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说，发生在历史上的种种变法无非是对这些制度建设的不断探寻与优化，从秦朝的军爵、郡县制度，到汉初的“独尊儒术”，再到隋唐的科举制度等，帝国的治理体系不断得以完善，到了宋代，以上制度均趋精致，唯独“不如人意”的是经济制度。历经1000多年的探索，中国人始终没有找到一个与“唯我独尊”的大一统中央集权政体相适应的、能够维持长久持续发展的经济制度模式。
在这个意义上，“王安石变法”是最后一次虎虎有生气的建设性探险，是整体配套性体制改革的“终结之作”，它的失败可以说是历史性的。王安石的激进与司马光的“无能”，表明基础于法家战略和儒家伦理的治国手段在经济改革领域已经无路可走，进不可得，退亦不可得。
胡寄窗在《中国经济思想史》中对这一事实有过精彩的论述。他认为，到北宋中期之后，多次的、中央集权下的经济制度改革已经一再证明，无论怎样的变法都无法避免社会矛盾的激化，当体制内创新没有出路的时候，以暴易暴的“革命”就成了唯一的选择，“从宋代到鸦片战争的900年中无数次农民起义，剥夺富人财富以济贫穷的革命行动乃是司空见惯的”。与之相对应的是，治国者也放弃了制度创新，开始用更加严酷的管制方式来维持统治，其格局越来越小，经济策略越来越谨小慎微、趋向保守，最终走进了闭关锁国的死胡同。这种停滞同样体现在科学技术和企业制度的进步上，自宋之后的1000年里，再无重大的、革命性的创新。
也就是说，自王安石以后的中国，真正严肃的经济问题只剩下一个，那就是——稳定。
就在“王安石变法”的同时，在遥远的西方世界也正在发生一场重大而深刻的社会变革，“自由城市”与“自由大学”相继出现。
1085年，宋神宗驾崩的那一年，意大利北部出现了中世纪之后第一个由市民选举执行官的城市——比萨城，这意味着“自由城市”的诞生。
与汴京、临安这些人口超百万的中国城市相比，同时期的欧洲城市要小得多，一般只有数千人，规模最大的威尼斯、那不勒斯和巴黎等，也不过十几万人口而已。可是，其诞生的基因和运转模式却大异其趣。
从11世纪开始，大量失地的欧洲农奴纷纷逃离封建领主所控制的城堡庄园，来到没有人身管制的城市，根据当时的欧洲法律，他们只要在城市里居住满一年零一天，就可以自动成为“自由民”，德国因而有谚语说，“城市空气使人自由”。亚当·斯密在《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一书中对这一景象进行了描述：“在贱奴状态下受领主钳制的贫穷农民，稍有储蓄，必掩藏唯谨，免得领主看见，攫为己有，而且一有机会，即逃往都市。农民只要逃往都市，一年不为领主所获，即可永享自由。因此乡村勤劳居民，一有蓄积，自然会逃到都市来，把都市看作他们唯一安全的避难所。秩序、好政府以及个人的自由安全，就在这种状态下，在各都市确立了。”
城市自治是商业自由的土壤，自由成为新生市民阶级的合法身份，他们在这里经商，并尝试着建立自治机关，比萨城的自由选举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发生的，从此，意大利全境逐级进入城市分治的时期。在这些独立的城市里，工商业者作为新兴成长的阶层顺理成章地控制了城市经济，进而逐渐掌握了管理市政的政治权力。
就在比萨城成为“自由城市”的两年后，1087年，也是在意大利，博洛尼亚城出现了人类历史上的第一所大学——博洛尼亚大学，众多拥有自由身份的学者聚集在这里，共同评注古老的《罗马法》法典以及研究医学。到了1158年，皇帝费德里克一世颁布法令，规定大学作为研究场所享有独立性，不隶属于市政当局，不受任何权力的影响。独立的大学体制的建立，让欧洲的知识精英阶层与国家权力之间达成了平等钳制的关系。
从此，“自由女神”在沉闷已久的欧洲大地上展开了她的翅膀。1209年，在英格兰出现了英国历史上的第一所大学——剑桥大学。1215年6月，英王约翰与代表工商业利益的贵族们签订了著名的《大宪章》，这份书写在羊皮纸卷上的文件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以宪法的方式限制了君主的权力，根据《大宪章》第六十一条的规定，由25名贵族组成的委员会有权随时召开会议，具有否决国王命令的权力，并且可以使用武力。这是一个标志性的法律事件，表现君权不再无法扼制，《大宪章》日后因此被称为《自由大宪章》。1231年，约翰之子亨利三世授予剑桥大学“教学垄断权”。到14世纪末，伦敦商人已经完全控制了城市的运转，市长只可由12个大行会里选出。
城市自治权的确立、独立的大学制度，以及对君权的法律性限制，是欧洲最终走出“黑暗中世纪”、迈向现代社会的根本性路径，它们分别催生了自由的经济土壤、思想土壤和法治土壤。而在中国，城市与学院一直为政权所牢牢控制，限制君权更是从未被尝试，这是东西方文明走向不同演进道路的重要原因。
相对于欧洲发生的那些新变化，宋代中国尽管拥有当时世界上规模最大、人口最多、商业也最繁荣的城市集群，建立了大大先进于同时期欧洲的经营模式和工商文明，但是，在社会制度的建设上却开始落后了，在欧洲所出现的“自由民”、“自治城市”、“私人财产的合法性原则”、“对君主权力的限制”等法权思想，对于强调中央集权的中国而言，根本没有萌芽的土壤。相反，王安石的变法运动更强化了政府的管制能力，逼得商人不得不“绕城而走”。
因此，认为宋代已经出现了“中国近代曙光”的法国学者谢和耐，在《蒙元入侵前夜的中国日常生活》中写道：“这种在欧洲和远东同时表现出来的突如其来的经济活力的增大，却导致了不同的结果。在欧洲，由于划分成了众多的辖区和政权，商人阶级便足以自我维护，使自身的权益受到承认，并形成了自己的实体。凡此种种都对西方世界的未来命运产生了重大影响。而在中国，尽管有了如此规模巨大的发展，但除去商人赚足了钱以外，却什么都没有发生。”接着，谢和耐提出了自己的问题：“世界的这两个部分有如此不同的演进过程，这该如何解释呢？”
他的答案是：“在中国，从一开始就有一个中央集权政府，任何看上去会威胁到国家至上权威的变化，都是不可想象的。尤有甚者，国家本身还会利用此一时期的活跃经济增长来为自己谋取利益，同时，它还会摇身变成商人，通过专卖制度和对私人交易课税，来获得其大部分岁收。”
北宋灭亡之后，南宋政权偏安于江南，又勉强支撑了100多年。在这期间，尽管工商业有所恢复，甚至首都临安的繁荣一度堪比汴京，可是，在制度进步上已乏善可陈。“多数汉学家认为，大约到公元1200年，中国已出现制度化的停滞和帝国的‘改朝换代的循环’，而没有任何动力。”
在意识形态上，南宋出现了程朱理学的兴起，提倡“存天理、灭人欲”，它与科举制度相呼应，把人们的思想创新彻底纳入专制统治的体系之内，最终使得知识阶层挑战集权制度的能力大大减弱。因此，黄仁宇认为，程朱理学“这种拘谨闭塞的作风，与今后700年中国社会之保守与桎梏的性格有密切关系”。
南宋百年，最富有的人竟然是那些带兵打仗的将帅们，其经商规模之大及生活之豪奢，更是超越前代。
从现有的史料看，南宋“首富”很可能是名将张俊。他私营海外贸易、开设酒肆及经营田地，成一时巨富，每年收入的田租就有64万斛。皇帝到张府参观，张俊进献的古玩珠宝，每一件都价值巨万。张府的园林声色之美甲于天下，每次宴请客人，都以10位绝色歌妓为一队，表演歌舞，一共要轮换10队之后，才算结束。客人走的时候，上百位佳人列队欢送，烛灯引路，香雾缭绕，好比游历仙窟。此情此景，宛如石崇重生。
有人羡慕张俊的豪富，他却谦虚地说自己算不了什么，另外一位名将刘光世更善理财，因为他曾经动用8000士兵从事自己的贩运事业，还非常得意地自诩为“当代陶朱公”。
这样的帝国不亡，仅仅是因为它的敌人懒得让它灭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