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汉时期共计有震灾（包括地震、地裂、地陷、山崩）约148次，绝大部分时间记录都很具体，许多次记录都精确到了“日”，全部震灾中时间具体到“月”以内的有133次，具体到季节的有7次，总计有140次震灾都有具体时间记录。震灾的地点记录也很具体。这就使得震灾的时空分布清晰明确。其中，秦没有震灾记录，西汉记录47次，东汉102次。两汉共有地震记录113次，其中西汉39次，东汉74次。两汉时期，山崩即山体滑坡22次。西汉8次，东汉14次。地裂灾害13次全都发生在东汉。
一、秦汉震灾时空分布
（一）秦汉震灾时间分布
1.秦汉震灾年际分布
秦汉时期共计震灾约148次，平均2.9年有1次灾害记录。其中，秦没有震灾记录。西汉震灾记录47次，平均4.9年发生1次。东汉震灾101次，平均约1.9年发生1次。两汉共有地震记录113次。其中西汉地震39次，平均约5.9年发生1次地震；东汉地震74次，平均约2.6年发生1次地震。两汉时期，明显不是与地震伴生的独立发生的山崩即山体滑坡22次，平均大约10年1次。西汉山崩8次，大约每29年发生1次。东汉山崩14次，大约每13年发生1次。地裂灾害13次全都发生在东汉，平均大约每15年发生1次。
整体上，秦汉时期震灾的年际分布状态严重的不平衡。如果以公元88年为界把整个秦汉时期划分成两大部分，则前一部分属于震灾低发期，后一部分属于震灾高发期。
在公元88年以前，震灾的年际分布是零散的、稀疏的，连年发生者很少，连年发生的年份只有8个：前143—前142年、前48—前47年、前42—前41年、前26—前24年。从公元前193年发生地震到公元88年以前，281年间的震灾记录是49次，平均大约5.7年有1次灾害记录。而后一个时期，从公元89年山崩到公元217年地震，其时间跨度是129年，其间各种震灾记录99次，平均大约1.3年有1次灾害记录。
在公元88年以后，存在着大的连年发生期和高密度发生的情况。如：公元105—125年是一个少见的大连发期，震灾连年发生，21年中有震灾记录共计36次，地震记录18年份25次，山崩5个年份5次，地裂5年份6次。公元133—140年八年间连续发生地震9次。公元149—162年，14年间震灾连年发生19次。其他小的连发期有公元92—93年、公元142—144年、公元177—181年。在该阶段的全部69个灾害年份中，连发年份就有50个，如此明显的连年发生状态是其他任何灾种所没有的。
秦汉时期震灾主要集中发生在公元89—194年这个时间区间之内，该时间区间以前，震灾相对较少，该区间之后的25年间只有公元209年和217年两个年份发生地震。
西汉震灾的特点是灾害发生的年际密度小，相对比较稀疏。元帝时期震灾相对是比较多的，成帝、哀帝、景帝时期是相对稍多的时期。
东汉震灾的发生存在着极为明显的“前奏-高潮-尾声”这样一个发展过程。其前奏的标志是和帝永元元年（89年）秋七月的“会稽山崩”，“前奏”的时间区间是公元89—100年，公元100年“秭归山崩”是前奏阶段的结束。
公元105年的地裂和公元106年的山崩，是大地震高潮的开端，一直到公元183年秋天的五原山岸崩，高潮结束。高潮期长达79年，高潮期内无灾年份26个，且最长无灾年份区间为四年（129—132年），有灾年份53个。高潮期内存在着三个高发区间：公元105—125年；公元135—162年；公元177—181年。
公元183年的五原山岸崩是高潮结束的标志。此后，大地休眠了七年的时间（184年—190年），公元191年地震，公元193年地震、山崩，公元194年地震是尾声阶段的三个灾害年份。
就各位皇帝时期来看，东汉安帝时期是震灾发生最频繁的时期。安帝在位19年，年年都有震灾，除公元112年为山崩外，其他18年全发生地震，且常常伴随着地陷、地裂、山崩等灾害。震灾的年发生率100%。
其次是东汉桓帝时期。桓帝在位21年，15年有震灾，平均约1.4年有1个灾害年份，共计有25次记录，平均约0.8年发生1次震灾。其间有1个连续4年连发期（149—152年），1个连续5年连发期（154—158年），1个连续3年连发期（160—162年），连续发生年份约占到总发生年份的80%。属于震灾高发期。
再次是东汉顺帝时期。顺帝在位19年，有9个年份发生震灾，平均2年出现1个灾害年份，共计有灾害记录14次，平均1.4年发生1次震灾，发生率约79%。其间存在1个连续4年的连发期（137—140年）和1个连续2年（143—144年）的连发期。
西汉元帝时期，16年间震灾9次，平均约1.8年发生1次，发生率约56%。
东汉和帝、灵帝时期大约平均两年半左右出现一个震灾年份，其发生率分别为53%和45%，属于相对高发期。和帝时虽有1个连续2年（92—93年）的连发期，但总的来说其灾年分布比较分散；灵帝时期共有8个灾害年份，却有1个连续5年的连发期。
西汉惠帝、高后、昭帝、平帝、孺子婴、王莽以及东汉光武帝、章帝、殇帝时期都是有一两次震灾记录。西汉高祖和东汉明帝、冲帝、质帝时期没有震灾记录。
西汉武帝时期平均大约11年发生1次震灾，不是震灾高发期。
2.秦汉震灾年内分布
秦汉震灾一般都有明确的时间记录。当然，也有部分灾害史料记载语焉不详，如：东汉顺帝建康元年正月辛丑诏曰：“自去年九月以来，地百八十震。”这里的“地百八十震”究竟具体发生在哪一个月？九月、十月、十一月、十二月以及建康元年正月究竟哪一个月发生了多少次地震？这些是无法根据现有材料弄清楚的，故暂且对上述各月各记一次。尽管不可能有十分准确的统计结果，但现有材料基本是可靠的，统计结果大体上可以反映出当时震灾的年内分布情况。
从统计结果可以看出：秦汉时，一年之中每个月都曾发生过震灾，震灾的年内分布集中度不高，相对比较分散。以八月份为最少，六月份最多。其他各月由多到少依次为：二月、四月、七月、九月和十一月、五月和十二月、一月、十月。就季节来说，夏季最多，高达45次之多；春季次之，36次记录；冬季30次记录，秋季29次记录。夏春季节是震灾的相对高发季节。不过也不能忽视冬季和秋季震灾。
两汉相比，一月、三月、四月、八月震灾发生率基本相等。灾害次数增幅最大的是六月份，其次是九月份，再次是十一月份，十月、十二月增幅基本一样，二月、七月、五月增幅基本一样。西汉时震灾以春夏季节发生明显较多，而东汉却是各个季节都有1个高发月份，春季的二月、夏季的六月、秋季的九月、冬季的十一月都相对较多。西汉震灾在各个月份间的分布相对比较平均，最多与最少相差6次，东汉震灾各月间分布差别比较大，最多与最少相差16次。
（二）秦汉震灾空间分布
司隶是震灾记录最多的地区，计有地震39次，山崩3次，地陷裂10次，其中，西汉地震5次，山崩1次，东汉地震34次，山崩2次，地陷裂10次。其次，震灾记录较多的是凉州和益州，凉州共计发生11次地震，西汉3次，东汉8次，益州发生过4次地震，6次山崩。
司隶的地震、地陷裂、山崩，凉州的地震，益州的山崩，都是具有明显地域特征的震灾。
兖州山崩多于地震，荆州地震多于山崩，青州有地震无山崩地裂，扬州有山崩无地震地裂陷，冀州、交州有地陷裂无地震山崩，并州有地震山崩无地陷裂。豫州和幽州几百年间没有震灾记录。
秦汉时期，地震地裂发生最多的地区是京师洛阳。当然，这种情况的出现有着当时史官记载方面的原因，但由此也可以看出，东汉时期该地区地震的发生是相当频繁的。有学者认为：“对伊、洛地区频繁的地震记载并非虚妄之语。据地震专家研究，洛阳地区正处在邢台——河间地震带与许昌——淮南地震带的交会部位，境内发生的地震均为构造地震，自古以来洛阳就是全国地震的重点监视区。……东汉时在洛阳建造的灵台就有监视地震的功能，而张衡制造的世界上第一台地震仪器候风地动仪就首先在洛阳使用，这正是由于洛阳地区多发地震而促成的科学发明。”
就全国范围内震区分布来说，除了洛阳地区之外，渭河流域、山西南部等晋陕峡谷地区以及凉州的金城、陇西、汉阳、张掖、北地、武威、武都、酒泉等地也是地震多发区。此外，益州的益州郡、越巂郡，兖州的东平国、山阳郡，青州的北海郡、并州的太原、雁门也都是震灾相对比较频繁的地区。
另外，没有具体地名的震灾记录，涉及面广也值得重视。以东汉为例：
公元46年郡国四十二；公元92年郡国十三；公元107年郡国十八；公元108年郡国十二；公元109年郡国九；公元110年郡国九；公元111年郡国十；公元113年郡国十八；公元114年郡国十五；公元115年郡国十；公元116年二月，郡国十；十一月癸卯，郡国九；公元117年郡国十三；公元118年郡国十四；公元119年二月，郡国四十二；十二月，郡国八；公元120年郡国二十三；公元121年郡国三十五；公元122年秋七月癸卯，郡国十三；九月甲戌，郡国二十七；公元124年郡国二十三；公元125年郡国十六。
这充分说明，历史上我国曾经多次暴发大范围的震灾。这就要求我们在防御和应对震灾的时候，既要严密监视震灾高发区，又在思想和行动上要做好应对大范围同时暴发恶性震灾的准备工作。
二、秦汉震灾成因
（一）现代震灾成因观点
地震、山崩等震灾发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据程谦恭等人研究，东汉是我国近五千年来最显著的十个地质灾害群发期之一。山崩等灾害事件周期与苏联冰川泥石流活动周期，中国陨石坠落周期吻合很好；其短周期与世界火山活动周期对应；特别是大气圈、岩石圈中的气候旋回、地质旋回以及地球自转运动中的相应周期耦合。这充分说明山崩等动力地质灾害现象与新构造运动、气候演化、海平面变化、沉积作用等地质现象在一定的时空范围内，有相当强的相关性。其长周期可能以相同尺度内的全球变化为背景，短周期可能受制于太阳黑子周期所制约的气候冷暖干湿变化。特别是其循环周期与九星相聚周期、行星汇合周期、地球自转周期等相近，说明星际引力的微小变化可导致山崩滑坡灾害孕育系统的巨大相应。
（二）秦汉震灾成因观念
秦汉时，人们已经注意到了天体运行与地震之间的关系。的记载。但在更多的时候是把震灾的原因归结于人事，认为震灾的发生是大臣擅权逾制、下人逆上、封爵常人等导致的。大多数因震灾上疏的人都把矛头指向悖乱朝政之人或社会上的一些不合理现象，希望国家政治清明，官吏循职奉法，百姓安居乐业。认为消除悖乱因素，社会安定祥和，人民幸福康乐是消除震灾的法宝。这些观点现在看来虽然并不科学，但就当时社会条件来说，也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成帝建始三年（前30年）十二月戊申朔，日有食之，其夜未央殿中地震。大臣谷永认为，日食地震是因为“后”和“妾”的过失导致的，“后”就是汉成帝的皇后赵飞燕，“妾”就是赵飞燕的妹妹赵昭仪。大臣杜钦认为，地震是因为“阳微阴盛”的缘故，对应于人事，当是后宫妃子争宠相害所导致的。因此，他给汉成帝出主意，“唯陛下正后妾，抑女宠，防奢泰，去佚游，躬节俭，亲万事，数御安车，由辇道，亲二宫之饔膳，致晨昏之定省。如此，即尧、舜不足与比隆，咎异何足消灭！”
又如《后汉书·蔡邕传》记载：初平二年六月，地震，董卓问蔡邕地震的原因。蔡邕对他说地震是由“阴盛侵阳，臣下逾制”所导致的。其言曰：“地动者，阴盛侵阳，臣下逾制之所致也。前春郊天，公奉引车驾，乘金华青盖，爪画两轓，远近以为非宜。”卓于是改乘皂盖车。董卓是一个性格刚愎无比、暴戾无常之人，很少能听得进不同意见，但这次蔡邕拿地震对他进行谏告，竟然也起到了作用，致使董卓行事有所收敛。
史籍所记东汉历史人物中，曾经有多人谈及震灾成因，其中比较有代表性者有左雄、李固、杨震等。
左雄还把地震原因归结为安帝册封江京、王圣等人。左雄在一次上封事中说：“夫裂土封侯，王制所重。高皇帝约，非刘氏不王，非有功不侯。孝安皇帝封江京、王圣等，遂致地震之异。”
李固认为政治违背常理就会导致山崩地震之灾，“王道得则阴阳和穆，政化乖则崩震为灾”。具体来说，他认为各级官吏为非作歹以及安帝顺帝变乱旧典、封爵乳母是引发震灾的原因。
杨震认为，地震是由宦官专权导致的。他在上书中说：“‘地者阴精，当安静承阳。’而今动摇者，阴道盛也。其日戊辰，三者皆土，位在中官，此中臣近官盛于持权用事之象也。……而亲近幸臣，未崇断金，骄溢逾法，多请徒士，盛修第舍，卖弄威福。道路哗，众所闻见。地动之变，近在城郭，殆为此发。”
从上述三例可以看出，震灾及其成因，即所谓的事应，反映了当时人们对于震灾成因的基本认识，这些认识几乎全都是牵强附会胡乱联系，与现在对震灾成因的科学认识差距很大，充分反映了当时人们对于震灾成因认识的局限性。
三、秦汉震灾防救
秦汉时期非常重视震灾，并把地震看作是和日食一样重要的灾异，即所谓“典籍所忌，震食为重”。因此，政府对于震灾的重视程度和赈救力度也是较大的。常常采用的措施有：大赦、减免租赋、恤刑和赐棺钱、巡行、选士、免三公、改元、赎罪、节省、避正殿等。
（一）大赦
因发生地震而下令大赦天下，免除罪犯的刑罚。西汉武帝元光四年（前131年）五月，“地震。赦天下”。东汉顺帝永和四年，“三月乙亥，京师地震。四月戊午，大赦天下”。
（二）减免租赋、恤刑和赐棺钱
光武帝建武二十二年（46年），“郡国四十二地震，南阳尤甚，地裂压杀人”。对此，中央政府迅速制定了赈灾措施，对灾民开展多方位救助。光武帝下诏：“日者地震，南阳尤甚……其令南阳勿输今年田租刍藁。遣谒者案行，其死罪系囚在戊辰以前，减死罪一等；徒皆弛解钳，衣丝絮。赐郡中居人压死者棺钱，人三千。其口赋逋税而庐宅尤破坏者，勿收责。吏人死亡，或在坏垣毁屋之下，而家羸弱不能收拾者，其以见钱谷取佣，为寻求之。”安帝建光元年（121年）冬，有三十五个郡国发生地震，或坼裂。于是，“诏三公以下，各上封事陈得失。遣光禄大夫案行，赐死者钱，人二千。除今年田租。其被灾甚者，勿收口赋”。顺帝永建三年，“春正月丙子，京师地震，汉阳地陷裂。甲午，诏实核伤害者，赐年七岁以上钱，人二千；一家被害，郡县为收敛。乙未，诏勿收汉阳今年田租、田赋”。永和四年，“三月乙亥，京师地震。四月戊午，大赦天下。赐民爵及粟、帛各有差”。
（三）巡行
朝廷派官员实地巡视震灾情况并对灾民实施救助。永和三年（138年），“春二月乙亥，京师及金城、陇西地震，二郡山岸崩，地陷。……夏四月，戊戌，遣光禄大夫案行金城、陇西，赐压死者年七岁以上钱，人二千；一家皆被害，为收敛之。除今年田租，尤甚者勿收口赋”。汉安二年“凉州地百八十震。”建康元年（144年）正月辛丑，诏曰：“陇西、汉阳、张掖、北地、武威、武都，自去年九月已来，地百八十震，山谷坼裂，坏败城寺，杀害民庶。……其遣光禄大夫案行，宣畅恩泽，惠此下民，勿为烦扰。”
（四）选士
宣帝本始元年（前73年），“夏四月庚午，地震。诏内郡国举文学高第各一人”。宣帝本始四年（前70年）发生了一次大地震，“夏四月壬寅，郡国四十九地震，或山崩水出。”引起了朝廷的高度重视，下诏要求“……丞相、御史其与列侯、中二千石博问经学之士，有以应变，辅朕之不逮，毋有所讳。令三辅、太常、内郡国举贤良方正各一人。”
安帝时期是震灾的高发期。安帝元初六年（119年），“春二月乙巳，京师及郡国四十二地震，或坼裂，水泉涌出。壬子，诏三府选掾属高第，能惠利牧养者各五人，光禄勋与中郎将选孝廉郎宽博有谋、清白行高者五十人，出补令、长、丞、尉”。顺帝建康元年，“九月丙午，京师及太原、雁门地震，三郡水涌土裂。庚戌，诏三公、特进、侯、卿、校尉，举贤良方正、幽逸修道之士各一人，百僚皆上封事”。桓帝建和元年，“夏四月庚寅，京师地震。诏大将军、公、卿、校尉举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者各一人。又命列侯、将、大夫、御史、谒者、千石、六百石、博士、议郎、郎官各上封事，指陈得失。又诏大将军、公、卿、郡、国举至孝笃行之士各一人”。
（五）免三公
西汉对地震的重视较晚，宣帝以前对地震的反应非常稀少。确切地讲，因震策免三公始于东汉，西汉还没有明确的因地震策免大臣的例子，只有两个有点关系。一是景帝后元元年（前143年）“五月丙戌，地动，其早食时复动。上庸地动二十二日，坏城垣。七月乙巳，日食。丞相刘舍免”。这次接连发生事件表明，丞相刘舍的策免可能与地震有关。这也是汉代因灾异策免丞相、三公较早的事件之一（最早的一次是高后借日食免去丞相周勃的职务）。另一个是王莽天凤三年（16年），因发生地震，大司空王邑上书言：“视事八年，功业不效，司空之职尤独废顿，至乃有地震之变。愿乞骸骨。”不过这个自请退休的要求被王莽拒绝了。
东汉因震免三公似乎从光武帝刘秀时就开始了。建武二十二年发生了地震，光武帝先是大力救济灾民，接着还免去了大司空朱浮的职务。此后，因地震策免三公频繁发生。安帝永初五年（111年）正月，因为十个郡国发生地震而罢免了太尉张禹以消灾。
顺帝共有2次免三公的事情。阳嘉二年因京师地震免司空王龚。因洛阳地陷，免太尉庞参。
桓帝共有3次因地震策免三公的事例。建和元年，“九月丁卯，京师地震。太尉杜乔以灾异策免”。元嘉二年冬十月乙亥，“京师地震，十一月，司空黄琼策免”。延熹四年六月，“京兆、扶风及凉州地震。……司空虞放免，前太尉黄琼为司空”。
灵帝有4次因地震免三公：建宁四年（171年）五月，因为河东地裂等灾害于当年七月罢免司空来艳，后又罢免司徒桥玄。熹平六年（177年）“迁（陈）球司空，以地震免”，光和元年（178年）因为地震罢免司空陈耽。
献帝时期对于震灾的消救方法只有一种，即“罢免三公”，共有三次：初平三年“以地震策免司空种拂。”“初平四年十月辛丑，京师地震。司空杨彪以地震策罢。十二月辛丑，司空赵温以地震策罢。”
（六）改元
顺帝永和元年正月乙卯，诏曰：“朕秉政不明，灾眚屡臻。典籍所忌，震食为重。今日变方远，地摇京师，咎征不虚，必有所应。群公百僚其各上封事，指陈得失，靡有所讳。”己巳，宗祀明堂，登灵台，改元永和，大赦天下。
（七）赎罪
桓帝建和三年，“九月己卯，地震。庚寅，地又震。诏死罪以下及亡命者赎，各有差”。灵帝时期多次发生震灾，只有熹平六年（177年）十月辛丑的地震采取了救灾措施，其办法是地震发生后，“辛亥，令天下系囚罪未决，入缣赎”。因发生地震而令监狱中的囚犯交纳一定的财物赎罪的办法则是承袭了桓帝建和三年（149年）九月地震的消灾之法，其目的是通过减少狱中囚犯数量来消弭灾害，但其本质却是汉灵帝为首的统治集团敛财的一种手段，于救灾意义不大。
（八）节省
永兴二年二月癸卯，京师地震，……诏曰：“……其舆服制度有逾侈长饰者，皆宜损省。郡县务存俭约，申明旧令，如永平故事。”
（九）避正殿
古代国家有灾异急难之事，帝王避离正殿，表示自我贬责，以期消灾弥难。《汉书·五行志》载：“太史曰：‘在此（正）月也，日过分而未至，三辰有灾，百官降物，君不举，避移时’……降物，素服也；不举，去乐也，避移时，避正堂，须时移灾复也。”宣帝本始四年（前70年）北海、琅邪发生地震，地震还震坏了供奉汉朝祖宗的庙宇，对此汉宣帝非常害怕，慌忙下诏令选士、减免租赋，并“大赦天下。上以宗庙堕，素服，避正殿五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