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档案
彼得·德毒克于1909年生于奥匈帝国的维也纳，祖籍为荷兰。其家族在17世纪时从事书籍出版工作（Drucker原意为“印刷者”）。他的父亲为奥国负责文化事务的官员，曾创办萨尔斯堡音乐节。他的母亲是奥国率先学习医科的妇女之一。德鲁克从小生长在富有文化气息的环境之中。其1979年所著的自传体小说《旁观者》对其成长历程作了详细而生动的描述。
德鲁克先后在奥地利和德国受教育，1929年后在伦敦任新闻记者和国际银行的经济学家。于1931年获法兰克福大学法学博士学位。1937年移民美国，曾在一些银行、保险公司和跨困公司任经济学家与管理顾问。1942年到1949年任贝宁顿学院哲学教授和政治学教授。1942年受聘为当时全世界最大企业——通用汽车公司顾问。他于1946年将心得成果编辑为《公司的概念》一书出版，对大企业的组织与结构有详尽而独到的分析。1950年起任纽约大学商业研究院管理学教授。
管理是一种实践，其本质不在于“知”，而在于“行”；其验证不在于逻辑，而在于成果；其惟一权威就是成就。
——彼得·德鲁克
将问题变成机会
记得著名诗人泰戈尔说过：“当你为错过太阳而伤心流泪时，你很有可能又错过了月亮和星星。”许多经理人往往都会向我请教一些个人的问题，但我发现他们很少提及目标或计划，他们几乎千篇一律地绕着问题打转。我相信奥斯卡所说的话确有道理：“好的管理者需要一些技巧来避免他们的错误。”
很多年之前，我和一些管理出错误的某公司主管讨论过这个问题，他们那时想把这个问题当成一个词语，并从他们的经理人的词汇中剔除这个词语。在我参加他们的领导层会议的时候。我听到他们的经理人说他们在面临着难以决断的机会。我不知道他们把精力花在了什么问题上，或者是用什么方式让机会这样悄悄溜走。我觉得不去解决问题，就没有机会，只有在有机会的时候把机会抓住了才是最好的技巧。
首先是要找到经营业务的抑制损害，让每一个机会都有足够的人员并能得到足够的支持，随后才应该提出问题并为解决问题配备人员。
我认为通用电气公司是这方面的典范。他们的政策是：对那些不能提供长期增长的机会，以及那些不能使公司在世界名列前茅的业务，即使是有利可图的也予以放弃。随后，他们把最好的人员放在机会的开拓上，不断开发推进。有效率的人学会了创造性思考，并成为现实主义者。他们能够清楚地看到问题和困难，既不进行美化，也不逃避。
即使面对严重的问题，他们也会先去寻找可能的办法和机会。他们的态度是：在这个问题上有什么机会可以利用？这并不意味着找出机会对他们来说很容易，但因为没有别的办法可想，他们会强迫自己用这种态度看问题，即使他们也不一定总能有所收获。
机会的定义与组织目标相联系。目标是企业发现机会的前提，把解决问题置于首位导致的一个直接结果就是忽视组织目标。
这个世界处于一种快速变化的状态，很多企业的领导人都苦恼于如何有效地将成功经验复制或是转移给他们所领导的人或组织。虽然也有很多成功的经验，但并不是任何一个企业都是可以去复制别人的经验的，就好像你闻到一朵很香的玫瑰花的香气，这样的经验是无法移转的，每个人都必须要自己去闻玫瑰。
所以，对于一个企业来说，最大的挑战是如何通过组织的设计，有系统地提供精确的管理实务经验（而非所谓的成功经验）给年轻一辈的经理人，让他们从中得到启发，在实际管理中创造出属于他们自己的模式。这一点对于未来非中心化的组织，以及随任务而编制的组织尤其重要。对于工厂的员工或者公司行政人员，则是通过我过去六年一直在倡导的“自我管理社群”，来达到自发动作、有效的组织运作。
我曾经和政府部门的许多领袖在一起共事，我也经常和企业界的和非政府营利组织，例如大学、医院或是教会的领导者有过许多相处的经验。我觉得没有一个领导是一样的，他们都是不一样的。不管是多么优秀的领导，就是一般的领导都是有级别之分的。
领导者也有自己的追随者，他们能够在这样的情况下得到最大的信任。同时，对于每一个领导者来说，最重要的是一个组织的自我管理和自我创新能力，领导一个组织并不是永远的事情，也不是一辈子的事情。
更有竞争力的女性
当女性被解放出来之后，越来越多的女性成为了领导者，只不过在社会与人类历史的所有阶段，男性所执掌的职位范围比较大，从事的工作种类也比较多，从而掩盖了女性的作用。随着知识性工作的出现，很多工作都已经超越了性别的界限。
现在我们可以更有把握地提出这个假设：女性将越来越在每一个管理阶层与男性一争长短。事实上如今美国的许多超级大公司如惠普，执行官早已经是女性了。不只如此，许多大学的校长或董事长也早就是女性了。她们可不是简单的，面对严峻竞争时常让男性甘拜下风，至少我早就是这么想的。
我认为女性会在跟“自我”有关的领域特别杰出，例如人力资源。不过女性经理人最大的竞争力表现在金融领域。我相信再过20年左右，绝大多数美国大公司的会计长或财务长都会是女性。
她们在工程的部门也会有很快的跃升。一个具体的例子，就是克莱蒙特研究大学的彼得·德鲁克商学研究所（这个学校的商研所以我的名字命名）刚刚完成的一项接班计划。
德鲁克商研所由六个校务董事共同管理，每位的任期是五年。在最近这次的会议中，我们决定除了这个学院的CEO（正式的头衔是院长）还可能是个男性以外，其余五个职位都将由五位能干的女性来担任，她们现在也都是商研所的同事。而且我们希望她们会愿意留下来接受领导职务，不会被其他竞争对手挖走。
持续学习和机会赛跑
我只有一句话：继续学习！学习还必须持之以恒。离开学校五年的人的知识，就其定义而言已经过时了。
美国政府如今要求医师每五年必须修复习课程，并参加资格重新检定考试。这种做法起初引起受检者的抱怨，不过这些人后来几乎毫无例外的，对外界的看法有了改变，他们为自己忘掉那么多的东西而感到惊讶。
同样的原则，也应该应用到工程师，尤其是行销人员的身上。因此，经常重返学校，而且一次待上一个星期，应该成为每一位经理人的习惯之一。
许多大公司目前都在建立内部的教育设施，但我建议这要小心为妙。因为内部训练通常有强调及强化固定观点的毛病。为了开拓视野、质疑通俗的信念、养成组织性的抛弃习惯，最好是让员工面对多样化及挑战。为了这些目的，经理人应该接触为不同公司工作、以不同方法办事的人。
要想在充满挑战的世界之中担任一名主管，同时还能够产生并且维持效能，就必须注意上述若干要点。这个世界充满了机会，因为改变即是机会。我们处于一个风起云涌的时代，而变化源起不同的方向。处于这种情势之下，有效能的主管必须能够体认机会，并且和机会赛跑，还要保持学习，经常刷新知识底子才行。日本的大公司，有将近30～40年的时间，能够在内部的延续性以及外部的改造之间取得成功的平衡。然而，就算是这样的平衡也无法是永远的。日本的内部延续性已经开始变得僵化了。
我从来不曾盲目崇拜日本的体系有多么的优越，即便是在20世纪80年代日本正是兴旺时都是如此。虽然在更早一点的时候，差不多在20世纪60～70年代，我的确倡导美国与欧洲的公司可以采用一些日本的管理方式，例如决策流程等。而我至今仍认为日本在这方面还是很优秀的。不过在1980年前后，正当日本卓越论在美国大流行时，我反而很少再提日本经验了。
我并不迷信日本优越论，甚至，我比别人都更早预测到日本危机的到来。然而，我们也不要低估日本。日本具有领导地位的公司，在未来的发展与新技术制造的发展上，早就已经遥遥领先许多国家的企业。像丰田汽车最新的厂房，就是完全不需要任何人工的先进设备。此外，日本大企业（例如索尼）在跨国的策略上，也比许多国家都还要进步、精密。
经理人与组织
在网状结构中，对经理人而言，与上司之间的连接线无疑是重要的。问题是，怎样能让上司觉得这条连接线同样也是最重要的（至少是非常重要）的呢？部属当然有必要分析上司的优缺点，但分析的目的不是对此做出结论（这是上司的上司的事），而是为了在分析和交流的基础上，协助上司完成其绩效目标（同时也完成自己的绩效目标）。
为什么辅佐上司很重要呢？因为，只有在上司允许的前提下，才可能有效地完成工作。也就是，任何人都要依靠上司的支持、了解，一个人绩效的表现也依赖于上司。只有在好莱坞的电影中，一个人的成功是因为上司的无能；在现实生活中，成就的最佳先决条件就是有位肯表现的上司。而且，经理人也最能左右上司能否有所表现，因为如同部属仰赖上司一般。上司亦同时依赖着部属。
我并不认为“辅佐上司”有什么秘诀。而且我认为，找出辅佐上司之道并不困难。然而，大多数经理人会抱怨其上司，认为：“如果每件事情，都能让我越过，或避开现在要向他报告的那位仁兄，我的日子会好过多了！”但据我所知，有极少数经理人，在这方面确实下了功夫。基本上。这个领域一如其他的管理领域，需要经理人担起责任、主动开创。毕竟，经理人应接受一个事实，即：促使上司能有所表现是经理人本身的职责。上司也是个凡人，有凡人般的表现。
不要过分关注上司的不足。作为团队的一员，部属要思考的是：怎样才能使个人、团队和上司有更优的绩效表现。团队中的矛盾不必回避。但更重要的是，你要迅速找出能够让上司接受的解决方案，并开始行动。
经理人也许可以不尊重上司（总有一些有能力的家伙个性张扬、为人傲慢），但你必须能帮助上司解决问题。别低估上司，但也不必过于高估他：他只是一个比你承担了更多责任（当然，也得到更多报酬）的组织成员。
对个人前途来说，低估上司是很危险的；而对组织前途而言，高估上司可能同样危险。所以别轻易去评价你的上司（上司的上司和人事部门会去做这事）。
切记：同上司沟通的目的不是为了了解他，而是为了找到有效的方式，用以解决你的、他的和团队的问题。
即使面对一个不错的上司。你也别老想着去“教育”他。对待你的下属同样如此。是否愿意做一名乐于学习的学生，选择权永远在对方手中。
阅读手记：他在给我们领路
一直以来，人们可以依靠彼得·德鲁克为自己提供一种观察事物的新方法。这位管理大师曾说，大多数人在工作岗位、债务、全球化和经济衰退等问题上的想法都是错误的。毕竟，他是第一位认识到管理是一门值得深入和规范研究的学科的人。远在他人之前（早在20世纪50年代初），他就预测到了计算机技术总有一天将彻底改变商业领域。1961年，他前瞻性地呼吁人们关注日本即将崛起成为工业大国，而在20年后，他又警告日本将面临经济停滞。至于“私有化”、“知识工人”和“目标管理”等概念的提出，我们也可以都归功于他。
晚年的德鲁克仍然充满了众人缺乏的洞见，并且对自己的信念坚定不移。他兴趣甚广，从经济学、心理学、哲学、歌剧到日本艺术，无不涉猎，也曾经为成百上千家大公司、政府部门、小企业、教会组织、大学、医院、艺术机构和慈善组织提供咨询。直到今天，这位管理学大师仍继续在以他名字命名的克莱蒙特研究大学的管理学院开讲座，各行各业的领袖人物不断前来加利福尼亚朝拜，向他讨教。
在每一次经济繁荣之时，便会出现对首席执行官的英雄崇拜倾向，而聪明的德鲁克正是用自己的智慧在为我们领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