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声先驱——杨士莪
1931年8月9日，杨士莪出生于天津。杨士莪出生时，杨廷宝正在天津、北平、南京等地来回奔波忙碌。当时，由基泰事务所承接、杨廷宝主要负责的建筑工程有清华大学规划、北平交通银行、南京中央体育场、南京紫金山天文台、南京中央医院、南京国民政府外交部办公大楼、南京谭延闿墓、中央研究院地质研究所等。作为基泰事务所的首席建筑工程师，杨廷宝正处于建筑设计创作的黄金年代，对于家庭几乎无暇顾及。
陈法青与杨廷宝结婚后，就随着丈夫从北平来到天津，租了几间不大的房子，把北平的家具搬了过来。谁知他们刚把家安下来没过多久，基泰事务所的业务又开始从北方转向南方，到南京、上海等城市发展，基泰事务所总部也随之从天津迁到了南方。由于基泰事务所天津总部的房子空了下来，基泰事务所的几个股东便把家都迁到了总部，杨廷宝和陈法青夫妇跟他们一起也将家迁到了那里。
杨士莪就出生于此。
杨家添了长孙，杨鹤汀非常高兴，他以《诗经·小雅》中《菁菁者莪》的篇名，给长孙取名“莪”。“莪”，即“莪蒿”，是一种生在水边的多年生草本植物，其叶似针，开黄绿小花，叶嫩时可食。《毛传》曰：“菁菁者莪，乐育材也。君子能长育人材，则天下喜乐之矣。”由此可见，杨鹤汀对长孙日后成为有用人才的期待心情。
杨鹤汀早年在为其曾祖父辅之公立碑时，曾撰文曰：“士本人中秀，良田贵勤耕，诗书传至训，宏农振家声。”他借此劝勉子孙，并希望子孙们以此为志，弘扬家声。早在长孙女杨士英出生之时，杨鹤汀即将此文抄了一遍送给儿媳陈法青，让她按此给家中的儿孙辈排行，“廷”字辈下面是“士”字辈，“士”字辈下面是“本”字辈，“本”字辈下面是“人”字辈几个孙女、孙子的名字都是杨鹤汀亲自起的，从杨士英起，名字里都有一个“草”字头：英、華（华）、莪、芹；后来孩子多了，杨家子女就自觉地按着这个约定俗成的习惯，给孩子们都取名草字头的字：萱、邁（迈）、莊（庄）、菲、葳、萌、莘、荀、苓、茉等。
杨士莪兄弟姐妹几个分别出生于1928年3月（杨士英）、1929年9月（杨士华）、1931年8月（杨士莪）、1932年10月（杨士芹）、1933年10月（杨士萱）。
五个孩子连着呱呱坠地，杨士莪的母亲陈法青顾了小的，就顾不了大的，大的只能由保姆带着。
杨士莪一岁多时，二弟士芹出生，母亲将全部精力都放在了士芹身上，杨士莪和姐姐就由保姆带着。有一次，杨士莪看到保姆在吃炸酱面，一时嘴馋，也吵着要吃，保姆不给，他就大哭大闹。保姆拗不过他，只好给他尝尝。谁知，孩子特别喜欢吃，吃了几口还不够，还要再吃，最后竟吃了小半碗，结果吃伤了，当夜就不舒服，恶心、呕吐，没有力气。
隔天，士莪竟然发起了高烧，浑身开始出红色疹子，陈法青带孩子去医院，得知是水痘。等烧退下去后，要一两周才能好。医生叮嘱，因为出水痘，身上奇痒，所以要把孩子的手脚都绑起来，以免孩子挠破水疱，落下疤痕。
孩子小，绑着不舒服，又哭又闹；一旦挣脱，根本没法控制自己，马上乱挠乱抓一气；水疱破了，化脓感染，得了破伤风，这一下可严重了。
晚上，士莪发起了烧，很快越烧越高，保姆用冷毛巾、用冰敷都没有用，赶紧叫陈法青过来。陈法青看到孩子持续高烧，并且全身剧烈痉挛，呼吸困难，心中又急又怕，以为孩子活不成了，吓出了一身冷汗，她扔下士芹，抱着士莪就往医院跑。医生又是急救，又是打针，可是高烧一直不退，孩子几近昏迷。陈法青守在孩子身边，一连三天三夜都未合眼，后来高烧总算退了，士莪又活蹦乱跳起来，她这才松了一口气，但医生说，化脓的水疱要细心照料，不能再让它破了。
因为这次发水痘及后来的破伤风，杨士莪落下了全身的疤。陈法青带他去看西医，吃药、打针，没用，又带他去看中医，药吃下去也没有用，疤痕还不断地发炎、出水，反反复复。陈法青只好给他上上下下裹着纱布带，一直到六七岁，杨士莪还是每天裹着纱布。
陈法青晚年时眼睛一直不是很好，她对士莪说：“抚养孩子是件非常辛苦的事，你们不是这个生病就是那个生病，我经常几天几夜合不了眼，现在眼睛看不清东西，就是你们给闹的。”
1932年，杨廷宝接到修缮北平古建筑的任务，考虑到今后几年的工作重心都将在北平，所以杨廷宝与陈法青商量后，又将家搬到了北平。最小的儿子杨士萱就在北平出生。
在北平居住的一段时间，给杨家几个孩子都留下了非常愉快的回忆。那时，杨廷宝的工作主要在北平，不用像以前一样四处奔波，虽然他平时很忙，但孩子们每天总能见到他。在家里，他不是在看书，就是在画画，或者画图。妻子不让孩子们打扰他，但孩子们却总是喜欢踮起脚悄悄跑到他的身边，看他画画，看厌了，就跑来跑去，追追打打。
那时，因为修缮古建，杨廷宝和刘敦桢、梁思成交往非常多，三家经常走动，互相串门。一次，刘敦桢夫妇带着儿子刘叙杰到杨家做客，两家大人在客厅里谈话，孩子们则在一起玩耍，杨士英、杨士华和弟弟杨士莪、杨士芹带着刘叙杰到后面看最小的“小不点”杨士萱。杨士萱那时还不到一岁，仰卧在摇篮里，身上只穿了一件北方典型的兜肚，几个大点的孩子就逗着他玩，玩得非常开心。
直到数十年以后，刘叙杰记忆犹新。
很快，孩子们就到了入学的年龄，陈法青把孩子们送到离家不远的一所教会小学——明明小学。这所小学在东单旁的一个小胡同里，1937年，杨士英在这里上三年级，杨士华上二年级，杨士莪上一年级。七七事变发生后，书就念不成了，教员们纷纷离开了学校逃难，学生们也都跟着家长搬的搬，走的走。
杨廷宝在北平修缮古建筑的工作临近尾声时，又将工作重心移到了南京。
“七七事变”爆发后，日本侵略者的触角很快伸入到平津地区，杨家历尽艰辛，回到了南阳老家。几个月后，被迫又迁到大山深处的内乡县马山口秦家寨。
到老家以后，杨鹤汀夫妇看到长孙士莪因出水痘而留下的满身疤痕，心痛不已。杨鹤汀一面自己查医书，查找根治药方；一面领着士莪到处找老中医打探，后来听说用艾蒿能治好，老先生就煮艾蒿水给孙子洗澡，并且在孙子住的房间里每天点艾蒿薰香。这样坚持了几个月，这个土方还真把士莪身上的水疱给根治了。
尽管战争迫使孩子们扔下了书本，但陈法青却丝毫不肯放松孩子们的学习。
离开北平时，家里能卖的都卖了，不能卖的也都扔了，但孩子们喜爱的童话、小说、历史故事和科普读物，却享受着和杨廷宝的书籍、画作同样珍贵的待遇。在逃难途中，再艰难，行李再重，陈法青都舍不得丢下这些，甚至连孩子们的作业本、生字本都尽可能地带了出来，杨士莪直到80岁时仍然保存着母亲帮他收藏的小学一年级的生字本，也还记得生字本上写着：小猫叫，小狗叫。小猫跑，小狗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