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祖文皇帝中之上元嘉十三年——刘义隆惨杀功臣
【原典】
司空、江州刺史、永修公檀道济，立功前朝，威名甚重，左右腹心并经百战，诸子又有才气，朝廷疑畏之。帝久疾不愈，刘湛说司徒义康，以为：“宫车一日晏驾，道济不复可制。”会帝疾笃，义康言于帝，召道济入朝。其妻向氏谓道济曰：“高世之勋，自古所忌。今无事相召，祸其至矣。”既至，留之累月。帝稍间，将遣还，已下渚，未发；会帝疾动，义康矫诏召道济入祖道，因执之。三月，己未，下诏称：“道济潜散金货，招诱剽猾，因朕寝疾，规肆祸心。”收付廷尉，并其子给事黄门侍郎植等十一人诛之，唯宥其孙孺。又杀司空参军薛彤、高进之。二人皆道济腹心，有勇力，时人比之关、张。
道济见收，愤怒，目光如炬，脱帻投地曰：“乃坏汝万里长城！”魏人闻之，喜曰：“道济死，吴子辈不足复惮！”
宋文帝刘义隆在位二十八年(424-452年)，继续实行刘裕的治国方略，在东晋义熙土断的基础上清理户籍，下令免除百姓欠政府的“通租宿债”，又实行劝学、兴农、招贤等一系列措施，使百姓得以休养生息，社会生产有所发展，经济文化日趋繁荣。总的来说，刘义隆也算是个有作为的皇帝。但是，此人好猜忌，视兄弟如豺狼，视大臣如仇敌。宋文帝刘义隆做了皇帝之后，对拥护他的大臣徐羡之、傅亮、谢晦等毫无情义，皆杀之。最后把檀道济也杀了，亲手毁掉了自己的“万里长城”，这就等于给虎视眈眈的北魏发出了邀请函。
太祖文皇帝中之下元嘉二十七年——国史之狱
【原典】
魏司徒崔浩，自恃才略及魏主所宠任，专制朝权，尝荐冀、定、相、幽、并五州之士数十人，皆起家为郡守。太守晃曰：“先征之人，亦州郡之选也；在职已久，勤劳未答，宜先补郡县，以新征者代为郎吏。且守令治民，宜得更事者。”浩固争而遣之。中书侍郎、领着作郎高允闻之，谓东宫博士管恬曰：“崔公其不免乎！苟遂其非而校胜于上，将何以堪之！”
魏主以浩监秘书事，使与高允等共撰《国记》，曰：“务从实录。”着作令史闵湛、郗标，性巧佞，为浩所宠信。浩尝注《易》及《论语》《诗》《书》，湛、标上疏言：“马、郑、王、贾不如浩之精微，乞收境内诸书，班浩所注，令天下习业。并求敕浩注《礼传》，令后生得观正义。”浩亦荐湛、标有着述才。湛、标又劝浩刊所撰《国史》于石，以彰直笔。高允闻之，谓着作郎宗钦曰：“湛、标所营，分寸之间，恐为崔门万世之祸，吾徒亦无噍类矣！”浩竟用湛、标议，刊石立于郊坛东，方百步，用功三百万。浩书魏之先世，事皆详实，列于衢路，往来见者咸以为言。北人无不忿恚，相与谮浩于帝，以为暴扬国恶。帝大怒，使有司按浩及秘书郎吏等罪状。
初，辽东公翟黑子有宠于帝，奉使并州，受布千匹。事觉，黑子谋于高允曰：“主上问我，当以实告，为当讳之？”允曰：“公帷幄宠臣，有罪首实，庶或见原，不可重为欺罔也。”中书侍郎崔览、公孙质曰：“若首实，罪不可测，不如讳之。”黑子怨允曰：“君奈何诱人就死地！”入见帝，不以实对，帝怒，杀之。帝使允授太子经。
及崔浩被收，太子召允至东宫，因留宿。明旦，与俱入朝，至宫门，谓允曰：“入见至尊，吾自导卿；脱至尊有问，但依吾语。”允曰：“为何等事也？”太子曰：“人自知之。”太子见帝言：“高允小心慎密，且微贱；制由崔浩，请赦其死。”帝召允，问曰：“《国书》皆浩所为乎？”对曰：“《太祖记》，前着作郎邓渊所为；《先帝记》及《今记》，臣与浩共为之。然浩所领事多，总裁而已；至于着述，臣多于浩。”帝怒曰：“允罪甚于浩，何以得生！”太子惧，曰：“天威严重，允小臣，迷乱失次耳。臣向问，皆云浩所为。”帝问允：“信如东官所言乎？”对曰：“臣罪当灭族，不敢虚妄。殿下以臣侍讲日久，哀臣，欲匄其生耳，实不问臣，臣亦无此言，不敢迷乱。”帝顾谓太子曰：“直哉！此人情所难，而允能为之！临死不易辞，信也：为臣不欺君，贞也。宜特除其罪以旌之。”遂赦之。
于是召浩前，临诘之。浩惶惑不能对。允事事申明，皆有条理。帝命允为诏，诛浩及僚属宗钦、段承根等，下至僮吏，凡百二十八人，皆夷五族；允持疑不为。帝频使催切，允乞更一见，然后为诏。帝引使前，允曰：“浩之所坐，若更有馀衅，非臣敢知；若直以触犯，罪不至死。”帝怒，命武士执允。太子为之拜请，帝意解，乃曰：“无斯人，当更有数千口死矣。”
六月，己亥，诏诛清河崔氏与浩同宗者无远近，及浩姻家范阳卢氏、太原郭氏、河东柳氏，并夷其族，馀皆止诛其身。执浩置槛内，送城南，卫士数十人溲其上，呼声嗷嗷，闻于行路。宗钦临刑叹曰：“高允其殆圣乎！”
他日，太子让允曰：“人亦当知机。吾欲为卿脱死，既开端绪，而卿终不从，激怒帝如此。每念之，使人心悸。”允曰：“夫史者，所以记人主善恶，为将来劝戒，故人主有所畏忌，慎其举措。崔浩孤负圣恩，以私欲没其廉洁，爱憎蔽其公直，此浩之责也。至于书朝廷起居，言国家得失，此为史之大体，未为多违。臣与浩实同其事，死生荣辱，义无独殊。诚荷殿下再造之慈，违心苟免，非臣所愿也。”太子动容称叹。允退，谓人曰：“我不奉东宫指导者，恐负翟黑子故也。”
初，冀州刺史崔赜，武城男崔模，与浩同宗而别族；浩常轻侮之，由是不睦。及浩诛，二家独得免。赜，逞之子也。
辛丑，魏主北巡阴山。魏主既诛崔浩而悔之，会北部尚书宣城公李孝伯病笃，或传已卒，魏主悼之曰：“李宣城可惜！”既而曰：“朕失言；崔司徒可惜，李宣城可哀！”孝伯，顺之从父弟也，自浩之诛，军国谋议皆出孝伯，宠眷亚于浩。
崔浩，字伯渊，小名桃简，官至司徒，参与军国大计，对促进北魏统一北方起了积极作用。后人称颂其为“南北朝第一流军事谋略家”。
给崔浩带来杀身之祸的直接原因，是《国书》事件。
在太延五年(439年)十二月时，太武帝命崔浩以司徒监秘书事、中书侍郎高允、散骑侍郎张伟参着作事，续修国史。太武帝叮嘱他们，写国史一定要根据实录。崔浩他们按照这个要求，采集了魏国上代的资料，编写了一本魏国的国史。当时，皇帝要编国史的目的，本来只是留给皇室后代看的。但是《国记》修毕，参与其事的着作令史闵湛、郗标建议把《国记》刊刻在石上，以彰直笔，同时刊刻崔浩所注的《五经》。闵湛、郗标巧言令色，平时以谄事崔浩而获得崔浩的欢心。他们的建议被崔浩采纳，太子也表示赞赏。于是，在天坛东三里处营造了一个《国书》和《五经注》的碑林，方圆一百三十步，用工三百万才告完成。由于《国记》秉笔直书，尽述拓跋氏的历史，详备而无所避讳，其中直书了拓跋氏一些不愿为人所知的早期历史。而石碑树立在通衢大路旁，引起往来行人议论。鲜卑贵族看到后，无不愤怒，先后到太武帝前告状，指控崔浩有意暴扬国恶。太武帝命令收捕崔浩及秘书郎吏，审查罪状。崔浩被捕后，承认自己曾经接受过贿赂。其实他对自己所犯何罪，也不太明白。太武帝亲自审讯他时，他惶惑不能应对。太平真君十一年六月己亥(450年7月5日)，太武帝诛杀崔浩。同时，秘书郎吏以下也都被杀，而清河崔氏同族无论远近，姻亲范阳卢氏、太原郭氏、河东柳氏都被连坐灭族，史称“国史之狱”。
北方士族在“国史之狱”中遭到了沉重打击。宋人刘攽等说：“拓跋氏乘后燕之衰，蚕食并、冀，暴师喋血三十余年，而中国略定。其始也，公卿方镇皆故部落酋大，虽参用赵魏旧族，往往以猜忌夷灭。”他们指出鲜卑贵族与赵魏大族的矛盾，是颇有见地的，而崔浩正是这种矛盾的牺牲品，“国史之狱”只不过是一个借口罢了。
不久，太武帝北巡阴山，后悔诛杀崔浩。时北部尚书宣城公李孝伯病逝，太武帝说：“李宣城可惜！”既而又说：“朕失言，崔司徒可惜，李宣城可哀！”但事已至此，再说什么也无法挽回了。
顺皇帝升明元年——后废帝刘昱
【原典】
戊子，帝乘露车，与左右于台冈赌跳。仍往青园尼寺，晚，至新安寺偷狗，就昙度道人煮之。饮酒醉，还仁寿殿寝。杨玉夫常得帝意，至是忽憎之，见辄切齿曰：“明日当杀小子，取肝肺！”是夜，令玉夫伺织女度河，曰：“见当报我；不见，将杀汝！”时帝出入无常，省内诸阁，夜皆不闭，厢下畏相逢值，无敢出者；宿卫并逃避，内外莫相禁摄。是夕，王敬则出外。玉夫伺帝熟寝，与杨万年取帝防身刀刎之。敕厢下奏伎陈奉伯袖其首，依常行法，称敕开承明门出，以首与敬则。敬则驰诣领军府，叩门大呼，萧道成虑苍梧王诳之，不敢开门。敬则于墙上投其首，道成洗视，乃戎服乘马而出，敬则、桓康等皆从。入宫，至承明门，诈为行还。敬则恐内人觇见，以刀环塞窐孔，呼门甚急，门开而入。他夕，苍梧王每开门，门者震慑，不敢仰视，至是弗之疑。道成入殿，殿中惊怖。既而闻苍梧王死，咸称万岁。
宋后废帝刘昱，字德融，小字慧震，南朝宋明帝长子，史称其“穷凶极暴，自取灰灭，虽曰罪招，能无伤悼。弃同品庶，顾所不忍。可特追封苍梧郡王”，是个丧国亡家之主。
柏杨先生曾说：南朝宋的建立者刘裕可能是血液不干净。他自己还是不错的，可是继任的后代一个比一个暴虐和肮脏。怎样不干净呢？如果说他的后代身上混了畜生的血也不妥，因为侮辱了畜生。这样的评价虽显极端，但细细看来，这个刘昱的所做所为的确没有多少人性可言。这种人死于非命，也算是罪有应得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