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27日，刘少奇在会上的三个多小时推心置腹的讲话没辜负大家的期望，“我到湖南的一个地方，农民说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你不承认，人家就不服。全国有一部分地区可以说缺点和错误是主要的，成绩不是主要的。”毛泽东在会议上作了自我批评，“凡是中央犯的错误，直接的归我负责，间接的我也有份，因为我是中央的主席”，引起与会者的热烈反响。而林彪的讲话却另有滋味，“在困难的时候，我们应该更加依靠、更加相信党的领导，中央的领导，毛主席的领导”，“当时和事后都证明，毛主席的思想总是正确的”。
针对“三面红旗”，刘少奇说：“三面红旗，我们现在都不取消……有些问题还看得不那么清楚，但是再经过五年、十年以后，我们再来总结经验，”而林彪说：“这三面红旗，是正确的，是中国革命发展中的创造，人民的创造，党的创造。”
“七千人大会”一直开到了大年初三，这是一次民主的大会，但也为后来的众多事件埋下了种子。会议的民主气氛使很多人兴奋地以为什么都可以改了，随着2月的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西楼会议）和5月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工作会议的召开，虽然很多措施“落实起来难度很大”，但“这是非常时期采取的非常措施”，“不这样做不行”（周恩来）。国民经济也因此开始好转。
然而，在北戴河会议进行期间的8月6日，事情又出现了新的转变，毛泽东再提阶级斗争。
9月，中南海里已有了秋的气息，24日至27日中共八届十中全会就在秋风中的怀仁堂里召开了。会上毛泽东强调阶级斗争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
邓子恢由于提出“包产到户”，成了搞资本主义“单干风”；而6月彭德怀写给毛泽东、党中央的八万言信成了“翻案风”；“七千人大会”上刘少奇关于“三面红旗”的讲话成了右倾机会主义即修正主义的表现；而西楼会议和五月会议也成了鼓黑暗之劲的“黑暗风”。
会上毛泽东接到一张康生递来的条子：“利用小说搞反党活动，是一大发明。”（指年内出版的小说《刘志丹》上册）毛泽东念了这张条子，然后说：“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成舆论，总要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革命的阶级是这样，反革命的阶级也是这样。”
会上“左”倾思想再次占据主导地位。不过，毛泽东接受了刘少奇的建议，说“不要因强调阶级斗争放松了经济工作，要把工作放在第一位”。可是这种局面终究无法长久。这次思想转变为“文革”埋下了伏笔。
而在2月份，第一个提出“毛泽东思想”概念的王稼祥由于在递交的建议信里提出了新的外交政策，被总结为“三和一少”加以批判，这一股歪风“主要是三年的暂时困难，把一些马列主义立场不坚定的人吓昏了”。
对王稼祥的批判是因为慧眼独具的康生在建议信里发现与自己一直鼓吹的“三斗一多”（即对帝国主义要斗，对修正主义要斗，对各国反动派要斗，要多援助反对帝国主义的、革命的马列主义政党和马列主义派别）形成鲜明对立的建议。于是他立即“向毛主席进了谗言”：这是“搞‘三和一少’的‘修正主义外交路线’”，毛泽东肯定了康生的意见。
王稼祥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主动找毛泽东，要求在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作检讨。毛泽东说：“你也不必在十中全会上作检查。就在你们中联部（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范围内谈谈好了。不要搞到中央来。”可是1963年5月，毛泽东在杭州会见新西兰共产党总书记威尔科克斯时又说：“王稼祥同志目前有病在家里，他搞‘三和一少’，就是要对帝国主义和气一点，对反动派和气一点，对修正主义和气一点，对亚非拉人民斗争的援助少一些，这是修正主义的路线。”
王稼祥的命运也因此再也无法走回原有的轨道。在“文革”中，这笔旧账有人一直记在心里。
“文革”爆发后，中联部里的大字报令康生（“文革”期间任中央文革小组顾问、中央组织宣传组组长、中央委员会副主席等职）很不满意，“你们写了一些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毛泽东思想还没有进中联部的门”。“中联部过去不是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的部，而是打着王稼祥白旗的部。中联部的要害问题是搞了‘三和一少’……这才是运动的斗争大方向。”已经调离中联部的王稼祥，仍被康生、王力（中联部副部长、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后与江青发生矛盾，1968年被关入秦城监狱至1982年）授意揪斗。在1962年建议信上签了名的中联部副部长伍修权也被定为“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王稼祥的黑干将”，关在“牛棚”中8年。康生又把“三和一少”上纲为“三降一灭”（投降帝国主义、投降修正主义、投降反动派和消灭民族解放运动）。
当时仍是中央书记处书记的王稼祥虽然由于毛泽东的保护而逃过一劫，却还是因为“对（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的决定，对刘少奇的下台和林彪的上台”没有表态而被打得奄奄一息。
王稼祥在中国人民大学工作的儿子王命先亦被“人大三红”造反派认定是“牛鬼蛇神”，大字报、批判、挂黑牌子、坐“喷气式”、勒令交代“罪行”纷至沓来。随后，王命先跳河自杀。王稼祥的两个孙子、一个养女在“文革”初期“停课闹革命”，每天揪斗“走资派”、“牛鬼蛇神”；回家高喊“造反有理”，与王稼祥、朱仲丽夫妇“划清界限”。
对于“三和一少”问题，王稼祥在1969年1月25日再次检讨，说自己基于错误认识，而忘乎所以了，“于是乎我就出来纠正毛主席的有关教导和林副主席的著名论点，这是何等的狂妄呵！这的确是狂妄之极了！这简直是发疯了！而这是事实啊！”
即便如此还是无法逃脱林彪的安排，1969年10月王稼祥被下放到河南信阳。1970年冬，王稼祥在信阳患急性中毒性肺炎，生命垂危，可林彪、江青等人令其改名换姓，不让看病吃药，欲置其于死地。后经毛泽东批准，回京治疗。
由于毛泽东认为王稼祥在遵义会议上的功绩还是“功大于过”的，并说“三和一少”“他（王稼祥）只是提一个建议”，是王力他们在国外会议上搞的。1971年9月13日林彪机毁人亡之后，王稼祥的待遇得以改善。中共十大之后，王稼祥被安排协助周恩来搞外事工作。
但当时“四人帮”活动日渐活跃。1974年1月22日，《北京日报》发表了“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大批判组”的文章《孔老二的亡灵和新沙皇的迷梦——评苏修尊孔反法的卑劣表演》，重提“‘三和一少’妖风”。王稼祥的夫人朱仲丽认为毛泽东已经讲过这事了，“文章不会指你”。“你脑子太天真了，毛主席和周总理的话，就那么灵？毛主席被那一伙人包围，那一伙人搞‘批林批孔批周公’，对着周总理去的。”王稼祥苦笑着说。24日，王稼祥得到通知，要他于25日去参加万人“批林批孔”大会。可是就在当天晚上，带着忧郁心情入睡的王稼祥再也没有醒来。
实际上，1962年的国际形势不容乐观，王稼祥的建议正是针对当时形势而写的忧心之作。
东南，美国加强对越南的军事干涉，中国认为这是间接“针对着中国”。台海，1月1日，蒋介石宣布：“对反共作战，已经有了充分准备，随时可以开始行动。”试图利用大陆经济衰退发动军事反攻。北方，中苏边界出现摩擦，西南，中印边界出现紧张形势。
10月20日，印度军队自边界东西两段同时向中国发动武装入侵，中国边防部队被迫还击，并迅速粉碎了印军的进攻。11月21日，中国政府重申：中印边界问题必须通过谈判解决；并宣布从22日零时起中国边防部队在中印边境全线停火，从12月1日起，中国边防部队即从1959年11月7日中印双方实际控制线后撤20公里。随后，中国“送还了全部战俘及缴获的军车、枪支和弹药并附上这些缴获品的全部详细清单”。
对于这一年的冬日，毛泽东在《七律·冬云》中感慨道：
雪压冬云白絮飞，万花纷谢一时稀。高天滚滚寒流急，大地微微暖气吹。
独有英雄驱虎豹，更无豪杰怕熊罴。梅花欢喜漫天雪，冻死苍蝇未足奇。
无论这个冬天是否显得格外的冷，这一年的春天却的确是饱含希望种子的寂静之春！
【共和国台历】
莫高窟
2月18日，《文汇报》报道，敦煌文物研究所对莫高窟的修建年代进行全面复查，肯定第二七五窟和较晚的十余洞窟建于十六国时期。
胡适
2月24日，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之一胡适逝世。
雷锋
8月15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某部运输连军人雷锋因公殉职，年仅22岁。
第四届亚运会
8月24日至9月4日，第四届亚运会在印尼雅加达举行。参赛国18个，实际到会16个。考虑到中国和阿拉伯国家，主办方以外交部门拒签方式拒绝会员国以色列和台湾参赛。国际奥委会在美国人艾弗里·布伦戴奇（Arery Brundage）的支配下，打着政治不得干涉体育的口号却宣布不承认第四届亚运会，并宣布不定期地禁止印尼参加奥林匹克运动会。苏加诺（印尼总统）当即宣布退出国际奥委会，并在9月发起举办新兴力量运动会。
古巴导弹危机
9月2日，苏联决定向古巴运送导弹。10月14日，美国发现在古巴的苏联导弹；22日，肯尼迪向美国和全世界发表广播讲话，通告苏联在古巴部署核导弹，宣布武装封锁古巴，要求苏联在联合国的监督下撤走已部署在古巴的进攻性武器；28日，赫鲁晓夫宣布撤回苏联在古巴的导弹，古巴导弹危机结束。
1963，凋谢与“大写”
前年的柔和与去年的寂静都已逝去，这一年《人民日报》在新年社论《巩固伟大成绩争取新的胜利》中总结和展望道：我国人民在迈过了交织着斗争和胜利的1962年之后，满怀喜悦地跨进新的一年——1963年。
9月中央工作会议确定了未来的方向，即1963、1964、1965三年进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作为第二个五年计划（1958~1962年）到第三个五年计划（1966~1970年）之间的过渡阶段。的确，痛定思痛之后，是该安静地休养生息了。忍饥挨饿的人们面对长出的庄稼大概是会展露笑脸的吧。
可惜的是经济上的八字方针没能用于文艺界。1月6日，《解放日报》和《文汇报》刊登了时任上海市市长、华东局第一书记柯庆施前两天在上海文艺会堂举行的元旦联欢晚会上的讲话，“今后在创作上，作为指导思想，一定要提倡坚持‘厚今薄古’，要着重提倡写解放后十三年，要写活人，不要写古人、死人。”甚至就只写这十三年。这与江青的思路是如此的一致，她感慨地说，“上海比北京好得多，上海有庆施”。她对柯庆施说：“我支持‘大写十三年’！柯老，我们对文艺界的看法可以说完全一致！我来到上海觉得非常亲切，上海的气氛比北京好多了！我要把上海当作基地！”
两年前大获成功的《李慧娘》令61岁的孟超又一次焕发出生命的激情，甚至有点飘飘然。出生于山东诸城书香门第，在1960年担任人民文学出版社副总编主管戏剧的孟超凭借自小打下的深厚国学功底，将明代周朝俊的《红梅记》改编为昆剧《李慧娘》。
这出戏描写的是南宋末年因赞叹忧国拯民的太学生裴舜卿“壮哉少年！美哉少年！”而被奸相贾似道杀害的侍妾李慧娘的幽魂解救裴舜卿于危难之际，又大骂祸国殃民的贾似道的故事。
然而，这一年的3月29日，中央批转了文化部党组3月16日的《关于停演“鬼戏”的请示报告》：全国各地，不论在城市或农村，一律停止演出有鬼魂形象的各种“鬼戏”。并指出《李慧娘》大肆渲染鬼魂，评论界不但不加以批判反而大加赞美，还提出什么“有鬼无害论”为演出“鬼戏”作辩护。这些助长迷信，毒害少儿心灵，妨碍群众社会主义觉悟提高的“鬼戏”有停演的必要，而且新编剧本一律不得采用有鬼魂形象的题材。
5月6日《文汇报》上发表了被江青称为“第一篇真正有分量的批评‘有鬼无害论’的文章”——《“有鬼无害”论》，署名“梁璧辉”。“梁璧辉”者，“两笔挥”也，指的是时任华东局宣传部副部长的俞铭璜和时任上海市委宣传部部长等职的张春桥。文章说，孟超改编《红梅记》为《李慧娘》，不但没有吸取精华，相反却发展了糟粕。而之前自称没有鬼魂不看戏的康生，也摇身一变，大反鬼戏、旧戏。
事隔4年后，即1967年4月12日，江青在军委扩大会上说：“对于那个‘有鬼无害论’，真正解决战斗的文章，是我在上海请柯庆施帮助组织的，他是支持我们的。当时在北京，可攻不开呵！”
就这样，一朵“鲜艳的‘红梅’”凋谢了，一个人的命运被“攻破”了。在孟超的心里，情之纤细者“放而大之，则义夫义妇，与国与民，散之四合，扬之寰宇，而无不足以使芸芸众生因之而呼号，因之而哀伤，因之而悲哭，因之而兴奋，因之而激发，因之而变为力量，形之于行动，潜移默化，似固无迹可寻者，然而动人心魄，励人进取，乃可泣鬼神而夺造化之功”。是啊，他不过是以“义溢于胸，放情的歌，放情的唱，放情的笑骂，放情的诅咒”的激情，并“借此资质美丽之幽魂，以励人生而已”。却何曾料到“竟以会写文章而死”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