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力救灾，也称工程技术防灾、救灾，指通过各种具有针对性的技术活动来防备、制止和减少灾害的发生。汉代盛行修德弭灾观念，因此人力救灾观念不被重视，但在实践中人力备灾、救灾措施却占据着重要地位。
中国是一个把经济的发展建立在农业基础上的国家。古代中国以农为本，所有文明的发展都直接地依靠农业经济的繁荣。因此，农业本身就是国家的经济命脉，农业生产的盈缩，会在很短的时间内影响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汉代农业生产的威胁主要来自于水灾、旱灾、蝗灾等自然灾害。人民面对自然灾害的肆虐，积极发展灌溉事业，兴修水利，抗旱排涝；促进农业生产技术的提高，如区种法的推广，牛耕、铁器、耧车的使用与推广，种植抗灾作物等。从某种意义上讲，汉代经济发展的历史也是一部与自然灾害作斗争的历史。
一、劝勉农桑
两汉君主多次颁布劝农诏书，要求地方官员勉劝农桑。《汉书·文帝纪》载汉文帝十二年（前168年）诏：“吾诏书数下，岁劝民种树，而功未兴，是吏奉吾诏不勤，而劝民不明也。”景帝后元二年（前142年）下诏说：“农事伤则饥之本也，女红害则寒之原也。夫饥寒并至，而能亡为非者寡矣。朕亲耕，后亲桑，以奉宗庙粢盛、祭服，为天下先；不受献，减太官，省徭赋，欲天下务农蚕，素有畜积，以备灾害。……布告天下，使明知朕意。”三年春正月，又下诏说：“农，天下之本也。黄金、珠玉，饥不可食，寒不可衣，以为币用，不识其终始。间岁或不登，意为末者众，农民寡也。其令郡国务劝农桑，益种树，可得衣食物。吏发民若取庸采黄金、珠玉者，坐臧为盗。二千石听者，与同罪。”
这里值得说明的“种树”一词，不少学者理解成“植树造林”之意，其实汉代人所谓“种树”，是一个同义复词，都是种的意思，主要是说农作物的种植。如《史记·周本纪》：“弃为儿时，屹如巨人之志。其游戏，好种树麻、菽，麻、菽美。及为成人，遂好耕农，相地之宜，宜谷者稼穑焉，民皆法则之。”同一件事，《论衡·本性》记载为：“稷为儿，以种树为戏。……生禀善气，长大就成，故种树之戏，为唐司马。”
二、兴修水利
农业的发展离不开水利，水利工程就是为防止水旱灾害而设的。中国很早就开始了兴修水利工程防灾、救灾的历史，尧舜时期，大禹治水就是典型的事例，由于治水是一项需要大量人力、物力的工程，因此国家有专门的官员负责，称为司空。据《史记》记载，大禹治水时的职务就是司空，先秦时期，司空主水利成为定制。战国时期，荀子就说过：“修堤梁，通沟浍，行水潦，安水藏，以时决塞，岁虽凶败水旱使民有所耘艾，司空之事也。”秦汉时期国家实现了空前的大统一，为水利工程的兴建提供了较好的政治保障和经济条件，修建了许多著名的水利工程。
公元前246年（秦王政元年）秦王采纳韩国人郑国的建议，并由郑国主持兴修大型灌溉渠，它西引泾水东注洛水，长达300余里，史称“渠就，用注填阏之水，溉泽卤之地四万余顷，收皆亩一钟。于是关中为沃野，无凶年，秦以富强，卒并诸侯，因命曰郑国渠”。秦始皇统一中国后，继续推行自商鞅变法以来实行的重农抑商的政策。秦朝建立不久，李斯就提出：“今天下已足，法令出一，百姓当家则力农工。”为此整修了战国时代各国修筑的堤防，平毁了险隘的地带，同时开凿了著名的灵渠。而战国时兴修的一些水利工程在西汉初期时仍发挥着重要的功效，如蜀守李冰主持修建的都江堰，汉初时“此渠皆可行舟，有余则用溉浸，百姓飨其利。至于所过，往往引其水益用溉田畴之渠，以万亿计，然莫足数也”。
西汉时期继承了战国、秦以来的水利事业。同时也有一些新的水利工程出现。
文帝十二年（前168年）时曾组织过一次黄河决口的堵口，汉初诸侯王刘信曾在庐州舒城兴修了“七门三堰”，后经魏人刘馥续修，灌溉面积达两万顷。文帝时，文翁出任蜀守，“穿煎口，溉灌繁田千七百余顷，人获其饶”。
武帝时期，关中水利工程得到了大规模建设，形成以泾水、渭水、洛水为水源的三大渠系。较大的渠道引水工程主要有：
（1）元光六年（前129年），大司农郑当时建议兴修漕渠，自长安引渭水东通黄河，以漕关东粟，并可溉田万余顷；三岁而通，人以为便。
（2）元朔、元狩年间（前128—前117）兴修的龙首渠，引洛水灌溉田地，其中一段采用了“井下相通行水”即地下水渠的办法。因“穿渠得龙骨，故名曰龙首渠”。不过效果不佳，“作之十余岁，渠颇通，犹未得其饶”。
秦汉关中水利图
（3）元鼎六年（前111年），倪宽建议在郑国渠上游兴修了六条辅助的小渠，称为六辅渠。
（4）太始二年（前95年），由赵中大夫白公建议，穿渠谷口引泾水，经枥阳，注入渭水，长达二百里，溉田四千五百余顷，称为白渠。
此外，关中还修建有灵轵渠、成国渠、湋渠等大小渠道。至武帝后期，关中地区已经成为了一张稠密的水利网。成国渠从今陕西眉县杜家村西南引渭水灌田，经扶风、武功、咸阳复入渭水，全长200余里。灵轵渠引渭水在今周至县境。湋渠引渭水支流湋水，在今陕西扶风一带。
西汉武帝元光三年春，黄河在瓠子（河南濮阳）决口，“东南注巨野，通于淮、泗”。泛及十六郡，汉武帝派汲黯、郑当时“兴人徒（十万）塞之，辄复坏”。当时，武安侯田蚡为丞相，他的封邑在鄃。鄃在黄河以北，黄河决口向南流，鄃地无水灾，封邑收入很多。田蚡对汉武帝说：“江河之决皆天事，未易以人力为强塞，塞之未必应天。”有些“望气用数”的方术之士也加以附和。因此，汉武帝很长时间不再考虑堵塞黄河决口的事情。
1、黄河瓠子河段
20多年后，元封二年（前109年）汉武帝“使汲仁、郭昌发卒数万人塞瓠子决”。并“自临决河，沈白马玉璧于河，令群臣从官自将军已下皆负薪填决河”，“下淇园之竹以为楗”，最终黄河决口被堵上，汉武帝在大堤上建了一座宫殿，名曰宣房宫。又“道河北行二渠，复禹旧迹”，结果“梁、楚之地复宁，无水灾”。“自是之后，用事者争言水利。朔方、西河、河西、酒泉皆引河及川谷以溉田；而关中辅渠、灵轵引堵水；汝南、九江引淮；东海引巨定；泰山下引汶水：皆穿渠为溉田，各万余顷。它小渠披山通道者，不可胜言。”全国兴起了一个修建水利工程的高潮。
汉宣帝时，召信臣为南阳太守，“行视郡中水泉，开通沟渎，起水门提阏凡数十处，以广溉灌，岁岁增加，多至三万顷。民得其利，蓄积有余”。
东汉时期，为了抗御旱涝灾害，修复和扩建了一些已经废弃的陂塘，新修了一批水利灌溉工程；为了消除长期困扰兖、豫两州的大水灾，东汉政府对黄河、汴河进行了大规模比较彻底的治理。这一时期，国家多次下诏，要求地方官吏修筑堤渠。如：和帝永元十年春三月壬戌，诏曰：“堤防沟渠，所以顺助地理，通利壅塞。今废慢懈弛，不以为负。刺史、二千石其随宜疏导。勿因缘妄发，以为烦扰，将显行其罚。”安帝元初二年春正月，“诏修理西门豹所分漳水为支渠，以溉民田。二月辛酉，诏三辅、河内、河东、上党、赵国、太原各修理旧渠，通利水道，以溉公私田畴”。安帝元初三年，“春正月甲戌，诏修理太原旧沟渠，溉灌官私田”。
在政府号召下，地方官都积极行动，修建了不少水利工程。任延作武威太守的时候，也曾任命官吏主管水利，修理灌溉设施，“河西旧少雨泽，乃为置水官吏，修理沟渠，皆蒙其利”。汝南地区的鸿隙陂，西汉成帝时堙废。东汉时邓晨作汝南太守，命都水掾许扬主持加以修复，可以灌溉几千亩良田。后来鲍昱又加扩建，溉田更多。史称：鲍昱“拜汝南太守。郡多陂池，岁岁决坏，年费常三千余万。昱乃上作方梁石洫，水常饶足，溉田倍多，人以殷富”。这里的“方梁石洫”韦昭注：“洫，渠也，以石为之，犹今之水门也。”可见这是一种带有水门设施的水渠。和帝时，太守何敞又在那里修鲖阳旧渠，得良田三万多顷。马棱为广陵太守时，兴复陂湖，溉田二万余顷，吏民刻石颂之。杜诗任南阳太守，也注意修治原有陂池，开得不少良田。又如下邳徐县北的蒲阳陂、庐江芍陂、会稽的镜湖等，都是当时著名的灌溉工程。考古发掘还在安徽寿县发现了东汉芍陂的遗迹，可以看出这是一个以蓄水为主的水利工程；这里出土了“都水官”铁锤，说明这一工程很可能是庐江郡主持修建的。
王莽始建国三年（11年），黄河在魏郡决口，夺汴入海，汴河堤防也被冲毁，兖豫两州一片汪洋，有几十个县被淹没，当时适值社会动乱，未加修理。东汉初年，虽然曾经朝议过修治黄河，但最终还是没有行动。后来，河水泛滥越加厉害，汴渠逐渐东侵，“日月弥广”，危害越来越严重，“兖豫百姓怨叹，以为县官恒兴它役，不先民急”。汉明帝永平九年“大有年”，永平十年“蚕麦善收”，连续几年的丰收使国家得以有力量进行黄河治理这样浩大的工程。明帝永平十二年（69年）“夏四月，遣将作谒者王吴修汴渠，自荥阳至于千乘海口”。参加这次治河的民工多达几十万人，修筑堤防的长度为我国历史上所罕见——从今天郑州市西边的荥阳一直到海边，采取了当时比较先进的“堰流法”，10里设立一个水门，使水洄流，冲刷泥沙入海，在很大程度上遏制了泥沙的沉积速度，保障了河流长期畅通。这次对于汴渠、黄河的治理，是顺应民心的举措，得到了兖州、豫州广大人民的拥护，所以在短短的一年时间里就完成了极为浩大的工程。它结束了黄河自西汉末年于魏郡溃决后夺汴入海，导致汴渠决败，兖、豫二州沦为灾区长达60多年的历史，此后800年间，黄河基本上没有过大的改道。
三、推广耕种技术
秦汉时期注重推广耕种技术，以增强农作物对水旱等灾害的抵抗能力。汉代最典型的耕种技术是代田法和区种法。
（一）代田法
汉武帝征和四年（前89年），赵过任搜粟都尉，推广代田法，使作物增加抗风抗旱能力，还教人推广牛耕、下种等技术，提高垦地面积和农作物单位面积的产量。《汉书·食货志》记载颇详：
武帝末年，悔征伐之事，乃封丞相为富民侯。下诏曰：“方今之务，在于力农。”以赵过为搜粟都尉。过能为代田，一亩三甽。岁代处，故曰代田，古法也。后稷始甽田，以二耜为耦广尺、深尺曰甽，长终亩。一亩三甽，一夫三百甽，而播种于甽中。苗生叶以上，稍耨陇草，因隤其土以附苗根。……比盛暑，陇尽而根深，能（师古曰能读曰耐）风与旱，故佁佁而盛也。其耕耘下种田器，皆有便巧。率十二夫为田一井一屋，故亩五顷，用耦犁，二牛三人，一岁之收常过缦田亩一斛以上，善者倍之。过使教田太常、三辅，大农置工巧奴与从事，为作田器。二千石遣令长、三老、力田及里父老善田者受田器，学耕种养苗状。民或苦少牛，亡以趋泽，故平都令光教过以人挽犁。过奏光以为丞，教民相与庸挽犁。率多人者田日三十亩，少者十三亩，以故田多垦辟。过试以离宫卒田其宫壖地，课得谷皆多旁田，亩一斛以上。令命家田三辅公田，又教边郡及居延城。是后边城、河东、弘农、三辅、太常民皆便代田，用力少而得谷多。
（二）区田法
汉代农业中还有一种“区田法”或“区种法”的耕作技术，此法由氾胜之总结并写入了他所著的《氾胜之书》。氾胜之，“成帝时为议郎”，颜师古注引刘向《别录》云：“使（氾胜之）教田三辅，有好田者师之，徙为御史。”其书今已不存，仅能从其他书籍的引文中看到它的部分内容。据《齐民要术》所引《氾胜之书》称：“汤有旱灾，伊尹作为区田，教民粪种，负水浇稼。区田以粪气为美，非必须良田也，诸山陵、近邑、高危、倾阪及丘城上皆可为区田。区田不耕旁地，庶尽地力。凡区种不先治地，便荒地为之。”区田的产量，《氾胜之书》说：“验美田至十九石，中田十三石，薄田一十石。”汉代亩产量平均在三、四石左右，区田法的产量比一般耕作方法要高得多。
东汉时曾经推广区田法。《后汉书·刘般传》载：
（东汉明帝）时下令禁民二业，又以郡国牛疫，通使区种增耕，而吏下检结，多失其实，百姓患之。（刘）般上言：“郡国以官禁二业，至有田者不得渔捕。今滨江湖郡率少蚕桑，民资渔采以助口实，且以冬春闲月，不妨农事。夫渔猎之利，为田除害，有助谷食，无关二业也。又郡国以牛疫、水旱，垦田多减，故诏敕区种，增进顷亩，以为民也。而吏举度田，欲令多前，至于不种之处，亦通为租。可申敕刺史、二千石，务令实核，其有增加，皆使与夺田同罪。”帝悉从之。
从以上记载看，东汉政府将区田法作为一种抗灾技术强制推广，并要求地方官检查上报。当然这个过程中出现了一些不妥的做法，经刘般上书，国家给予了纠正。区种法是一种主要依靠人力的精耕细作式的耕作方法，它的优点在于能充分发挥农作物的边行生长优势，提高产量，又能解决畜力不足的问题。区种法的推广与牛疫大爆发有密切的关系。
（三）楼车
西汉时，赵过还发明一牛挽三犁的播种方法，东汉崔寔在《政论》中说：“其法三犁共一牛，一人将之，现代楼车下种挽犁，皆取备焉。日种一顷，至今三辅尤赖其力”，根据描述可以推想那其实是楼车。山西省平陆县枣园村西汉晚期墓的一幅壁画印证了这一记载，画面上一农夫驾一黄牛用楼车播种，楼斗下的三足尚可看见。汉代河东郡从南至北都在使用这种先进的农业机械。楼车在播种时，由一牛牵而一人扶，种子盛于楼斗，楼斗通空心的楼脚，且行且摇，种乃自下；它同时完成开沟、下种、覆土三道工序；一次能播种三行，行距一致、下种均匀。在干燥的黄土高原实行起垄、条播，有明显的优越性，既省种子又利于保持水分。
（四）牛耕
东汉时期，短辕一牛挽犁已经出现，这种犁操作方便灵活，还比西汉以前使用的二牛抬杠挽犁节省了汉代画像砖中的犁耕图一头牛的畜力。这一点对于多次爆发牛疫，耕牛一直很紧张的东汉农业生产极其重要。短辕一牛挽犁的出现与东汉牛疫的屡次爆发造成耕牛严重缺少有密切关系。东汉时，政府出台有保护耕牛的法令。光武帝、明帝、章帝时期发生的几次牛疫，对农业生产造成了恶劣影响，使人们对耕牛的重要性有了更加深刻的体会。一方面促进了对耕牛的重视和保护，一方面也促进了牛耕技术的推广。这一时期，牛耕技术已经从中原地区向边远地区推广。王景作庐江太守时，教会了当地人民使用牛耕。在那之前，当地的耕作方式非常落后，基本上还处于刀耕火耨的人力耕作阶段。史载：“先是，百姓不知牛耕，致地力有余而食常不足。郡界有楚相孙叔敖所起芍陂稻田。景乃驱率吏民，修起芜废，教用犁耕，由是垦辟倍多，境内丰给。”牛耕技术的传入，无疑增强了庐江人民抗御自然灾害的能力。任延为九真太守时，在当地推广牛耕，耕地年年增加。史载：“九真俗以射猎为业，不知牛耕，民常告籴交趾，每致困乏。延乃令铸作田器，教之垦辟。田畴岁岁开广，百姓充给。”
（五）其他农业工具的改进
东汉时一种刀刃角度较小的铁犁铧已经大量使用，这种犁铧不但坚固耐用，而且起土省力，可以深耕。新型铁制犁铧与一牛挽犁的出现和大量使用，大大缓解了东汉时期因牛疫而造成的畜力供应紧张局面。此外，新型的全铁制农具也在增多。如在四川乐山崖墓石刻画像中见到的曲把锄，是便于铲除杂草的工具；四川绵阳和牧马山崖墓中发现的铁制钩镰，全长35厘米，是专用于收割的大型农具。从某种意义上讲，这些都是“抢收抢种”、“天口夺食”的产物。农业灌溉工具也有所创新。汉灵帝时宦官毕岚在总结劳动人民的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制造出一种从河里提水到田间的水车——翻车，使灌溉效率大大提高，人民抗御旱灾的能力大为增强。
四、推广抗灾作物
汉代已经注意到作物种植中的防灾问题，要求“种谷必杂五种，以备灾害。田中不得有树，用妨五谷。力耕数耘，收获如寇盗之至。还庐树桑，菜茹有畦，瓜瓠、果蓏殖于疆易”。除了多种经营外，还特别重视具有抗灾功能作物的推广，包括蔬菜、作物、经济林木等，比较重要的有以下几种：
（一）冬小麦
小麦是五谷之一，冬小麦越冬生长，避开了水旱较多的夏季，又能在夏初成熟，比一般春种夏收的谷类作物要早，可以接续民食。因此，冬小麦是较好的抗灾作物。汉代冬小麦种植还不是很普遍，政府开始重视推广其种植。汉武帝时“遣谒者劝有水灾郡种宿麦”。颜师古注：“宿麦，谓其苗经冬。”东汉安帝永初三年秋七月，“诏长吏案行在所，皆令种宿麦蔬食，务尽地力，其贫者给种饷”。
（二）大豆
大豆是古代重要的粮食作物之一，古称为菽。《氾胜之书》说：“大豆保岁易为，宜古之所以备凶年也。谨计家口数种大豆，率人五亩，此田之本也。”汉代史书常见的“陨霜杀菽”或“食菽”的记载，说明大豆种植比较普遍。
（三）芜菁
芜菁又叫蔓菁，类似萝卜，根、茎、芜菁叶均可食，是灾年充饥的好食物。桓帝永兴二年（154年）诏司隶校尉、部刺史曰：“蝗灾为害，水变仍至，五谷不登，人无宿储。其令所伤郡国种芜菁以助人食。”《齐民要术》说，芜菁“干而蒸食，既甜且美”，食之“可以度凶年、救饥馑”，“若值凶年，一顷乃活百人耳”。
（四）芋
芋是汉代常见的作物，氾胜之书载有种芋之法。《齐民要术》中特别强调芋的救荒作用，希望能大力推广。芋“芋可以救饥馑、度凶年，今中国多不以此为意，后生中有耳目所不闻见者，及水旱风露霜雹之灾，便能饿死满道，白骨交横，知而不种，坐致泯灭，悲夫，人君者安可不督课之也哉。”《种芋》。汉代未见统治者推广种芋，但有灾年食芋充饥的记载。《汉书》记载：“初，汝南旧有鸿隙大陂，郡以为饶。成帝时，关东数水，陂溢为害，方进为相，与御史大夫孔光共遣掾行视，以为决去陂水，其地肥美，省堤防费而无水忧，遂奏罢之。及翟氏灭，乡里归恶，言方进请陂下良田不得而奏罢陂云。王莽时常枯旱，郡中追怨方进。童谣曰：‘坏陂谁，翟子威。饭我豆食羮芋魁。’”师古曰：“鸿隙，陂名，藉其溉灌及鱼鳖萑蒲之利以多财用。”“田无溉灌而不生秔稻，又无黍稷，但有豆及芋也。豆食者，豆为饭也。羮芋魁者，以芋根为羮也。”
（五）桑树
一些地方官积极倡导人民种植经济林木如桑树、榆树等，以备灾荒，在荒年粮食不足时，树皮、树叶、桑椹、榆钱可以充饥。桑树是重要的经济林木，从先秦时起，种桑养蚕、纺纱织布就是经常性的劳作活动。作为衣物原料，桑树之重要就像五谷对于食物的原料一样。汉代政府将劝课种桑作为一项重要活动。地方官也将劝课农桑作为一种职责。光武帝时，桂阳太守茨充“教民种殖桑柘麻之属，劝令养蚕织屦，民得利益焉”。韦昭注引《东观记》曰：元和（章帝年号，84—86年）中，荆州刺史上言：臣行部入长沙界，观者皆徒跣，臣问御佐，曰：人无履亦苦之否？御佐对曰：十二月盛寒时并多剖裂血出，燃火燎之，春温或脓溃。建武中，桂阳太守茨充教人种桑蚕，人得其利，至今江南颇知桑蚕织屦，皆充之化也。
儿童采食桑椹桑树除了提供衣物原料外，还提供充饥的食料。东汉末年，“自遭荒乱，率乏粮谷。诸军并起，无终岁之计，饥则寇略，饱则弃余，瓦解流离，无敌自破者不可胜数。袁绍之在河北，军人仰食桑椹。”杨沛为新郑县长，“兴平末，人多饥穷，沛课民益畜干椹，收豆，阅其有余以补不足，如此积得千余斛，藏在小仓。会太祖为兖州刺史，西迎天子，所将千余人皆无粮。过新郑，沛谒见，乃皆进干椹”。
（六）榆树
榆树同样具有救灾功能，榆钱和榆皮均可充饥。榆钱也叫榆荚，是榆树的种子，因为它酷似古代串起来的麻钱，故名榆钱。新生出来的榆钱儿脆甜绵软，清香爽口。
明周王朱《救荒本草》卷六《木部》介绍：“榆钱树……其木榆钱
高大，春时未生叶，其枝条间先生榆荚，形状似钱而薄小色白，俗呼为榆钱，后方生叶。……榆皮，味甘，性平无毒，救饥。采肥嫩榆叶炸熟，水浸淘净，油盐调食。其榆钱煮糜羮食佳，但令人多睡。或焯过晒干备用，或为酱皆可。食榆皮，刮去其上干燥皴涩者，取中间软嫩皮，剉碎晒干，炒焙极干，捣磨为面，拌糠草末蒸食，取其滑泽易食。又云榆皮与檀皮为末，服之令人不饥，根皮亦可捣磨为面食。”汉代已经重视榆树的救灾作用。宣帝即位不久，“渤海左右郡岁饥，盗贼并起”，大臣推荐龚遂为渤海太守。遂“劝民务农桑，令口种一树榆，百本薤、五十本葱、一畦韭，家二母彘、五鸡。……春夏不得不趋田亩，秋冬课收敛，益蓄果实菱芡”。结果一郡大治。《汉书·天文志》载：“河平元年三月，旱，伤麦，民食榆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