牧野之战,又称“武王伐纣”,[1]是周武王的联军与商朝军队在牧野(今河南省淇县南、卫河以北,今卫辉市境内)进行的决战。由于帝辛(商纣王)先征西北的黎,后平东南夷,虽取得胜利,但穷兵黩武,加剧了社会和阶级矛盾,最后兵败****,商朝灭亡。故《左传》称:“纣克东夷而损其身”。
商汤建立商朝,经历六百多年后,传位至第三十一位国王帝辛(商纣王)时,已是危机四伏。据《史记?殷本纪》记载:帝辛“资辩捷疾,闻见甚敏;材力过人,手格猛兽;知足以拒谏,言足以饰非,矜人臣以能,高天下以声,以为皆出己之下”,但“好酒淫乐,嬖于妇人”。政治上帝辛耗巨资建鹿台、矩桥,造酒池肉林,使国库空虚。宠信爱妃妲己以及飞廉、恶来等一帮佞臣,妄杀王族重臣比干,囚禁箕子,造成诸侯臣属纷纷离叛。军事上帝辛致力于用兵于东南夷族,虽然战争取得了胜利,俘虏了“亿兆(上百万)夷人”,帝辛也被誉为“百克(百战百胜)”,但商军主力远征东夷,造成商都朝歌(今河南省淇县)空虚,无兵可守。
周部落本来是渭水中游的一个古老部落,居住于今陕西中部的一些地区,依靠优越的自然环境逐渐发展起来。到姬昌时,对内重用吕尚、散宜生、太颠、闳夭、南宫适等一帮贤臣,国力日强;对外姬昌宣扬德教,积极调停各方国间的争端,使诸侯纷纷依附。姬昌趁机大搞统一战线,而各国由于要供应商朝攻打东夷的大量军队和物资,又受到商王的猜忌和钳制,早已苦不堪言,当然也乐于向“西伯”靠拢。据《史记》记载:“天下三分,其二归周”。
姬昌及其幕僚又开始抓意识形态,为灭商大业奠定思想基础,商王宣称自己的王权得自“天命”,周人就讲“天命无常,惟德是辅”,说商王无德,西伯有德,所以天命已经转移到姬昌身上,公元前1056年,姬昌对内称王,即周文王。另一方面,文王对商朝仍然小心翼翼,殷勤贡奉,甚至在自家祠堂祭祀商朝先王(在周原还有相关的甲骨文出土),以麻痹帝辛的耳目。文王据说被关在里的时候作了《周易》,自然深谙与时变化之道,知道如何把握出兵的最佳时机。公元前1055年,姬昌出兵伐犬戎。翌年又讨伐侵凌邻国的密须,解除了伐商的后顾之忧。公元前1053年,姬昌出兵东向攻黎(山西省长治市西南);公元前1052年,攻邘(今河南省沁阳市);公元前1051年,攻取了商王宠臣崇侯虎的崇国。这三场战争胜利后,周切断了商朝同西部属国的联系。同年,姬昌迁都于丰,使国都不易受戎狄的侵扰并更有利于向东进兵。至此,姬昌伐商的战略部署已经基本完成。
公元前1050年,周文王姬昌病逝,世子姬发继位,即周武王,武王继位后,以示仍秉承文王之天命,继续利用商朝暂时无暇西顾的良机向东扩张。公元前1048年,牧野之战前两年,周武王曾观兵于孟津(今河南省孟津县)。《史记》中说“不期而会盟津者八百诸侯”,其实不是“不期而会”,根据甲骨文所揭,此次出兵早有联络,关中和江汉间的许多方国都有参与,但诸侯恐怕并无八百之多,从牧野之战的情况看,基本上都是西南方的羌、戎各国。
周武王继位后四年(公元前1057年,一说公元前1027年),得知商纣王统治集团分崩离析,王族重臣比干被杀,箕子被囚,微子出奔,而商军主力远征东夷,朝歌空虚,即率兵伐商。周武王利用商地人心归周的有利形势,率本部及八个方国部落军队,于十二月二十八冒雨继续东进。从汜地(今中国中部河南荥阳汜水镇)渡河水(黄河,一说由孟津渡河)后,兼程北上,至百泉(今河南辉县西北)折而东行,于一月初四拂晓进至牧野。
商纣王惊闻周军来袭,仓促武装大批奴隶,连同守卫国都的军队,开赴牧野迎战。初五凌晨,周军布好阵,庄严誓师,史称“牧誓”。武王在阵前声讨商纣罪行以激励将士斗志,统一战斗动作以保持阵形严整,严格申明不准杀降以瓦解商军。随后武王命吕望率一部精兵冲击商军前阵。商军纷纷倒向周军。武王乘势以主力猛烈突击,商军土崩瓦解。纣王仓皇逃回朝歌,见大势已去,登鹿台****而死。周军占领商都,商朝灭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