为“百科全书式的学者”。
父母无须不厌其烦地告诉孩子什么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而是要从自身做起，以行动为孩子树立榜样。如果你自己终日无所事事，却要求孩子树立远大理想；如果你自己一天到晚看电视，却告诉孩子要好好学习；如果你自己整日忙聊天、“偷菜”，却告诫孩子要少上网、要戒“网瘾”；如果你自己人前一套人后一套，却提醒孩子要诚实守信，那一定是没有说服力、也不会产生好的效果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