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在此之前，彭德怀访问湖南平江时曾收到一位老红军送来的纸条：谷撒地，薯叶枯，青壮炼铁去，收禾童与姑，来年日子怎么过？请为人民鼓咙呼。7月23日晚，他写下：没想到把它（指给毛泽东的信）“提到两条路线斗争的高度。它将要造成难以估计的损失，引起更加严重的比例失调，甚至引起党内外一段时间内的混乱，影响生产和导致人民生活水平下降的严重后果！”可惜的是，不幸言中。
随后“大跃进”、“共产风”再度泛滥，加之这一年南方数次洪水等自然灾害，年终粮食的实际产量只有3400亿斤，而计划的是10500亿斤。
9月25日，从东北的黑土地上传来喜讯，在松辽盆地陆相沉积中找到了油田，9月26日，黑龙江肇州县大同镇第一口探井（松基3井）出油。由于正值建国十周年大庆，油田被称为——大庆。初步估算油量1亿吨以上，1963年底探明地质储油量26.7亿吨。1963年12月2日，周恩来宣布：“我国需要的石油，现在可以基本自给了。”1965年国内消费全部自给，1973年中国开始向国外出口原油和成品油。大庆油田同时开创了中国的石油地质理论。
那时候北京街头的公共汽车都背着一个硕大的煤气包，毛泽东不无感慨地说：“天上飞的，地上跑的，没有石油都转不动啊。”
就在接到大庆油田喜讯的前一天，天安门广场扩建完成，为建国十周年建设的“十大建筑”也相继竣工。9月25日，《人民日报》上专发社论盛赞这是“我国建筑史上的创举”。
冰心记述道：“走进人民大会堂，使你突然地敬虔肃穆了下来，好像一滴水投进了海洋，感到一滴水的细小，感到海洋的无边壮阔。”
10月1日，天安门前70万人高呼“总路线万岁！”“大跃进万岁！”“人民公社万岁！”（“三面红旗”）夜幕降临，而天安门广场“像一座‘水晶世界’。周围的建筑物，满镶灯炬，像星海一片……狂欢正酣，忽然密云带来了一阵秋雨，蓝色的柔和的探照灯光柱中落进了万点珍珠。欢腾的人群在阵雨洗尘过后更加兴奋活跃起来……随着连珠炮般的声响，节日的礼花凌空竞放，首都的夜空顿时被打扮得五彩缤纷，雨后的云层也被映成了灿烂的彩霞……午夜已过，欢乐在天安门广场上的人们仍然载歌载舞，首都到处灯火辉煌”。
作为新中国十年大庆的献礼，电影工作者共推出了18部献礼片，被称为中国电影史上“难忘的1959年”！7月，文化部在京召开全国故事片厂厂长会议，会议开了18天，于是有人提议：“18天会，一个指示精神，我们干脆一鼓作气，拿出18部高质量的献礼片来，也不辜负中央领导的期望。”巧合的是，到第二年春，文化部最终确定的献礼影片共计18部，包括《林则徐》、《万紫千红总是春》、《青春之歌》、《五朵金花》、《回民支队》、《战上海》等。这些影片大都使用进口的彩色胶片拍摄。它们基本代表了当时中国电影的最高成就。
而年中的一首由当时还是上海音乐学院学生的何占豪、陈钢创作的小提琴协奏曲《梁山伯与祝英台》陶醉了中国人的心。当5月27日上海兰心大戏院里18岁的俞丽拿停止演奏后，陈钢后来回忆：“突然，掌声如雷，‘泪飞顿作倾盆雨’，听众和我们同时流出了激动的热泪！”
从硝烟弥漫的战场到机器轰鸣的工地、挥汗如雨的农田、旋律悠扬的乐曲，共和国已经历经十个春秋的沧桑岁月。
【共和国台历】
月球卫星
1月2日，苏联发射“月球1号”探测器，这是人类史上首次脱离地球轨道的航天器。
特赦令
9月17日，国家主席刘少奇发布特赦令：对于经一定期间的劳动改造，确实改恶从善的蒋介石集团和伪满洲国的战争罪犯、反革命罪犯和普通刑事罪犯，实行特赦。12月4日，最高人民法院特赦了首批33名战争罪犯，其中一位是末代皇帝溥仪。当他再次来到故宫时，“在御花园里，我看到那些在阳光下嬉戏的孩子，在茶座上品茗的老人。我嗅到了古柏喷放出来的青春的香气，感到了这里的阳光也比从前明亮了。我相信故宫也获得了新生”。
反右倾运动
10月，开始“反右倾”，主要目标是所谓攻击“三面红旗”的各级领导干部，至1960年初结束，被划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干部党员300多万。
时传祥
10月29日，《人民日报》刊登了一张国家主席刘少奇和北京市掏粪工人时传祥的合影。时传祥回忆：解放前的20年，我过的不是人的生活，阔老爷和阔太太们骂我们是“臭屎蛋”、“夜猫子”，我们连老婆都娶不上。解放之后，我们翻了身，当家做主了。我们的生活也有了很大改善。我一个月拿70多元的工资，穿上了毛衣毛裤，有了收音机，生病还享受公费医疗。社会风气也变了，大家不再轻视我们了。
1960，“岁岁寻常今不同”
虽然“三面红旗”继续在这一年飘扬，虽然《人民日报》元旦即刊发了题为《展望六十年代》的社论，“由于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确定无疑的胜利，全中国的生活正在沸腾着”，然而1960年却并未为60年代开了个好头。
在总结上一年时文章中说：“农业生产，在战胜了几十年未有的特大自然灾害之后，就全国说来，仍然得到了比1958年更大的丰收。农业总产值显著地超额完成了国家的计划，全国人民公社的组织日益健全，优越性日益显著，在农民中的威信日益增高。人民的收入增加了，市场的供应也相应的增加了……总之，全国城乡都洋溢着欣欣向荣的气象。而按照美国的宣传机器说来，1959年却是中国‘最暗淡的年份’和‘最贫困的年份’。如果所谓‘最暗淡’和‘最贫困’就是这么一回事，那么，就让一些靠‘美援’维持统治的国家也来一些这样的‘暗淡’和‘贫困’吧！”
在“形势无限好，到处报喜讯，凯歌庆元旦，开门一片红”的大好形势下，1月22日新华社公布的1959年国民经济发展情况公报显示，不仅1959年经济计划指标完成，而且提前三年完成了第二个五年计划。
此时已下放到河南商城两年多的顾准在1959年的日记中记下：
11月4日，民工队来买菜的人说，村里的红薯已经吃光了，这应该是真的。刘引芝的父亲死了。肿病——劳动过度，营养不良。缝纫室张的哥嫂几乎同时死亡，也是肿病。1959年旱灾，1960年春夏，该会有多少人死亡呢？劳动队真是天堂。徐云周的孩子在这里吃了晚早两顿稀饭，欢喜得不得了。
11月13日，刨红薯4天，今日毕事。民工过路，欣羡不已，都到地头来捡残屑，挥之不去。
12月17日，现在问题已不在死人不死人，而在死些什么人。黄渤说，父亲死了，死了没啥。孩子，死了也没啥。哥哥死了，是糟糕事，诚哉斯言。农村中死掉一些孩子与老人，达到了Malthusianism（马尔萨斯主义）的目的。若死强劳动力过多，则是大大的纰漏了。
12月22日，除民间大批肿死掉而外，商城发生人相食的事两起，十九日城内公审，据说二十日要公判。两起人相食，一是丈夫杀妻子，一是姑母吃侄女。
可是在年初的上海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继续夸大“反右倾”以后的大好形势，会议又过高地规定本年度钢产量为1840万吨，粮食产量为6000亿斤。会后各省响应号召，纷纷大办县、社工业，大兴水利，大办养猪场等。这使“共产风”比1958年更严重地泛滥起来。
当年的高考语文试题，一是作文题，两个题目任择其一：《我在劳动中受到了锻炼》或者《大跃进中的新事物》，注明“不要用诗歌的形式写”；第二题是一篇文言文翻译，不是很难，大意是不相信神灵鬼怪。“大跃进”理所当然地继续成为社会热点的首选。
1960年春，侯德云的“老叔”和“老婶”在恋爱。那时“大家都很饿，饿得走路都晃晃荡荡的”。一天，老叔在山脚下发现了一个田鼠洞。他“用铁锨挖开了那个田鼠洞，洞里有不少黄豆，他高兴极了，没有回家，从山坡上捡了些柴火，点了一把火，在铁锨上把黄豆炒了，装了满满两口袋”。当天晚上，月光下相恋的人却“谁也不说话，闷闷地坐在草地上，一粒接一粒地吃炒黄豆”。吃完黄豆才有力气说话，老叔说：“村里有很多人快饿死了，他们的腿都浮肿了，一摁一个坑。我的腿还没有浮肿，不信你摁摁。”他们在两年以后才结婚，因为“那时候饿得连结婚的力气都没有”。
2月，在河南林县，被周恩来介绍为新中国两大奇迹之一的林县红旗渠开始动工。由于在两年前的“大跃进”中林县实实在在，实事求是地上报了亩产125斤，因此被征购的就少一些，这样林县储备了3000多万斤粮。这些储备粮和将近300万块钱最终成了林县修红旗渠的底子。即使这样，民工们每人每天也只有6两粗粮。
快到年中时，不仅是农村，在城市也开始出现粮食危机了。5月28日，中共中央在《关于调运粮食的紧急指示》里说：“近两个月来，北京、天津、上海和辽宁省调入的粮食都不够销售，库存已几乎挖空了，如果不马上突击赶运一批粮食去接济，就有脱销的危险。”为此政府开始降低城乡的口粮标准和食油定量，并寻求替代食品。7月底，北京市宣布，饮食业将实行凭票供应。
这种情况在中南海里也不例外。干部重新定量，先自己报，再由群众公议。毛泽东、朱德报每月粮食26斤，刘少奇18斤，周恩来24斤。而他们的子女一概被命令到大灶食堂去吃饭，当时李讷在北大读书，报了21斤，学校给定的是27斤。刘源因为不吃发霉的红薯干，父亲刘少奇说：“要知道，许多群众连这样的东西都吃不上呢。”
7月5日至8月10日，中共中央在北戴河会议上决定以后计划不搞两本账，不搞计划外的东西，不留缺口。针对几年来造成的农、轻、重比例严重失调，农业生产大幅下降，工业企业管理混乱、效率低下，以及积累消费比例失调和通货膨胀严重等等问题，在9月的《关于1961年国民经济计划控制数字的报告》中提出“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试图扭转当前的困难局面。
随着粮食的进一步告急，11月14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立即开展大规模采集和制造代食品运动的紧急指示》，决定成立以国务院总理周恩来为组长的中央瓜菜代领导小组，并正式提出“瓜菜代，低标准”的口号。小组的一个主要任务是动员人们开发代食品。四川展览馆还办了“代食品展览”，介绍把大米反复煮蒸的“三开三蒸法”，还有各地的“烫面”、“双蒸”、“水磨”、“食油食用增量法”、“一炒、一泡、一蒸做饭法”。
不仅是粮食，其他物资也全面紧张。因为1959年到1960年度中国棉花大幅度减产，5月7日，全国棉布定量由每人24尺减到22尺，半个月后每人再减1尺。这一年，由于纸张供应量减少、质量下降，很多报纸、期刊被迫停刊。
与此同时，7月16日，苏联政府单方面决定召回全部在中国工作的苏联专家。25日，苏方又通知中国政府，一个月内将撤回全部在华专家1390名，同时终止派遣专家，并撕毁专家合同和补充书343个，废除科技合作项目257个，停止供应急需的重要设备。这无疑使国内经济雪上加霜。
而早在上一年的国庆时，赫鲁晓夫在中国政府举行的国庆招待会上告诫中国不要“用武力去试试资本主义制度的稳固性”。随后两国领导人会面时发生激烈争吵。这一年的4月22日，为纪念列宁诞辰90周年，《红旗》杂志编辑部发表《列宁主义万岁》，《人民日报》编辑部发表《沿着伟大列宁的道路前进》，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陆定一发表《在列宁的革命的旗帜下团结起来》，文章提出了批判“现代修正主义”的问题，由此展开中苏论战。11月5日至12月8日，刘少奇、邓小平率中共代表团在莫斯科参加苏联十月革命43周年庆祝活动。期间参加了81国共产党、工人党代表会议。在会议上，苏共代表团和中共代表团进行了激烈的争论。中苏关系进一步恶化。
这一年还有些不“寻常”的事。6月，中国登山队队长史占春在全国文教群英会（1日至11日召开）上汇报了登山队登顶珠峰的过程。5月25日，登山运动员王富洲、贡布（藏族）和屈银华代表全人类首次实现从北坡登顶。贡布从背包里拿出一面五星红旗和一尊毛泽东半身塑像，用旗把像包起来，放置在峰顶。5天后，人群簇拥着登山队员回到拉萨。屈银华的10个脚趾因严重冻伤被切除。一个月后，北京工人体育场举行7万多人的盛大集会，庆祝征服珠穆朗玛峰的登山英雄凯旋归来。
6月，中国还迎来了一位老朋友。28日，《红星照耀中国》一书的作者埃德加·斯诺重返中国。4个多月的访问，他写成《在河彼岸——今日红色中国》，书中写道：上海，这个曾经的巨大贫民窟，西方帝国主义敲骨吸髓的地方，全都见鬼去吧！
而至今仍堪称经典之作的动画片《小蝌蚪找妈妈》开创了中国特有的水墨动画。年初时陈毅对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提出建议：“你们能把齐白石的画动起来就更好了。”当时的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厂长特伟回忆：国画是写意传神的，而动画片必须是连续的动作，怎样动起来？这只能靠我们自己来想象，这是最大的瓶颈，当时负责绘画的年轻人开始模仿迪斯尼，但这显然也是不行的。7月，《小蝌蚪找妈妈》制作完成。而于1988年出品的将水墨画与古琴交融于一的《山水情》更是达到了新的艺术高峰。
这一年的国庆节没有举行阅兵仪式，因为“1960年是建国以来遭受到最大自然灾害的一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