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秦汉灾害总体特征的研究
自然灾害灾次及时空特征是灾害史研究的重点之一。广大灾害史研究者希望通过对浩繁史籍的搜集整理，通过对自然灾害灾发次数及时空特征的研究，发现自然灾害的发生、发展规律。对汉代自然灾害作了初步统计和研究，将西汉灾害分为五个阶段，东汉灾害分为两个阶段，分别介绍了各个时期的特征，是具有开拓性的成果。关于汉代自然灾害的总体特征，张文华认为秦汉灾害经历了两个低谷期、两个高峰期，呈现出周期性波动的特征。东汉灾害发展态势凶猛，一直处于高频状态，尤其是东汉中后期，灾害的发生非常频繁。此外，谢仲礼、卜风贤等人的文章，对秦汉灾害时空特征也有论述。
二、秦汉灾害影响研究
自然灾害对秦汉王朝的影响是深刻而全面的。有学者认为，自然灾害对小农家庭的影响是巨大的，流民与自然灾害有直接关系。自然灾害对秦汉移民政策有重大影响。自然灾害对东汉经济的消极影响也是很大的。杨振红较早论述了汉代的自然灾害，将其社会影响总结为三个方面：一是自然灾害对王朝兴衰有催化作用；二是自然灾害对汉代区域经济发展有消极平衡作用；三是自然灾害对汉代思想文化有冲击作用。李伟、雍际春认为天灾和人祸是造成两汉时期大量流民出现的原因，而这两个因素往往是结伴出现，从流民这个角度说明了自然灾害的社会影响，很有新意。刘少虎、吴青认为灾异主要指自然灾害（地震、水灾等）和某些特异的自然现象（如日食、流星、太阳黑子等）。汉代由于科学技术条件有限，加之人们思想意识所限制，比较流行灾异说。政治上，灾异往往成为制定或改变政策的重要依据，又常被作为政治斗争的工具，是制衡政治权力的一个重要因素。经济上，灾异对经济造成巨大的破坏，成为两汉许多经济政策施行和废止的极其重要的原因。其实此处之灾异实为自然灾害。思想文化上，一些重要的礼仪活动与灾异密切相关，灾异说继承了“百家争鸣”的思想传统，又是东汉末年社会批判思潮的肇始。灾异说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自然科学的发展，但也带来了许多非常不利的影响，成为近代中国科学技术落后的历史渊源之一。东汉是因干旱少雨而衰亡的王朝之一。还有学者认为：东汉末年疾疫反复大规模爆发，除了造成人口减少和经济损失外，更对人们的心态及社会文化的价值取向有深刻的影响。东汉中后期，随着自然灾害的频繁发生，社会风气也逐渐由积极进取转向迷惘颓废。
灾害的社会影响，从当前的研究来看，似乎重视不够，多是泛泛而论，深刻而有影响的观点不多。灾害与王朝政权稳定的关系，灾害与民族关系，灾害与人口、经济的关系，灾害与科技、文化、社会风俗的关系等方面都需要加强研究。
三、秦汉灾害原因研究
长期以来，人们一直在不断地探求自然灾害发生的原因。他们从天象变化、气候变迁、生态问题乃至社会政治经济制度中去寻求答案，并取得了不少成果。
（一）气候方面
历史上气候对秦汉自然灾害影响很大，许多学者在这方面作了探讨。如：竺可桢把中国近五千年的时间分为四个时期：周朝初年气候温暖，但不久即恶化。春秋时期又转温暖。战国时代，温暖气候依然继续。到12世纪初期，中国气候加剧转寒，寒冷气候也流行于华南和中国西南部。12世纪刚结束，南方冬天的气温又开始回暖，但是不久，冬季又转入严寒。王子今与竺可桢结论相似，他认为秦及西汉时期平均气温较现今大约高1.5℃左右，东汉时平均气温较现今大约低0.7℃左右，平均气温上下摆动的幅度超过2℃。
作者并举出许多历史材料加以佐证，如竹类、豆类、橙、橘等的分布地域；又从二十四节气的变化来验证了竺可桢的结论。从竺可桢所绘《一万年来挪威雪线高度与五千年来中国温度变迁图》上可以看出，中国历史上存在冷期和暖期的交替变化，东汉中后期正处于一个寒期（约公元100—400年）当中，中国气候寒冷。受竺可桢观点影响，有不少学者认为，气候寒冷期正是各种自然灾害高发期。卜风贤认为东汉初期（公元70年以前）处于冷暖过渡期，公元70年以后气候变冷，为冷气候阶段。
王子今从节气、竹豆、小麦种植、民族迁徙等方面论证了东汉处于气候转寒期，东汉晚期气候急剧转至极冷。张文华认为整个东汉时期为气候的寒冷时代，东汉晚期，气候寒冷达到了峻绝酷烈的程度，故东汉为自然灾害严重高发期。
陈业新从农事活动时节、物候和干湿状况三个方面对两汉时期的气候情况进行了历史学的再考察。他认为：在冷暖变动方面，两汉时期的气温比其前的春秋时期气温要低；与今天相比较无大差异，仅有的区别在于具体的变动幅度上；前、后汉相比，秦汉略冷，东汉稍暖，但其间有多次波动，东汉末年，气候急剧转冷。在干湿状况方面，该期具有若干干湿相间的显著特征。陈业新的观点完全颠覆了关于两汉气候的传统观点。因而，那种认为东汉灾害高发是由于气候变冷所致的传统观点已经遭受怀疑。
（二）天文方面
有一种观点认为：自然灾害与太阳活动有关，两汉时太阳活动极度衰弱，各种灾害相继发生，东汉太阳黑子出现极小期，其中公元1世纪中叶至2世纪中叶极小期，为前649年以后的1800余年间最小位，属气候状况恶化期，各种自然灾害频繁发生。陈业新对这一观点进行了补充，认为两汉时期文献记载的太阳黑子活动有7次，同其他历史时期相比活动相对较为稀少，并补充说在公元64—166年约100年的时间里，两汉未见太阳黑子活动的记载，而各种灾害发生的比例也相对较高。由于汉代黑子记录极少，很难查明黑子活动与水旱灾害有何直接关系。因此，这个说法只是一种推测，还不是定论。此外，还有学者认为，九大行星地心会聚常引起地球上气候异常或恶化，自然灾害频繁发生。不过从任振球所绘《中国五千年来温度变迁与九星会聚地心张角图》来看，东汉并非气候恶化期。
（三）生态方面
不少学者认为，灾害是在人类征服自然过程中，破坏生态平衡的结果。谭其骧先生认为黄河在东汉以后长期安流的根本原因是中游地区退耕还牧。储茂东的研究进一步确证了谭的观点。而王尚义等则认为：东汉黄河水患频率高于西汉，灾情也更为严重，东汉时期河口镇至龙门间的农耕人口减少了九成以上，该区与整个黄河中游一样，迁入了大量游牧民族，原始游牧对天然植被的破坏是造成东汉黄河下游水患频繁的主要原因。陈业新认为灾害的发生具有自然的和社会的多重因素。两汉时期不当地发展农业及手工业，尤其是较为发达的冶炼业，是破坏生态和引发灾害的重要因子；盛行于两汉的浮侈世风对林木资源的大量耗费，使得其调节生态和遏制灾害发生的能力大大降低，以致屡发的灾害呈蔓延之势；统治集团为争权夺利而发动的战争在毁灭人类文明的同时，也令生态环境资源遭受重创，从而引发灾害。
（四）社会方面
社会因素也是自然灾害成因之一。有学者认为，政治腐败、战乱等虽不是自然灾害发生的直接原因，但又确能加剧自然灾害的危害程度，甚至诱发自然灾害。疫病的发生与行军作战紧密相关，乱世发生频繁，并与其他灾害相伴而行。甚至有人认为，两汉专制主义制度下的国家体制是灾害发生的根本原因。
学者们对两汉时期自然灾害发生原因的研究包括两个方面，自然与社会，这种思路与现代灾害研究思路一致。我们认为，当前存在的问题有二：一是这些原因与灾害的因果关系的史学证据比较薄弱，换句话说，学者们对两汉灾害原因的推论主要限于“推理”，而没有直接的证据。二是在灾害研究过程中忽略了灾害记录的主观性，往往将灾害记录都当成实际灾害发生的情况，也没有注意到古今灾害概念的变化。汉代灾害与其他时期灾害的认定标准并不完全相同，朝代之间可比性较差，因此，那种认为汉代灾害比其他朝代多发或东汉灾害较秦汉多发的说法可能忽略了记录的主观性这个问题。我们认为，汉代灾害记录多，有两个因素值得考虑：一是汉代对灾异的重视程度较高，二是汉代定灾标准低。就像两个人，一个身体弱，稍遇刮风下雨就得感冒，而身体好的人，这样的天气则算不了什么。假如二人生活在一起，一年到头，可能这个弱者得了十次感冒，而强者则一次未生病。天气也是如此，对弱者来说可能有十次成灾天气，对强者则一次没有。我们可想见，假如我们带着现代的技术生活在汉代，能留下那么多灾害记录吗？
总之，对汉代灾害原因的探讨，以前学者所做的结论大多是依据现代灾害原因的框架推理出来的，在汉代并没有可靠的证据，很多方面还需要深入研究。
四、秦汉灾害思想研究
张涛、范学辉、王萍等认为，中国传统救灾思想可以概括为以下几个特点：①儒学是传统救灾思想的理论支柱和基本内核。②追求天人合一、物我为一，追求人与自然生态环境之间的和谐，这是传统救灾思想的重要出发点和立足点，而推天道以明人事则是其重要的思维方式。③注重在节俭、积储、赈济基础上的开发性救灾是传统救灾思想的重要视角。④救灾活动中的积极投入是中国传统救灾思想论述的重要内容。⑤日趋合理化的救灾管理思想在中国传统救灾思想中占有重要地位。
王保顶认为灾异观是汉代政治学说的重要内容，在汉代政治实践中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另一方面，由于阴阳术士们的穿凿附会，灾异又成为荒诞不经的谋权干利之具，以致模糊了人们对灾异进行审视的视线。探究灾异的实质、功能及意义，对于认识汉代的政治哲学及政治史极有意义。作者还认为灾异是两个不同的概念，“灾”指造成危害的自然灾害，“异”指兆示灾难的怪异现象。
井上幸纪、余治平认为，祥瑞谴告在孔子思想中已有萌芽，但到董仲舒这里才上升到理论化的高度，在“天-地-人”相统一的宇宙结构体系中获得准逻辑化的论证。天人感应的思想是祥瑞灾异之说的理论来源。祥瑞、灾异与人事行为尤其是政治得失之间存在着因果关联，为政的好坏能够直接感召出祥瑞、灾异。流行于秦汉末年并兴盛于整个东汉时代的谶纬就直接继承了董仲舒的天人感应和阴阳灾异之说，在综合网罗了古代各种方术之后，竟发展成为占统治地位的官方意识形态。纬书中有许多地方甚至直接吸取了董仲舒的文字。魏晋以后，谶纬的主流朝两个方向发展：或为道教、佛教所消化、吸收，依托于一定的宗教形式而存在和演化；或通过各种可能的方式在民间信仰中继续传播和扩散，虽历经焚禁，但仍代有传人，好之者不绝。
潘志峰认为，秦汉中后期统治阶级内部矛盾激化，再加上自然灾害连年发生，使得神仙方术和阴阳灾异说十分兴盛。自董仲舒首倡以阴阳灾异解经之风后，阴阳灾异化的经学在迷信思想盛行的历史背景下逐渐演变为谶纬。
陈业新对汉代灾害思想进行了较为全面的总结，归纳为灾害阴阳五行说、灾害天谴说、灾害的天体运行式解释、灾害的天道自然式解释等四种观点，还另外列出积贮备荒说、重农说、仓储说、赈济议等几种汉代荒政思想。陈业新对灾害思想的总结较以前学者有较大进步，这在于他注意到了汉代思想的各种学说体系，不过他的观点有两个明显不足：一是将灾害思想与荒政思想明显分开，二是没有论述这些思想体系之间的关系。首先，灾害思想包括对灾害成因的看法和关于防灾、救灾的主张，而这两点互为因果，应是统一的整体。陈业新所谓灾害思想只不过是灾害成因的解释，而荒政思想则是关于防灾、救灾的主张。陈业新将二者分开论述，对成灾思想和救灾思想之间的联系重视不够。其次，汉代各种灾害思想体系之间存在着或相辅相成、或相互冲突、或互为表里等不同的关系，陈业新对这些关系缺乏论述。
除陈业新外，王文涛对秦汉灾害思想亦有所论述，由于陈业新的著作出版在先，王文涛将其博士论文的研究方向由秦汉灾害改为秦汉社会保障，在《秦汉时期的社会保障思想》一章里，他论述了秦汉时期的社会救济思想、积贮备荒救灾思想、灾害分类和灾害防治思想、天命禳灾思想。对陈业新汉代灾害思想的论述有所补充。此外，还有一些学者如崔华、牛耕、孟凡玉、赫玉建、陈迪等通过画像研究了汉代人对水旱灾害的认识。
五、秦汉救灾措施
对于赈灾的具体措施以及灾害与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等方面的联系，学者们也作了一定的探讨，如：晋文、黄今言与陈业新、温乐平认为汉代政府将灾民自救与政府救助有机结合，提高了抗灾、防灾与治灾的能力，有利于及时恢复农业生产与经济发展。并将汉代自然灾害与政府的赈灾行迹依年代顺序编次成表，以资参证。王刚从荒政的角度考察了秦汉政府的抑商问题，认为秦汉荒政与其抑商在时间与力度上有相当的对应关系；在荒政下，秦汉政府财政陷入困境，而商贾“不佐国家之急”，成为秦汉统治者抑商的直接原因。荒政引发的商人对土地、人口的兼并，在此时更为突出，同时荒政下的社会环境，也增加了其与官府对抗的危险性，这一切更促使秦汉政府推行抑商措施。陈业新以两汉荒政具体措施为研究对象，通过对文献的梳理和归纳，从五个方面对两汉的荒政措施加以概括和归纳，即备荒防灾和抗灾措施、赈济、廪贷、减蠲租赋、节约等，并为之作了实事求是的评价。在另一篇文章中，陈业新还将两汉荒政特点总结为以下几个方面：荒政制度化和法律化、荒政实施程序化、荒政经学印迹突出，荒政措施掣肘于财政经济状况，吏治状况是荒政措施发生作用的保障等。
秦汉救灾措施方面的研究是汉代灾害史研究的重点内容之一，当前存在的问题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对防灾、救灾措施的体系缺乏整体把握，很多文章只是随意命名几种救灾名目，比如有的分为灾前预防、灾中救助、灾后重建三类，有的分为消极救灾、积极救灾两类，有的分为临时赈灾措施、抗御灾害的长期对策两类，还有的分为文化禳灾、政治禳灾、减灾三类等等，不一而足。随意分类的原因可能是对汉代灾害思想缺乏深刻的了解，这样也就不能知道汉代是如何进行救灾措施分类的，就存在现代分类与汉代的时代特征不吻合的问题。第二个问题是，对于单种救灾措施的研究不够深入，很多文章只限于在标题下简单罗列几条史料。对于这种措施的起源、指导思想、实行办法、实行情况、实行效果等问题没有探讨。第三是对于救灾措施中的基本概念缺乏仔细研究，例如“劝民种树”，汉代的主要含义是推广农作物的种植，其中包括有经济林木的种植，有一些学者将“种树”理解成“植树救灾”，意思就偏离了重点。再如“禀贷”一般应视为两种不同的救灾方式，“禀”又作、“廪”或，意思是赐谷，是无条件给予；贷是借贷粮食、钱帛、家具等，一般是需要归还的，可能还要收取利息。而有些学者将“禀贷”视为“借贷”就不太合理。第四，也是最重要的一点，以往的防灾、救灾措施的研究中，多数学者只重视物资筹集、储备、运输发放方面的防灾救灾和工程技术方面的防灾救灾，对于汉代普遍重视的祈禳和政治改良活动的防灾、救灾方式重视不够。虽然这些活动现代看来没有多少效果，但是在经济和科技水平都不太发达的秦汉时期，它们却是主要的救灾活动。如果我们完全回避其存在，只谈物资救灾和工程技术救灾，岂不是拣了芝麻，丢了西瓜？只拣了“科学”的东西，却丢掉了救灾措施的全貌和真貌。
六、秦汉各种灾害研究
（一）水灾
两汉一代，黄河为害极烈，对人民生命财产造成了极大的损失。许多学者在此方面作了论述，试图找出其规律。李增新、储茂东介绍了秦汉时期治理水灾的方法和经过，认为秦汉时期黄土高原土地利用方式与黄河水灾的关系十分密切：黄土高原作为农业区，黄河水灾频繁；黄土高原作为畜牧区，黄河得以安流。王尚义、任世芳对史料重新进行了综合分析和解读，就两汉黄河下游水患及中游河口——龙门间土地利用方式的环境后果提出了新的观点：东汉水患频率高于西汉，灾情也更为严重；东汉时期河口镇至龙门间的农耕人口减少了九成以上，该区与整个黄河中游一样，迁入了大量游牧民族，原始的游牧方式对天然植被破坏性极大，是造成东汉黄河下游水患频繁的主要原因。
（二）蝗灾
中国古代以农立国，蝗灾对农业生产的影响很大，这方面主要有：章义和从历史上系统地考察了中国古代蝗灾的巫禳，认为在唐以前德化说较盛行；自开元年间姚崇倡议灭蝗后，德化说在民间较为盛行，官方只是把其作为灭蝗的辅助手段。张文华认为蝗灾是中国古代一种非常严重的自然灾害，汉代蝗灾在时间分布上有明显的季节性，空间分布上有明显的地域性；成灾面积广阔，灾情严重；蝗灾具有群发性、连锁性特点，这些对后世开展治蝗、灭蝗工作有一定的借鉴意义。陆人骥首先对《二十五史》中的蝗灾作了次数上的统计，接着从灾区面积极广、农作物被食殆尽、蝗灾演变为饥灾至“人相食”、蝗灾频仍至一年数起或连续几年相继发生这几方面举例探讨了蝗灾为祸之烈，然后又讨论了蝗灾与气温的关系，最后又论述了历代人们对蝗灾的看法以及因认识的不同而采取的不同的防治方法，得出了如下的经验和教训，即：一要发动灾民大力捕蝗灭蝗，有时应采用“以工代赈”的方法，此外还需挖掘蝗虫的卵和卵块。二要利用鸟类以捕杀飞蝗；主要教训是除蝗务尽，否则留下隐患，必将重生蝗灾。官德祥主要从秦汉及东汉蝗灾发生时间和空间分布入手进行研究，讨论范围涉及史乘上的蝗灾材料、蝗灾的发灾规律、水灾旱灾蝗灾三者的关系、两汉蝗灾灾情比较及近人蝗灾研究评析等。此外，文章通过分析史书上对蝗灾的用词及制作有关蝗灾发灾简表，试图从不同的角度把两汉时期蝗灾的轮廓勾勒出来。郑云飞根据对文献中有关蝗虫及蝗灾记录的分析认为，历史上蝗虫完成一个世代约需2个月，若虫期约为40天；农历六月常是蝗灾严重的月份。“大泽之涯”，旱涝无常处是蝗虫滋生的有利场所，而蝗虫又以危害旱作植物为主，这就决定了其滋生、迁飞的规律，由山东、河南、淮北等地北上或南下。风、雨是影响蝗虫迁飞的因素。
古代蝗虫猖獗的原因与气候、农业结构及人们的思想认识密切相关。历史上对蝗虫的防治措施，如利用气候条件消灭虫卵、掘沟堙蝗、火攻、生物防治等对今天仍有很大启发。施和金认为中国历史上曾发生过多次蝗灾，其地域分布主要集中在今河北、河南、山东三省，陕西、山西、江苏、安徽、湖北等省也有较多的分布。这些蝗灾不但对历代的农业生产造成很大的危害，而且引发了众多的饥荒、疾疫乃至社会大动乱。在蝗灾的防治上，中国古代一直存在着科学与迷信的斗争；随着时代的进步和科学知识的普及，科学逐渐战胜了迷信。
（三）疾疫
龚胜生利用历史文献探讨了中国先秦两汉时期疟疾的流行、危害及其地理分布。认为中国早在3000多年前就已有疟疾流行的记载，疟疾是先秦两汉时期最主要的流行病之一；疟疾流行不仅是促使商王盘庚迁殷的直接原因，也是当时长江流域落后于黄河流域的重要原因；该时期黄河中下游地区人口密度最大，是疟疾的主要流行区，长江流域及以南地区是恶性疟疾的潜在发生区，疟疾主要在军队中有大的流行。张剑光、邹国慰认为两汉时期史书明确记载的疫病有38次，平均每11.18年就出现1次，其特点为：王朝后期较前期增多；与行军作战紧密相关；乱世发生频繁；高发区域在南部和东部地区；与其他灾害相伴而行。对此，两汉统治者采取了帝王自责、给医药、施钱财、开仓赈济、安葬死者、隔离病人等措施，以缓和矛盾，减轻危害。
（四）其他灾害
对秦汉时期其他种类灾害的研究相对较少，只是在海溢、地震、火灾等方面有些最新的成果。如：王子今对汉代4次海溢记录进行了深入研究，认为其中明确由海底地震引发的严格意义上的海啸有4次。陈业新对汉代地震进行了专门研究，分析了地震时空分布特征，汉代对地震的认识及对震灾采取的救助措施。彭卫，杨振红对汉代火灾进行专门研究，统计了汉代火灾发生的次数，并对汉代火灾认识、防火、救灾措施进行了分析。
分灾种研究有利于对灾害认识的深化，也是灾害史研究的重要方向，汉代关于水灾、旱灾、震灾、蝗灾、疫灾、火灾、海溢等灾害的研究相当系统、深入，这是值得肯定的。今后需要完善灾害次数统计方法，采用灾害破坏程度的级别量化方法，还要加强单一灾种成因和救灾思想研究以及救灾方式研究，学术界需要加强沟通与合作，争取达成更多共识，以利于灾害研究的进一步深化与整合。
秦汉灾害研究是中国灾害史研究的重点，史学界经过长期的资料整理和积累，研究文章也比较丰富，比较重要而且较为系统的成果有3篇硕士论文和1篇博士论文。丁春文的《秦汉自然灾害研究》和张文华的《汉代自然灾害的初步研究》两篇硕士论文同于2001年完成，内容比较接近。丁春文的文章布局相对简明扼要，对秦汉时期的水、旱、震、虫、雪霜、寒、雹、疫、风等灾害进行了分类统计和研究，并对秦汉自然灾害的综合特征进行了分析，对秦汉时期的救灾和灾异思想也有专门的论述。董晓泉的硕士论文《试论两汉的水利工程与水旱灾害》则专门统计了两汉的水旱灾害并对汉代水利工程建设情况进行了总结。段伟的博士论文《秦汉社会防灾减灾制度研究》，借鉴西方经济“博弈”理论，对秦汉禳灾制度、减灾制度分别进行了分析。除了上述论文外，近年还有两部秦汉灾害的专著出版：一是陈业新的《灾害与两汉社会研究》，一是王文涛的《秦汉社会保障研究——以灾害救助为中心的考察》。这两部书都对秦汉灾害进行了统计，并对灾害影响、救灾措施进行了研究。
上述论文和著作只是我们认为比较重要的，可能还有许多成果在综述中被遗漏。通过以上分析，我们认为秦汉时期灾害的研究已经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取得了许多共识，秦汉灾害的基本状况学术界已经比较了解。目前秦汉灾害史研究正朝着两个方向发展：一是专门化方向，向研究小灾种、区域灾害、灾害的某一环节等方面细化。目前，这方面存在的问题是，统计灾害的标准不规范、不统一，学术界还没有就这个问题达成共识，秦汉灾害的定性和统计完全是学者的个人行为，主观性较大，因此，秦汉时期各类灾害的次数统计，目前有十几个数字系统，都没有明确的标准，让人莫衷一是，这是亟待解决的问题。二是综合化方向，构建合理的秦汉灾害研究体系。对秦汉社会的救灾措施学术界在认识上是有分歧的。例如，灾害发生时的祈禳行为算不算救灾措施？汉代的“因灾异免三公”算不算救灾措施？这类行为有的学者避而不谈，有的归为消极的救灾措施，有的则归为灾害的社会影响，这些都是需要解决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