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个从未有人经历过的全新年代里，无论是对的错的，痴狂的静默的，还是恍惚的踟蹰的，甚至是朦胧的，每个灵魂里都潜藏着喷薄欲出的可以燃烧一切的激情和豪情。
1957，纷纭世事
新年第一个小时，在北大燕园“当午夜的钟声敲响第十二响”，八千学子一起高呼：“毛主席万岁。共产党万岁。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校长马寅初高声说：“兄弟我给大家拜年。”“掌声、欢呼声混成海洋！”中央民族学院四十多个民族的师生用自己民族的语言欢呼：“新年好！”“鸟在高飞，花在盛开，江山壮丽，人民豪迈，我们伟大的祖国，进入了社会主义时代。”
然而，上一年的国际社会主义阵营却是风云迭起。1956年2月召开的苏共二十大开始批评斯大林。之后，在波兰，哥穆尔卡取代奥哈布成为执政党领袖。在匈牙利，布达佩斯的知识分子和市民走上街头，推翻了拉科西和格罗的劳动人民党政权，卡达尔在苏联的帮助下重新组阁。
谁也不会想到“乌云”会悄然飘至中国的上空。元旦这天与北大学子见面的《红楼》创刊号的封面“是一幅木刻图案：一个牧羊人正驱赶羊群走下山岗，山上草木摇曳，山外浓云翻滚”，题名是“山雨欲来”。
这一年受多种因素影响国内也出现了农民退社、职工闹事、学校罢课等事件。1月27日，毛泽东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说：“少数人闹事要完全避免是不可能的。”“要揭露矛盾，解决矛盾。”
4月，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了《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即“以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为主题，发扬正确的思想作风，纠正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宗派主义的错误的思想作风”。以“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的原则，达到“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目的。
5月15日，毛泽东却发现《事情正在起变化》，“毒草共香花同生，牛鬼蛇神与麟凤龟龙并长，这是我们所料到的，也是我们所希望的。”“有反共情绪的右派分子……让人民认识他们不过是一小撮反共反人民的牛鬼蛇神而已。”并估计500多万知识分子里右派分子约占1%~10%。毛泽东在25日接见出席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时又说：“同志们，团结起来，坚决地勇敢地为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而奋斗。一切离开社会主义的言论行动是完全错误的。”
当中共上海卢湾区委宣传部的年轻干部姚文元看到新华社这则电讯最后一句话时，他敏锐地意识到了什么，并开始为自己年内的“大鸣大放”感到担忧。他仔细研究，终于注意到《人民日报》是以显著位置发表这一电讯，而上海《文汇报》却只刊登在角落里。于是，他从字体到排版等等细节“窥测”到了《文汇报》的“居心叵测”，并连夜写成《录以备考——读报偶感》，而且就投递给《文汇报》。
6月8日，毛泽东对党内指示“不要为一时好似天昏地暗而被吓倒。”“这是一场大战，不打胜这一仗，社会主义是建不成的……”同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这是为什么？》的社论指出：“我们还必须用阶级斗争的观点来观察当前的种种现象，并且得出正确的结论。”由此“整风”转向“反右”。
6月10日的《文汇报》第3版副刊“笔会”上一篇不起眼的千字文引起了毛泽东的注意——《录以备考——读报偶感》。毛泽东看完后当即写下《文汇报在一个时间内的资产阶级方向》，在《人民日报》上以“本报编辑部”名义发表。姚文元的文章也一同刊出。而在2月份毛泽东就曾说过：“最近，姚蓬子的儿子姚文元写了一篇文章（指《教条与原则》，发表于2月6日的《文汇报》）。我看是不错的。”由于毛泽东的表扬，这个曾经追随胡风，而后作为“新生力量”在上海《解放日报》社长兼总编张春桥的支持下，靠批判胡风起家的姚文元从“小棍子”升级到了“大棍子”，并在“文革”中发展为“金棍子”。这一年他挥舞着“大棍子”横扫中国文坛：从巴金、丁玲、冯雪峰、艾青、姚雪垠，到王蒙、刘绍棠、流沙河……
社会学专业在1952年及1953年的高校院系调整中被取消，但在继续执行“双百”方针的这一年，费孝通他们感到了新的希望。时任中央民族学院副院长的费孝通和吴景超等人积极为恢复社会学的研究忙碌着。
1957年初，吴景超发表《社会学在新中国还有地位吗？》，2月20日，费孝通发表《关于社会学，说几句话》。“现在不论哪个地方，恋爱问题、婚姻问题、夫妇问题、养老问题、儿童问题、人口问题等都有一大堆”，“对于这些问题用科学方法来调查研究比闭了眼睛说没有问题对我们有利”，“我想反对‘社会调查’的人理由是不会太多的。”
但是，费孝通的政治敏感度远不如姚文元，他没有意识到一场大运动即将展开，更没意识到会面临一场疾风暴雨式的大批判。6月28日，在一届人大第四次会议上，郭沫若、潘梓年、胡绳等对恢复资产阶级社会学运动进行了第一次系统的批判。之后在7月的中科院座谈会上郭沫若说：“还没有充分揭露资产阶级右派在具有最强烈的阶级性的科学部门——社会科学工作方面的阴谋活动……我们决不能就此结束战斗，中途收兵。”其后，中科院、中央民族学院都召开了批判会。
7月17日至21日在青岛召开的省市委书记会议期间毛泽东写了《1957年夏季的形势》，“资产阶级右派和人民的矛盾，是敌我矛盾，是对抗性的不可调和的你死我活的矛盾”。
曾经赞同恢复社会学的潘梓年为了划清界限，在8月29日直截了当地指出：“《关于社会学，说几句话》就已经在许多‘曲笔’的掩护下面宣传着右派图谋资产阶级社会学复辟的反动纲领。”“彻头彻尾是反马克思主义的、反科学的，我们必须在原则上予以否定。”
对于当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在9月至10月召开的中共八届三中全会上得出了与上一年9月的中共八大完全不同的结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毫无疑问，这是当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而中共八大上宣布上述两种矛盾已基本解决。“反右派斗争”越来越扩大化，蔓延到了农村和工商业。
据当时在安徽省萧县堤黄完全小学（1~6年级）上五年级的曹鸾英回忆，学校有位贫农出身的老师李怀民，在社里的辩论会上说：谎报小麦亩产500斤，结果征购量比实际产量还多，这还怎么过？他因此被划为右派，被调至初小（1~4年级），并且还要挑大粪。还不明白事理的一二年级小学生在他背后欢快地唱着：“社会主义好，社会主义好，人民的江山坐得牢，右派分子想反也反不了。”萧县黄口中学高一年级有位姓马的同学写了两篇小作文，一篇题为《蝉和蚰子》，说它们都会不停地叫，但人们会觉得蝉叫得好，其实并非如此，区别仅仅在于两者所处的位置不同而已。还有一篇是《洗澡》，讲的是学生和校长一起去澡堂洗澡，学生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校长身上沥水（不沾水，讽刺胖，油水多）。因此牵连语文老师、班主任被打成右派，而马同学被定为“现行反革命”。
这一年42岁的顾准在《经济研究》发表《试论社会主义制度下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被划为“右派分子”，下放河南商城。
4月13日开工兴建的三门峡水利枢纽工程是由苏联专家设计的，但在70多名专家参加的讨论会上，清华大学教授黄万里持反对意见。他认为修建大坝会导致黄河中游泥沙淤积，将黄河下游的水患移至关中平原，建坝拦沙让黄河变清是违反自然规律的。但他的意见未被采纳。在纪录片《向右派斗争》中，黄万里在接受群众的批判，他被打成右派，送到北京密云水库大坝上劳动，“文革”中被贬到三门峡挖厕所。
在“反右派斗争”中，全国划定“右派分子”共55万多人。
这一年的11月17日是苏联十月革命四十周年纪念。在红场上，苏联的阅兵队伍展示了当时最先进的洲际导弹。下午6点左右，没有参加宴会的毛泽东匆匆赶到莫斯科大学礼堂，这里有数千名中国留苏学生。当毛泽东等人出现时，全场沸腾，欢声雷动。毛泽东走上讲台向大家招手致意：“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是归根结底是你们的。你们青年人朝气蓬勃，正在兴旺时期，好像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
“九九那个艳阳天来哟，十八岁的哥哥呀坐在河边，东风呀吹得那个风车转啊，蚕豆花儿香啊麦苗儿鲜……”这首优美动听的《九九艳阳天》就出自这一年的电影《柳堡的故事》，它是新中国第一位电影女导演王苹的作品，这部描写革命时期爱情故事的电影开创了军事爱情题材的先河。而导演谢晋也完成了国内第一部彩色体育故事片——他的处女作《女篮5号》，并一举成名。
这一年的最后一刻，人们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里听到一阵气势磅礴的，来自5月在河南信阳县长台关一座楚墓中发掘出的战国编钟声和12响1950年在河南安阳武官村出土的殷代石磬声，1958年来到了！
【共和国台历】
计划生育
3月2日，新华社报道：卫生部门正加强避孕指导和宣传，广泛提倡节制生育。3月28日，新华社报道：商业部、卫生部等部门联合指示，扩大供应避孕药具并降低价格。5月5日，卫生部通知，积极提倡避孕，放宽请求绝育手术的限制。7月5日，《人民日报》发表马寅初的《新人口论》。但由于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经济形势发展良好，“人多好办事”的想法逐渐占了上风，从1958年4月开始，《新人口论》遭到批判。
周恩来谈香港问题
4月，周恩来在上海工商界人士座谈会上讲到《关于香港问题》：香港的主权总有一天我们是要收回的，但香港是纯粹的资本主义市场，不能社会主义化，也不该社会主义化……香港要完全按资本主义制度办事，才能存在和发展，这对我们是有利的……将来同香港的企业家还是可以合作的。
中国第一届出口商品交易会
4月25日，中国第一届出口商品交易会在广州举行，简称“广交会，”以后每年举办春秋两次。
世界纪录
5月1日，戚烈云在广州以1分11秒6的成绩打破男子百米蛙泳世界纪录；11月17日，郑凤荣以1.77米的高度打破女子跳高世界纪录，这是中国田径运动员创造的第一个世界纪录。
齐白石
9月16日，93岁的齐白石老人在北京去世。毕加索曾说：“我不敢去你们中国，因为中国有个齐白石。”他还说过，“谈到艺术，第一是你们的艺术，你们中国的艺术”，“我最不懂的，就是你们中国人为什么要跑到巴黎来学艺术？”
武汉长江大桥
10月15日，隆重举行武汉长江大桥落成典礼，这是我国第一座横跨长江的大桥，比计划提前两年竣工。
1958，“诗意”乌托邦
天上没有玉皇，
地上没有龙王，
我就是玉皇！
我就是龙王！
喝令三山五岳开道，
我来了！
一首唱遍大江南北的陕西“新民歌”勾画出了1958年的风貌。这是无论在物质还是精神上都充满了浪漫气质的一年。3月，毛泽东在成都会议上谈到民歌，“中国诗的出路，第一条是民歌，第二条是古典。”他还倡导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两结合”的创作方法。“新民歌运动”由此蓬勃而起，以至于全年无论是农村还是城市，无论是政治还是经济、文化，方方面面都充满了“诗意”的热情。不过，这一年的浪漫却少了点现实基础，多了点理想主义。
1956年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1957年政治和思想上开展了社会主义革命，这一年要在继续完成上一年革命的同时开展经济领域的技术革命。1957年11月，毛泽东在莫斯科参加十月革命四十周年纪念，赫鲁晓夫表示苏联在工农业最重要的产品的产量方面用15年时间赶上和超过美国。毛泽东宣布：中国要用15年时间赶上和超过英国。
1月11日至22日，在南宁会议上，毛泽东批评了刘少奇、周恩来等人在1956年的反冒进主张，认为这是泄群众的气，泼凉水，搞得群众灰溜溜的。接着在3月的成都会议，4月的武汉会议、广州会议上继续强调要反“反冒进”，并提出用“跃进”代替“冒进”。就这样“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已经基本形成”。
“跃进”一词最早出现在1957年的《人民日报》上，10月27日，《建设社会主义农村的伟大纲领》要求“有关农业和农村的各方面的工作在12年内都按照必要和可能，实现一个巨大的跃进。”11月13日，在《发动全民，讨论40条纲要，掀起农业生产的新高潮》中：“有些人犯了右倾保守的毛病，像蜗牛一样爬得很慢，他们不了解在农业合作化以后，我们就有条件也有必要在生产战线上来一个大的跃进。”毛泽东称赞使用“跃进”这个词的人“功不在禹下”，还夸奖说，如果要颁发博士头衔的话，建议第一号博士，赠与发明“跃进”这个伟大口号的那一位（或者几位）科学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