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记录呈现了14世纪中国乡村的生产景象：每个农家都有织机一部，耕作之余，无论妇幼老小都从事纺织，全家动手，机声不休，通宵达旦。每户所织之布虽然数量甚微，但是因户数众多，聚合之后，却成惊人的亿万之数。
棉纺织业的家庭化与当时的人口过剩现象有关：自明之后，中国人口迅速膨胀，建国之初的人口约为6500万，到1600年时已在1.5亿左右，人地比率日渐恶化，即便在水稻技术最为普及和发达的江南地区，农户一年耕作也仅仅能满足8个月的口粮。棉花的大面积推广及棉纺织技术的成熟，恰好为过剩劳力提供了一个绝好的出路。更“巧合”的是，适于栽培棉花的长江中下游一带正是人口最为稠密的地区。
这种“一户一织”的家庭纺织与规模化的工场化生产相比，最大的特点，或者说优势是，前者的从业者几乎没有劳动成本支出，老幼妇女都可从事，而且时间也是几乎没有成本的，任何人都可利用闲暇时间单独操作。在这种生产模式的竞争之下，规模化的手工业工场当然就没有任何生存的空间了。
这就是拥有6亿匹产能的棉纺织产业竟然没有培育出一家手工棉纺织场的原因，也是引发了西方工业革命的纺织业在中国没有产生同样变革的根源。在现代经济研究中，早期的乡村工业常常被称为“工业化原型”，它为工业革命的诞生提供了市场和技术前提。然而在中国，乡村工业则变成了工业化的障碍，它发挥无比的抗拒力，来阻止工厂的兴起与工业化进程。正因为棉纺织业在制造环节被家庭作坊所控制，所以在技术进步上无法向工厂化和机械化进步，这是一个历史性的悲剧，甚或它竟有宿命的意味。
而这种戏剧性的状况，又是中央集权体制所最为渴求和推崇的，它十分完美地符合了“男耕女织”的社会理想，每一个社会细胞都被打散，在经济上缺乏聚合的必需性，因而得以保持低效率前提下的“超稳定结构”。王亚南就曾很敏感地指出：“西欧在近代初期，织造业原本有许多就是由手工业者或商人转化来的。但在中国，这条‘上达’的通路，又遇到了集权的专制主义的障碍。”由此我们可以清晰地发现，经济制度的变革与政治制度有最密切之关系，“均贫灭富”的小农经济和高度专制的中央集权制度有着天然的契合性，当一项技术革命发生之际，后者会本能地将之“异化”。
一个能够“闭门成市”的国家，必须具备两个重要的条件，一是土地之广袤和粮食之充沛足以养活全体国民，二是人口之众多足以满足工商生产的市场供求。如果这两个前提成立，那么，技术的进步很可能会强化——而不是减弱——这个国家的内向与封闭。
在学术界，只有很少的学者观察到这一规律，从来没有到过东方的法国历史学家布罗代尔在《文明史纲》中曾简短地提及，“人口的众多导致了中国不需要技术进步，内需能够满足供应，而不必追求海外市场”。对农业文明状态下的民生而言，最主要的内需产品只有两个，一是吃，二是穿。而水稻和棉花的引进与推广，在“耕”和“织”两大领域分别解决了技术性的问题，创造了闭关锁国的必要条件。
于是，自宋代之后日渐奉行的“大陆孤立主义”，终于在明代找到了现实而顽固的落脚之处。14至15世纪的那场“棉花革命”是中国农业经济的最后一次革命，是小农经济兴盛的关键性因素，它将古典的中国经济推拱到了一个新的高峰，并终止于此。从此之后，在长达400年的漫长时间里，中国成为一个不再进步、超稳定的小农社会，一个与“世界公转”无关的、“自转”的帝国。据英国学者安格斯·麦迪森的计算，中国在1301年（元朝大德四年）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为600“国际元”，此后增长全面停滞，一直到1701年（清康熙三十九年）的400年中，增长率为零。而欧洲则从576“国际元”增加到了924“国际元”。
在这个意义上，“男耕女织”是一个“唯美主义的诅咒”。
如果从静态的角度来看的话，这是一种效率与管理成本同步极低的社会运行状态，若没有外来的“工业革命”的冲击，竟可能是中国历史的终结之处。自宋代的“王安石变法”之后，帝国的治理者已经找不到经济体制变革的新出路，于是，通过推广“男耕女织”的民生方式，将整个社会平铺化、碎片化已成为必然之选择。社会组织一旦被“平铺”，就失去了凝聚的力量，从而对中央集权的反抗便变得微弱无力。
这样的治国策略在明代看上去是成功的。黄仁宇论述说：“在明代历史的大部分时期中，皇帝都在没有竞争的基础上治理天下。在整个明代，都没有文官武将揭竿而起反对国家。此外，普通百姓对国家的管理不当极为容忍……由于这些条件，王朝能以最低的军事和经济力量存在下来，它不必认真对待行政效率，王朝的生命力不是基于其优势，而是因为没有别的对手替代它。”
黄仁宇所谓的“替代的对手”，仅仅是站在竞争的角度观察，而如果从制度的角度来看，又存在两种可能性。其一，新的“替代者”继续延续明帝国的模式，让社会在静止的、超稳定状态下缓慢地“自转”。其二，则是出现一种根本性的、新的制度将之彻底地推翻并更换之。这两种状况后来都发生了。第一次的替代出现在1644年，而第二次则出现在遥远的1911年。当然，这些都是后话。
在明史研究中，有一个重大理论分歧，迄今没有定论，那就是，明代中国到底有没有跟西方一样，出现资本主义的萌芽，而中西国运的分野，究竟是什么因素造成的。
在正统的史学界占主流地位的是“萌芽自发论”。早在1939年，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文中认为：“中国封建社会内的商品经济的发展，已经孕育着资本主义的萌芽，如果没有外国资本主义的影响，中国也将缓慢地发展到资本主义社会。”围绕这一著名的论断，中国学者用众多史料证明“资本主义萌芽在中国和西欧几乎是同时出现的”。在现行的中学、大学教科书中，编写者仍然持有此论。
2003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明史研究室完成了题为“晚明社会变迁研究”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该研究认为：在明代，“就国家与社会的关系而言，由于货币经济极大扩展，商业性行为成为几乎全社会的取向，中央集权专制国家权力由此严重削弱”。他们的结论是：货币经济的扩大发展，在中国和西方几乎是同步的。东西方货币经济发展的趋同，为世界形成一个整体奠定了基础。晚明社会变迁与世界变革联系在一起，中国不是被动地卷入世界，而是积极参与了世界历史成为一个整体的过程，并对世界市场的初步形成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在西方学界，也有人对这一观点予以应和。20世纪90年代之后，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的彭慕兰以及他的同事弗兰克等中国史专家形成了一个“加利福尼亚学派”，以反对“欧洲中心论”而著称。2000年，彭慕兰出版《大分流——欧洲、中国及现代世界经济的发展》一书，认为：至18世纪以前，在“重要日用品市场及生产要素市场的广度及自由度”上面，中国经济制度与欧洲并没有根本的区别，而中国所以没有能够走上类似英国工业式的发展道路，主要是因为不具备英国那样地理位置优越的煤矿，以及不具备能够提供棉花、木材、谷物等集约产品的殖民地。彭慕兰因而断定说：“那种认为中国或是由于人口压力，或是由于社会所有制关系的性质而闭塞并极为贫穷的观点，如今在我看来完全处于守势地位。”
同时，与上述观点形成鲜明对立的学者也大有人在。
在中国学者中，最早对“萌芽自发论”提出异议的是顾准。他在20世纪60年代就反思说：“我们有些侈谈什么中国也可以从内部自然生长出资本主义来的人们，忘掉资本主义并不纯粹是一种经济现象，它也是一种法权体系……资本主义从希腊罗马文明产生出来，印度、中国、波斯、阿拉伯、东正教文明都没有产生出来资本主义，这并不是偶然的。中国不少史学家似乎并不懂得这一点。”
顾准之后，海外的黄仁宇、赵冈、费维恺等人也从各自的专业方向认定，在明代没有发生资本主义的萌芽，而且在高度专制的皇权制度之下，绝无这种可能性。黄仁宇在《中国大历史》一书中说：“支持现代商业的法律程序以私人产权作基础，首先即与孟子道德观念相反，而后者正是官僚体系奉为天经地义的……当这么多必要的因素全付之阙如，现代商业如何能在中国发展？”在另外一部《资本主义与二十一世纪》的书中，他进而认为：“为什么中国不能产生资本主义？因为她志不在此。她不仅不能产生，而且一向无意于产生。”
学界观点如此对立，概括而论，源于学术立场的不同。“萌芽自发论”及“加利福尼亚学派”以物质文明的发展为立论基础，认为“经济基础自动地会决定上层建筑”，而顾准、黄仁宇等人则把考评的重心放在法权制度的建设上，认为没有社会制度上的决定性突破，经济制度的变革都不可能发生质变。因立论不同，双方的结论自然南辕北辙。在这场争论中，布罗代尔的观点比较折中，在他看来，明清两代的中国肯定已经出现了“市场经济”，但是并没有出现“资本主义”。也就是说，他认同明代经济的市场化程度并不落后，但在社会制度上没有进步。
将发生在明代的这些变化放之于全球环境中进行观察，我们将清晰地发现，貌似繁华的中国其实正飞驰在一条“反世界潮流”的轨道之上。
当全球海洋贸易即将兴起的前夜，拥有地球上最强大海军的帝国却选择了自毁战舰和内向封闭。
在产业经济上，“家纺户织”的乡村工业阻碍了工业化的进程，使得工业革命的火星无法从棉纺织业中迸发出来。
市镇经济的发达让城市化步伐全面停滞。与此相对照，欧洲的自由城市如雨后春笋，其规模越来越大，终而成为工业革命的摇篮。
在政治制度上，西方的公民社会胚胎初成、宪政思想渐成共识，而在东方，君权却更加地强悍和专断。
总而言之，在贸易全球化、工业化、城市化和王权制度瓦解这四个方面，明代中国与同时期的欧洲恰成鲜明对照，历史的拐点因此出现。我们几乎可以确定地说，中国与世界潮流的分道扬镳，的确是在14到15世纪期间发生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