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也称夏启、帝启、夏后启、夏王启，他是禹的儿子，夏朝的第二任君王，前1978年―前1963年在位。其母是涂山氏族的女子。儿子至少有五人，其中有太康及中康。根据《竹书纪年》，帝夏启王在位39年，约78岁驾崩。
禹死后，启通过武力征伐伯益，将其击败后继位，成为中国历史上由“禅让制”变为“世袭制”的第一人，自此，宣告原始社会结束，开始了奴隶社会，启是传统上被公认的中国第一个帝王。他放弃阳翟，西迁到大夏（今汾浍流域），建都安邑（今山西夏县西）。此后，又通过甘之战，击败强有力的有扈氏，消除了华夏族内的反对势力。在位晚期，发生了武观之乱，以至政局动荡。他一生四处征战，最终病死，葬于安邑附近。
相传禹本来要按照禅让制传位给皋陶，皋陶早亡，就决定传给皋陶子伯益。史籍记载：“禹子启贤，天下属意焉。及禹崩，虽授益，益之佐禹日浅，天下未洽。故诸侯皆去益而朝启，曰‘吾君帝禹之子也’。于是启遂即天子之位，是为夏后帝启。”
禹死后启按照尧舜禅让和舜禹禅让的惯例避位，让伯益作君主。结果却是诸侯也离开伯益的根据地到启的根据地，臣子和人民也支持启，所以启即位。武则天改国号周时，追尊启为齐圣皇帝。此后，世袭制代替了禅让制，“公天下”变成了“家天下”。
启的母亲是涂山氏，屈原在其《天问》中曾记载“禹巡治洪水，走遍四方，一次，偶然与涂山氏相遇于台桑，旋即分别。怀孕的涂山氏女在伤念中生下启后就死了”。
舜以后，王权进一步强化，传说姒禹涂山会盟时“执玉帛者万国”[3]，“朝诸侯之君会稽之上，防风之君后至，而禹斩之”[5]。此涂山就是河南嵩县的三涂山，亦即会稽山，正在夏人活动中心地区附近。可见经鲧、禹两代经营，夏后氏已形成一支强大的势力，为夏王朝的建立奠定了基础。随着王权的产生，氏族制度的机关已部分被改造，部分被抛弃，唯继任领袖的人选要经议事会认可的形式尚存。而从妫舜到姒禹正处于社会大发展的时代，各种人才辈出，首先被举为姒禹继任者的是当时曾掌五刑、负责狱讼的皋陶。皋陶先姒禹而死，部落联合体议事会又推举了益，即伯益。他是颛顼和少典氏的后裔，又名大费，与皋陶有一定的血缘亲属关系，曾协助姒禹平水土，有功而受到妫舜的器重，被任命为掌管山泽、调驯鸟兽的“虞”[6]，古文献曾有“益主虞、山泽辟”之说，有学者认为他的功绩在首创畜牧业[7]。所以按照传统习俗，姒启作为领袖之子在议事会讨论继任者人选时，虽被优先提名，但他的功绩与威名无法与益相敌，益很自然的成为议事会认可的法定继承人。
然而，在益和启的时代，传统习俗已被新的价值观念取代。禹死后，启立即发动了对法定继承人的攻击，夺取了领袖的职位。关于这场斗争的经过，有记载说：“益代禹立，拘启禁之，启反起杀益，以承禹祀”；或说“古者禹死，将传天下于益，启之人因相与攻益而立启”[9]；还有说“禹授益，而以启为吏，及老，而以启为不足任天下，传之益也。启与支党攻益而夺之天下，是禹名传天下于益，其实令启自取之”[10]。总之，斗争很激烈，而几经波折，“叛乱”的姒启曾遭益的有力反击，一度处于劣势，甚至被拘禁，终于因有姒禹的经营和培植，夏后氏根基更深、实力更强，在拥护者的支持下，夏后氏及其拥护者联合起来对益发动战争，终于杀益，使启夺得领袖的权位。
启夺得领袖职位后，在今河南禹县举行盟会，通报联合体内部各部落和附近酋邦，争取支持者，以确立自己的统治，这就是文献记载中的夏启有钧台之享[12]。但是姒启破坏传统习俗的篡夺行为引起一些部落的不满，尤其是那些实力雄厚，同样觊觎联盟最高权位的部落首领，以有扈氏为代表，公然表示不服从姒启作新的领袖，从而发生了姒启伐有扈氏的甘之战。有扈氏是当时一个强大的部落或酋邦。传说姒禹时就曾发生过“攻有扈”，“以行其教”[14]的战争。战前，姒禹在誓师之辞中说：“日中，今予与有扈氏争一日之命，且尔卿大夫庶人，予非尔田野葆士之欲也，予共行天之罚也。”宣告要和有扈氏决一死战，标榜自己不是为了贪图有扈氏的土地、人民、财货，而是代天行罚。还传说：“昔禹与有扈氏战，三阵而不服，禹于是修教一年，而有扈氏请服。”这些传说都反映姒禹与有扈氏之战，是一场权力之争。有扈氏以其强大，意欲僭取联合体王权而起兵，所以姒禹伐有扈“以行其教”、“行天之罚”，而且将战争的手段与加强政教的手段结合，最终才战胜有扈氏。姒启伐有扈，在一定意义上可谓是禹伐有扈的继续
启伐有扈氏的甘之战是两强相遇，因而打得十分激烈，但留下的有文字记载的史料不多，主要是姒启的一篇战斗动员令《尚书·甘誓》，全文为：“大战于甘，乃召六卿。王曰：嗟！六事之人，予誓告汝：有扈氏威侮五行，怠弃三正，天用剿绝其命。今予惟恭行天之罚。左不攻于左，汝不恭命；右不攻于右，汝不恭命；御非其马之正，汝不恭命。用命，赏于祖；不用命，戮于社。”[15-16]
文中第一段介绍《甘誓》背景，是启在战于甘之前，召集左右高级官吏申明纪律约戒的誓师词。“六卿”过去的解释多认为是六军之将，实际上“六卿”和“六军”都是周代以后出现的，是成书时借用的后代词汇，其所指当即下文中的“六事之人”。在古文字中事和史是一个字，商代甲骨文中商王所称的“我史”、“朕史”、“东史”、“西史”等往往参与征战，所以夏后启召“六事之人”传达战争约戒就很容易理解了。第二段是誓师词全文，首先宣布有扈氏罪状是“威侮五行、怠弃三正”，意思是指责敌人上不敬天象，下不敬大臣，引起天怒人怨，所以伐有扈是代天行罚。其次宣布军事纪律，命令部属各自奉行命令，忠于职守，努力战斗，还申命奉行命令者将在祖庙中受到奖赏，违背命令者，将在社坛前处死。和伐三苗的《禹誓》相比，可见启时最高行政长官的权威是前一个历史时代无法相比的。[16]
相传启初“与有扈氏战于甘泽而不胜”，总结原因说“吾地不浅，吾民不寡，战而不胜，是吾德薄而教不善”，于是励精图治，“亲亲长长，尊贤使能，期年而有扈氏服”[17]。可见姒启取得甘之战的胜利，“灭有扈氏，天下咸朝”[1]是很不容易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