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的职位需要的知识也不同
在军事活动的范围内，指挥官的职位不同需要的知识也不同。假如职位较低，所需要的知识则是一些涉及面较窄且具体的知识；假如职位较高，所需要的则是涉及面既广又较概括的知识。让某些统帅去担任骑兵团长的角色，也许并不一定出色，反过来也是同样的道理。
尽管战争中所需要的知识很简单，但灵活运用它们却不那么容易在战争中所需要的知识是比较简单的，它所涉及的知识面仅限于很少的几个问题，而且只需要掌握这些问题的最终结论就足够了。然而，能够在战争中灵活运用这些知识却不是件容易的事。在战争中常常会遇到各种困难，我们在第一章中已经详细讲过。这里我们不去讨论那些只能依靠勇气才能克服的困难，只探讨通过智力活动才能克服的困难，我们认为在较低的职位上遇到的困难是简单和容易的，随着职位的提高，其困难程度也就增大，到了统帅这样的最高职位，智力活动对他而言，就会成为人类最困难的精神活动之一。
战争中必须具备哪些知识
尽管统帅不一定是学识渊博的历史学家，也不一定是政论家，但他必须掌握国家大事，必须对传统的方针、当前的利害，以及可能存在的各种问题，当权人物等均有所了解，并做出正确的评价。统帅不一定是细致的人物观察家，也不一定是敏锐的性格分析家，但他一定要了解自己部下的性格、思维方式、生活习惯，以及优缺点。统帅不一定要知晓车辆的构造、火炮的挽曳法，但是他一定要具备正确估算在不同情况下一个纵队行军时间的能力。所有这些知识，都无法依靠科学公式和机械方法来获得，它只能在平时的观察中，以及在实际生活的积累中，依靠对事物的理解力来获得。
所以，在军事活动中职位高的人所需要的知识，是在观察和思考中经过一种特殊的才能来获得的，作为一种精神上的本能，这种才能犹如蜜蜂采蜜一样，是极其善于从日常生活中吸取精华的。除了观察和研究之外，还可以通过生活实践来获得这种知识。经过具有教育意义的生活实践，人们尽管永远无法成为牛顿或者欧拉那样的人物，但是却可以获得像孔代或是腓特烈那种杰出的推断力。
所以，我们完全没有必要为了获得军事活动中的智力因素而陷入呆板的学究气的沼泽中。历史上没有一个伟大而杰出的统帅是智力平凡的人，然而有些人在较低的职位上表现得非常出色，但是一旦升迁到最高职位却往往会因为智力平平而表现得平庸；而有些人同样处于统帅的位置，但是由于职权范围不同，智力的发挥程度也会出现差异。
知识必须变成能力
前面我们讲了战争必须具备哪些知识，现在我们还要考虑另外一个要求，这个要求对作战知识来讲比对其他任何知识都要重要，那就是一定要把知识融会贯通，真正变成自己的东西，而不再是某种客观上的东西。在人类其他领域的活动中，人们即使遗忘了曾经学过的知识，使用时还可以去书本中查找；即使是每天都要运用的知识，也完全可以当作身外之物，不必记在脑海里。当建筑师拿起笔来进行复杂的计算，求出一个石礅的负荷力时，他所得出的正确结果不能算是他自己智力的创造，首先他必须查找很多资料，然后进行计算，而在计算当中所使用的定律也不是他自己的发明创造，甚至有可能他在计算过程中完全没有意识到为什么必须用这种方法而不是那种方法，计算只是单纯的数学运算。但是，在战争中决不会这样。在战争中，人们的思维活动不断发生反应，客观情况也在不断变化，这就要求指挥官必须将知识变成只属于自己的东西，随时随地地加以运用，必要的时候迅速做出制胜的计策。因此，指挥官必须将知识与思想完全融为一体，变成真正意义上的能力。正是这个原因，一个出色的军事指挥官的所作所为在其他人眼里显得那么容易，似乎一切都应该归功于他与众不同的天赋。我们所以说天赋的才能，就是为了将通过观察与研究培养出来的才能和这种才能区别开来。
经过上述研究，我们已经明确了作战理论的任务，并举出了完成这一任务的方法。
曾经我们将作战方法分为战术与战略这两个范畴，要建立战略理论无疑会有很大的困难，但是战术理论就相对容易一些，因为战术涉及的问题有限，而在战略上，直接导致媾和的目的却是无穷无尽的。当然，只有军事统帅才需要考虑媾和的目的，所以在战略中与统帅有关的部分往往会出现较大的困难。
所以，战略理论，特别是涉及到重大问题的那一部分理论，比起战术理论来说更应只是对事物的考察，是对帮助统帅认识事物的考察。这种认识，一旦与统帅的整个思维融为一体，那么就足以使他顺利地制定作战计划，更有把握地采取行动，而不至于服从客观真理。
军事艺术或军事科学
用词尚未统一--能力与知识。科学是单纯地以探讨知识为目的，而技术是以培养能力为目的人们至今还没有考虑好，究竟是采用军事艺术还是采用军事科学来当作术语，而且也不知道应该怎样来解决这个问题，尽管这非常容易。我们在其他地方曾经讲过，知识与能力是不同的。两者的差别非常明显，原本就不易混淆。能力不是写在书本上的，因此技术也不应作为书名。然而，人们已经习惯于将掌握某种技术所需要的知识称为技术理论，或者干脆地称为技术，因此势必会采用这种方式加以区分：技术是指以培养创造能力为目的，如建筑术；科学是指单纯地以探讨知识为目的，如数学、天文学。在任何一种技术理论中，都会包含某种独立的科学，这是显而易见、不容怀疑的。值得注意的是，任何一门科学都会包含技术因素，比如在数学中，算术与代数的应用就是技术，不过这并不是两者之间的界限。因为，从人类知识的总和来看，知识与能力的差别虽然非常明显，但体现在每一个人身上时却很难将他们完全分开。
很难将认识与判断分开--军事艺术
思维是一种能力。当逻辑学者画出一条横线，表示前提，也就是认识的结果已经结束，而判断开始时，能力也就开始发挥作用了。除此之外，通过智力的认识也应该算作判断，也是一种能力，同样，通过感觉的认识也是这样。总而言之，一个人倘若只有判断力而没有认识力，或者只有认识力而没有判断力，那都是无法想象的。因为，能力与知识是有一定关联的。越是具体地体现于世界外部形态上，能力与知识的区别就会越明显。我们再讲一遍，技术领域包括以创作和制造为目的的活动，而科学领域则是以研究和求知为目的的活动。由此可见，军事艺术比军事科学这一术语更为恰当、贴切。
我们之所以对这个问题谈论了这么多，是因为这些概念非常重要，必不可少。我们认为，战争既不能称为真正的技术，也不能称为真正的科学，人们往往因为意识不到这一点，才误入歧途，不知不觉中把战争与其他领域中的技术或科学联系起来，因此还进行了许多不正确的推理。
人们感觉到了这一点，于是又把战争说成是一种手艺。这种做法是弊多利少，因为手艺不过是一种初级的技术，它所服从的是既固定而狭隘的规律。实际上，在某个时期内军事艺术确实具有手艺的特性，比如在佣兵队长时期；然而，之所以产生这种倾向不是因为其内在的原因，而是由于外在的因素。战史能够证明这一点。
◎战争是人类交往的一种行为
我们认为，战争既不属于技术领域，也不属于科学领域，它应该属于社会生活的领域。战争来源于一种巨大的利害关系的冲突，这种冲突是用流血的方式来解决的，它与其他冲突的不同之处正是这个原因。与其说战争像某种技术，还不如说更像某种贸易，贸易也属于人类利害关系的冲突。然而，政治是最接近战争的，我们可以把政治看作是一种更大规模的贸易。除此之外，政治是孕育战争的母体，在政治活动中战争的轮廓就已经隐隐形成，犹如生物的属性是在胚胎中形成的一样。
区别
战争同技术或艺术的本质区别在于：战争这种意志活动与技术不同，只研究毫无生气的对象，也不像艺术那样，研究的是人的精神与感情这一类有生命力的、抽象的，但却是任人摆布的对象，战争所研究的是活跃的、有生机的对象。所以，很容易看出，在技术与科学上所使用的机械式的思维方式是不适用于战争的；力图从战争中找出类似于物质世界所具有的某种固定的规律，将不可避免地会导致错误。然而，在过去当人们确立军事艺术时，正是以技术作为标准的。以艺术作榜样也行不通，由于艺术本身缺乏一定的法规和原则，而现有的几条法规和原则常常又是不完善的或片面的，它们在各种意见、感觉和习惯的巨流下不断地被冲击被淹没。
至于战争中出现或消失的这种活的对象之间的冲突能否遵循一般法则，这些法则是否可以作为行动的有价值的准绳，我们会在本篇中作一些探讨。但是有一点非常清楚，像那些没有超出我们认识能力范围的其他对象一样，用研究精神也是能够阐明战争这个对象的。其内在联系或多或少都能够弄清楚，而且做到了这一点，理论就变成名副其实的理论了，就可以发挥其指导作用了。
方法主义
为了讲清楚在战争中占据如此巨大作用的方法与方法主义的概念，我们必须大致考察一下支配所有行动的那套逻辑层次。
法则，这一最普遍的概念对于认识和行动都是适用的。就词义而言，显然带有某种主观性和武断性，然而它却恰如其分地表达了我们与外界事物所必须遵循的东西。就认识来讲，法则表明了事物与它的之间的相互作用；对意志来讲，法则则是对行动的一种制约，与命令和禁令有着相同的作用。
原则，同法则一样是对行动的一种制约，但它又不等同于法则，它具有法则的精神和实质，却不像法则那样呆板固定。当现实世界的复杂现象无法被法则纳入死板固定的形态时，原则就会使判断有一定的自由空间。因为在原则不能适用的情况下，必须依靠判断来解决问题，而原则实际上充当的是行动者的指南针。
假如原则是客观真理的产物，就会适用于任何人；假如原则含有主观的因素，只对提出它的人有一定指导意义，那么它通常被称为座右铭。
规则，往往被理解为法则，但却与原则有着同等的意义，所以，人们经常说“没有无例外的规则”，却不会说“没有无例外的法则”。这说明，人们在运用规则的时候自由的空间相对较大。
从另外一个意义上看，规则也是根据外部的个别特征去认识深藏内部的真理，并确定与这一真理完全符合的行动准则。赌博的秘诀与数学上的公式就属于这一规则。
细则和守则，也是对具体行动的规定。它所涉及的范围更为细微、更为具体，而这种情况不但常见还过于琐碎，所以不值得为它设立一般性法则。
最后，是方法与方法主义。方法是从若干个可能的办法中选择一种常用的办法；方法主义则是根据某种具体方法来决定行动，而不是依据一般原则或个别细则。但是，这必须有一个前提，用这种方法去处理的各种情况大体上是相同的，完全相同是不可能的，但相同的部分应该尽可能多些，换言之，这种方法仅适用于那些最可能出现的情况。所以，方法主义的前提是不以个别情况为准，而是根据许多相似情况的盖然性，提出一种普遍真理。假如以同一种形式反复运用这一真理，那么很快就能够达到机械般的熟练程度，最后，甚至可以不费吹灰之力地对事情做出正确的处理。
法则这个概念，对于作战研究来说是多余的，因为战争中的情况瞬息万变，没有规律可循，即使存在某些规律，也不能包罗万象。因此，就战争而言，法则并不比简单的真理更为有用。只要是能够用简单的概念与言词去表达的，倘若用了复杂、夸张的概念和言词，无异于哗众取宠，故弄玄虚。在作战理论中，法则这一概念同样不适用于行动，因为战争中的各种现象变化多端，并且极为复杂，普遍的法则对它而言也是没有意义的。
假如想给作战理论制定出固定的条文，那么原则、规则、细则和方法均是不可缺少的概念，因为在固定的条文中，真理必须以结晶的形式出现。
在作战方法中，最可能成为固定条文的是战术理论，所以，上述概念在战术中最为常见。例如，在不得已的情况下使用骑兵进攻敌人队形完整的步兵；在敌人进入有效射程之前，不能发射武器；战斗中要尽量保存兵力，以备最后使用等等，这些都属于战术原则。虽然这些规定并不是在所有场合都绝对适用，但是指挥官必须把这些战术铭记于心，以便在适当的时候发挥作用，而不致贻误战机。
假如敌人生火做饭的时间异常，就可以推断敌人准备转移；假如敌人在战斗中有意暴露自己的部队，就意味着准备佯攻，这种认识真理的方法就叫规则，因为从这些明显的特殊情况中，就能够推断出敌人的意图。
倘若，在战斗中发现敌人开始撤退，炮兵就应马上开炮猛烈攻击敌人是一条规则，那么，从这一特殊现象中推测出整个敌情，根据这一敌情又能够得出一条行动规则。这个敌情就是：敌人打算放弃抵抗，准备撤退，此刻，他的表现是既不进行充分的抵抗，又不像在撤退过程中那样完全摆脱我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