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和十七年（493年）六月丙戌日，不久，孝文帝以征讨南齐为名，意在商议迁都之事，召集群臣在明堂左室斋戒，命太常卿王谌亲自占卜，卜问南征之事，结果得到“革”卦。孝文帝说：“这是汤武革命，应天命顺人心之卦。”群臣都不敢开口。元澄挺身而出，说道：“《周易》说，革，是变更的意思。预示变革君臣之道的应天命顺人心，所以商汤、周武王得到这个卦象是大吉大利。陛下君临天下，继承弘扬先代的业绩，如今既是占卜征伐，得到的卦象只说明可以讨伐敌人，并不意味着改革可以取得成功。这并非预示统治稳固的卦象，不能算十分吉利。”孝文帝厉声说道：“《象辞》说：‘大人虎变’，怎么能说不吉利！”元澄说：“陛下龙兴已久，怎能仅仅比做虎变！”孝文帝勃然大怒：“国家，是我的国家，任城王你想蛊惑人心吗？”元澄说：“国家确实是陛下的国家，然而我是国家的大臣，参与重大决策，怎敢不尽心竭力。”孝文帝锐意革新，志在必行，对元澄的言论大为不满，过了很久怒气方消，说道：“各言其志，也没什么不好。”回宫之后，马上召见元澄。元澄还未登上台阶，隔着很远孝文帝便说：“刚才‘革卦’的事，现在还想与你辩论。我在明堂上发怒，是怕大家齐声附和，阻碍我的改革大计，所以疾言厉色以震慑群臣，你应该了解朕的用意。”于是摒退左右，对元澄说：“朕知道今天要做的这件事，确实很不容易。我国兴起于北方，迁都平城之后，虽幅员辽阔，但远未统一天下，平城只适合指挥征战，并不利于推行文治，要移风易俗实行政治文化体制的改革，确实非常困难。崤函、河洛之地，才是真正的帝王之都，因此我才打算大举南迁，迁都中原，你认为如何？”元澄说：“伊、洛地处中原，均为天下必争之地，陛下统治华夏，荡平九夷，人民得知陛下迁都中原，定会大加庆贺。”孝文帝说：“北方人留恋故土，忽然得知将要南迁，不能不惊恐骚动。”元澄说：“这既然是非同寻常之事，当然不会被人所理解，只要陛下作出决断，他们又能怎么办。”孝文帝说：“任城王，你就是我的张子房。”于是加封元澄为抚军大将军、太子少保，兼尚书左仆射。
两个月后，孝文帝率领三十万大军离开平城向南进发，前往洛阳，与奉命从各地汇聚到那里的几十万地方部队会合。孝文帝向南齐的“南伐”正式拉开了序幕。不料，离开平城不久，就一直秋雨连绵，不见放晴。很多将士都私下埋怨孝文帝竟会一反常规，选择这样的鬼天气去出征。但孝文帝依旧命令全军马不停蹄，赶往洛阳。等到洛阳后，天上仍旧下着缠绵的秋雨，孝文帝却全副武装，骑马站在雨中，命令部队继续向南开拔。被雨搞得痛苦不堪的贵族和兵士们再也不愿意去搞什么南伐，他们齐刷刷跪倒在孝文帝马前，请求他停止“南伐”。孝文帝说：“我正想一统天下，但你们这帮儒生，几次扰乱我的大事，我的兵器不吃素，你们不要再多言了！”于是，策马就要出发，大司马安定王元休，还有兼左仆射的元澄等人都言辞恳切，哭着劝谏，孝文帝这才说：“大军出征总不能无功而返，既然你们实在不愿意继续前进，那就必须同意将都城从平城迁到洛阳来。何去何从，你们选择吧！”那些鲜卑贵族们来不及细想，答应下来，还有一部分人虽不同意迁都，但出于无奈，也被迫勉强同意。孰不知，这里孝文帝与元澄演了一出巧妙的双簧，终于使迁都的计划得以顺利施行。
随后，孝文帝又派元澄快马加鞭奔向代都，宣布迁都的诏令，并总管迁都的一切事宜。元澄到了代都，宣布了诏令，大家听了无不惊恐万状。元澄便充分施展其辩才，引经据典，将迁都的道理向大家逐一说明，众人这才平静下来，并表示愿意从命迁都。元澄担心孝文帝等着心焦，便日夜兼程向南驰报。孝文帝果然等不及，已经到了滑台（今河南滑县），他们在这儿相会，孝文帝听元澄汇报了代都情况后，十分高兴，说：“如果没有任城，朕的事业便不会成功！”不久，元澄被任命为吏部尚书。
公元494年，孝文帝将都城从平城（今山西大同东北）迁到洛阳。
迁都洛阳确保了孝文帝一系列汉化政策的实行，客观上有利于民族融合。元澄与孝文帝两人的配合，把迁都的难度降到了最低。而这一出君臣合演的双簧戏也为元澄的仕途进一步铺平了道路。
7.谨守本分免让努力化泡影
大凡能力出众、又受赏识的领导与上司之间大都有一个合作无间的“蜜月期”，但时日一久，领导者往往恃功而傲、恃宠而骄，于是擅权越轨等行为越来越多，一旦引起上司的猜忌，一切努力都会化为泡影。
西汉大将卫青深深懂得这个道理。
卫青能够在二十几年的时间内，由一个奴仆当上了大司马大将军，固然同他的国舅身份有关，但更主要的还是凭借了他个人的人品、才干和功业。
而在功成名就、位高权重之后，卫青既没有擅权乱政、胡作非为，也没有被谗被毁、身家难保，这在很大程度上与他的个人品质和为官做人智慧有关。其实早在他的征战之中，卫青就表现出了非同一般的韬晦之谋。
卫青不但自身当敌勇敢，身先士卒，冲锋在前，而且号令严明，赏罚公平，治军有方。在公元前124年，卫青出高阙击匈奴有功，汉武帝格外施恩，封其三子为侯。卫青坚辞不受，并说：“我待罪军中，全靠皇上神灵，战争取得了胜利，这都是诸将校的功劳。”由于卫青的奏请，随同他出征的十一名将校，才得以封侯赐爵。这里面既有他的姐夫公孙贺、挚友公孙敖，也有李蔡（李广的叔伯兄弟）、李沮、李息、李朔、赵不虞、韩说、豆如意、权孙戎奴等一般僚属。
田仁是卫青的一个侍从，很有胆识，多次跟随卫青从征，立有军功。对于这样一个奴仆，卫青也是有功必赏。他上报朝廷，汉武帝便任命田仁为郎中。
卫青不但不掩他人之功，而且为将清廉不贪。有时候，皇太后赏赐给他的金钱，他也量才均分给部下将吏。
卫青虽然功高一世，位极人臣，却始终忠于朝廷，恪守军人的本分。史称他“以和柔自媚于上”。当然，卫青的自处卑顺，不敢专权，一切以皇帝的意志为转移，是有其历史原因的。比如在汉初，一些裂土受封的侯王，功高震主的将领，大多数招贤养士，培植个人势力，结果都没有好下场。这些人都是卫青的前车之鉴。因此，当苏建劝他效法古时名将，结交宾客，招徕士人，以扩大自己的声望和势力时，卫青马上说：“亲待士大夫，选举贤人，罢黜不肖，这些都是皇上的权柄，做臣下的只要奉法遵职就行了，为什么要参与养士呢！”
卫青之所以如此行事，还因为他也有过教训。当年，主父偃初到长安时，曾投在卫青的门下。卫青多次向汉武帝荐举主父偃，皇上根本不予理睬。后来，还是主父偃毛遂自荐，早上投书，傍晚即被召见。主父偃建议汉武帝把豪强富户迁到茂陵，以便朝廷集中控制时，卫青为关东大侠郭解讲情，说郭解家贫，不应在迁徙之列。汉武帝却不软不硬地反驳说：“郭解这个贫民，居然有力量让大将军为他求情，这说明他并不家贫。”郭解终究还是被迁到了茂陵。这使得卫青不能不对自己的政治之途倍加谨慎。
卫青不但在政治上忠于朝廷，就是在一些生活私事上，也完全听命于汉武帝，尽量顺应皇帝的心意。
卫青被拜为大将军以后，平阳公主的丈夫曹寿得了恶疾，回到自己的封国。平阳公主只好独居。她同身边的人商量，长安中的列侯，谁可以做她的丈夫。左右的人都说大将军卫青最合适。公主笑着说：“他当年是我的骑奴，常常侍候我出出进进的，你们为什么偏偏说他合适呢？”众人赶忙解释说：“公主，话可不能这么说。现在大将军的姐姐是皇后，他的三个儿子又都封了侯，富贵甲于天下，您不能再小看他了。”于是，公主同意了，并通过卫皇后示意皇上，汉武帝亲自发话，卫青便由当年的骑奴变成了主人的丈夫。
公元前123年，卫青出兵归来，汉武帝赏赐给他千金。出得宫门，一个素不相识的人，拦住他的车驾，说是有事禀告。卫青便停下车来，这个人走到车旁，对卫青说：“现在王夫人正得皇上宠爱，但她的母家很贫穷。如果您能拿出赏赐的一半，送给王夫人的母亲家，皇上一定会高兴的。”卫青欣然同意了，派人把五百金送到王夫人母亲家。汉武帝得知后，极为欢心。
卫青虽然声势赫赫，权倾朝野，为人却谦恭退让，礼贤下士。史书上记载，“青仁，喜士退让”。这使得他在仕途上终身无虞，死后得以陪葬在茂陵之旁。
卫青出身十分卑贱，母亲为奴仆，同时自己又是私生子，没有任何地位和名份，因此在他整个少年时期，都处于被欺凌与被侮辱的境况之中。这种经历对他的人生肯定有深远的影响。此时之“卑”，是被迫，也是自觉，这使得他既能忍辱负重，又能刚毅奋发。他因此而养成的有胆有识、吃苦耐劳等优良品质，无疑对他后来的建功立业起到了重大作用。及至立下不巧功勋，位高权重之时，自身的成长经历和人生经验，以及历史上的前车之鉴，又使他把功名权势当成了与己有关又无关的身外之物。在他内心深处，那种“卑”既是一种积淀难移的感觉，又是一种必备的人生手段和策略。卫青把这种双重意味当成了为人处世之真谛加以奉行，这使得他一生始终处于一种上升或平稳的状态，而从未上演过历史上功臣常见的悲剧。
8.有功不居才能让上司放心
功高盖主是领导者的第一大忌，上司赏功的手段有限，你的功劳太盛，达到一定程度，便无位可赏，疑忌不安于是随之而来，因此，一些明智的领导总是在此时谢辞封赏，以安上司之心。
唐朝时以“出为将，入为相”闻名于世的郭子仪，一生经历了武则天、唐中宗、唐睿宗、唐玄宗、唐肃宗、唐代宗、唐德宗七朝。从开元（714～741年）初年由武举出卫长史开始，度过了六十多年的军政生涯，其中以一身而系天下安危达二十余年。在平定“安史之乱”的战争中，他多次凭借勇智和对唐王朝的忠心，参与和指挥了历次重大的平叛战争，收复失地，击退吐蕃，为保卫唐王朝立下卓越功勋，备受唐廷的器重。朝廷每每因功为其晋官加爵。天宝十四年（755年），郭子仪以卫尉卿兼灵武郡太守充朔方节度使，破史思明于河北，收复云中（今山西大同）、马邑（今山西朔县）等地，擢御史大夫。肃宗至德元年（756年），他又率师拔田常山（今河北正定）、赵郡（今河北赵县），升任兵部尚书、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位至宰相。至德二年（757年），大破安禄山一部于潼关，收复长安，又进位司空，充关内、河东副元帅，继又破安禄山军于陕州（今河南陕县），收复洛阳，他又以功加司徒，封代国公。使得肃宗赞叹道：“虽吾之国家，实由卿再造。”郭子仪名声大震。乾元元年（758年），进中书令，为宰相之首。代宗宝应元年（762年），又进一步被封为汾阳郡王，出镇绛州（今山西绛县）。郭子仪为稳定唐王朝的统治，屡立丰功，官爵也随之步步升级。郭子仪虽担任军政要职，掌握重兵，但他事君忠诚，从不邀功请封，更不以功震主。
广德二年（764年），唐代宗以郭子仪功勋卓著，拜其为尚书令。此为宰相职，但因唐太宗曾任此职，故—直不设此位。代宗授予郭子仪此职，表示对他信宠有加，而郭子仪惶惶然，一再恳辞。代宗下诏促其至尚书省视事，又敕射生手五百骑执戟护卫，前往庆贺的官员也都到达尚书省。郭子仪仍坚决辞让，说：“太宗尝践此官，故累圣旷不置员，皇太子为雍士，定关东，乃得授，渠可猥私老臣，隳大典？且用兵以来，僭赏者多，至身兼数官，冒进亡耻。今凶丑略平，乃作法审官之时，宜从老臣始。”唐代宗无奈，便答应了他，并将此事付史官，记入国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