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元化和集团化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的中国常常是一枚硬币的两面，在一个集体向前冲锋的年代里，很少有人会思考这个关系到企业长远发展的生死命题。石狮的土地上也曾出现过一股集团化的浪潮，这个时候的他们都有一个宏伟的蓝图，创办之初也曾引来世人的强烈兴趣。当他们一次次站在聚光灯下，蓝图也被一次次悄悄放大，似乎他们赶上了一个仅凭梦想就能征服世界的时代。
1996年，日本管理学者大前研一来到中国考察，当他看到遍地是多元化的浪潮时不禁有几分担忧地说：“我认为中国人有些急躁，中国的机会太多，以至于中国的企业家很难专注于某个领域，并在该领域做出卓越的成绩。但专注是赚钱的唯一途径，可口可乐专心做可乐，成为世界消费品领域的领先者；丰田专注于做汽车，成为日本利润最为丰厚的公司。进入一个行业，专业化，然后全球化，这才是赚钱的唯一途径。”但在那个时候，这种声音未免显得过于保守。
一段鲜为人知的插曲是，就在90年代中期石狮人开始阔步奔向外面的世界时，也有人保持着几分冷静。在一次讨论服装企业的发展方向时，有人曾经小心翼翼地提出，石狮还是应该先把服装城搞起来，但他的想法马上遭到其他人的反对，理由是：“现在外面到处是机会，我们怎么能还待在家里？”接着，反对者说出了一个时髦的概念：“我们要资本输出。”这在当时听起来确实是一个无法辩驳的理由，两种观点究竟孰是孰非，答案要在几年之后才水落石出。
不知为何，在讲述20世纪90年代中期的石狮时，脑海里常常会强烈地浮现出“草根”这两个字眼儿，这原本是一个来自美国19世纪淘金时代的词汇，但用在走向市场经济的中国却别有一番意味。
所谓草根，大抵是指那些原本不在主流视野之内的基层力量，他们最显著的特征是具有极强的生命力。但我们更想说的是，在中国市场经济的进程中，草根也是一种最具革命性的力量。因为一无所有，他们常常会爆发出令人不可思议的创造力，同样也是因为一无所有，他们又往往不得不承受每一次社会变革所赋予自己的所有压力与重量，他们有足够的激情去燃烧，但有时又几乎是宿命般地随风而去，就这样一次次让梦想升起，又一次次在打拼中随时面临希望的破灭。看起来似乎是一种轮回，他们常常发起社会经济秩序的每一次突破，却又不得不默默咽下无言的苦果。
这里我们所要讲述的，是一段90年代中期曾经发生在石狮的往事，之所以说它是往事，是因为你在今天的石狮已经看不到此事给人们带来过什么影响，如果你一定要追问，他们只会淡淡一笑，告诉你：“其实，我们的亲戚朋友都是受害者。”没有牢骚，没有怨言，仿佛一切都没有发生过。
在此我们不想对这件事进行过多理论上的探讨，因为直到今天，这个来自民间的幽灵依然困惑着很多人，在所有缠绕中国市场化改革的命题中，关于地下钱庄的故事仍然没有清晰的答案。
由于民营经济异常活跃，民间资金充裕，改革开放以来石狮一共发起过两轮金融创新，但由于金融主体行为不规范，金融监管无力，两次创新都不幸流产，极大地挫伤了当地经济的元气。
第一次创新发生在石狮建市不久的1988年，也就是当地人所熟知的“标会”，最终导致很多人倾家荡产。“标会”的兴起可谓是空穴来风，1988年，中国人民银行、中国银行、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建设银行、中国农业银行在石狮的支行才刚刚成立，而石狮原有的几个农村信用社刚从晋江县分离出来，还没来得及大量开展金融业务。这一年石狮金融机构贷款总量仅为1.92亿元，而此时石狮的民营企业早已是满天繁星了。就这样，一种古老的民间信贷交易方式瞬间复活了。
石狮的“标会”与20世纪80年代中期发生在温州的“抬会”非常相似。在当时的温州，“抬会”一开始只是一种民间的融资信贷，但很快有人想到了高息融资，先是小心的尝试，再是大胆的扩展，在滚滚而来的金钱与永远无法填满的欲望之间，一种新的近乎疯狂的金钱游戏开始了。
事实上，在石狮的“标会”兴起之前，曾有人专门到温州考察学习，但结局却与温州截然相反。
这场金钱游戏的奥秘在于不断发展新会员。按照温州人曾经最流行的办法：一个会员入会交1.16万元，从第二个月起，会主每月付给会员9000元，连续付12个月，计10.8万元；从第13个月起，会员再付给会主3000元，连续付88个月，计26.4万元，会主则仍然每月付出9000元，如此滚动循环，一个会期为100个月。可以看出，这种类似传销的金融游戏从一开始就注定崩盘。
但温州的“抬会风暴”却更为血腥，当资金链终于出现断裂后，在1987年的短短3个月里，全市就有63人自杀，200多会主潜逃，近1000多人被非法关押，8万多户家庭负债累累，上百所小学被迫停课——因为小孩儿随时有可能被讨债的人当做人质抓走——乡民们纷纷到县城游行要求政府帮助讨债。更有甚者，几个会主经受了严刑拷打，被折磨几天几夜后导致死亡。
据资料显示，到1989年，石狮“标会”已达2000多家，到1991年7月1日，“标会”会主和会员达7000多人，债务总额6.3亿多元，债权5.85亿多元，是当时金融机构贷款的3倍。而且由于同行是冤家，各个会主之间互挖墙脚，形成了盘根错节的“三角债”。虽然其规模远逊于温州，但数千会员们的心情与温州人同样焦虑，一场情绪的爆发难以避免。
为了制止这场即将爆发的危机，石狮政府于1989年10月20日专门召开会议决定对“标会”进行严厉打击。一周之后，2000多个会主在一两天之内相继宣布倒会，接下来的情形似乎更像是一场和平谈判。政府一边组织会主学习班，普及最基本的法律常识，一边召集会员面对面清账，能够还清的当场结算，能还一半的就打欠条，同时，耐心地把每一笔“三角债”搞清楚。
令人惊异的是，虽然有的会员一夜之间血本无归，但人们却表现出了出奇的平静，这个时候他们似乎更相信政府，相信人与人之间的诚信，他们始终没有把丧失财富的沮丧化为不可遏制的愤怒，也许在他们的潜意识中，他们更相信明天，无论昨天发生过什么，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吧。
然而，“标会”的故事并未结束，到1992年，石狮的城市信用社和农村合作基金会开始兴旺起来。从1992年到1994年，石狮共有7家城市信用社相继成立，到1997年，农村合作基金会已发展到30多家。这两种金融组织都是在国有商业银行不经意间发展起来的，一方面反映出当地的经济活力，另一方面也说明现实中的金融体系已无法满足人们的需求。据不完全统计，仅存款一项，全国农村基金会1991年为99.9亿元，1992年为165亿元，1994年跃升到454亿元，到了1996年则达到1083亿元，事态发展终于超过了管理层的预料。
1998年，石狮的农村合作基金会陷入困境，与此同时，城市信用社的资金大量贷给股东，而且大量资金用于投机。借款人亏本后，部分资金无法回收，由于不良资产过多，城市信用社发生挤兑现象。随着存款余额的迅速下降，可贷款余额却并未同步降低，到2003年5月末，各项存款余额仅为0.35亿元，而贷款余额仍高达10.8亿元，至此预示着这次金融创新以失败告终。
不过，城市信用社的倒闭却给石狮政府带来了沉重的财政包袱。按照当时中国人民银行“一刀切”的做法，要求政府先贷款承担起城市信用社的所有债务，由于没有用金融手段化解风险，财政就在没有任何准备的情况下承担了7.9亿元的本金债务，分13年还，利随本清，年利率2.25%。
一份2003年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调查报告这样分析说：“对于民间金融与当地政府参与的金融创新，一直存在着重审批、轻管理的问题。人民银行现在的情况是，在商业金融机构寻求获利机会时，懵懵懂懂地看，不能及早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在出现问题时，又慌慌张张地打，没有灵活有效的应对策略。一方面，当地人民银行缺乏主动监管民间创新的积极性，只要没有发生问题，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一旦产生问题，为迅速解决问题往往删繁就简，采取‘一棍子打死’的办法，结果不仅不能化解金融风险，反而尽可能地放大了金融风险。在处理石狮城市信用社危机的过程中，人民银行的办法不是在现有条件下尽可能利用金融手段处理危机并尽可能减少损失，而是要求当地政府直接承担所有债务担保了事。这样，本来可能可以避免的巨额损失没有避免。”
事实上，后来的石狮政府一直没有放弃讨债，并为此成立了专门的讨债机构，但结果不得而知。
至此，我们看到石狮两次创新未果的民间资本冲动，它们的共同之处在于，都自发地衍生于民间，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这种来自体制之外的创新的流产无法避免，至今仍给人们留下了无尽的悬念。
但我们更感兴趣的却是石狮人的应对方式，1998年10月农村合作基金会第一次发生挤兑以后，也有人显得慌张，一时不知如何是好，但后来中央强制清理后，石狮政府每周都召开一次关于处理农村合作基金会“后遗症”的专题会议，所有当事镇的领导每周与群众进行一次对话，详细通报处理的进展程度，做到公开、公平、透明，并一再承诺所有清偿的资金优先保证外来打工人员。
直到今天，很多石狮人的家里还存留着当年清理“标会”时留下的白条，金额不等，他们在收拾家当的时候还会不经意地翻出来，但在那一瞬间，他们的脑海里只是闪过一两个历史的片段，然后报以不由自主的一笑。
或许我们从石狮人应对金融风波的心态中可以更清晰地感受到中国人忍受苦难的能力。
对于一个历史上饱受各种磨难的民族来说，人们早已具备了一种难以想象的韧性，无论遭遇怎样的困境，人们的脸上还是会闪现出微笑，这个民族是一个会笑的民族，无论有多少愁苦，也能够用笑把它冲淡。因此，一个会笑的民族也终将是不会失败的，他们的心情始终乐观，尽管有时候真的是在用笑来支撑着的。
在我们探访石狮的过程中，一个有趣的现象是，很多当事人似乎不愿意讲述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曾经发生过的事情。也许是关于这座城市的命运转折来得有些突然，我们可依稀看到，一批小城名流渐行渐远，逐渐消失在当地人的视野中，也有人觉得自己的激情换来的却是冷冰冰的现实，有人曾经受到财富和感情的双重打击。但同时我们也发现，那些曾经消失的人其实并没有退出历史舞台，只不过以另一种方式在某一个陌生的地方继续着自己的事业和人生。更重要的是，这里的人们依然年轻，脸庞丝毫没有历尽沧桑的倦意，他们的步伐依然匆匆，笑声依旧有力。
或许这正是这座小城的魅力，正是因为曾经澎湃的激情，又遭遇过一时的失落，人们悄悄回归了理性，当世界看起来不再那么令人着迷的时候，有人已经收拾好行囊准备再一次出发了。
正如有人曾经说过的那样：“一个人只要自己不打倒自己，就不可能真正倒下！”90年代中后期，石狮度过了一段同样不平凡的岁月，然而不久之后，越来越多的石狮人又不约而同地奔赴在路上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