谒者仆射邓公为校尉，上书言军事，见上，上问曰：“道军所来，闻晁错死，吴、楚罢不？”邓公曰：“吴为反数十岁矣；发怒削地，以诛错为名，其意不在错也。且臣恐天下之士拑口不敢复言矣。”上曰：“何哉？”邓公曰：“夫晁错患诸侯强大不可制，故请削之以尊京师，万世之利也。计画始行，卒受大戮。内杜忠臣之口，外为诸侯报仇，臣窃为陛下不取也。”于是帝喟然长息曰：“公言善，吾亦恨之！”
晁错年轻时学法家学说，汉文帝时为太子家令，有辩才，号称“智囊”。
晁错为人刚直，在政见上与群臣又每每不合，引起众臣嫉恨。加之晁错的“削藩”主张，引起了诸侯不满，景帝优柔寡断未能采纳，于公元前154年(景帝三年)，终于酿成了“七国之乱”，以“请诛晁错，以清君侧”为名，威逼景帝，景帝无奈，曰：“吾不爱一人而谢天下”，腰斩晁错于西安东市，时晁错四十六岁。
晁错不仅是替罪的羔羊，还是用来祈祷平息叛乱的祭品，但这并非偶然，这一切都源于他的书生本质。他死得确实冤枉，完全是一场政治、军事与权谋斗争的牺牲品。但不能否认的是，晁错的悲剧也是他的性格所致。只知忠诚，却不知忠须有道；锋芒太露，不知迂回婉转；与人结怨太多，不知多结善缘。如果不改其性，即便当时不死，也绝不会长期立足于汉廷。当然这绝非说人应当圆滑诡谲、了无棱角，而是从既能把事情做好又能保护自己这一角度出发的。否则，好心也可能把事情办坏，好人也可能被当成坏人。
世宗孝武皇帝上之上建元六年——汲黯为政，以民为本
【原典】
东海太守濮阳汲黯为主爵都尉。始，黯为谒者，以严见惮。东越相攻，上使黯往视之；不至，至吴而还，报曰：“越人相攻，固其俗然，不足以辱天子之使。”河内失火，延烧千馀家，上使黯往视之；还，报曰：“家人失火，屋比延烧，不足忧也。臣过河南，河南贫人伤水旱万馀家，或父子相食，臣谨以便宜，持节发河南仓粟以赈济贫民。臣请归节，伏矫制之罪。”上贤而释之。其在东海，治官理民，好清静，择丞、史任之，责大指而已，不苛小。黯多病，卧闺阁内不出。岁馀，东海大治，称之。上闻，召为主爵都尉，列于九卿。其治务在无为，引大体，不拘文法。
黯为人，性倨少礼，面折，不能容人之过。时天子方招文学儒者，上曰：“吾欲云云。”黯对曰：“陛下内多欲而外施仁义，奈何欲效唐、虞之治乎！”上默然，怒，变色而罢朝，公卿皆为黯惧。上退，谓左右曰：“甚矣汲黯之戆也！”群臣或数黯，黯曰：“天子置公卿辅弼之臣，宁令从谀承意，陷主于不义乎？且已在其位，纵爱身，奈辱朝廷何！”黯多病，病且满三月；上常赐告者数，终不愈。最后病，庄助为请告。上曰：“汲黯何如人哉？”助曰：“使黯任职居官，无以逾人；然至其辅少主，守城深坚，招之不来，麾之不去，虽自谓贲、育，亦不能夺之矣。”上曰：“然，古有社稷之臣，至如黯，近之矣。”
汲黯是西汉初年的名臣，他出身名门，其上七世为卿大夫。
汲黯为政，以民为本，他为官清正，廉洁奉公，死后家无余资，在封建官吏浊多清少的环境中可谓一佼佼者。然而他多次直谏，廷诤抗颜，又与权臣弘、汤不能相容，为此，弘、汤恨之入骨，常在武帝面前说他的坏话，武帝好大喜功、不分良莠，对汲黯先是疏远，后继之以贬，终被出为淮阳太守，卒于任中。汲黯家乡有很多人都做官，都有所成，但是他们都认为不如汲黯。正是基于“以民为本”做人、做事的理念，汲黯在多少年之后，仍然受到世人的敬仰。
世宗孝武皇帝上之下元朔二年——侠士犯法，与民同罪
【原典】
主父偃说上曰：“茂陵初立，天下豪杰，并兼之家，乱众之民，皆可徙茂陵；内实京师，外销奸猾，此所谓不诛而害除。”上从之，徙郡国豪杰及訾三百万以上于茂陵。
轵人郭解，关东大侠也，亦在徙中。卫将军为言：“郭解家贫，不中徙。”上曰：“解，布衣，权至使将军为言，此其家不贫。”卒徙解家。解平生睚眦杀人甚众，上闻之，下吏捕治解，所杀皆在赦前。轵有儒生侍使者坐，客誉郭解，生曰：“解专以奸犯公法，何谓贤！”解客闻，杀此生，断其舌。吏以此责解，解实不知杀者，杀者亦竟绝，莫知为谁。吏奏解无罪，公孙弘议曰：“解，布衣，为任侠行权，以睚眦杀人。解虽弗知，此罪甚于解杀之。当大逆无道。”遂族郭解。
班固曰：古者天子建国，诸侯立家，自卿大夫以至于庶人，各有等差，是以民服事其上而下无觊觎。周室既微，礼乐、征伐自诸侯出。桓、文之后，大夫世权，陪臣执命。陵夷至于战国，合从连衡，繇是列国公子，魏人信陵，赵有平原，齐有孟尝，楚有春申，皆藉王公之势，竞为游侠，鸡鸣狗盗，无不宾礼。而赵相虞卿，弃国捐君，以周穷交魏齐之厄；信陵无忌，窃符矫命，戮将专师，以赴平原之急；皆以取重诸侯，显名天下，扼腕而游谈者，以四豪为称首。于是背公死党之议成，守职奉上之义废矣。及至汉兴，禁网疏阔，未知匡改也。是故代相陈豨从车千乘，而吴濞、淮南皆招客以千数。外戚大臣魏其、武安之属竞逐于京师，布衣游侠剧孟、郭解之徒驰骛于阎闾、权行州域。力折公侯，众庶荣其名迹，觊而慕之。虽其陷于刑辟，自与杀身成名，若季路、仇牧，死而不悔。故曾子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非明王在上，示之以好恶，齐之以礼法，民曷由知禁而反正乎！古之正法：五伯，三王之罪人也；而六国，五伯之罪人也。夫四豪者，又六国之罪人也。况于郭解之伦，以匹夫之细，窃杀生之权，其罪已不容于诛矣。观其温良泛爱，振穷周急，谦退不伐，亦皆有绝异之姿。惜乎，不入于道德，苟放纵于末流，杀身亡宗，非不幸也。
荀悦论曰：世有三游，德之贼也：一曰游侠，二曰游说，三曰游行。立气势，作威福，结私交以立强于世者，谓之游侠；饰辩辞，设诈谋，驰逐于天下以要时势者，谓之游说；色取仁以合时好，连党类、立虚誉以为权利者，谓之游行。此三者，乱之所由生也；伤道害德，败法惑世，先王之所慎也。国有四民，各修其业。不由四民之业者，谓之奸民。奸民不生，王道乃成。
凡此三游之作，生于季世，周、秦之末尤甚焉。上不明，下不正，制度不立，纲纪驰废；以毁誉为荣辱，不核其真；以爱憎为利害，不论其实；以喜怒为赏罚，不察其理。上下相冒，万事乖错，是以言论者计薄厚而吐辞，选举者度亲疏而举笔，善恶谬于众声，功罪乱于王法。然则利不可以义求，害不可以道避也。是以君子犯礼，小人犯法，奔走驰骋，越职僭度，饰华废实，竞趣时利。简父兄之尊而崇宾客之礼，薄骨肉之恩而笃朋友之爱，忘修身之道而求众人之誉，割衣食之业以供飨宴之好，苞苴盈于门庭，聘问交于道路，书记繁于公文，私务众于官事，于是流俗成而正道坏矣。
是以圣王在上，经国序民，正其制度；善恶要于功罪而不淫于毁誉，听其言而责其事，举其名而指其实。故实不应其声者谓之虚，情不覆其貌者谓之伪，毁誉失其真者谓之诬，言事失其类者谓之罔。虚伪之行不得设，诬罔之辞不得行，有罪恶者无侥幸，无罪过者不忧惧，请谒无所行，货赂无所用，息华文，去浮辞，禁伪辩，绝淫智，放百家之纷乱，壹圣人之至道，养之以仁惠，文之以礼乐，则风俗定而大化成矣。
郭解是函谷关以东地区的着名侠士，以侠义之名，行杀人之实，并最终被处死。杀人犯法，这是一个基本常识，可是很多人却为郭解说情。由这一事件，司马光引用班固和荀悦的话展开了论述。
班固认为，如果没有贤明的君主在上，告知百姓什么行为是该受到表彰的，什么行为是应该摒弃的，并且用礼义法度去约束他们，那些百姓怎么能知道什么是违犯禁令的行为，从而改邪归正呢？如郭解之流，只不过是个渺小的平民百姓，却窃取生杀大权，他的罪恶已到了非杀不可的地步了。像郭解这般人物，不按照道德规范行事，却苟且放纵，最后自己身死，全族被杀，班固认为这并非是不幸。
而荀悦则更直接，说“侠”是破坏道德法度的奸贼。荀悦认为：善与恶的区分主要取决于是立功还是犯罪，而不受舆论毁誉的扰乱，听其言，还得责求其事；举出名，还要指出实。这些论点都对后世的法治断案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世宗孝武皇帝上之下元朔二年——主父偃骄横被杀
【原典】
燕王定国与父康王姬奸，夺弟妻为姬，杀肥如令郢人。郢人兄弟上书告之，主父偃从中发其事。公卿请诛定国，上许之。定国自杀，国除。
齐厉王次昌亦与其姊纪翁主通。主父偃欲纳其女于齐王，齐纪太后不许。偃因言于上曰：“齐临菑十万户，市租千金，人众殷富，巨于长安，非天子亲弟、爱子，不得王此。今齐王于亲属益疏，又闻其姊乱，请治之！”于是帝拜偃为齐相，且正其事。偃至齐，急治王后宫宦者，辞及王；王惧，饮药自杀。偃少时游齐及燕、赵，及贵，连败燕、齐。赵王彭祖惧，上书告主父偃受诸侯金，以故诸侯子弟多以得封者。及齐王自杀，上闻，大怒，以为偃劫其王令自杀，乃征下吏治。偃服受诸侯金，实不劫王令自杀。上欲勿诛，公孙弘曰：“齐王自杀，无后，国除为郡入汉，主父偃本首恶。陛下不诛偃，无以谢天下。”乃遂族主父偃。
主父偃是汉武帝时大臣，他出身贫寒，早年学长短纵横之术，后学《易》、《春秋》和百家之言。在齐受到儒生的排挤，于是北游燕﹑赵﹑中山等诸侯王国，但都未受到礼遇。元光元年(前134年)，主父偃抵长安。后直接上书汉武帝刘彻，当天就被召见，与徐乐﹑严安同时拜为郎中。不久又迁为谒者﹑中郎﹑中大夫﹐一年中升迁四次，得到武帝的破格任用。
一朝得势之后，主父偃就开始胡作非为，不知道自己几斤几两了。主父偃做到中大夫，炙手可热，众大臣均巴结主父偃，贿赂他的金钱达数千金之多，主父偃也都来者不拒。后受齐王自杀的事件牵连，在公孙弘的撺掇下，终于被汉武帝所杀。主父偃的一生先抑后扬再抑，可谓坎坷异常。由起初的不为世容、穷困潦倒，到成为汉武帝的言官，拜为郎中，人人敬畏。历经种种波折，然而主父偃并未能够善始善终，最后落得个宾客中只有一人为其敛尸，门前冷落至此。从主父偃的身上我们可以看到，逆境中不畏困难，以坚强的毅力向自己的目标努力，顺境中则应保持自己在逆境中的精神。不因环境的变化而目中无人，骄横自大，自己应始终保持清醒的头脑，“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
世宗孝武皇帝中之下元鼎二年——张骞出使西域
【原典】
白金稍贱，民不宝用，竟废之。于是悉禁郡、国无铸钱，专令上林三官铸钱，令天下非三官钱不得行。而民之铸钱益少，计其费不能相当。惟真工、大奸乃盗为之。
浑邪王既降汉，汉兵击逐匈奴于幕北，自盐泽以东空无匈奴，西域道可通。于是张骞建言：“乌孙王昆莫本为匈奴臣，后兵稍强，不肯复朝事匈奴，匈奴攻不胜而远之。今单于新困于汉，而故浑邪地空无人，蛮夷俗恋故地，又贪汉财物，今诚以此时厚币赂乌孙，招以益东，居故浑邪之地，与汉结昆弟，其势宜听，听则是断匈奴右臂也。既连乌孙，自其西大夏之属皆可招来而为外臣。”天子以为然，拜骞为中郎将，将三百人，马各二匹，牛羊以万数，赍金币帛直数千巨万；多持节副使，道可便，遣之他旁国。
骞既至乌孙，昆莫见骞，礼节甚倨。骞谕指曰：“乌孙能东居故地，则汉遣公主为夫人，结为兄弟，共距匈奴，匈奴不足破也。”乌孙自以远汉，未知其大小；素服属匈奴日久，且又近之，其大臣皆畏匈奴，不欲移徙。骞留久之，不能得其要领，因分遣副使使大宛、康居、大月氏、大夏、安息、身毒、于阗及诸旁国，乌孙发译道送骞还，使数十人，马数十匹，随骞报谢，因令窥汉大小。是岁，骞还，到，拜为大行。后岁馀，骞所遣使通大夏之属者，皆颇与其人俱来，于是西域始通于汉矣。
西域凡三十六国，南北有大山，中央有河，东西六千馀里，南北千馀里，东则接汉玉门、阳关，西则限以葱岭。河有两源，一出葱岭，一出于阗，合流东注盐泽。盐泽去玉门、阳关三百馀里。自玉门、阳关出西域有两道：从鄯善傍南山北，循河西行至莎车，为南道；南道西逾葱岭，则出大月氏、安息。自车师前王廷随北山循河西行至疏勒，为北道；北道西逾葱岭，则出大宛、康居、奄蔡焉。故皆役属匈奴，匈奴西边日逐王，置僮仆都尉，使领西域，常居焉耆、危须、尉黎间，赋税诸国，取富给焉。
乌孙王既不肯东还，汉乃于浑邪王故地置酒泉郡，稍发徙民以充实之；后又分置武威郡，以绝匈奴与羌通之道。
天子得宛汗血马，爱之，名曰“天马”。使者相望于道以求之。诸使外国，一辈大者数百，少者百馀人，人所赍操大放博望侯时，其后益习而衰少焉。汉率一岁中使多者十馀，少者五六辈；远者八九岁，近者数岁而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