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一胜利大渠
8月1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农业建设第一师修建的“八一胜利大渠”举行放水典礼。该渠1951年3月15日动工兴建，干、支渠共长257公里，渠宽27.4米，可灌溉农田45万亩。在放水典礼上，水利部部长傅作义高度赞扬了这项工程：“荆江分洪工程是要什么有什么，这里是要什么没什么。但是，这些困难没有吓倒人民战士，战士们自伐木材，自制筐担，自搓绳索，自开石头，自打铁器，自制炸药，缺乏技术人员，就自己努力学习，结果是要什么有什么。因此，今日获得的成绩就更显得伟大而光荣。”
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9月15日至28日，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一致选举毛泽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朱德为副主席，刘少奇为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宋庆龄等13人为副委员长，董必武为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张鼎丞为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大会决定任命周恩来为国务院总理。
批判胡适
10月，当时在北大刚参加《文学遗产》编辑工作的曹道衡正在从事《诗经》的研究，“情况骤然改变了。那就是对俞平伯先生的《红楼梦研究》的批评改变了文学所的研究计划。”曹道衡在回忆这件事时说：“那时对俞平伯先生的批评，大家都认为只是个学术问题。有几位老先生还发表了对李、蓝两位先生不同的看法，因为当时经历的政治运动还不多。至于我，总觉得尽管李、蓝两位先生的批评是对的，但对俞平伯先生的批评大约开几次会就可以了。没有想到对俞平伯先生的批评引起了对胡适的批判。后来又出现了对胡风的批判。以后我们的业务就长期和这些‘批判’联系起来了。”
康藏、青藏公路通车
12月25日，经过4年多的修建，康藏公路、青藏公路建成通车。公路的修通，使青海、西藏那种“艰险羊肠道，溜索独木桥”的落后交通方式成为历史。
1955，天下民生
每个时代都有属于自己的偶像，都有属于自己的英雄。
1955年，董存瑞的故事被搬上银幕，一时间他成了家喻户晓的英雄。他的故事被写进课本广为流传，他的事迹被军人当做思想范本，他的精神成为爱国题材。他的名字就是英雄的代名词。但是，还有一位外国人的形象甚至比董存瑞还要光辉高大，受到每个年轻人甚至孩子的崇拜、敬仰，他是一个小说里虚构的人物——保尔·柯察金。事实上，保尔早已被当成自家人，因为“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这一年的1月18日至19日，海陆空三军协同登陆解放一江山岛，这场胜利宣告大陆全部解放。2月，中央决定解放军实施军衔制、干部薪金制、义务兵役制和勋章奖章制。9月底开始授衔，10月1日执行军衔。这次授衔到1965年取消。在朝鲜的驻军战士庄淑明回忆那时的情景：“1955年，军队实行薪金制，我用节余的200多元钱托人在国内购买了一架苏联制造的120型照相机，节假日与战友们一起照照相，丰富一下文化生活。”
年初，山西机器厂装配车间前，一块鼓动板上挂着几个颗粒饱满的金黄色大玉米穗，旁边的桌子上陈列着蘑菇、核仁、桃仁，这是晋城秦村农业生产合作社送给工人的礼物。汾阳县西阳城村农业生产合作社给厂里工人来信说：“我们使用了工人老大哥生产的水车浇地，不但省了工，而且每亩产量由500斤提高到了800斤。”临汾机械修造厂工人李瑞德在洪赵县北段乡临走时，社员们给他披红插花，他兴奋地说：“农民这样热爱工人，今后一定要生产更多更好的农具支援农业生产。”
住在北京龙须沟金鱼池大街的铁路装卸工李玉峰，在解放前经常空着肚子去上班，在装卸时饿得吐清水。现在他们一家在银行有了50多万元存款（这里是指旧币，自3月1日开始实行《关于发行新的人民币和收回现行人民币的命令》，新币1元等于旧币1万元）。春节，他的妻子做了花棉袄和夹袄。
2月14日，中国人民响应世界和平理事会发出的维护世界和平反对使用核武器的号召，在全国进行了反对使用核武器的签名活动。136岁的瑶族蓝老太太和她的四代子孙，还有91岁的齐白石都签了名。新疆劳模朱伯金说：“我们要用炼好钢的实际行动来回击美帝国主义的战争叫嚣！”天津宋老太太说：“杀死成千上万的人吗？那怎能答应，就是杀死一个无辜的人我也要反对。”截至4月，参加签名的人数共计400505997人。
4月，新疆天山脚下来了一支由920名年轻姑娘组成的特殊队伍，她们刚刚离开“上海市妇女劳动教养所”，不知谁在哼唱着《南泥湾》。她们不敢相信自己能参军，不敢奢望能冠以“女兵”这般崇高的称谓。新疆来的首长却真诚地说：本人自愿，都可以报名。陈毅将军曾说过：“将来在中国的词语中，‘妓女’这个词必将成为一个历史名称！”仅仅5年后，这支队伍中就有了一批劳动模范，近百名党团员，而且她们大多数都成了母亲。
还是在4月，18日至24日在印度尼西亚的万隆，亚非29国第一次在没有殖民国家参加的情况下一起讨论亚非人民的切身利益。
亲身经历者司徒眉生（当时印尼总统苏加诺的私人外事助理、汉语首席翻译）回忆当时的情景：“与会的大部分国家（对中国）抱着疑虑甚至恐惧的心态在冷眼旁观，殖民主义者的造谣惑众当时还有一定的市场，有些国家在大会发言中居然对中国造谣中伤和进行攻击”，而“大会第二天，英姿勃勃的周恩来总理走上讲坛作补充发言，立即引起各方注意”。周恩来从容不迫地说：“中国代表团是来求团结而不是来吵架的。我们共产党人从不讳言我们相信共产主义和认为社会主义制度是好的。但是，在这个会议上用不着来宣传个人的思想意识和各国的政治制度，虽然这种不同在我们中间显然是存在的。中国代表团是来求同而不是来立异的。在我们中间有无求同的基础呢？有的……从解除殖民主义痛苦和灾难中找共同基础，我们就很容易互相了解和尊重、互相同情和支持，而不是互相疑虑和恐惧、互相排斥和对立。”就这样，热烈的掌声将会前的“敌人”变成了会后的朋友。
这次会议最终通过了《亚非会议最后公报》（即《万隆宣言》），这次会议的健康精神又被称为“万隆精神”。
这年在中央党校学习的顾准在10月31日的日记里写道：
1955年，藉（借）着合作化与丰收，藉（借）着国际关系的新的动向，这看出来了，而且可以看到这一切是联系得如此巧妙，如此艺术，这是毛主席的亲自参预（与）与集体智慧发挥的结果。
总而言之，中国的事情还是比预料的要快些。可以看得清楚，现在第一个五年计划已有了丰富的生产关系的内容，合作化与工商业改造步调的加紧又给它增添了新的内容，到第二个五年计划的中期，我们国家的面貌已经有很大的变化，而到第三个五年计划就会变成百花齐开的局面。
过多的兴奋会使人疲劳，因此决定今后一周内再不去想这些兴奋材料。
可是，这一年的“这一切”再加上悠扬的《让我们荡起双桨》，李向阳的英姿，金庸一试身手的《书剑恩仇录》，甚至美丽的《茜茜公主》，也无法“巧妙”或“艺术”地回避一个巨大的历史悲音——“胡风反革命集团案”。
胡风“反革命”的“因”要追溯到30年代他在“左联”的时期。他当时就曾被诬告是南京派来的“内奸”，但鲁迅认为他“明明是有为的青年”，对所谓的证据，鲁迅回答：证据薄弱之极，我不相信！建国后，胡风及“七月诗派”的青年也是满怀激情歌颂新时代，但他们得到的却是批判。1953年春，林默涵、何其芳分别在《文艺报》上批判胡风的文艺思想“实质上是反马克思主义的，是和毛泽东同志所指示的文艺方针背道而驰的”，直到1954年3月至6月，胡风写了《关于几年来文艺实践情况的报告》（即“三十万言书”），并于7月呈交中共中央政治局。后来胡风遭到最严厉批评的观点就是文中的“五把理论刀子”：作家要从事创作实践，非得首先具有完美无缺的共产主义世界观不可……只有工农兵的生活才算生活，日常生活不是生活……只有思想改造好了才能创作……只有过去的形式才算民族形式。如果要接受国际革命文艺和现实主义文艺的经验，那就是“拜倒于资产阶级文艺之前”。题材有重要与否之分，题材能决定作品的价值……在这五道刀光的笼罩之下，还有什么作家与现实的结合，还有什么现实主义，还有什么创作实践可言？问题不在这“五把刀子”，而是在那个随心所欲地操纵着这“五把刀子”的宗派主义。
这些文字真是触目惊心！而1955年初这“五把刀子”被郭沫若在《反社会主义的胡风纲领》中定性为：反对社会主义文艺的纲领。实际上，1954年12月8日，在批判俞平伯《红楼梦》研究的会议后半段就转入对胡风的批判。不过在1955年5月之前，批判还局限在思想理论的范围，对有些方面包括林默涵、何其芳、周扬还都是表示肯定的。但是在5月13日，《人民日报》公布了所谓“关于胡风反党集团的一些材料”后，问题的性质发生了根本改变。5月16日，毛泽东将胡风等人来往的性质提升为反革命，并为批判胡风的版面写了“提高警惕，揭露胡风”的标题。5月24日，《人民日报》公布了第二批材料，6月10日，又公布第三批材料。三批材料汇集成册，这本小册子的印数惊人——高达700多万册。
5月18日，经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胡风被捕入狱，这次清查共触及2100多人。但直至1965年才宣判，已是63岁的胡风被判有期徒刑14年（1969年又加判为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6年，监外执行（1966年分别在天津、上海判处阿垅、贾植芳有期徒刑各12年）。胡风彻底平反是在33年之后的1988年6月，而胡风已于3年前的1985年6月8日在北京病逝。
顾准在11月16日的日记里记下自己对生活的感受：
料想不到在进入40岁以后，才懂得生活，懂得文艺，懂得爱孩子。
让我充分地领略一下生活吧——就是在今后的工作中也要懂得生活。懂得生活是重要的，这就可以避免做怪人。
然而，胡风在这一年是无法做到了，而顾准本人在两年后恐怕也很难做到了。
这一年最后一天的下午，据北大中文系54级的张元勋回忆，当时全校已经沉浸在迎接新年的浓郁气氛之中，北大诗社成员、中文系的才女林昭（原名彭令昭）还在印刷厂的办公室里对《北大诗刊》（1956年新年专号）的清样做最后校对，而后签字付印。她还在后来创刊的《红楼》第2期（1957年3月1日）的《编后记》里写道：“我们希望能在《红楼》上听到更加嘹亮的歌声，希望我们年轻的歌手，不仅歌唱爱情、歌唱祖国、歌唱我们时代的全部丰富多彩的生活；而且也希望我们的歌声像炽烈的火焰，烧毁一切旧社会的遗毒，以及一切不利于社会主义的东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