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这首《踏莎行》的词题就是“郴州旅舍”,这是在他离开郴州之前的作品,我们可以想象到秦观此时的境遇是有多么的不堪和失落,一而再再而三的伤害,已经让他那曾经浪漫的心灵变得千疮百孔,在这个时候他已经有些患得患失了。他已不再奢望仕途有何进展了,唯一的期望只能是别再糟糕了吧。于是有一种说法,苏轼受到弹劾,而秦观知道了此事,知道自己必受牵连,便立刻去找有关台谏官员疏通。可秦观的失态使得苏轼兄弟的政治操行遭到政敌的攻击,苏轼也为此焦头烂额,秦观的这一出相当于背后给了苏轼一刀,于是自此后二人的关系也有了一些微妙的变化。所以,便有人认为,这首词的下片就是在曲折地表达秦观对苏轼的情谊和思念。远望思乡、思友的羁旅相思之情在“郴江幸自绕郴山,为谁流下潇湘去”中就可以看得出来,而苏轼也说过“绝爱此词尾两句,自书于扇云:‘少游已矣!虽万人何赎!’”,所以这首词中的故事和情绪实在是多不胜数,而核心的悲慨,更是得到了所有读者的共鸣。
上片中的“雾失楼台,月迷津渡”写出了夜雾的苍茫,这凄迷的一片朦胧,又何尝不似自己那茫然不知的前景呢?因此秦观才会说“桃源”无寻处。这个世界已经崩倒了,已全部陷于云遮雾障中,还有什么“桃源”呢?桃源早已消失,自己这个俗人却依然要为了生计而四处奔波,又一次的旅途马上就要开始了。“可堪孤馆闭春寒,杜鹃声里斜阳暮”才是自己身处的环境,“孤馆”冷清,“杜鹃”勾情,在这样的环境下,人的心情往往都不会好,而对于本就多愁的秦观来说就更是如此,他想到了许多,理想已经破灭,前途渺茫,因而处于极度哀伤之中。这两句与“风紧驿亭深闭”的意境有些近似,只是那首《如梦令》是凄厉的嘶鸣,这首《踏莎行》是肝肠寸断的呜咽。在秦观的眼里雾是“失”,月是“迷”,望向桃源的眼神都是“断”的。我们可以从这些字眼中看出秦观有多么的绝望,但是绝望的他却又不能不面对料峭春寒,日暮斜阳,这些哀伤让一个人怎么承受,又怎能承受呢?但是,却还要坚忍,生命依旧在继续,磨难究竟还有多少,自己还“可堪”承受吗?或许秦观自己也没有信心和答案。
“驿寄梅花,鱼传尺素”带出了下片的哀痛情绪,这两句融入了两个典故,都是亲友书信来往的故事。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这些来自亲友的书信对秦观有多么的重要,对于他这样一个流落天涯的伤心人来说,已经是他所能拥有的全部了,冰冷的现实中唯一能够让他取暖的仅仅是这些而已。可是,他却说“砌成此恨无重数”,从“砌”字我们可以看出书信数量之巨,也能够揣测出秦观的心态。他的心态是失衡的,是极度敏感的,在他的眼里这些书信中传达的都是离恨,都是思念,于是他便在这些堆砌的离恨中迷失了,它们围成了一座沉重的棺材,彻底把秦观关在了里面。秦观拼命地思念着故乡,拼命地怀念着那些熟悉的音容笑貌,但是却归家无望。他的“恨”只是对他自己,他明知悲苦已极、无可挽回,于是颓败了,于是消沉了。秦观的痛楚直如长江大河,难以倾出,于是便沉沉地藏在心中翻腾,渐渐地全部归于虚无的细腻的怀念,“郴江幸自绕郴山,为谁流下潇湘去”便是这情绪的流露。山水虽无情,倘若能听懂心意,它终究会捎去思念吧。“郴江”流向“潇湘”,是如此的无可奈何,可是人又有几个能够得偿所愿,不会随波逐流呢?生命的残忍不在于终止那一刻的灰暗,而是失去希望的迷惘和不能抵挡变故的无力。
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说:“少游词境,最为凄婉。至‘可堪孤馆闭春寒,杜鹃声里斜阳暮’,则变而凄厉矣。”的确如此,秦观的作品中大都会透露出秦观的自我感受,凄清淡雅之后就是深深的忧伤之气,挥之不去,这是属于秦观最独特的风格。
总之,秦观的一生总是在痛苦中追逐,却不能说是一直在痛苦中失去,因为他手里可失去的东西太少了。挫折带给了他无穷的人生体验,这不止是痛苦和磨难,还有对一颗词心的浸泡。秦观的性格特点加上他遣词造句的特点,交织而成的便是一代婉约之宗的出世。但是因为身世的影响与性格的软弱,他不太可能开宗立派,只能成为当时最具影响力的宗师,仅此而已。
情韵兼胜的艺术天才
秦观有着许多他人没有的气质,忧伤到骨子里的苍白,柔弱到血液里的惨淡,都让他看起来始终像一个脆弱的少年。从这一点上看来他很像李煜,喜欢书写一些痛苦不堪的回忆或故事,不是无病呻吟,也不是对酒当歌,玩弄词藻,而是富有个人真情实感的表达。为什么他们会有如此多的题材呢?为何他们的词作大都感染力极强呢?这就取决于心,那颗多愁善感的心。同样的事物在他人的眼中或者只是一瞥即忘,可是在他们的心里却已经翻江倒海,他们会感叹世事无常、情深不寿、爱人难聚、朋友难逢等,每一件看似平实的事都可能触动他们那脆弱的神经,撩拨起来的不止是记忆,还有自身的感受亦或对过去的缅怀,这是秦观和李煜词作最为动人的一个重要原因。
秦观身为苏轼的得意门生,苏轼当然不会没有教导过秦观,实际上苏轼在很大的程度上影响到了秦观。例如,师生二人都对柳永的作品很排斥,但是秦观却不由自主的走上了柳永的创作道路,成了继柳永之后的第二位婉约词宗,不过这却不是他的骄傲。秦观在苏轼等师友面前竭力否认自己“学柳七作词”,他特别怕苏轼说过的那句:“不意别后,公却学柳七作词。”苏轼对秦观学柳永有所不满。秦观分辩说:“某虽无学,亦不如是。”东坡曰:“‘销魂,当此际’,非柳七语乎?”从这真的能够看得出秦观的确是有意排斥柳永,或者尽可能地像老师苏轼一样走出一条有别于柳永的道路,可是下笔之际,慧至心灵之时,却又不经意地“销魂,当此际”了。其实这是不能强求的,秦观不是苏轼,也不能写出苏轼那样的句子。“大江东去浪淘尽”出自秦观之口,这是不能想象的,想必在秦观的眼里大江依旧是大江,却可能是“东流到海不复回”的慨叹了,这取决于性格,取决于心态。
就从二人对彼此的态度,我们就可以看出明显的不同。秦观从苏轼受到贾易的弹劾,急而争辩,最终导致苏轼遭到攻击的事件后,他们曾经那毫无芥蒂的情谊已经悄然不复存在了。本来,秦观在整个事件中,不过是一块强加于苏轼莫须有罪责之上的小小砝码,但最后,他却成了二苏犯罪的直接证据,成了“贾易们”落败之际堂皇退场的台阶。他在苏轼和苏辙心目中的地位,也因此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因此,苏轼在给他和秦观共同的朋友参寥子的信中说:“少游近致一场闹,皆群小忌其超拔也。”苏轼没有跟他的朋友们说自己此番外放,罪在莫须有。更没有在朋友们面前埋怨秦观给他带来的实实在在的麻烦。但显然,秦观成为该事件以如此方式结束的主要原因,他的节外生枝,在苏轼心灵深处引起的波动,远远超过了贾易凶狠的弹劾。苏轼重情,对秦观即使心存芥蒂,也不会形于辞色,何况这番风波的由头是他自己的不谨慎呢!东坡和秦观之间,再也没有提起过此事,不知道究竟是苏轼根本就没有在意挂怀,还是已经对秦观失望了呢?
不过,此事让敏感的秦观以为苏轼已经开始慢慢冷落他了,或者“生他气”了,这让秦观对最倾慕的老师、最器重的朋友苏东坡更加歉疚起来。这也是他一直郁郁寡欢的一个重要原因。可以说秦观的一生兴于苏轼,却也毁于苏轼,他那阴柔内敛的气质让他无法开口。他一直觉得无颜面对苏轼,但他却一直没有忘记这件事,他一直认为苏轼对他有意疏远。因此有人就说过,“郴州幸自绕郴山,为谁流下潇湘去”是一句让人浮想联翩的句子,似乎是秦观对苏轼所说的话,虽然他因苏轼而贬斥,但是他从未后悔,却后悔于那一次无心的对苏轼的伤害。而《江城子》就是秦观对苏轼所做的诀别词,其中便有“绿鬓朱颜,重见两衰翁。别后悠悠君莫问,无限事,不言中”这样哀伤入骨充满悔恨的句子。后来秦观客死他乡,据说是在大醉之后含笑而亡的。师生从各自开始贬谪后再未得见,这成了秦观一生的遗憾,而他对苏轼的友谊也更多的掺杂了内疚和悔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