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变不足畏，
祖宗不足法，
人言不足恤。
——王安石
1068年8月，大宋熙宁元年，在首都汴京的延和殿上，当世知名度最高的两位政治家当着皇帝和满朝文武之面，展开了一场不留情面的舌战。这是继公元前81年的那场盐铁会议之后，又一次记录在案、关于国营化政策的大辩论。
上一年的1月，宋英宗驾崩，长子赵顼登上皇位，是为宋神宗，他年方二十，血气方刚。此时的宋王朝已开国110余年，农耕社会的“太平病”又发作了起来——土地兼并大量增加，权贵及豪强商人占有了全国一半以上的土地，他们还控制了重要的产业经济，贫富差距显著拉大，国内社会矛盾突出。更糟糕的是，中央财政虽然比立国之初增加了4倍，但还是入不敷出，发生重大危机。宋神宗立志于“富国强兵”，他对宰相文彦博说：“天下的弊端实在太多，不改革不行。现在最首要的事情是增加收入。”一个耐人寻味的事实是，历代推行激进主义变革的皇帝大多都是年轻人，如秦孝公、汉武帝、唐德宗、宋神宗以及晚清的光绪帝等。当时朝中重臣都是所谓的“大儒名士，文雅君子”，神宗一个也看不上眼，他选中了地方官出身的王安石（公元1021~1086年）。
王安石是一个官场“另类”。他的文采极好，与韩愈、柳宗元、苏轼等人并称“唐宋八大家”。他常年在基层当官，历任淮南判官、鄞县知县、舒州通判、常州知州、提点江东刑狱等，对行政关节十分娴熟。而平日里，他不修边幅，独来独往，个性十分孤傲，在注重享乐和礼数的士人中显得格格不入，时人讥笑他不通人情世故，戏称其为“拗相公”。
开放——管制——半衰——崩溃，循环往复，轮回重现，这是中国历代治乱的宿命，而每当经济出现重大危机之际，必会出现一位重量级的理财大师，他成为那个朝代的转折点。在宋代，这个人正是王安石，他对宋神宗建言说，要“富国强兵”，就必须“摧抑兼并，均济贫乏”，而唯一可行的办法是效仿伟大的汉武帝，执行国家主义模式，由政府全面管制所有重要的产业领域。
王安石的政策建议遭到朝中众多大臣的反对，延和殿的廷辩就发生在这一时期。与他面对面交锋的是翰林侍读学士、文坛领袖司马光（公元1019~1086年）。因为宋朝对文士从来宽松，所以大家的言论就十分放肆，双方辩锋犀利。
这场辩论是从要不要“辞赏”引起的。神宗登基后，带领众大臣去天坛祭祀，按惯例，皇帝赏赐了大臣们。而大臣们也按例上书辞让赏赐。
司马光请神宗接受大臣们的“辞赏”，他说：“当今国用不足、灾害频繁，首要之举，正是削减政府支出。”
王安石大大地不以为然，他说：“国家富有四海，大臣们的收入有限，靠节省开支，实在起不了大的作用，不是当今的急务。”
司马光反问说：“那你说说什么是当今的急务？”
王安石说：“国家财政不足，主要的原因是没有找到善于理财的人。”言下之意，站在对面的司马光等人都是空口儒生，只知“省钱”，不懂开源。
司马光反讽说：“所谓善于理财的人，不过是把头屑都收集起来，用簸箕扫聚细碎，尽力搜刮民财。如此下来，老百姓困苦不堪，流离成盗寇，这难道是治国之道吗？”
王安石说：“这当然不是善于理财的人，真正高明的人，不在老百姓身上征税而国库却无比充足——民不加赋而国用饶。”
在熟读史书的司马光听来，这一句“民不加赋而国用饶”非常刺耳，他当即反驳说：“这是当年桑弘羊欺骗汉武帝的话，司马迁把它记录下来，讥讽武帝被蒙蔽了。天地之间所能生产的种种货物，只有那么一个数量，不在民间，就在政府，桑弘羊说他能够让国库充沛起来，不从民间获取，那是从哪里得来的？如果真的像他所说的那样，那么，武帝晚年怎么会出现盗寇蜂起的情况？难道不是人民因为穷困而造反的吗？这样的话怎么可以拿来作为国策讨论呢？”
以司马光之见，桑弘羊和王安石所标榜的“不加赋”其实比“加赋”还要坏，因为，“所谓不加税赋而国库充足，不过是想办法偷偷地夺取民间财富，它的害处更甚于公开的征税”。
双方你来我往，辩论了很长时间，“争论久之”。在这场火药味甚浓的大论战中，朝中重臣大多站在司马光一边，神宗徘徊其间，无比为难，在延和殿上，他对司马光说，“我觉得你说的有道理”。转过头去，又同意王安石的主张，“不允”辞赏。
有关延和殿廷辩的记录出现在司马光的文集中，因而看上去，似乎是反对派占了上风，而实际上，这些质疑的声音一点也没有影响到宋神宗和王安石的决心。6个月后，宋神宗正式任命王安石为参知政事（副宰相），全面负责变法事宜。为了坚定皇帝的决心，王安石就对他讲了一句日后非常著名的话：“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此言与1000多年前商鞅对秦孝公所说的那句“治世不一道，便国不法古”前后呼应，如出一辙。
王安石在后来的几年里提出了一个整体配套改革方案，相继颁布十余条法令，其中，最重要的三大经济政策，分别是均输法、市易法和青苗法。
均输法是“王安石变法”的第一招，它的“政策版本”源于桑弘羊，不过，与前辈不同的是，王安石在政策初衷和操作方式上更有递进。
桑弘羊推行均输法的初衷是“徙贵就贱，用近易远”，也就是以促进商品的均衡流通为目标。而王安石明确提出自己之所以要“均输”，根本目的是由政府掌握重要商品的流通权——“轻重敛散之权”，防止富商大贾进行投机活动，国家作为一个经济组织“与商争利”的特征昭然若揭。其次，王安石专设发运使衙门，还从国库中专项拨备出500万贯、300万石大米，作为均输的本钱，这也是桑弘羊及刘晏所没有尝试过的，表明王安石的均输更加具有商业经营的性质。
在推行均输法的两年零八个月后，王安石推出了市易法，由政府全面垄断城市的商品零售，在各地设立市易司，负责平价购买“滞销商品”，到市场缺货时出售，商品价格由市易司划定。各大城市的贸易商人必须到市易司获得核准的身份资格，否则不得擅自经商。市易法推出后，均输业务并入其中，在流通领域构成一个集采购、运输和定价销售为一体的国营垄断体系。
青苗法的提出比均输法晚了两个月，这是王安石的独创之举，也是他最为得意的手笔，据他自己说，这一思想源于《周礼·泉府》——尽管他曾说过“祖宗不足法”，不过在后来，他不断地到《周礼》中去寻找变法的理论依据，这一点跟王莽很类似。其具体办法是：在每年夏秋两收前，农户可到当地官府借贷现钱或粮谷，以补助耕作。每笔贷款的利息为20％，一年可贷两次。王安石以现存于各地国有粮仓中的钱谷1？400万贯石为青苗本钱。
王安石的这三大政策一举笼罩了国民经济最重要的两大领域——商品流通和农业生产，其对社会秩序的冲击可想而知。就跟所有的计划经济大师一样，王安石的初衷其实就是两个：第一，尽可能多地增加中央财政收入；第二，打击富豪，缩小贫富差距。而其结果也是同样的两个：前者的目标在短期内会迅速地实现，长远看却注定失败；后者的目标则从来不会实现。
为了强力推行变法，王安石还对现有的财政官僚体制进行了变革。宋代财政已实行分权管理，分别由户部司、盐铁司、度支司掌管宏观经济政策、国营事业和财税事务，王安石打破分工，特别成立了一个主持变法的新机构——制置三司条例司，将财政权力重新归于一人。
变法实施之后，国库果然为之一饱，仅仅市易司获得的收入就相当于全年夏秋两税总收入的三成，政府因青苗法而得到的利息也十分惊人，因为征缴上来的钱粮绸帛实在太多了，以至于不得不新建52个大仓库。国家主义所具有的“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效应也充分发挥了出来。王安石还通过推行农田水利法，兴建了大量的水利灌溉工程，仅熙宁二年到九年的7年中，就覆盖了36.3万顷农田，粮食产量较前期大有增加。
可是很快，政策弊端也毫无悬念地呈现了出来。
均输法让发运使衙门成了一个权力空前膨胀的“政府型公司”，它到处与民争利，官方的采购价格与市场波动背驰，要么大大低于市场价格几近抢劫，要么大大高于市场价格收受回扣，发运使把大米运到一些缺粮地区，销售价格比之前增加一倍，正常的市场运行被完全地打乱了。宋朝官员本来就乐于经商，均输法正好给了他们一个中饱私囊的好机会。
市易法“尽收天下之货”，让政府成了最大的商店、银行和物流中心，它的经营范围越来越广，连水果、芝麻都被垄断了起来，城市商业秩序被彻底破坏。
以首都汴京为例，多年以来，这里的商品交易被大行会所控制，外来商人饱受欺负。1072年，王安石就曾向神宗报告说：“如今汴京的茶行被十来个大户垄断，外来茶商到京，必须先给他们送礼物，乞求定价，把茶叶卖给这十来个大户，都不能有利润。只有这样，才可能被定下较高的价格，然后再从零售环节中把钱赚回来。其他的行业，大多是这样的状况。”他还举例说，他家里雇用了一个洗衣服的妇人，她的儿子会做烧饼，可是因为饼业被行会控制，他们又支付不起入会的钱，所以一直无法开张。在王安石看来，这当然是非常不合理、不公平的状况，于是，他决心通过推行市易法，打破大户的垄断。然而，当政府替代大户成为新的市场垄断者之后，情况竟变得更加糟糕。宋代学者郑侠在《西塘集》中记载说，自从实行了市易法之后，商人们都不肯到汴京来做生意，大家都绕开都城而行，因为只要一进城门，货物就可能被全数押送到市易司。后来，这些情况被反映到宋神宗那里，连皇帝本人也觉得太过分了，有一次，他小心翼翼地对王安石说：“市易司连水果都要垄断起来销售，实在太琐碎了，能不能把这一条给罢废了？”王安石正色道：“制定法律的关键是看是否有害于人民，不应该因为它的琐碎就罢废了。”
对普通农户来说，伤害最大的当然是青苗法，此法的本意是国家拿出一定的款项在地方上放债，以免穷人受富人高利贷的剥削。可是一到执行阶段，就完全地变味了。各级官员把陈旧的霉粮放给农户，收回的却必须是新粮，放的时候斤两不足，收的时候却故意压秤，一来一回，实际利息竟比向富人借贷还要高。中央为了把钱放出去，就下达贷款指标，地方官只好搞摊派，民间苦不堪言，如果发生水灾旱灾，政府为了收回本息，就到处抓人，农民只好卖地卖儿女。青苗法实行几年后，谷价非但没有降下来，反而一路上涨，最终苦的是农户和城市贫民。
种种新政的实施，让宽松的经济环境不复存在，自由工商业者遭到毁灭性的打击，民国学者王孝通在《中国商业史》中一言以蔽之曰，自“王安石变法”之后，“商业早入于衰颓之境矣”。
王安石治理下的国家，又进入到了一个“极端的年代”。激烈的变法对民众财富观念造成巨大的冲击，其景象颇与汉武帝发动的“告缗运动”相似。中国商人阶层在财富积累上的不安全感和幻灭感，并非一日生成的，它几乎是一种历史性的强制记忆，在不同的朝代被一次次地强化和唤醒。
王安石的政策实在过于刚烈，在后来的数年中遭到反对派的群起攻击。司马光被外放洛阳长达15年之久，在那里，他一边编撰《资治通鉴》，一边与同道者声气相通，多次发表《与介甫书》，以公开信的方式批评变法。司马阵营非常强大，其中包括苏洵、苏轼父子以及欧阳修等著名人士。
司马光首先反对的是政府机构的改革，他认为，财政该由三司管理，三司失职，可以换人，不该设立制置三司条例司，专断职权。王安石则反驳说，汉唐两代都是有宰相亲自兼领盐铁或度支司（如唐代刘晏），如此才能对财政问题进行最直接的管理。
在具体的变法措施上，双方的分歧更为巨大。在一份反对变法的《革弊札子》中，司马光对多项变法逐一进行了批评，他写道：“设立市易司之后，国家强行垄断贸易，连蔬菜瓜果都不放过，导致商贾无利可图。搞青苗法后，导致不善经营的家庭纷纷破产。还增加茶叶和食盐的国营比例，贱买贵卖，老百姓大吃其苦。”当世文豪苏轼在另外一份也是批评变法的奏折《应诏论四事状》中更是惊呼，“自从变法之后，民间所有生财之道，都被公家收走了，所有的利益全部归于常平使这些官府衙门”。
面对朝野的汹汹反对，固执的王安石当然不甘示弱，他公开发表《答司马谏议书》予以驳斥，同时对质疑人士实行了毫不留情的打压。在他的主导下，几乎所有反对变法的大臣都被贬斥，要么被驱赶出决策层，要么被流放到京城之外，要么被迫辞职或称病不出。当时朝中的主政大臣有五位，时人戏称他们是“生老病死苦”，除了王安石是“生”之外，其他四位则分别是“老病死苦”。
“王安石变法”前后执行了17年，神宗从即位开始，绝大多数时间里都是变法的坚定支持者。1085年4月，神宗驾崩，哲宗即位，司马光执政，尽废新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