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一朝武功极盛，大的战役有十次，均获胜利，乾隆帝为此志得意满，夸耀“十全武功”，晚年自号“十全老人”。这十次战役的起因和性质不同，如何评价是一个复杂的问题，需要进行具体的分析，我们姑且不论。但这十次战役清军之所以最后均获全胜，与乾隆帝实施信赏严罚的驭将政策有着直接的关系。每次战役他亲自遴选将帅，批答奏章，每克一城，都要举行盛大仪式，祭告宗庙，重赏有功的将士，破格拔擢将弁，并在紫禁城建紫光阁，将战役中有大功之臣绘于其上，为其赋诗立传，极尽渲染之能事，以励将帅奋进之心。与此同时，乾隆帝对那些在战场上不能勇敢作战、临阵退缩的将帅，不能和衷共济、争功嫉能的将帅，不能遵守军纪、腐败无能的将帅，均严惩不贷。在十次战役中乾隆帝诛杀身为皇亲国戚、王公权贵的高级将领不下数十人，可谓用典严峻。魏源在《圣武记》中总结说：“赏不遗贱，而罚不赀贵，故能使将士用命，四征不庭。”乾隆四十九年（1784年）颁布的《行军简明军律》也说：“本朝武功之盛，战必胜，攻必克，所向无敌者，皆由号令严明，赏罚必信故也。”乾隆帝信赏严罚的驭将方法和严明治军的精神值得加以总结和借鉴。
在现代领导实践中，一个单位、一个部门一旦出现赏罚不明的情况，必然导致人浮于事、效率低下的局面，如此一来，立赏设罚的目标就永远不能达到，领导者不能不深思。
4.扯住一根让大家互相牵制的绳子
权力没有监督和制衡就会泛滥，所以不同部门、不同位置之间的监督和制衡可以让下属自相约束。毕竟，以管人者的一双眼睛、一个人的精力不可能包办一切。而且监督、制衡机制的完善，也是人类自我管理制度的一大进步。
在中国古代，帝王对于权臣，除用分、隔手段削弱其权势外，还扶植新的权力中心，以削减、抵削原有权力的中心。这是“以臣驭臣”的管理办法。
封建时代，宰相是帝王的副手，“相”字本身含义即有帮助、辅佐之意。君相合力，共治天下，宰相处于“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高位，为帝王处理大量政务，君、相之间难免龃龉。善相处者，从大局出发，相互让步；不善处者，君、相驭事，不免酿成冲突。贤明宰相要约制残暴、昏庸之君；英武君主，容不得能力太强的相臣，加之历代相臣篡位者时有发生，帝王总是设法削弱宰相权力，王权与相权之间斗争几乎贯穿全部封建政治史。用牵制手段，以抑损相权，是帝王与宰相斗争的主要武器。
秦汉时期，丞相权力很大，用一语概括：丞相辅佐天子，助理万机，上至天时，下至人事，几乎无所不包，无所不管；丞相不但为国家最高官吏，还是辅佐皇帝补其缺失的惟一人臣。君主高高在上，君主若有差失，只有丞相能够谏阻，良相应当以此为己任。丞相对皇帝诏令如有不同意见，可以面折廷争，甚至拒绝执行。对此，皇帝很不放心。因此，自西汉武帝以后，首先用尚书一职以分丞相拆读奏章的权力，继而提高太尉、御史大夫的地位，使之与丞相平级，并将此三职先后更名为大司徒（丞相）、大司马（太尉）与大司空号称“三公”，从而改变丞相无所不统的局面，将一相变成三相。至东汉，原先由丞相执掌的政务，全归属尚书台，三公徒拥虚名。
三国宰相，有公官及省官。公官又有上公、三公、从公三类；太傅、太保、大将军，西汉已为上公，三国设置，难有更革，惟大体不改。至于相国或丞相及大司马为上公，则自三国首创，这点与汉有所不同。三国宰相除公官外，还有省官。南北朝的开头阶段，宰执虽有省官，为数甚少，见于史者，尚有尚书令一种，且只有蜀国有之。曹魏设有尚书台，但其权为中书监所攫夺，中书监是皇帝亲近机构，负责草拟诏书，平议尚书奏事，参与政事，权力较大，拟于宰辅，由此宰相之权落于尚书台，尚书台权力又落于中书监之手。以此宰相权柄一再受制而逐渐减替。晋、南北朝以三省长贰为宰相者，除尚书令，仍有中书监、中书令、侍中及尚书仆射等，共同参与平议尚书奏事，此类官员负责管理皇帝门庭之下诸事，故又设立门下省。至隋代，另立殿内省，包揽管理皇帝内务职掌，门下省成为一个参予政事的封驳机关，尚书台权力又一次受到制约。
唐代，承上启下，在前朝官制基础上，正式设立“三省制”。即由中书省掌制令决策，起草诏令；门下省掌封驳审议，对中书省所制定诏令如有不同意见，有权批改复奏，然后下达尚书省；尚书省负责执行，其下分设六部（吏、户、礼、兵、刑、工）分管各部政务。三省长官都可参予国计，均为事实上的宰相。同时，皇帝还可以让级别较低的官员，带上“同中书门下三品”、“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参知政事”头衔，参与三省长官联合办公，这些官员亦可视为宰相。这样，秦汉时一个丞相所承担的政务，已由三个机关与十数名官员分别担任，以期达到相互制约的目的。
到了明代，太祖朱元璋采取一切措施，既加强了中央集权，又使臣属不敢越轨。朱元璋，这位权力欲极强的雄才之主，由于两件大事的刺激便加速了他对地方权力集中于中央的步伐。
第一件大事就是朱元璋作为地方割据政权出身和对地方势力潜在危险的深察。洪武初年，地方政权基本沿袭元朝的制度，即设行中书省，统管一省的军政、民政、财政等大权，地位重要，权力很大。一行中书省实际上就是一个独立王国。朱元璋本人做过小明王的行中书省丞相。作为行中书省的丞相，他拥有一方政权，压根儿就没把小明王放在眼里，他故尔对行中书省设置的弊端有透彻的体察。
第二件大事就是随着明朝统治的渐趋稳定，君权与相权、皇权与臣权，中央集权与地方分权发生了一系列纠葛与矛盾。特别是洪武六年胡惟庸进升中书省丞相后，相权与皇权矛盾激化。洪武九年（1376年）朱元璋改行中书省为布政使司，地方的控制指挥权皆集中到中书省。胡惟庸控制中书省，专权用事，淮籍的军事宿将大多集其门下，形成一个淮人官僚集团，使朱元璋感到芒刺在身、大权旁落。于是，洪武十三年（1380年），朱元璋以胡惟庸谋反为名，毫不留情地将其抄家灭族。
接着，朱元璋采取了一系列削弱地方政权、巩固皇权的措施：宣布政使司后，即设左右布政使各一人，掌管民政财政。同时，设提刑按察司，设按察使一人，统管刑法；设都指挥使司，掌管军事，与布、按并称三司。这三司互不相属，各自直隶中央。有重大政事，需都、布、按三司共同会议，上报中央。布政司下的地方政权是府（直隶州）、县。同时，在省与府之间划分若干道，作为省的派出机构。道不是一级地方政权，而是监察区。这种行政划分削弱了地方权力，加强了中央集权。
其次，废中书省和丞相制。朱元璋加强中央集权并不是要加强中央政府部门的集体权力，而是要加强皇帝个人的权力。于是，洪武十三年正月，朱元璋在制造胡惟庸案的同时，罢中书省，废丞相。朱元璋于此对他的文武百官有一番精妙的讲演：“我从登基立业以来，已十三年了，期间委任大臣，希望他们辅佐我，使天下大统。所以设立中书省以总天下之文治……不料权臣窃持国柄，枉法诬贤，有不轨之心，大肆搞欺蔽活动，到处拉帮结伙，搞不法之事，毒害政治，谋危社稷。仿佛堤防之将决，烈火之将燃，有滔天燎原之势。……我想除去中书省，将六部职责晋升。这样权力就不会被其机构垄断，事情也不会被截留塞蔽，尔等以为如何？”文武百官只能对曰：“既出圣裁，实为典要。”朱元璋不管如何不如何，立即三下五除二地将中书省和丞相废却，提高中书省下属吏、户、礼、兵、刑、工六部的地位，使六部分理朝政，各部尚书直接对皇帝负责，奉行皇帝旨意。六部分任而无总揽之权，政务由皇帝亲自裁决。朱元璋实际上使皇权、相权集于一身，国务、政务掌于一手，中央、地方事务聚于一体。
第三，制订法律，加强对中央与地方官吏的任用、监察，使其置于皇权的严密监控之下。朱元璋“劳心焦思，虑患防微近二十载”，经过他反复修改“凡革誊稿”，制定出《大明律》。《明律》有三十卷、四印条，其中对于地方机构的权限作了严格规定。它用法律条文的形式将皇帝任用各级官员的权力固定下来，除了《明律》，朱元璋还制定了一系列其他的旨在加强中央集权的法律。如为了加强对府州县官的管理，洪武十七年，朱元璋制定《府州县条例》八事，强调各级地方官都要加强行政管理，逐级监督。同时还颁布了县官《到任须知》三十一条，明确县官的职责。这都有利于压抑不利于中央集权的地方势力的萌生。
朱元璋通过一系列政治变革，把一切军政大权控制于手，但他还是不放心，总感到别人觊觎朱家皇位。于是，为了朱家王朝能代代相传，他分封诸子为王，历史上称为封藩制。朱元璋有一套冠冕堂皇的说词：“天下之大，必建藩屏，上卫国家，下安生民。今诸子既长，宜各有爵封，分镇诸国，朕非私其亲，乃尊古先哲王之制，为久治长安之计”（《明太祖实录》卷五十一）。在由王伟撰写的《拟封诸王诏》中说：“考诸古昔，帝王既有天子，五居嫡长者必正位储贰……于戏？众建藩辅，所以广磐石之安。大封土疆，所以誊亲支之厚。古今能谊，朕何敢私。”
明代仁宗以后，内阁大臣权力渐重，品级亦有提高，皇帝用内廷司礼监代替自己处理政务，使之凌驾于内阁之上，以制约阁臣。清代对军机处权力，亦有种种限制。军机处官印收藏于“大内”，凡有须用印信时，必须奏事太监处“请印”，用毕即行归还；皇帝处理政事，除通过军机处外，还由皇帝与亲信密折往还，如有必要，皇帝可避开军机处，直接召见大臣“面为商酌，各交该衙门办理，不待军机大臣指示”。
下属互相牵制，领导者不必事必躬亲，也不必过于担心下属营私背叛，只须扯着这根让大家互相牵制的绳子，时而轻轻拉上一拉也就万事大吉。
5.学会从多数的立场去考虑问题
家事国事天下事，归根到底都是人的事，少数终归是压不倒多数的。因此做事需要从多数的立场去考虑，否则，稳定的局面就无从谈起。
康熙做事，总是着眼于多数，废除律令和尊儒两件事就是最好的例证。
康熙即位初年，由于大规模的群众性抗清运动被平息，以四大臣为代表的满族贵族，继续推行“圈地”、“逃人”和“投充”等明显含有歧视汉族内容的政策法令，从而使趋向缓和的满汉矛盾再度激化。而康熙鉴于满族统一辽东和漠南蒙古的经验教训，深知单凭武力是不能将统一局面长久维持的，必须争取其民心，而且深信四书五经等儒家经典及精通这些儒家经典的汉族士大夫是有裨治道的，因而在亲政后对汉族士大夫采取积极笼络手段，并逐步修正“圈地”等落后政策。
《逃人法》是满洲贵族为维持其残余的奴隶制统治而设立的缉捕逃亡奴仆的法令，为清初所推行，特别是顺治年间的《逃人法》，具有明显的民族压迫特征。如规定逃人逃跑二三次始行处死，遇赦得免，而土著窝主一经发现即被正法，妻子、家产籍没给主，遇赦不赦，邻右、十家长也要连带受重罚，惟旗人窝主仅鞭一百，罚银五两。这便使得汉人，无论地主还是普通百姓，都深受其害，大为不满，造成严重的满汉民族矛盾。
康熙四年（1665年）正月，为了使《逃人法》既注重保护满洲贵族的既得权益，又能适当照顾汉族地主的正当要求，体现严惩讹诈、轻处窝主的精神，开始修订该法。修订后的《逃人法》规定：凡有奸棍借逃行诈行为者，审实后交刑部正法，结伙借逃报仇，诈害良民者，无论旗下或平民百姓，“俱照光棍例治罪”；停止执行窝主处死、刺字及给旗人为奴之例，改为流徙尚阳堡；相关邻右、十家长及地方官“免其流徙”。康熙十一年（1672年）后更规定，有关逃人案件除宁古塔仍由该将军审理外，其余各省由当地督抚审理。由于督抚等地方官大多由汉军旗人或汉人充当，他们比较注意稳定社会秩序，很少大肆株连或重处窝逃行为，因而受到广大汉族地主的欢迎和拥护。
到康熙初年，随着大规模圈地活动的停止，原有《逃人法》的修订，此弊才基本被制止。
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以孔子思想为代表的儒家学说便成为我国封建社会历代王朝所尊崇的正统思想。清太宗皇太极、世祖福临均推行尊孔崇儒的政策，仍按明代嘉靖年间的封号尊称孔子为“至圣先师”。而孝庄皇太后等人则相反，认为“汉俗盛则胡运衰”，因而“辄加禁抑”，他们既不搞尊孔崇儒，更不设经筵日讲。然而康熙帝从治理国家的实际需要出发，坚信儒家学说有裨治道，因而对学习汉族传统文化有着强烈的欲望和浓厚的兴趣，主动向太监张某、林某学习句读经书，了解明代的典章制度和宫廷轶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