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杨廷宝此次能够意外当选，也是国际建筑界对他学识丰厚、立场公正、处事灵活、坚持原则的高度认可。事实上，杨廷宝的名字早在20年代就以《建筑设计习作》中的作品，让不少欧美国家建筑系统的人士有所了解，而在近年来几次国际会议上，他所表现出来的高超智慧和非凡气度，则更是给各国建筑师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在国际建筑界威信渐高，此次当选为国际建协副主席自然是众望所归。
自此，中国人开始参与国际建筑界的组织与领导。杨廷宝的当选，也说明了新中国在国际上的地位不断升高，她正以崭新的形象被世界所接纳认可，成为国际舞台上越来越耀眼的一颗新星。
3.平息纷争
1958年，国际建协在苏联首都莫斯科召开第五届大会。在大会的间隙，东道主安排了各国建筑师代表参观莫斯科的克里姆林宫、红场等著名建筑。
对于社会主义国家的建筑师来说，莫斯科是大家神往已久的圣地。同时，这里的建筑也以独特的俄罗斯风格吸引着来自世界各地的建筑师们。当然，杨廷宝最感兴趣的还是同辈人的建筑作品，如莫斯科的苏维埃剧院大厦，就是国际建协大会主席、苏联建筑科学院院长、苏联建筑师协会主席阿布拉西莫夫的杰作；莫斯科红场前的列宁墓，则是建筑师舒谢夫一夜工夫设计出来的佳作。杨廷宝认真地欣赏着这些独特的现代建筑，驻足再三，流连忘返，一边看一边画，将所见一一记录摹写下来。
会议的前几天十分顺利，大会很快进入尾声阶段。闭幕这一天，大会主席阿布拉西莫夫手捧大会宣言，郑重其事地朗声宣读。宣读完毕，会场照例是一阵热烈的掌声。这时，突然有人发出了不同的声音。掌声刚刚落下，国际建协秘书处的一位成员——来自法国的一位建筑师站了起来，以质问的口吻对大会主席说：
“请问主席先生，您的宣言是从哪里来的？是主席团讨论的吗？我们怎么不知道？”
面对法国代表的质问，大家左看看，右看看，互相用眼神询问：是呀，我怎么不知道？你知道吗？怎么大家都不知道？与会代表面面相觑，会场骚动起来。
但是，大会主席阿布拉西莫夫却没有予以应有的重视，大家已经以热烈的掌声对宣言表示通过了，所以他也就没有从正面回答这位代表的质询，而是匆匆宣布：
“议程到此结束，散会！”
大会主席阿布拉西莫夫的态度不仅引起了法国代表的强烈不满，也引起了其他与会代表的质疑。但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这天晚上，在执行委员会议上，代表们就此问题展开了激烈的争论。提问的法国代表不是执行委员，他委托本国的一位主席团成员、时任国际建协秘书长的皮埃尔？瓦哥先生弄清原因。
在执行委员会议上，皮埃尔？瓦哥先生质问大会主席阿布拉西莫夫道：“为什么会突然宣读宣言，为什么没有经过主席团的讨论？为什么有人提出异议，主席就赶紧宣布散会？是不是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目的？”
皮埃尔？瓦哥先生这一连串像炮珠似的质询，使阿布拉西莫夫无言以对。紧接着，皮埃尔？瓦哥先生又拿出国际建协章程，指出主席先生这一行为违背了国际建协章程。
作为大会主席的阿布拉西莫夫辩解说，在白天的大会上，大家未提出异议，用掌声表示通过，所以宣言合法。
大家你一言我一语，各执己见，相持不下。而其他执行委员有的赞成皮埃尔？瓦哥的意见，有的则认为大会主席阿布拉西莫夫讲的也不无道理，纷纷加入论争，双方谁也说服不了谁，更不肯让步，争得不可开交。
杨廷宝本来无意介入这场纷争，但眼见争论愈演愈烈，许多执行委员都以期待的目光望着他。想到自己身为国际建协副主席，有责任促进建协成员之间的团结，于是，他站起来，说：“这样争到天亮也没有结果。你们争论的焦点在于宣言起草的程序是否合理，但却忽视了一个更实质的关键性问题——宣言的内容是否正确？大会主席在程序上可能存在缺陷，但已经散会，再争下去也于事无补。
不如这样，我建议以大会秘书长为首，加上几位委员，对宣言的内容进行审查，如果宣言的内容本身没有错误，也不违背建协的宗旨和历来主张，就不必要再在程序的问题上争执下去，我们就接受宣言。如果宣言内容有实质性的错误，那当然不能接受，我们再召开执行委员会会议，进行研究处理。”
杨廷宝的建议马上得到了与会者的一致赞成和拥护，经过进一步协商，争论双方基本上取得了谅解，不再纠缠于程序问题，开始认真地阅读起内容来。最后，各方对宣言没有不同意见，最终都接受了宣言，会议圆满结束。
会议结束时，已是深夜两点了。但按照中国代表团惯例，当天就要将情况向带队负责同志进行汇报，绝对不能隔夜。杨廷宝作为国际建协副主席，他所下榻的宾馆与其他代表团成员所住的宾馆不在一处，两处宾馆相隔的距离较远，因此他只好叫了一辆出租车，赶到了中国代表团所住的宾馆，把已入睡的党组书记杨春茂等同志叫醒，向他们详细地汇报了当晚执行委员会会议情况，以及自己的言行。
杨春茂书记听完了杨廷宝的介绍后，充分地肯定了他的做法，并称赞他处理国际事务的稳健与老练，能做到有组织性和纪律性。
4.功留建协
从1957年到1965年，杨廷宝前后两次当选为国际建筑师协会副主席，代表中国先后参加了12次国际性会议。杨永生在《杨廷宝与国际建协（二）》中称评：
“在国际建协若干次会议的关键时刻，中国代表杨廷宝教授都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在处理国际事务上，杨廷宝表现出了很强的交际能力，不管面对什么情况，始终都保持着不卑不亢的态度，给国际友人留下了极好的印象。一度担任国际建筑师协会主席的英国建筑师麦修（Robert Mathews）先生，对他敬仰有加，彼此以名字相称。
苏联莫斯科会议后，杨廷宝又多次参加国际建协的各种会议与活动。
1959年8月，杨廷宝前往葡萄牙首都里斯本参加国际建协代表大会，并经瑞士、捷克斯洛伐克等国返京。
1961年，杨廷宝率代表团赴英国首都伦敦开会。会议期间，他主持了一个关于新材料、新技术对建筑影响的讨论会。当时，会场设立了一个临时展览厅，厅里展出了各国代表带来的照片等。我国展出了部分城市规划方面的照片和一些建筑设计成就方面的图册。会议召开前，杨廷宝应英国方面的要求，在国际建协刊物上发表了一篇文章、一幅水彩画和一张照片，后来这篇文章被美国的建筑专业杂志转载。在此次会议期间，杨廷宝还被授予英国皇家学会名誉会员的称号。
1963年，杨廷宝到捷克斯洛伐克与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建筑师聚会，研究确定在古巴召开的国际建协会议筹备情况。是年7月，我国应古巴的邀请，派了一个规模相当大的代表团参加，途经莫斯科、布拉格抵达哈瓦那。会议期间，古巴政府举行了纪念古巴革命的吉隆滩胜利纪念建筑设计国际竞赛，并进行展览和评图。杨廷宝参加了这次国际竞赛的评图委员会，收到1000美元的酬金。他当即将这笔酬金交给我国驻古巴大使，请大使代为捐赠，慰问吉隆滩受难的人民。会议期间，中国代表团还和古巴建筑学院师生会面。
同年10月，杨廷宝只身随同建协执委会先行动身，由古巴飞往墨西哥参加国际建协代表大会。大会开幕时，中国代表团的其他与会成员因飞机票难买尚未到达。
大会通过会议日程后，紧接着讨论南朝鲜（韩国）申请入会的问题。当时，资本主义国家代表表示赞同，苏联和其他东欧国家代表则默不作声，会场上气氛十分沉重。杨廷宝虽然只是单独一个人，但他毅然抓起话筒，根据我国政府在代表团出国前给予的指示，表示反对。他陈述道：“我在瑞士举行的执委会上，已经建议不要在这次大会上提出南朝鲜申请入会的问题，并且向主席马休先生表示过这个意思。”最后，经过大会磋商讨论，会议未接受南朝鲜的入会申请。
大会结束之后，中国代表团又应巴西建筑师协会之邀，前往该国进行友好访问，并在那里停留了两个多星期。这期间，杨廷宝一行除与巴西建协同行畅谈建筑学术问题外，还通过巴西建协进行了其他学术交流，并参观了若干建筑工程。此外，又通过巴中友协向巴西朋友介绍了中国的情况，促进了中巴两国双方的相互了解和友谊。
1964年5月23日，杨廷宝经莫斯科抵达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前去参加在此召开的国际建协执委会，讨论下届大会的准备情况和对国际建协章程的修改建议。
会后，他于6月11日离开布达佩斯前往德国的柏林，参加由国际建协组织的专题学术讨论。会上，通过了规划委员会的组织办法。
1965年，国际建协在巴黎举行大会，重点讨论建筑人才的培养问题。杨廷宝在广泛征求国内建筑业和教育界人士意见的基础上，撰写了一篇关于我国建筑教育的文章，会后发表在国际建协会刊上。
在众多的国际文化交流与外事交往活动中，杨廷宝以他精湛的建筑设计杰作和崇高的人格魅力，感染了众多中外友人，不但为国家赢得了无上的荣誉，也使这些国际友人通过他看到了中华民族的伟大与宽容。汪季琦先生在《回忆杨廷宝二三事》中对杨廷宝参加国际外事活动中的贡献做如是评价：
杨廷宝教授在国际活动中，总是谦虚谨慎，不随便发言表态，善于听取各方面意见，而在各方争执不下、难分难解的时候，他能用几句话就把一件看来复杂的问题顺利解决，而且往往得到争执双方的拥护。除了他为人正直无私、诚恳坦荡的品质之外，还应该充分估计这和他多年接受党的教育、努力学习，在政治思想上不断提高有很大关系。
杨廷宝的学生、两院院士吴良镛回忆说：“杨老在担任国际建协副主席期间，在处理国际事务上很得体，既提出意见和批评，又使别人感到不是咄咄逼人，是可以接受的。从这里也可以看出他的风度。”当时，由于国际政治气候变化多端，政治上的种种矛盾难免对学术组织会有影响，但杨廷宝总是以十分谦虚的态度，谨慎处事，无论大小事务都和有关同志商量，办事细致周到，总能圆满地完成上级所赋予的各项任务，维护国家的声誉。对此，杨廷宝是这样理解的：“我碰到这类问题时，总感到受祖国人民和建筑界的委托，责任重大，不敢掉以轻心。”
新中国成立后，杨廷宝除了建筑师兼教授身份外，还有很多新的政务工作，行政职位也越来越多，这些占据了他大量的科研时间。他常说自己“身不由己”，他渴求专注建筑教育事业，但又无奈。而参加国际会议，往往时间短、任务重，从精神到身体都非常疲劳，回来后他还会认真地向中国建筑学会的会员做一次出访报告。每次回国，他都要生一场病，可从未要求休息，总是带病上班。
有一次，波兰会议结束后，杨廷宝又为领事馆设计基建图样，连续开夜车达十天之久，以致头上生了许多疖子，眼睛也因感染发了炎症，但他一面注射青霉素，一面仍然继续工作，两周内画了三十多份图。工作完成，炎症尚未消除，造成左眼视力明显减退，经常昏花，夫人陈法青非常心疼，劝他多休息。但杨廷宝却说：“工作时我就会感到是在休息。让我坐在屋里什么也不干，反而心里着急，得不到休息。”
从第一次率领中国代表团参加国际建协会议，到后来被选为国际建协执行委员，再到两次被推选为国际建协副主席，其间，杨廷宝以出色的才干、丰富的学识，为国际建协做了大量行之有效的工作，促进了各国建筑师之间的团结与友谊，增进了各成员国之间的学术交流和学术繁荣，推动了国际建筑教育的发展和建筑活动的开展，同时为国家争得了无上的荣光，提升了中国的地位。鉴于他对国内和国际建筑界所做的巨大贡献，不少人称他参加的这些外事活动为“建筑外交”。
1.运动尖口
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政治运动一场接着一场，如反右派斗争（1957—1958）、“大跃进”运动（1958—1960）、四清运动（1963—1966）、“文化大革命”（1966—1976）等。在这些运动中，数十万计的知识分子受到不公正的对待，被批判、挨“整”，许多人甚至因此失去了宝贵的生命。杨廷宝在南京工学院也受到了冲击和批判，但同时，身处逆境的杨廷宝又以其外柔内刚的人格魅力感染、影响着南工的学生以及身边的建筑师们，并得到师生们的护佑，最终得以度过一次次运动。
新中国成立后，杨廷宝全身心地投入到教学工作中，他带领南工建筑系的师生不断总结教学经验，并积极向全国推广。在1956年全国第二次建筑学专业教学计划会议上，南工建筑系根据本系几十年教学经验，结合社会需要，提出了“喇叭口式”的建筑设计教学计划。其主要内容是低年级着重加宽基础，设计课让学生放开思路；高年级增加技术、结构等课程，以期达到艺术与科学的统一；同时增加建筑历史和美术课的学时，建筑设计课的学时占总学时的45%左右。这些主张是建筑系多年来形成的教学特色的体现，据此培养出来的学生，基础扎实，思路开阔，动手能力强，受到兄弟院校的赞许。
由于运动频繁，学校随时可能面临停课，学生也随时会被调出学校参加各类社会活动，无人敢制止。当时的南京工学院院长汪海粟（1952—1957年在南京工学院任职）坚决反对学生参与运动，他说，学校的中心任务是教学，如果离开了教学，学校就不成其为学校；而办好学校，首先必须有稳定的教学秩序。他规定教学进程和课程表是学校的法规，一经制定，不得任意改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