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匡胤见他治水确实有一套方法，于是在国家的治水之事上，大用陈承昭。在疏通了惠民河之后，又命他去疏浚五丈河。
五丈河因被泥淤、水少而不利舟行，而且只将河中淤泥挖出是不行的，也必须有能注入之水，于是为五丈河找水一时成为关键。陈承昭受命于太祖，仍是察地形、导水源，以广阔五丈河之水。
经过实地勘察，陈承昭发现在汴京东面，荥阳虽有汴河水东流，但还有两条北流而无益的河，白白流入黄河。这两条河一条是京水（可能是今须水）。在春秋时，郑国北部有个地区叫京，郑庄公曾封其弟弟段于此。段当时在京地建了一座国都，而且有条水从城旁过，便是京水。另一条河为索河，北流于大索城（今莱阳市）。经实地勘察，陈承昭认为京、索二水都可以引来注入五丈河。因此赵匡胤决定，自荥阳向东开渠百余里至汴京，将京、索二水东引入汴京城西，架流过汴河，向东注入五丈河。自此五丈河水满，又将水东北流向济州大运河，东北漕运由此而通。
赵匡胤欲平南唐，却忌江南水军之利。正没有办法时，陈承昭便建议宋国建立一支能打水仗的水师。于是在京城朱明门外凿挖水池，引惠民河之水灌入大池之中，操练水军。宋国既有水军，水又能通汇江淮，使得南唐便很容易被平定。
这都是缘于赵匡胤用人之功。
俗话说：能者多劳。陈承昭既能治水，赵匡胤继续乐而用之。他不仅使陈承昭疏河通漕，而且又派他治理黄河。赵匡胤在位期间，黄河屡屡决口为害。他思图治理黄河之计，说：“近者澶等数州霖雨降，洪河为患，朕以屡经决溢，重困黎元（百姓），每阅前书，详究经读。至若夏后所载，但言导河至海，随山浚川，未尝闻力制湍流，广营高岸。自战国专利，堙塞故道（黄河最早在荥泽北流河北人海，公元前601年改道，由浚县东北行历河北、山东至天津人海），小以妨大，利而害公，九河之制（上古大禹导河，北播九条河入于海）遂隳，历代之患弗弭。”
有感于黄河之患代有发生，赵匡胤无奈，每有黄河水患，就派陈承昭去修治河堤，承担治河之责。陈承昭也不负宋太祖之望，在黄河两岸广植根系较密的榆树，以防黄河决堤。
陈承昭是能人还是庸才？用于南唐为庸才，用于北宋即为干才，这就是以能力与位置相结合而用人的奥妙。
一个人的长处和短处都是相对的，惟其如此，在以方圆之道用人的领导人眼里，世上没有不可用之人。死盯一个人的短处，他就算有天大的本事也无法发挥应有的作用。领导者只有对自己有足够的自信（“己方”），才能把一个人的长处充分挖掘出来（“人圆”）。
4.领导者要具有发掘人才潜能的本事
一个人有多大的本事，到底能干成个什么样子，恐怕他本人也未必能十分清楚。领导者用人讲究贵在知人，是因为用人者在知人的基础上用人，可以把人才的潜能充分挖掘出来。
潘美是后周的客省使，掌朝中国信、使见、办实及四方进奉、四夷朝觐贡献之仪，是一个地道的文官。因陈桥兵变时受派去见后周执政大臣，为使兵变和平进展出了力，功不可没，赵匡胤登基做了皇帝，潘美自然也得到了福禄与地位。
宋国统一荆湖后，赵匡胤任命潘美为潭州防御使。从此潘美以文改武，成为宋朝的将士。他不甘于默默无闻，总想在赵匡胤的统一大业中建立功勋，积极主动地做了一些被赵匡胤赞许的事。
潘美所任的潭州，南部因与南汉割据政相接，潘美曾请命攻取南汉在湖南的统治区域，得到赵匡胤的允许。他遂率兵攻取南汉统治的郴州（今湖南省东南），杀其刺史及招讨使等南汉官员。南汉王刘怅见宋国夺取了郴州，慌忙任命内常侍邵廷为招讨使，率大军抗御宋军。他们招兵买马，训练士卒，准备与宋军抗衡。
潘美懂兵法，面对南汉的抵抗，不再采取新的攻势，而与南汉军冷战对抗。他知刘怅信宠宦官、疑文臣武将而对之大行杀戮之弊，就暗地里派人去南汉，用匿名的方法打小报告，告发邵廷暗藏异心，试图谋反。刘怅果然中计，遣使赐邵廷自尽，军事威胁顿释。孙子说：“明君贤将，所以动而胜人，成功出于众者，先知也。”潘美以离间兵法，智杀南汉大将，充分体现了他的智慧。
开宝三年（公元970年）九月，赵匡胤命潘美为贺州（今广西贺县）道行营兵马都部署，统朗州、道州、潭州等处兵马，大举伐汉。潘美正欲建功立业，闻命而行，统兵对南汉发动进攻。正所谓“式辟四方，彻我疆土”，潘美不负皇上之命，统三州兵马，连下贺、昭、桂。连四州，直逼韶州。南汉王刘怅得知宋军攻下属于南汉的湖南地带，反而对臣下说：“宋军不过是夺回昭、桂、连、贺四州，他们只有几州兵力，哪敢南下呢。”
潘美在战略上蔑视南汉政权，信心十足，因而对南汉的抵抗不放心上。他率军长驱直入，再次摆出攻取韶州的架式，逼敌决战。果然刘怅急令国中的精锐军马全部出发，遣都统李承渥为元帅，令其死守韶州。一个“死”字足可见出其乏善可陈。专制统治者往往视人的生命为儿戏，动辄便以“死守”、“死拼”、“拼死一搏”来要求下级将士牺牲性命，可见内心残忍的一面，刘怅的南汉政权就是如此。
宋军与南汉军在韶州城北对垒。南汉军搬出象阵对付宋军。潘美早知南汉有这种战法，见南汉果出象阵，于是命众将士强弓射箭，箭如雨注，南汉象阵瓦解，象群返窜，南汉军自相践踏，宋军乘势冲锋，大败南汉军，占领了韶州。
韶州一失，广州便无险可守。潘美率兵一鼓作气，进至马径，于双女山下立营，此处已距广州城仅十里。刘怅见大势已去，试图从海上逃命，不料宦官和他的卫士抢先一步盗船遁去，使得刘怅欲逃不能。潘美见南汉并不组织军队来抵抗，广州城外只有些竹木栏为障，乘夜派人将竹木栅栏放火烧掉，然后挥师直捣广州，宋朝遂统一了南汉。
《兵法》曰：“不争天下之交，不养天下之权，信己之私，威加于敌，故其城可拔，其国可隳。”由此而观潘美，他以三州之兵，孤军深入，拔城隳国，统一南汉，仅用百日。
平定南汉后，潘美驻军于广州。他详细地调查民俗民风，具体地了解南汉统治者给人民带来的痛苦，如实地向朝廷反映情况，以便赵匡胤作出决策，颁布有利于民的诏令。后来，赵匡胤统一南唐时，又命潘美为都监，配合主帅曹彬完成了以不杀而使南唐归顺的使命。
赵匡胤在位期间，潘美一直受到器重，可以说是宋朝在军事上的倚重大臣。潘美本是一介文士，赵匡胤发现了他的军事才能，先是任命他为潭州防御使，而后又任他为贺州道行营兵马都部置，担任征讨南汉的主将，后来又为征讨南唐的副帅。在官衔上，潘美同曹彬一样是宣徽南院使，并无厚薄，可见君臣之谊。
可以说，正是赵匡胤的“发现”，使潘美这块埋在土中的金子发出了夺目的光彩。而这发现无疑是建立在“知”的基础之上的。
一个“知”字，正是方与圆的集中体现。知人才能善任，不知人无法用对人，但是作为一个日理万机的领导者做到知人又谈何容易，必须以主动性和公正性为前提。同时，一个人的能力和表现又是多方面的，如何据其所知正确地判断和使用一个人，则体现了领导者用人以圆的本领。
5.特殊情况下对人才要特殊对待
破格用人是用人者在人才匮乏的情况下采取的变通措施。领导者应该是个善于变通的人，应该在沉稳中也继承所有高明用人者的变通思维和手段。
仍以康熙开设博学鸿儒科取士为例。十八年三月初一日，康熙钦试内外诸臣荐举博学鸿儒一百四十三人于体仁阁。试题二道《璇玑玉衡赋》、《省耕诗五言排律二十韵》。试毕，吏部收卷，翰林院总封，进呈皇帝。次日，康熙至霸州，携诸卷亲阅，后交阅卷官大学士李蔚、杜立德、冯溥和翰林院掌院学士叶方蔼公阅，并商议录取人选。康熙经过精心考虑，凡在所必取之人，即使做诗出了韵，或用语犯了违碍，一律曲加通融，不做计较多。浙江萧山毛奇龄卷中有“天倾于北，岂炼石之可补”语，康熙未挑剔其政治含意，仅问“娲皇补天事信乎？”溥答：“赋主铺张，古籍宜可用。”于是毛被取中。无锡布衣严绳孙，系明朝尚书严一鹏之孙，试日借口目疾，仅赋一诗。最后取中一等彭孙迂等二十名，二等李来泰等三十名，一时名儒秀彦多与其选。
入选之博学鸿儒，经过反复商酌，最后决定从优俱以翰林用，根据其现任、候补、已仕、未仁等情况，分别授予侍诚、侍讲、编修、检讨等职。另据康熙谕旨，在与试未中者间，择年高之布衣处士陕西孙枝蔚等七人，及来京后因年老未与御试的太原傅山、定兴杜越，亦特旨：“俱着授内阁中书”，以宠其行。
因为参试者本来都是有一定影响的人物，所以康熙无限放宽要求，务以将这些人才一网打尽为念。
曹操在中国历史上也素以不拘一格而著称于世。东汉以来，选拔官吏的权力为豪强世族把持，用有只重门第、“德行”，不重视真才实学。曹操置东汉以来的选举标准于不顾，再三颁布求贤令，宣称要“不拘微贱”，“明扬仄陋，唯才是举”。要求有关官吏“举贤勿拘品行”，“取士勿废偏短”，对那些即使不懂儒术的“文俗之吏”，甚至“不仁”、“不孝”但有“治国用兵之术”的人要大胆起用。在实践中，曹操也是坚决贯彻“惟才是举”的用人路线的，他十分注意从基础或实际斗争中发现和提拔人才，特别是出身微贱而有才干的人，让他们担任要职，参与军政大事。荀，仅为小小县令，但他才智过人，有“王佐之才”，投奔曹操后，曹操大喜，说：“吾之子房也。”把他比作汉高祖刘邦得到谋臣张良，并立刻委托为司马，参与军机要事。这年荀仅29岁。在曹操的统一战争中，荀果然不负所望，多次出奇谋，献良策，成为曹操信赖的良佐，还有许多文臣武将，诸如郭嘉、荀攸、杜袭、赵俨、满宠、贾诩、刘放、孙资、于进、乐进等，或出身贱微，或为一般小吏士兵，都被曹操发现并提拔重用，在曹操的统一事业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与曹操同时期的名相诸葛亮在治蜀的过程中，也十分注重不拘一格、人尽其才地选拔官吏，只要有真才实学，便委以重任。他曾总结历史上的经验教训，认为西汉之所以强盛，是因为当权者能任用贤臣，疏远小人；而东汉后期之所以衰亡，是由于当权者排斥贤人，重用佞幸。因而他用人不重门第、地位，不拘资历、亲疏，而是任人惟贤、惟才。他说：“柱以直木为竖，辅以直士为贤。直木出于幽林，直士出于众下，故人君选举，必求隐处。或有怀宝迷邦，匹夫同位；或有高才卓异，不见招求；或有忠贤孝悌，乡里不举；或有隐居以求其志，行义以达其道；或有忠质于君，朋党相谗。”对于上述隐埋在民间或基层的贤能之上，他主张要尽量选拔录用。
诸葛亮在实践中也确实提拔了不少德才兼备的人士。李严为犍为太守时，其属下一小吏名为杨洪，为人刚直不阿，处世沉稳有方，曾因劝谏李严受到诸葛亮的注意。刘备与曹操争汉中，急书发兵，诸葛亮询问杨洪，杨洪果断地答道：“汉中则益州咽喉，存亡之机会。若无汉中则无蜀矣，此家门之祸也。方今之事，男子当战，女子当运，发兵何疑？”诸葛亮认为杨洪的看法很有见地，而且具有清晰的战略头脑，可以委以一方重任。于是先让他代理蜀郡太守，以试其实际才能，结果“众事皆办”，政绩斐然，便予以正式任命。不久，又提拔他为益中治中从事。
诸葛亮北伐前，曾向后主刘禅推荐了蒋琬、费讳、向宠、郭攸之等人，以主持后方的军政事务。其中蒋琬本是一州中负责文书缮写起草诸事的书佐，随刘备入蜀后被任为广都长：有一次，刘备、诸葛亮因游观奄路经广都（今四川成都南），见蒋琬众事不理，又沉醉不醒，刘备大怒，欲杀之。诸葛亮见蒋琬不事逢迎，不同流俗，心中很是欣赏，便向刘备说：“蒋琬，社稷之器，非百里之才也。其为政以安民为本，不以修饰为先，愿主公重加察之。”刘备一向敬重诸葛亮，听了此番话，只好作罢，但免了蒋琬的官职。刘备死后，诸葛亮开府治事，遂辟用蒋琬为丞相府东曹掾，后又升之为长史，成为诸葛亮的得力助手。诸葛亮数年南征北伐，“琬常足食足兵以相供给”，致使诸葛亮高度推赞他“托志忠雅，当与吾共赞工业者也”。并向后主保举他为自己的接班人。向宠，原来只不过是一牙门偏将，夷陵之战时，刘备大败于吴将陆逊，各部军队损失惨重，而向宠由于沉稳冷静，指挥得当，结果只有他的营垒完好无损，军队临危不乱。诸葛亮经过考察，认为他品德优良，办事公允，又通晓军事，可以委以重任，故封之为都亭侯，升为参军，北伐时，将后方的军务完全交付给向宠。
诸葛亮任人唯贤，使其文臣武将都能“尽其器能”，屡立功勋，为蜀汉政权奋斗一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