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大家的共同努力，《综合医院建筑设计》一书终于在1962年底审查定稿，并于1964年8月由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出版发行，受到全国各地医院及相关建设者的欢迎。然而由于“文革”的到来，这本好书被束之高阁。1973年，为尽快弥补由频繁运动所造成的“书荒”，出版社想重印此书，但南京工学院公共建筑研究室业已撤销，研究人员流失，要重新组织一支科研队伍对原书进行修订并非易事，出版社只好试探性地给杨廷宝写了一封信，希望他出面重新修订《综合医院建筑设计》一书，造福社会。
杨廷宝接到出版社的信后，非常重视，立即向南京工学院院系两级领导做了汇报，并在有关领导的大力支持下，招集旧部，增聘新人，重起炉灶，组织调研，不畏艰辛，对《综合医院建筑设计》进行了重新编订。
在政治高于一切的大环境之下，读书学习都会受到各种干扰，做科研和编写学术专著更是举步维艰。一次，杨廷宝带队赴北京调研，有人便说：“还造医院干什么！用四根棍子支一块塑料布就能开刀。”杨廷宝听了只能苦笑。而且“左”的思想也给调研工作带来许多不利的影响，在此形势下，有些问题难于下笔。1974年3月10日，杨廷宝在致编辑王伯扬的信中提出：“现在有一个问题还不够明确，例如《苏州园林》将来出版究竟是面向国内抑或面向国外，若是对内作为资料则文字措辞就必须写进不少批判的语气；若对外发行又重点得宣扬劳动人民的创造。二者兼顾实不容易。我们这本《综合医院建筑设计》多少亦有类似问题，况且运动尚在进行中，卫生工作的前途有哪些变动现在尚无把握。我们准备写一章就初步打印一部分，送各有关方面征求意见，广泛走群众路线。经过几次修改，可能问题少一点”
在杨廷宝的领导下，编写组再次北上南下，对医院建设的新发展和新设施进行多次调研。经过近三年的努力，增订后的《综合医院建筑设计》终于在1976年4月完成初稿，10月杀青付梓。
1960年1月23日，中国建筑学会受铁道部大桥工程局委托，对南京长江大桥桥头堡建筑设计方案进行招标，方案评选工作由杨廷宝主持。是年3月19日至22日，杨廷宝牵头负责对58个方案进行评选，最终选取出最佳的施工方案，为我国自行设计建造的第一个长江大桥做出了贡献。
为了缅怀在淮海战役中壮烈牺牲的勇士们，中央决定在江苏徐州市南郊的凤凰山麓，建造一座淮海战役革命烈士纪念塔，并聘杨廷宝担任这项工程建设领导小组的首席顾问。1948年底到1949年初的淮海战役，是解放战争期间规模最大的一次战役。整个战役历时66天，全歼国民党军队56个师，共计55.5万余人。淮海战役的胜利解放了长江以北的华东、中原等广大地区，使国民党政府从此陷入了土崩瓦解的局面，为解放全中国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961年夏，烈士纪念塔处于紧张的施工阶段，谁知却发生了意外的变故：纪念塔上花岗石的贴面贴到塔身30米高度时，忽然发现塔身往东北方向微有倾斜，如继续按原图纸施工，倾斜程度还将继续加剧。于是，工程施工被迫停止，只能等待专家前来会诊，找出解决方案。很快，江苏省政府派来了工作组和专家组，其中包括省建委的有关同志和知名的土木建筑专家、学者，以及建筑设计、施工人员都赶到了现场。勘查现场后，出现了两种声音：一种主张炸掉重建；另一种主张进行补救。
“主炸派”认为，这是一件永久性的纪念工程，上要对得起血洒疆场、头枕青山的先烈，下要对子孙后代负责，不能有一丝一毫的马虎。出现了倾斜，本身就是失职，理应炸掉重建。而“补救派”则认为，此项工程耗费巨大，在国家经济困难时期，炸掉了让人心痛，最好是能在原来的基础上，予以改进和补救。主持会议的领导见双方各持己见，各有道理，一时也无法拍板，这项规模浩大、意义重大的工程，如果有了问题和重大失误，谁也担当不起责任。
杨廷宝心中倾向于“补救派”。但他又觉得，如果拿不出一个令人信服又经得起时间考验的补救方案，说得再多也没用。于是，他悄悄地离开现场，再次跑到工地上，又认认真真地将正在建设中的纪念塔仔细研究了一番，拿尺量、拿笔画；同时，又找来施工的能工巧匠，向他们询问：“贴在最上面的几块花岗石，如果不用火药，而用别的方法，能拿下来吗？”
“能！不过相当费劲。”工人回答他。
“那我们看看，用什么方法好。”杨廷宝招呼大家一起想办法。他认为，纪念塔的倾斜度并不大，肉眼看不出来，况且又建在地基坚实的山腰上，只要认真对待，修改设计施工方案，是不会有太大问题的。在听取了工人们的建议后，他大胆修改了塔肩下平直的部分，突出了回纹线，使之和塔顶相连接，就好比给宝塔戴上了一顶桂冠，使宝塔在雄浑粗犷中平添了几分俊逸端庄之气，比原来的设计更壮观、更富有立体感。
杨廷宝将修改方案贴在了会场上，说：“我勾了草图，供大家参考，意在补救。”紧接着，他做了进一步的解释：“请同志们不必担心，这么高的建筑物，稍有倾斜无关大局，除非用仪器测量，用肉眼从外观上是根本看不出来的，也不会影响质量。”并举出了意大利比萨斜塔、北京天坛祈年殿的例子，“上面一圈回纹线再突出一些，就可以避免继续倾斜。”听了杨廷宝的话，在场的专家纷纷点头表示赞同；主炸派见连建筑界最有名的杨教授也不同意炸掉重建，只得放弃原来的主张。最终大家一致同意，按照杨廷宝的修改方案进行补救。
1965年11月，淮海战役烈士纪念塔终于建成，纪念馆也同时开放。塔身正面，镌刻着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亲笔题写的“淮海战役烈士纪念塔”九个字；塔的上端，雕塑着五角星照耀下相交的两支枪和松子、绸带组成的塔徽；塔座正面镌刻着镏金碑文，两边分别镶刻着描绘战斗和支前场景的大型浮雕，四周围以回廊；塔前是宽敞的平台和级石阶。全塔雄踞高台之上，采用钢筋混凝土结构，花岗石贴面，显得格外粗犷有力、雄伟挺拔。
杨廷宝以自己的智慧和经验对烈士纪念塔进行了合理的校正，充分体现了他一贯倡导的“以民为本”的思想，为国家避免了一大笔经济损失。
三宝随身
建筑学是个实践性、应用性极强的学科，建筑设计又是直接为社会的生产、生活服务的，这就需要建筑师在考虑问题时，要兼顾到方方面面，而绝不是仅仅简单画几张图，它要求建筑师具有广阔的知识面，在实践中积累丰富的经验，并将这些知识和经验融于设计图纸。
杨廷宝给学生讲过一个故事：新中国成立前有一位建筑师自命不凡，对待营造厂（施工单位）态度极其傲慢粗暴。有一次，这位建筑师设计了一幢房子，在楼梯下做了一个主出入口，可是却犯了一个很大的错误：入口高度不够，人走不过去。施工的人看了图纸，没有给他指出来，而是“按图施工”，等钢筋混凝土楼梯浇好后，这个建筑师看了，大发雷霆，责怪施工者，营造厂不动声色地将图纸拿给他看，他才明白是自己的失误，只好赔礼道歉，请客送礼反复说好话才打掉重做。故事讲完之后，杨廷宝又谆谆告诫学生们说：“在设计中不要只看平面，要重视空间立体。”
1955年，杨廷宝和中国建筑学会的同事们在前往参加国际建协第四届年会的途中，顺道访问了苏联。在参观苏联的农业展览馆会场时，杨廷宝与中国代表团成员刚一走进场地，就看到一个巨大的拱门，杨廷宝问身边的吴良镛说：“你注意到这门的尺度没有？如果没有靠近大门的人的对照，你未必能发现它的巨大。
这么高大的建筑物，却并没有发挥出它应有的庄严效果。”听了老师的话，吴良镛才注意到：由于设计者将小图样等比例机械放大，使得拱门本身的细部处理非常粗糙，周围又缺少陪衬和尺度对比，失去了建筑本身应有的效果。杨廷宝经常对学生说：“你们看这教室的木窗，可以想一想，这是杉木还是松木？变形不变形？用多大面积的玻璃？诸如此类，看到一个问题，你就联想到图纸以外的许多问题。”他送给他的学生们“处处留心皆学问”的七字真言，让学生们学会观察周围的环境，学会认真地思索、考虑问题和解决问题。在教学中，他特别注重学生基本功的训练，重视艺术修养，鼓励学生多动手、多画图，强调仔细观察，掌握建筑的比例、尺度和构图，要求学生做建筑设计一定要注意与周围环境的协调，要学会利用环境和地形，避免经济上的不必要的浪费。
从青年时代起，杨廷宝就养成了“画日记”的好习惯，每当他遇到大自然中优美的风景或富有艺术性的建筑时，他就会随手勾勒出来，这也成为他从事调查研究的主要方法。杨廷宝随身携带着“笔、小本、钢尺”，他自己称之为“三宝”，无论走到哪里，一有需要，他就马上拿出来，量量、画画、记记，并且坚持终生，持之以恒。到各地调查参观时，杨廷宝常常拿着随身三宝，边听、边量、边记，有时还一边参观一边讲解，给年轻同志精心的指导，或提出问题让大家探讨。他对学生们说：“我的学习方法之一就是带个小本子，一个钢卷尺，看到了好的设计，好的实例，就画下来，记下来，这是很有用的，比你单用文字记下来有用。适用的建筑，其中的空间布局，优美精致的细部，材料的特性，一一描绘下来，使你印象深刻。照片固然重要，但亲自测绘，记录个人的体会，就不易忘掉。”
吴良镛回忆了一个小故事：1954年春天，北京，正是乍暖还寒的季节，窗外刮着阵阵风沙。一天中午，杨廷宝应梁思成、吴良镛、汪季琦三位在京友人之邀，到东安市场的西餐厅聚会。老同学、老朋友之间的聚会，显然特别亲切和热闹。一会儿，牛排、烧鸡、啤酒和各式点心就摆满了一桌子。年龄较轻的吴良镛起身倒满了四只高脚玻璃杯，梁思成拿起刀叉热情地说：“廷宝，吃！”
杨廷宝却顾不上梁思成的热情招呼，随口应道：“你们先吃，我马上好，马上好！”只见他刚坐下去，又站了起来，随手掏出卷尺，俯下身子，把餐桌、靠背椅之间尺寸认真地量了一遍，又记在了小本子上。原来，他坐下后感到桌、椅间距适中，人坐着很舒服，认为记下来对今后的教学、设计会有帮助，于是就迫不及待地动起手来。
杨廷宝说：“人不能生而知之，可以感觉和感应，要成为一名优秀建筑师，要有刻苦的训练和自己的判断。美不只是外表，更重要的是内在的。”又说：
“美的训练是可以适应的，一种心、手、物的结合。”他认为做一名建筑师一定要训练自己有一种建筑美的心灵和能表达的手。他就是这么做的。
20世纪50年代后期，杨廷宝有一次带全国建筑系的一些教授到捷克斯洛伐克考察。首都布拉格是一座美丽的古城，给杨廷宝一行留下了很深的印象。这座古城可以说是城市建筑和城市规划的典型范例：城市中坐落着各式各样的建筑，都与自然环境紧密地结合在一起，浑然一体地体现着自己的独特风貌，不但在整体的规划布局上让人叹为观止，而且在细节上也非常富于艺术表现力。
当他们来到市中心的一座广场时，杨廷宝看到广场南侧有一座哥特式建筑特别引人注目。这座建筑是市政厅所在地，远远望去，其塔楼顶有一个奇妙的天文钟，它非常大，是旧时的一个计时工具，同时又是一件难得的艺术品。
杨廷宝立刻被这座奇特的建筑吸引了，他忙掏出小本子，飞速地勾勒起来：
巨大的天文钟的左边是照着镜子自我欣赏的虚荣神，以及紧捂着盛钱口袋的吝啬鬼；右边则是白骷髅死神和手执乐器的古代宫廷里的土耳其人。每隔一小时，死神转动着计时用的沙漏，并拉动钟绳，钟面上方的两个小窗子就会自动打开，露出一个基督徒的塑像，他先面对广场，一会儿又随着时间流逝而转身隐退。接着，随着小窗闭合，窗子上方的公鸡开始啼鸣，似乎在告诉来往的行人：一个小时又过去了。
杨廷宝一边认真地看，一边仔细地画，把古钟钟面上指示日、月、星辰的指针和表示一年四季农民生活的日历图案都勾勒下来，完全忘记了身边与他一同前来考察的清华大学、天津大学、同济大学建筑系的一群教授。直到结束时，他才意识到自己失礼了，对身边的教授们歉意地说：
“这些图案是捷克民族绘画艺术奠基人约瑟夫？玛内斯绘制的。你们看，画得多么精巧啊！”
他自己从速写中获益良多，因此特地将自己多年的经验写成《谈写生》一文与学生们分享：
学建筑的人多画点速写很有好处。首先，建筑设计从某些方面来说，是一种形象思维。如果说，速写是直观的记录，那么，设计草图就是构思的记录，两者触类旁通。画得多了，久而久之无形中就会丰富思维能力。再者，写生多了，对建筑的比例、尺度，不需过多地硬记数字，可以部分地依赖自己的直观。我画古建筑就常常信手勾上几笔，尺度差不离。这种尺度概念的掌握，对学建筑的人甚为重要。此外，速写也是搜集资料的一种方法，通过自己亲身实地测绘画下来的东西，往往印象很深，经久不忘。我以为，这也是一种学习方法，也可以说是我的“癖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