或许晋江、温州乃至整个珠三角地区的企业初期发展更接近市场经济的原意。用亚当·斯密的话来说，每个人“只想得到自己的利益”，但是又好像“被一只无形的手牵着去实现一种他根本无意要实现的目的……他们促进社会的利益，其效果往往比他们真正想要实现的还要好。”
尽管看起来自由企业始终生活在一种动荡不安的市场环境中，但另一方面，正是因为其最贴近市场运转的法则，它们的生命力也似乎无穷无尽，真正的市场奇迹也往往在它们这里诞生。
很多年后，有人开始反思石狮为什么缺少大企业、大品牌，但这种反思的悖论在于：自由市场经济的土壤注定了这里将是中小企业的天堂，自生自灭似乎是它们唯一的生存结局，它们从市场中走来，同时市场也给了它们源源不断的动力。实际上，无论何时何地，中小企业都是真正支撑产业经济的主力军，否则我们就无法理解，为什么一家叫阿里巴巴的网络公司，靠着为中国数不清的中小企业提供商业信息服务，在2007年上市后一跃成为中国最大的互联网企业。
对石狮这样的地方来说，或许自由市场经济就是最好的守护神，日后它们也将一次次从市场中磨炼羽翼，汲取力量。当然，它们也将一次次品尝市场的风云变幻所带来的辛酸苦辣。
至此我们可以说，即使在今天，石狮也是一座由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所催生出来的城市。
“十亿人民九亿商，还有一亿要开张！”这是20世纪80年代中期曾经广泛流行的一句民间语录。种种迹象表明，当改革开放跨越了第5个年头，随着中国再一次确定了14个对外开放的沿海城市，人们对改革的激情正与日俱增，大有“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的气概。
1984年在中国的企业发展史上是具有特殊意义的一年，今天的人们将其热情地称为“公司元年”。
在山东青岛，一个叫张瑞敏的年轻厂长被派到一家濒临倒闭的电器厂，后来他所建立的海尔集团一度成了中国家电行业的巨无霸；在北京中关村，柳传志决定每天不再无聊地靠读书看报打发时间，在单位一间20平方米的传达室里，一个日后走进千家万户的电脑跨国企业——联想就这样诞生了；在深圳，一个叫王石的年轻人成立了“深圳现代科教仪器展销中心”，连他自己都没有想到，后来进军房地产的这家公司居然成了中国最有人气的发展商，自己还成了业界的第一形象代言人；在浙江杭州，一个叫宗庆后的中学校办工厂经理开始琢磨一种被自己认为是“喝了娃哈哈，吃饭就是香”的儿童营养品，20年后他的小厂成长为中国最大的饮料企业；同样在广东三水，李经纬受可口可乐的启发，开发出了一种叫“健力宝”的饮料，没过几年，这种饮料就风靡了整个中国；而就在旁边的顺德，一个只有小学4年学历的人用最简单的工具凿出了中国第一台双门电冰箱，他给自己的冰箱起了个名字叫“容声”。
几乎在同一时间，晋江一带的很多企业纷纷在1984~1985年间进入纺织服装领域，只不过与前者一样的是，当时的它们还不敢想象自己的未来，而这些企业中的佼佼者，日后都将成为行业的领跑者。
1984年的一天，石狮出现了一家被人们认为是生产旅游纪念品的小作坊，一个在当地一家制鞋厂从事技术工作的工程员召集了19个亲戚兄弟，利用4万元资本开始生产人造革凉鞋和拖鞋，尽管一双只能卖几元钱，但他们仍干得很起劲。在这群浓眉大眼的年轻人中间，有一个叫林和平的年轻人最用功，此前的他每天只是在街上靠卖鱼为生，一天能赚20元就兴奋不已，但此时的他却有了自己的阵地。尽管每天在牛毛毡厂房里被蚊虫叮咬得无法入睡，但他仍然像吃了蜜一样。谁也不会想到，就是这个年轻人，日后会把这个小作坊发展成为名震全国的制鞋企业——“富贵鸟”，而且把自己的企业形象雕塑树立在了石狮最繁华的闹市中心。
在晋江安海镇，一个叫许连捷的年轻人刚刚遇到一位手拿着一叠来自香港的卫生巾设备说明书的朋友，听完产品介绍后，许连捷觉得机会来了，出人意料的是，他放弃了已经熟悉了很久的服装加工，从此一头扎进了妇女卫生用品这个在当时还无人敢试的行当，从此一个叫“恒安”的名字在中国大地诞生了。20多年后，这家企业不仅成了中国最大的妇幼卫生用品制造商，而且成了国内最大的生活用纸原纸生产厂，即使在世界同行业中也占有一席之地。
而比许连捷更早的是，这个时候的宋太平已经在胸罩上火了一把，他的合伙人已经拿着“爱花”牌胸罩来到上海第一百货商店，在遭到不假思索的拒绝之后，他大声承诺，如果两个月销不出去愿意承担商场的一切损失。他心里有底，自己的产品不仅用料新颖而且价格便宜，当他两个月后再次来到上海听到有女顾客问“爱花”牌胸罩到货了没有的时候，禁不住笑了。
在晋江英林小镇的一条小街上，一家老牌裁缝铺子悄悄把自己的名字改成了“柒”牌，之所以命名为“柒”，暗指洪家的七兄弟，而当时创办企业的其实只是老四、老六和老七，后来这家企业几乎成了当地家族企业的代名词，4年之后就成为中国最早生产西服的名牌企业。更有意思的是，这家的二哥日后又与香港资本合资创办了福建劲霸时装有限公司，年近50的洪家老二同样出手不凡，另辟蹊径主攻休闲夹克市场，与自己的亲兄弟联袂上演了一场中国服装的大戏。
也是在同一年，蔡友扁开始在石狮街头的一个小店里搞起了牛仔裤生产，一个叫“闽狮”的品牌即将叫响。
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在随后的1985年，晋江发生了一场震惊全国的假药案。1985年6月16日，犹如一个晴空霹雳，《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爆炸性的新闻报道《触目惊心的福建晋江假药案》，这篇报道对晋江制售假药的情况和原因进行了披露，称当地假药工厂生产100多种假药，总数10万多箱，销售额达3500多万元，参与制售假药者1000多人，此外还伪造卫生行政部门的药品审批文号105个，私自印刷税务发票。此文一出，一时举国沸腾，晋江顿时成了“骗子”的代名词，以至于在后来很长一段时间，当地人外出经商都只说自己是泉州人，而不敢提“晋江”二字。在这场打假风暴中，省委书记项南受到牵累，黯然卸职。这个时间同时也是当地企业大规模诞生的幼年期，但假药案看起来却丝毫没有影响到这些企业的发展壮大，反而进一步刺激了企业的生产意识。更难能可贵的是，就在全国谈晋江色变的最糟糕的时候，它们却自发地萌生了最早的品牌意识，正如1987年曾经爆发在杭州武林广场的当众焚烧温州鞋一样，温州人汲取教训后走上了品牌化的道路，而晋江人也迅速走出了假药案的阴影。
对于这场突如其来的意外事件，晋江人至今仍记忆犹新。但有意思的是，就在当年假药制造企业最多的陈埭镇，同样也是乡镇企业最发达的地方，日后竟以制造名牌休闲运动鞋称雄全国，当地的几家大企业几乎垄断了中央电视台第五套体育频道的所有广告，以至于有人将其戏称为“晋江频道”。
在逆境中寻找生存发展的机会似乎是民营企业的本能。事实上，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但凡存活的民营企业无不是具有极强环境适应能力的种子选手，这一点对晋江以及石狮来说毫无例外。
就在人们对晋江货避之唯恐不及的1985年，石狮的企业家们却逆势而上，第一次显示出了强大的生命力。
曾经有这样一位企业家，他立志用国产闽江牌缝纫机、国产布料和中国人的双手生产时装。经过反复揣摩，他创造性地推出了一种叫“全家福”的系列套装，共有男女成年时装、独生子女时装各1套，一年分春夏秋冬4套，每季有4种款式，每种款式又分大中小3种号码，共计48种。为了一举消除当时人们对晋江货的负面印象，他特意花了4万元人民币找来福建省歌舞团组织起时装表演队，并在北京海淀区影剧院进行了首场演出，当模特们身着200多种“全家福”时装款款登台，一时轰动京城，赞誉惊羡之声不绝于耳，北京的报纸纷纷叫好：《好样的晋江人，好样的晋江货》、《时装编年史留下一页》，而且还这样充满激情地写道：“目睹顾客争相购买晋江货，不因为那里出了假药而冷落晋江石狮商品，看来人民还是公正的。”
不仅如此，他还规定每月厂里必须设计18种款式，3天出样，5天投产，7天后就能有上千件批发。
透过这位企业家的影子，我们可以看出石狮人的鲜明特点：他们不仅精于仿造，而且几乎是整个晋江地区最早具有产品设计意识、品牌意识和策划营销意识的人，尤其表现在营销方面。他们第一个请来模特队进行产品展示，第一个请港台明星做形象代言人，第一个走向全国经销，第一个打入国际市场，而这一连串的第一，都与他们最早接触和感受海外市场息息相关。
在石狮，像这样的故事比比皆是，一位叫王星源的中年人在20世纪80年代曾经同时创下了两个响当当的西服、西裤牌子——“帝都”和“恒盛”。他的故事说起来有点儿曲折，而且与其说他是个企业家，还不如说是个地地道道的书画爱好者。或许喜欢艺术的人多少都有些执拗，他初中毕业后被分配在工商部门工作，因为同情小商小贩而经常受到领导的数落。于是他一气之下砸掉了“铁饭碗”，后来又跑到香港打工挣钱，有了些积累后，他又跑回家乡搞了个小塑料厂，没过多久就亏得一塌糊涂，于是他又借钱做起了服装，在妻子的帮助下，这次他终于成功了。
事业有了起色之后，他很快又回到绘画中，把厂子交给了两个孩子。没想到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他的孩子们不仅顺利接过了父亲的接力棒，而且在设计和品牌方面出手更为凌厉，很快就将“帝都”和“恒盛”这两个牌子在外地市场打响，直到今天，“帝都”牌西裤仍势头强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