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和国台历】
中法建交
1月27日，中法建交公报正式发表，开创了西方主要大国承认新中国并建立全面外交关系的先例。
第三个五年计划、“三线”建设
5月15日至6月17日，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讨论了第三个五年计划（1966~1970年）。期间，毛泽东估计存在新的世界战争的可能性，提出搞三线建设的战略：沿海和边疆是一线；川、贵、云、陕、甘、宁、青（大三线）和中部六省区是三线；两者之间是二线。建设自1964年到1978年，历经三个五年计划，投资2052亿元，这次战略部署，对国民经济结构和布局影响深远。
《毛主席语录》
5月，林彪根据他自己“走捷径”、“背警句”的主张，授意解放军总政治部编辑出版《毛主席语录》。鼓吹“毛泽东思想是当代马列主义的顶峰”。5月1日，《毛主席语录》出版。
关于文艺问题的第二个批示
6月27日，毛泽东对中共中央宣传部《关于全国文联和各协会整风情况的报告》作了批示：文艺界各协会和它们所掌握的刊物的大多数，15年来，基本不执行党的政策，“最近几年，竟然跌到了修正主义的边缘”。7月初，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中央决定成立以彭真为组长的文化革命5人小组。
第二次全国人口普查
6月30日24时，全国人口总数为723070269人（包括港澳台同胞和华侨）。
文艺毒草
1964年先后批判影片《北国之春》、《早春二月》、《红日》、《兵临城下》、《革命家庭》、《林家铺子》、《聂耳》、《怒潮》、《不夜城》、《两家人》、《球迷》、《逆风千里》、《抓壮丁》等。
1965，“几年离索，错错错”
这一年是在“我们的一切工作，都要以阶级斗争为纲，以社会主义革命为纲”的指导思想下开始的。
这就使自上一年年底到本年度1月份结束的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周恩来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的建设“四个现代化”的目标很难落实了。实际上，为实现“四个现代化”的“两步走”设想都已经提出了：第一步，用15年的时间，建立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使中国工业大体接近世界先进水平；第二步，力争在20世纪末，使中国工业走在世界前列，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
但是直到“文革”快结束的1976年4月28日，梁效（即两校，是“文革”时江青亲自指挥的写作班子“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大批判组”）仍在刊登于《人民日报》上的《邓小平与天安门广场反革命事件》中对“四个现代化”嗤之以鼻，文章写道：
这次天安门广场的反革命政治事件，是以邓小平炮制的“三项指示为纲”的修正主义纲领为旗帜的。“三项指示为纲”，就是否定以阶级斗争为纲，而以实现“四个现代化”为纲。邓小平授意炮制的那篇所谓《论总纲》的文章，就是以实现“四个现代化”开头，又以实现“四个现代化”煞尾的。在天安门广场闹事的反革命分子也狂呼“四个现代化日”。其实，“还是‘白猫、黑猫’啊，不管是帝国主义还是马克思主义”。他们的真实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要复辟资本主义。
时间又过了三年，到了1979年12月6日，邓小平在与日本首相大平正芳会谈时，进一步量化了“四个现代化”，就是到20世纪末，争取国民生产总值达到人均1000美元。
正是在这一年的指导思想下，7月里曾在1953年9月与毛泽东的争论告一段落后，听从何香凝的规劝主动要求闭门思过的梁漱溟的一些话才显出了一个人的高贵气节来。
据当时20岁出头的小组秘书汪东林回忆，在7月10日全国政协直属组的学习发言上，梁漱溟不仅不提“阶级斗争”反而说自己“笨得很”，到了1950年还不承认“听毛主席的话，跟共产党走”这个话，还说记得1950年某重大节日在天安门城楼上看见郭沫若代表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向主席赠了一面写着“我们永远跟着您走”的旗，“我也是无党派人士，看了心里直摇头，这话在我口中是说不出来的”。倔强如斯，又怎能逃过一劫？
1966年8月，红卫兵冲进梁漱溟家，勒令72岁的老人站到一边，并将上前劝阻的梁夫人一顿毒打，随后将梁漱溟拉去批斗，罚跪于主席台上。而他的家也已被洗劫一空。1968年他被赶到两间小破屋中，并补戴了一顶“右派”帽子。“文革”结束后这个直率而倔强的老人面对“两个凡是”（凡是毛主席做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拥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唯有苦笑：我梁漱溟不要说是在“文革”中，就是早在1953年，就已经不买“两个凡是”的账了，过去是这样，现在还是这样。
他幸运地度过“文革”也许要感谢毛泽东、周恩来的保护，而给予他和众多人不幸的那一刻正是开始于这一年的11月。
1961年上演的《海瑞罢官》虽颇受好评但当时并未引起社会的广泛反响，不过，却吸引了江青的目光。这一年年初“毫不气馁”的江青到了上海。两年前就喜欢上上海的江青立即通过柯庆施找到张春桥和已是《解放》编委的姚文元，开始“密制”批判文章。认为唱词“冤案重重要平反”，是暗指社会主义社会冤案重重；“退田才能使民安”是鼓吹“包产到户”，反对合作化。这还不是大毒草？“退田”与“单干风”联系，是“拆掉人民公社的台，恢复地主富农的罪恶统治”；“平冤狱”与“翻案风”联系，是为“帝国主义者和地富反坏右‘抱不平’”。就这样发表于1960年的文章预言了1961年的事，而诞生于1961年的剧情与1962年的批判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了。
11月10日，上海《文汇报》发表了姚文元署名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然而《文汇报》收到批驳或质问姚文元文章的信件多达三千多封。江、张、姚没想到会是这样的反响，正在煌煌之际，康生有了新“发现”——“罢官”。
12月21日，毛泽东在杭州对陈伯达等人说，“戚本禹（文革小组成员）的文章很好，我看了三遍，缺点是没有点名。姚文元的文章也很好，点了名，对戏剧界、史学界、哲学界震动很大，但是没有打中要害。要害是‘罢官’。嘉靖皇帝罢了海瑞的官，1959年我们罢了彭德怀的官。彭德怀也是海瑞。”实际上，海瑞一生共三次被罢官，前两次在嘉靖朝，第三次在隆庆朝。海瑞骂嘉靖，被嘉靖罢官出现在京剧《海瑞上疏》中，而《海瑞罢官》讲的是第三次罢官。康生故意混淆毛泽东讲话中的所指，看来他是深谙“移花接木”这一招！
1967年4月12日，江青在军委扩大会议上曾炫耀：“在文教方面我算一个流动的哨兵。就是这样盯着若干刊物报纸，这样翻着看，把凡是我认为比较值得注意的东西，包括正面的、反面的材料，送给主席参考。”关于《海瑞罢官》，“因为主席允许，我才敢于去组织这篇文章”，而且这“也是柯庆施同志支持的。张春桥同志、姚文元同志为了这个担了很大的风险呵，还搞了保密”。
11月30日，《人民日报》转载文章时加了编者按，试图把争论限制在学术范围内，但颇费周折，还要“保密了七八个月”的文章背后怎么可能仅仅是一点单纯的学术动机呢？
毛泽东提到戚本禹的那篇文章指的是《为革命而研究历史》。文中没有点名，实际上是批判翦伯赞，“历史研究从来是思想斗争非常激烈的一个领域。封建统治阶级和资产阶级为了维护他们的阶级利益，为了麻痹劳动人民的反抗意志，从来不放松对这个领域的控制。”而翦伯赞之前在《对处理若干历史问题的初步意见》和《目前史学研究中存在的几个问题》中提出既要重视阶级观点，又要注意历史主义。戚本禹认为翦伯赞的观点是“超阶级”、“纯客观”的资产阶级观点。“文革”中翦伯赞被扣上“资产阶级史学代表人物”的帽子，1968年12月18日夜，翦伯赞夫妇在北京大学寓所服安眠药自杀。在翦伯赞的口袋里有两张小纸条，上面分别写着“我实在交代不出什么问题，所以走了这条绝路”和“毛主席万岁，万万岁！”而之前不久毛泽东曾指示“对资产阶级的学术权威也要给出路”还特别提到“对北京大学的翦伯赞、冯友兰要给出路”。
这一年上映的《音乐之声》传唱至今，但那份快乐与幸福离中国的思想者们太遥远。
与梁漱溟在多年之后被补戴“右派”帽子一样少见的是1961年被摘掉“右派”帽子的顾准在这一年被第二次打成“右派”。
顾准夫人汪璧也再次变成“狗右派的臭婆娘”，被当众宣布开除党籍，为了5个孩子和家人不受牵连，汪璧提出离婚，顾准并不情愿，但“我欠下这个家庭这么多债，以后不应该再害亲人”。可是离婚后，汪璧也未能摆脱厄运。她因1964年在家中销毁顾准积存多年的手稿笔记，在“文革”中成了包庇并帮助“极右分子”销毁材料。外部的残酷，内心的愧疚在1968年4月8日把汪璧推向了深渊，她扔下5个孩子服毒自杀了。而被隔离的顾准得知此事已是在一年半以后了，“闻噩耗，即觉意外，也不觉意外，意外的是，她爱孩子，为什么给孩子留下一个‘母自杀’的家庭环境。不觉意外的是，1965秋，她已写过遗嘱，1967五月，她看来已经实在支持不住了。”他难以抑制自己的悲痛，“她为什么自杀？她不是不许我死，说要害人。她为什么要害人？”他的责问谁能回答？
1974年11月，当身患绝症——癌症晚期的顾准忍辱在“我承认，我犯了以下错误”的认错书上签下自己的名字时，仅仅是想在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再见见自己无时不在祝福的早已与自己“划清界限”、断绝亲缘关系的5个孩子。而这个高傲的灵魂曾在息县（1969年11月下旬顾准被下放到河南息县）批斗会上冒着“拳林脚雨”倔强地大喊“我就是不服”，正是那瘦弱身躯里的一颗有爱的心令他签下自己的名字，因为他也希望自己临死的“屈辱”能给孩子们换回一个生存的空间。然而，当这个爱自己的国家、爱自己的同胞、爱自己的孩子的生命终于离开世界的时候，他的子女仍是不来、不来，就是不来。甚至回信说：“在对党的事业的热爱和对顾准的憎恨之间是不可能存在什么一般的父子感情的”。
他牺牲人格的尊严和道德的操守的两次妥协，仅仅换回了两次“摘帽”，而这恰恰不是他所为的，但他所为的家庭却离他很远很远。
多年以后，顾准的长女顾淑林懊悔地说：“我不想逃避自责，也无法躲开痛苦。”“我逐年追踪着父亲的一生，1957年以后，他是一步一步从地狱里蹚过来的呀！他的深刻的思索，常常是在数不完的批斗、侮辱甚至挨打之中完成的，在他最需要亲人的时候，亲人远离了他，可是恰恰他的思考，包含着更多的真理。人生只有一个父亲，对于这样的父亲，我们做了些什么呢？”
为何总是，为何总是在多年之后，人们才黯然神伤地追悔往昔，徒然地感叹——
几年离索，错错错！
【共和国台历】
“二十三条”
1964年底到1965年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召集全国工作会议，讨论制定了《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二十三条”），将“四清”的内容规定为清政治、清经济、清组织、清思想，强调这次运动的性质是解决“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第三届人民代表大会
1964年12月21日至1965年1月4日，第三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召开，会上发出“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全国学习解放军”的号召。周恩来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宣布我国还清了对苏联的全部债款，并宣布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号召——但“文革”的到来使其未能实行。
“六·二六”指示
6月26日，毛泽东针对农村医疗卫生的落后面貌，指示卫生部“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还认为再这样下去，卫生部可以改名为“城市老爷卫生部”了。
西藏自治区成立
8月25日，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成立西藏自治区。9月1日至9日，西藏自治区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在拉萨举行，西藏自治区正式成立。阿沛·阿旺晋美当选自治区人民委员会主席。
人工牛胰岛素
9月17日，上海生物化学研究所单位在世界上第一次人工合成结晶牛胰岛素。这使人类在认识生命奥秘的进程中迈进一大步。
文化批判
1965年从批判廖沫沙、孟超开始，继而批判田汉、阳翰笙、夏衍等文艺界领导人，上百部电影被打成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毒草。政治斗争引入文化领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