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领导的学问和做人的学问是相通的，一个成功的领导者也往往是一个会做人、善处世的人。从这个角度来说，领导者应该从人际关系的角度审视自己的做人方式和领导哲学，尽量以不偏不倚的处世态度，营造起一个任由驰骋的关系网络。
1.万万不可忽视好人缘的功效
没有人缘，领导者能干成什么事？恐怕很难！因此，聪明人总把好人缘视为一块宝。尤其人与人之间越是相互挤压，就越可以磨炼人的意志，越懂得好人缘的重要。
张之洞是在各种挤压中成熟起来的人，因而他非常精通挤压与生存之道，尽可能巧结人缘。
1884年5月22日，清廷谕令张之洞署两广总督，张之洞可谓是受命于危难之中。6月初，张之洞经天津乘轮船，途经上海，前往广东。沿着万里海疆，轮船航行二十多天，7月8日抵达广州。十多天后，前任两广总督张树声移交了官防印信。张之洞不及稍事休息，便立即着手处理紧张而繁多的备战事务。他询访同僚，了解战情；核算军费，计划购需；考察地形，巡视炮台；激励将士，劝督团练。他在给友人的一封信中回忆督粤后所遇到的种种困难：“到广之日，即逢海警，内防外援，应接不暇，兵食兼筹，无一不难。事机则非常之紧急，而我之人才物力文法习气，则无不患非常之疲缓。”为了筹备战守事宜，他数月以来食不甘味，夜不安席，全力以赴地开展各方面的工作。
而在当时情况下，要想做好防务工作，协调好粤省各方大员和军队的关系是当务之急。当时存在着满汉矛盾、湘淮矛盾、主客矛盾，而这些矛盾中最主要的则是“振雪不和”，即张树声与彭玉麟之间的矛盾。自“同治中兴”以来，清朝的主要军队为湘、淮军，两军素有门户之见。钦差大臣、兵部尚书彭玉麟与前任两广总督张树声分别是湘、淮军的著名战将。朝廷调彭玉麟入广东的直接原因，正是认为张树声办理军务不善。张树声还曾经阻止彭来广州，所以两人关系紧张早已众所周知。
张之洞在奉命接署两督时，即致函彭玉麟，对他称颂备至，夸他以往屡辞高官不就，隐身江湖，过着逍遥闲逸的生活，可是一旦时局危难，他立刻挺身而出，丝毫也不计较职位的高低、权力的大小，精神矍铄地奉诏率军来到海防前线，从此南方边防多了一道可以凭倚的万里长城。还赞扬他不但勇敢无畏，更是胸怀韬略。张之洞在信中还对彭玉麟倚重有加，说自己来到南海，想让国防前线固若金汤，还必须依靠他的言传身教，希望他能传授机宜，在一些重大决策上帮助自己做出裁断，并表示在某天一定前往拜访，亲耳聆听指教，不胜感激，等等。彭玉麟看了信后自然很高兴，对张之洞当然是倍加信任了。
张之洞笼络住了彭玉麟，就又开始安抚张树声了，这可是一个棘手的问题，因为张树声对张之洞的到来是心怀疑忌的。且不说张之洞对淮系总头目李鸿章“和戎外交”的不时抨击，就说这次吧，本来李鸿藻、张之洞、张佩纶大力保荐的云南巡抚唐炯、广西巡抚徐延旭临阵畏敌，弃战逃跑，造成了越北山西、北宁失守的败局，对这事张之洞是有一定责任的，更何况唐、徐都是与张之洞沾亲带故的人物呢———唐炯是张之洞已故唐夫人的弟弟，徐延旭是张之洞姐夫鹿传麟的儿女亲家，这就是说按照常理，张之洞是脱不了干系的。但是出人意料的是张之洞不仅没受到处分，朝廷反而以张树声办理防务不善为借口，令张之洞取代他成为两广总督，但又不将张树声调离广州，仍令他参与军务，明显有贬黜之意。张树声自然心中不快。但是张之洞抓住了一个机会，融洽了自己、彭玉麟、张树声三人之间的关系。
事情是这样的：张树声督粤时，有不少人参劾他，说他任情徇私，巧取财物，玩视边防，贻误地方，名不副实，难胜重任……于是朝廷要求彭玉麟、张之洞查清复奏。张之洞知道，张树声虽已革职，但仍有相当势力，原领淮军各部自不待言，即便是各府州县官吏，也多有攀附，值此时危用人之际，不应自毁长城。因此，他在接到谕旨后，经过斟酌，向张树声通报了谕旨及各条参奏内容，准许他声辩。后来又与彭玉麟密谈，想方设法使彭不计前嫌，同意共保张树声，最后两人联名递上了一份“查复张树声参款折”，该折篇幅很长，折中对参劾张树声的各条一一做了答复。在许多方面，张、彭显然在为张树声遮掩。如张树声对彭玉麟“外忌内和”一条，原奏内称：兵端已起之时，张树声畏懦不前，而把彭玉麟推到战争一线，而且只让彭玉麟三千部下中的一千人前往琼州，而把另外的两千人全部留下，张树声把艰巨的任务交给彭玉麟，但是却不给他权力与兵力，这就使得彭玉麟即使是智勇双全，也难以施展身手。对此，张树声辩称：……法越兵端已开，树声两次奏请出关，身当前敌。但是并没有接到谕旨，因此是否畏懦不前，毋庸置辩。上年十二月初四日奉旨：“琼州预备空虚，著派彭玉麟迅速前往，择地驻扎等因，钦此。”于是马上与军臣长善、前抚臣裕宽会商，大家都觉得琼州在偏隅，是边防重地，自己身为总督应该坐镇指挥，不能轻易前往，否则会使军心无所依傍，于是大家一致认为派道员王之春等两营赴琼驻防，当时会同彭玉麟致电总署，并有记录记载当时的会奏情况。所以用千人的兵力来防守琼州，其余的兵力留下，并非是树声一人之见。
张之洞、彭玉麟也奏称：彭玉麟去年冬天到达广东海防前线之后，所有的筹议诸事，无不和前督商榷。至于出兵千人于琼州，实在是因为军饷不足，不能派更多的将士前往了，真的不是张树声故意牵制。至于身临前敌，挺身而出为国出力，这是每一名将领的分内之事，彭玉麟应当尽心尽力而为之。彭玉麟率兵奉命督办粤防，军中之事，应当自主，不至于遭受张树声的忌妒而被驱遣，这是不言而喻的。
张、彭在奏折中不仅为张树声一一做着辩护，而且称赞他，一贯做事谦虚谨慎，久经疆场，一直刻意自爱，在各地为官都是孜孜求治。至于被参原因，都是因为属僚妄生揣测，怀疑他排挤其他将领，由于人们不了解情况，各存成见，吹求附会，于是浮言就多了起来。
张之洞和彭玉麟的做法当然令张树声感激万分，就这样，张之洞抓住这一关键事件，不但消除了张树声对自己的猜忌，而且使张、彭之间的芥蒂顿然消除，三人关系因此融洽起来，张之洞内外调度就顺手多了，从而使广州的防务得以顺利进行。然后，张之洞为了尽量发挥他们的长处，使他们在中法战争中大显身手，特别注意对他二人采取不偏不倚的态度，他请二人分别担任广州防务的两个重要方面，使之能消除隔阂，同心协力，同心对敌。而张树声和彭玉麟也被张之洞的大局观所感动，对其真诚相助。他们三人与广东巡抚倪文蔚反复商议，制定出总体防务规划。当时法军军舰累犯中国领海，对省城广州威胁甚大，所以筹备“省防”则是首要的防务任务。张之洞亲自与彭、倪等文武官员乘小轮船巡视各海口，在险要兵单处，增派兵勇，以策应各炮台。重新加强了珠江口至广州城的海防，具体布防为前、中、西南三路，前路为虎门，距省城120里。在虎门内外设六座炮台，由水师提督方耀、湘军将领娄永庆、王永章等负责防守。中路为黄埔，距省城60里，由淮军提督吴宏洛、蔡金章，总兵王孝祺、邓安邦，游击黄增胜等将领分别防守各炮台要地。西南路为南石头，距省城10里，是五门诸河流入省城的总汇之处，由湘军提督陶定升防守，同时在西南距省城40里的两河口一带，派副将利辉防守。若法军来犯，则由彭玉麟督虎门一路，张树声督黄埔一路，张之洞亲督黄埔北岸鱼珠一路，将军长善、巡抚倪文蔚负责守城。在陆防方面，于省城的东、西两路做了周密的布防，同时对海南、廉州和潮州的防务也做了部署。
不久，张树声病逝，在吊唁张树声时，其子张华奎把张树声的遗折捧了出来，请张之洞代为转奏朝廷。遗折前一段文字依旧是为自己辩护，只是语气较往日低沉，遗折的最后，张树声以一个深受厚恩的三朝旧臣的身份，郑重敦请朝廷变法自强。他说西方立国的根本在于他们有完备的教育体制，有完善的政治体系，所以才会拥有先进的轮船、大炮、电线、铁路等等，中国现在只想学其表，而不学其根本，这是解决不了根本问题的，应该采取西方的体制，再引进他们的先进技术，只有这样，才能奠定国家的长久基业。
张之洞虽不能完全赞同这个意见，但张树声临死仍念念不忘国家的忠心却强烈地震动了他。何况此刻战火已经点燃，厮杀在即，借张树声的身后之事安抚淮军，让湘淮粤三军精诚团结，一致对外，乃眼下的头等大事。于是，张之洞诚恳地对张华奎说：“请大公子放心，本督将亲自拟折为轩帅请恤。”
第二天，张之洞换上素服，带着一班高级官员再次亲临祭奠，在张树声的灵前，他亲自宣读了前一天晚上他尽心尽力地为张树声拟的一道请恤折，请前总督张树声在天之灵安息。在这道奏折中，张之洞以继任者的身份，历叙张树声在两广任上的政绩，再一次为张树声洗刷这几年来所受的指摘。又追叙张三十余年来的战功，请求朝廷将其任上的处分予以解除，生平事迹交国史馆立传，并在原籍和立功省份建祠享祭，荫子庇孙。张华奎和守灵的淮军将士无不感激，郑重表示：朝廷已发出对法宣战的指令，淮军将士听从制台调遣，同仇敌忾，坚守大清南大门。后来清廷允准了张之洞的奏请，谥张树声号“靖达”。
张之洞通过化解淮军将领张树声和湘军将领彭玉麟之间的矛盾，既巩固了自己的地位，又赢得了湘淮两军的人心，一举而两得！此可谓巧结人缘。因此，学会谋得好人缘是领导者胜算在握的有力保证。
2.以礼让的态度聚拢人气
领导者成事要靠人气，要靠各方面关系的扶持和帮助，尤其是有能力的人才的帮助。对于这些人，领导者必须以礼让的态度与他们之间形成甘苦与共的良性关系。这样，人气才会旺，关系才会铁，事才容易办。
晚清名臣曾国藩领兵出征，官至督抚、钦差，更加注意时时网罗人才，不仅自己如此，对他弟弟也发出如此忠告。他在《致沅弟》信中说，成大事的人，以多选助手为第一要义。满意的人选择不到，姑且选差一点的，慢慢教育他就可以了。就是说要时时注意笼人，不能因为没有十分可意的就不去用人。
这里，我们且讲几个曾国藩爱才礼贤的小故事。
郭意诚，字昆焘，湘中名儒。因颇具文才，咸丰、同治年间，中兴诸老无不与他交往友好，各自都想将他罗至自己幕下。但郭意诚极爱其妇，日不远离，故总是力辞不就。
曾国藩也最赏识郭意诚其才。为了把他引出来帮助自己，曾寄书戏谑郭。书中云：“知公麋鹿之性，不堪束缚，请屈尊暂临，奉商一切。并偕仙眷同行，当饬人扫棍以俟。”郭意诚出自对曾国藩的信服，接书后立即赶至湘军营幕见曾国藩。但并未偕仙眷同行。故曾国藩又命他速归，并作书曰：“燕雁有待飞之候，鸳鸯无独宿之时，此亦事之可行者也。”郭意诚得书，一笑置之。但接受了曾国藩的邀请，决心出来供职。
据说，郭意诚是在曾国藩幕下里干得最好的，成为曾的得力助手，不少奏折函件都出自郭之手。曾亦对他关怀备至，或准他的假，让其多回家，或命他将夫人接来，不影响他们的夫妻生活。1858年，郭意诚有一段时间告假居家，因故未及时归营，曾国藩连续发过几次信催他速归。曾国藩于1858年6月4日，在《致澄弟》信中说：“公牍私函意诚均可料理”，足见曾国藩对郭意诚的信任。
曾国藩做事很有主见，一旦认准，就不为浮言所动，创水师、扎祁门、围安庆都是如此。但有主见与固执己见有天壤之别。主见是对事物发展趋向判断后的对策，当然不能朝令夕改，而要坚持实施；固执己见是一种认识偏差，带有性格上的不健全性。一个人的智慧终归有限，一个人的见识也受个人经历、知识等各方面的限制。如何将他人智慧为己所用，这是用人上的问题，也反映一个人心胸气量之大小。
曾国藩兄弟攻克江宁后，朝野官绅奔走相告，曾国藩每天都要多次接见向他庆贺的人，而以书信的形式表达同样意思的人更是不计其数。但大体都是官样文章，无非说一些“英谋远略、勘定大乱”之类的话。曾国藩自然不会认真。
可是，有一篇洋洋三千言、文采恣肆、寓规于颂的书信引起了曾国藩的极大兴趣。上书人开头也讲了曾国藩以书生张空拳与巨敌相斗，与召学生子弟忍饥转战，备历艰阻但百折不回，终于成就大功的过程，文字简练而有力，说到了曾国藩的心里。
重要的是后面：你们兄弟俩从湖南偏僻的小村庄走出十几年后封侯荫子还不算，手挽四省兵符，天下的大吏几乎都是“曾家人”，这是千载一遇的事。曾国藩看到这一段，头发都竖起来了，这分明是一种警箴啊！是在给自己敲警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