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唐崛起的公元6世纪和7世纪，在西方史学上正是“黑暗中世纪”的开始。此时的欧洲群龙无首，随着罗马帝国的衰落，封建割据带来频繁的战争，造成科技和生产力发展的严重停滞，而在中东地区，穆罕默德于公元610年兴起伊斯兰教，穆斯林终而组建成一个强悍的、与基督教国家长期军事对峙的阿拉伯帝国。展开当时的世界版图，可以用“东明西暗”来形容。
有唐一代，随着国力的强盛，治国者自信开放，国际贸易出现了空前繁荣的景象。
据《唐会要》记载，公元630年（贞观四年），唐太宗试图组建一个跨国联盟，当时有西域20多国的君主及其代表集聚长安，奉太宗为“天可汗”，而且规定，各国君主去世者，必须由唐朝廷下诏册立其后嗣，《唐会要》因此宣称“统制四夷，自此始也”。10年后的公元640年，唐太宗派军队攻灭西域的高昌国（今新疆吐鲁番地区），重新打通了“丝绸之路”，从此，由长安向西，可自由横穿整个欧亚大陆，直驱地中海东岸的安都奥克，全长约7100公里。
正是通过这条漫长的贸易走廊，东西方文明进行了一次大流通，中国的丝绸、瓷器源源不断地贩销到欧洲市场。当时，罗马城里的多斯克斯地区有专售中国丝绸的市场，其价值约与黄金等重，造纸术也在这一时期传入穆斯林地区。而西方的动植物和新技术也传入中土，其中比较重要的动物有骆驼、波斯犬、孔雀、鹦鹉、鸵鸟等，植物有胡葱、胡椒、菠菜、小茴香、橄榄、无花果、水仙等，此外还有用甘蔗制糖的技术。这些动植物及技术，在日后成为中国人生活的一部分。
作为丝绸之路的东方终点，7~8世纪的长安无疑是当时世界上最繁荣的城市，被称为“世界性首都”。
岑仲勉在《隋唐史》中赞曰：“全城坊市，棋罗星布，街衢宽直，制度弘伟，自古帝京，曾未之有。”据计算，唐代长安城有常住居民62.6万人，如果加上驻军、僧尼以及往来客商，其人口总数很可能已经超过100万，其旧址面积约80多平方公里，大于明清时的北京城。
从流传至今的图册可见，宫城在北面，皇城在南面，宫城和皇城内，多种梧桐、柳树，全城南北中轴线两侧东西对称。东半部设万年县，有东市，西半部设长安县，有西市。全城街道两旁都有排水沟，并栽种槐榆，棋盘式的街道宽畅笔直，绿树成荫，市容十分壮观。白居易《登观音台望城》诗：“百千家似围棋局，十二街如种菜畦。”正反映了这种整齐划一的棋盘式格局。
东、西两市是长安城的商业交易中心——后世的“东西”一词由此而来，四面各开两门，各有两条东西街、两条南北街，构成“井”字形街道，把市场分为9个方块。每方的四面都临街，店铺就设在各方的四围，同行业的店铺，集中在一个区域里，叫作行。东市有220行，西市更加繁荣，除了店铺，还有平准局、衣肆、典当行等。
《大唐六典》记载，唐王朝与300多个国家和地区发生过交往，每年都有大批外国客人来到长安。唐王朝设有专门机构（鸿胪寺、礼宾院）负责接待外宾。西方的安息（波斯）、大秦（罗马）、大食（阿拉伯帝国）等大小国家不断派遣使者前来长安，很多波斯人世代留居长安，他们控制了珠宝行业，大多住在西市，长安城里有专门的波斯邸（专供波斯人居住或存放货物之处）、波斯酒店等。
在长安城里，政府对两市交易进行严格的管制，其中包括交易时间、产品规格、尺寸质量、销售价格乃至店铺租金。
——两市遵循“日中而聚，日落而散”的古训，中午的时候，击鼓两百声，民众闻声而聚，到了黄昏时刻，击钲（一种与钟形似的铜制乐器，可执柄敲击）三百声，民众陆续散去。
——出售的弓剑刀具及器皿，由政府提供式样，需勒刻工匠姓名，以备监督。各种器皿以及绢布，都有规定的质量标准以及尺寸，如有不牢固、假冒伪劣或缺斤缺两的，一旦抓住，就要杖打六十。
——商贾带进两市的所有物品，都先要经过市场管理机构（市司）的评定，分为上、中、下三等，规定价格，然后方可出售。
——政府还特别对店铺租金进行了规定，限定月租不得超过五百文。
由这些规定可以看见，长安城里的商品交易，与其城市规划一样，完全控制在政府的干预之下，是一种“有计划的商品经济”。
盛唐气象，如孔雀开屏，华丽满目。
以长安为起点，朝廷修筑了7条放射性的驿道，通往帝国的各个城乡，沿途每15公里设立一个驿站，全国共有1639处之多。这些驿站均在交通要道，有永久性的建筑及常驻的管理人员，在一片旷野之中，成了最好的地理标志，于是，它们很自然地成为当地农民进行集市交易的最好场所。区别于城市中由政府管制的“令市”，它们被称为“草市”，尽管根据唐律，不是州县政府所在的地方均不得设市，然而“草市”似乎并没有被严格地禁止。
除了都城之外，其他城市的工商景象同样十分繁荣。
东都洛阳的城市规模仅次于长安，人口也超过了50万。洛阳城里有南北西三市，以南市最为热闹，其中有120行、3000多个肆，周遭还有400多个店，货物堆积如山，在城市西北的新潭是水路枢纽，这里常常有上万艘舟船聚集，河道拥挤填满，各路商贩搬歇货物，马车为之长塞。
在南方，最繁华的城市是扬州、成都、苏州和杭州。大运河开凿之后，与长江交汇于扬州，使之成为通达江、淮、河、海的水陆中心，唐代扬州城的面积据考有30平方公里，商贸非常繁荣，号称“南方第一”，诗人李白有诗云“烟花三月下扬州”，此地的造船业尤其发达，鉴真和尚东渡日本，第一次出发的海船就是在扬州新河赶造的。在杭州，钱塘江上的船樯连绵20里，城内大小店铺多达3万室。长江中游则有益州（今四川成都），时称“扬一益二”，杜甫有诗说“城中十万户”，市井之盛仅次于扬州。这些描写和数据或有唐人夸张的地方，却也可想象当时的盛况。
唐代的工商贸易中出现了两个前所未见的新人物，一是“行头”，二是“牙人”。
长安东市有220个行，每行都有一个行会，其主持人称为“行头”，负责本行的祭祀、协调及与政府周旋交涉等事宜。史书之中对唐代行会的记载非常零星，然而从企业史的角度来看，却是一件破天荒的事情，它表明工商业者开始出现组织化的萌芽，是日后非常活跃的商帮文化的渊源，那些姓名无从考据的行头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代商人组织的领袖。胡寄窗在《中国经济思想史》中对之评价甚高，认为“由漫无组织的工商业者进而成为较严密组织的行业，不能不算是质的变革”。
牙人则是由官方认定的职业经纪人。商业活动中的中介人早在周代就出现了，时称“质人”，到了西汉被称为“驹侩”，不过，经纪人形成职业规范是在盛唐时期。随着商品交易的繁荣，各类牙人穿梭在买卖双方之间，居中说合，中介得利。唐代牙人制度的兴盛，与当时国际贸易的空前活跃有很大关系，唐朝在边境地区开设了很多番市，因为语言与习俗上的巨大差异，需要有中介者加以撮合。
盛唐最出名的牙人，名叫安禄山。他是营州柳城（今辽宁锦州）的胡人，幼年丧父，15岁时就在幽州（今北京城西南）当边境贸易市场上的“番市牙人”，因为他懂得6种民族语言，而且勇敢好斗、善于揣度人心，所以在当地非常出名，他有一个也是牙人的同族好友，名叫史思明。安禄山当了10多年的牙人，到了30岁时与史思明一起弃商从军，因军功升迁至镇守一方的节度使。到了开元年间，正是这两人，一手终结了盛唐时光。
尽管工商如此繁荣，可是跟历代一样，唐代商人的面孔竟还是模糊不清的。后世研究唐商，从正史之中，几无一人可得，仍然只好从野史笔记或诗文中去寻找足迹。
从各种史料可见，盛唐时期的著名商人很少是世族大家，也不是靠经营盐铁等致富，而多是从事贸易、织造等产业。唐代近300年，没有出现著名的矿业大富商，与其政策有关。《大唐六典》中规定，凡是天下州县有出铜铁矿的地方，政府没有开采的，可以任由民间私人开采。刘玉峰在《唐代工商业形态论稿》一书中便推断说：“如此，量多质优的富矿必多为政府经营，或者经私人开采而发现的富矿也会被政府收归官营。通常的情况恐怕是私人只能经营零星矿或者贫矿。”其制度的根源正是，由于政府“天然”地拥有资源的所有权，所以它与民间的契约关系便无须对等。
宋人所编撰的《太平广记》中有“治生”类，记录了数位贞观年间的商人故事，其人物个个都很有特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