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人是门学问。明有明的规章，暗有暗的招法。明有规章：人行人道，事合事理，上顺君情，下从民意，明晰可见，名正言顺；暗中出招：观之无形，寻之无迹，诡怪奇谲，随机应变，情理之中，意料之外。自古以来，凡高明的管理者无不深谙此道。
1.明诘难，暗考验
这种手段中的“诘难”和“考验”是统一的，即通过两种办法看一个人的品行。若是忠诚可信之人，则可考虑委以重任。
京津沪等地的“八大祥”是个历史悠久的老商号。其创业老板姓孟，是山东章丘人。有个叫张云德的孤儿，靠亲戚帮忙，过继给孟家，改姓孟，在布店做小伙计。入店后，他勤快、踏实、沉默寡言。
一天，老板叫云德带八匹布去济南田家做一笔绸缎生意，根据路程限定他次日返回。当天傍晚，他准时把布送到了济南田家。次日一大早，老客户田老板将货钱给了云德。云德像大掌柜一样数也没数就将钱包好上路了。因为这是老板第一次让他单独做生意，他心里有点不踏实，中午到平陵城时，趁其他伙计休息的时候，他偷偷点了一下货款，一点吓了一跳，货款多出了不少，远远超出了这笔生意的利润。
怎么办？他想田家发现后一定会很着急，当即决定让其他伙计先回家，自己重返济南。掌灯时分，他把多余的钱送到了田老板手里。谁料田老板不但不感谢，反而责骂了他一通：“你这家伙，存心不良，既然多了钱，为什么当时不说？害我怀疑这个怀疑那个，弄得鸡犬不宁！”云德怕断了老板的生意，不敢争辩，只好低头不做声。第三天回到章丘，自己的老板又大骂了他一通：“第一次让你出门办事，你就这么放肆，竟敢冒犯店规，迟一天返回！你这种人今后谁还敢用？明天中午，到账房领工钱，你不再是这里的伙计了！”没想到做了好事反而砸了自家的饭碗，他只得把眼泪往肚里咽。次日上午，他把自己的房间打扫干净，并把东西都整理得井井有条。中午，他准时去了账房。他从大掌柜手里拿了钱，向一旁在座的老板深深鞠了一躬，说了声：“谢谢您过去的教诲。”然后转身就走了。走到门口，他突然被老板叫住了。原来，这一闹剧是老板对他的考验。他当即被老板委任为大掌柜。从此，他参与分红，并用分红办了自己的店铺，成了一个远近闻名的富商。
俗话说：“青酒红人面，财帛动人心。”可张云德面对“多余的钱财”经受住了考验，老板也借此发现了张云德的人格，从而获得了忠诚可信的人才。
2.明导暗助
明导暗助，意即明着指导，暗中还要帮助，这是上司对下属极端负责任的一种手段。
曾国藩在仕途上的发展是颇为顺利的。他于道光十八年（1838年）中进士，道光二十年授翰林院检讨，道光二十七年即超擢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衔，道光二十九年又升右侍郎，并于此后四年之中遍兼兵、工、刑、吏各部侍郎。十年七迁，连跃十级，这在当时是很少见的。对于生长于深山、出身寒门的曾国藩来说，真可谓“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变化如此之快，连他自己都感到事出意外。他在升任内阁学士时写信对他祖父说：“六月初二日孙荷蒙皇上破格天恩，升授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衔，由四品骤升二品，超越四级，迁擢不次。”他又不无自负地写信对他的弟弟说，湖南“三十七岁至二品者本朝尚无一人”，“近年中进士十年而得阁学者，唯壬辰季仙九师、乙未张小浦以及余三人”。在给朋友的信中他说得更加坦白：“回思善化馆中同车出入，万顺店中徒步过从，疏野之性，肮脏之貌，不特仆不自意其速化至此，即知好三数人，亦不敢为此不近人情之称许。”曾国藩升发如此之快，究其原因不外有二：一是个人勤奋干练，在士林中有一定声望；二是得到穆彰阿的垂青，受其举荐，而后一条尤为重要。如果没有穆彰阿的援引，无论他多么勤奋好学，聪明能干，要在十年内升至二品京官的高位，都是不可能的。所以颇为洞悉内情的王运就坚持认为，曾国藩的迅速发迹，主要得力于穆彰阿的扶持，比他稍后的人也大都持同样看法。
曾国藩戊戌年会考中式，正总裁就是穆彰阿，二人遂有师生之谊，时相往来。曾国藩有几分才干，所以甚得穆彰阿的器重和赏识，处处受到关照。道光二十三年大考翰詹，穆彰阿为总考官，交卷之后，穆彰阿便向曾国藩索取应试诗赋，曾随即回住处誊清，亲自送往穆宅。这一次拜访似乎成为曾国藩其后飞黄腾达的起点。在此之前，曾国藩之秩品一直滞留未动，而从此之后，则几乎是年年升迁，岁岁加衔，五年之内从七品一跃而成为二品大员。前后的变化是非常明显的。
穆彰阿对曾国藩的垂青可以说是既有明面指导，又有暗中相助，为曾国藩的仕途人生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3.明升暗降
明升暗降，意思是名义上是升迁，实际上是降职。这是职场上常用的以某种名义削去下属实权的手段。
至元三十年，元世祖忽必烈病危时，中书平章政事不忽木、御史大夫月鲁那颜、太傅伯颜日夜守候在病榻前。他们三人接受了元世祖的遗诏，主持宫中一切事务。
元成宗（1294—1307）铁穆耳即位后，丞相完泽在元成宗面前忙忙碌碌，而不忽木好几天后才见到元成宗。元成宗慰劳不忽木道：
“你是先朝腹心，我有什么做得不妥的地方，你要随时匡正，以不负先帝托付的重任。”在随后的一段时间里，元成宗处理朝政大事的确多采用不忽木的意见。太后也以不忽木是先朝旧臣，很尊重不忽木的意见。
然而，不忽木不久就得罪了元成宗。
不忽木几次挡掉了元成宗的佛事，元成宗心里不高兴，但顾及到不忽木的身份，也不便发作。
朝廷大臣们深谙察言观色，知道元成宗已流露出对不忽木的不满情绪，便奏请将不忽木调任为陕西行省平章政事。倒是太后觉得不妥，便对元成宗道：“不忽木是朝廷里的正派人，先皇帝所付托，怎么可以轻意调任外省？”太后这样发话了，元成宗只得暂时作罢。
不忽木是个聪明人，已觉察到皇帝对自己的不满，且大臣们同自己也常常意见不合，自己再多说话必定招来祸患，于是干脆称病不再上朝了。
元贞二年春，元成宗把不忽木召到便殿对他说：“我知道你称病的原因，是你同大臣们不合，你不愿意听他们的，他们也不愿意听你的。现在，我想让段贞来代替你的职务如何？”不忽木知道自己是被挤出朝廷了，只得说：“段贞当然比臣要好得多。”元成宗又封不忽木为昭文馆大学士、平章军国重事。不忽木心里清楚，表面上是升了官，其实是个闲职，所以推辞道：“这个职务国朝只有史天泽曾有过，臣有什么功劳敢接受！”元成宗于是顺水推舟，将平章军国重事的“重”字去掉了。于是，不忽木真正是得了两个闲职。
元成宗面对位高权重的顾命之臣，嘴巴一动，便用两闲职除掉异己。对错姑且不论，方法实属巧妙。
4.明归政，暗固权
“归政”是把权力归还给应该执政的人，“固权”是使手中的权力更加巩固。“明归政，暗固权”是指某些人为了不失去自己手中的权力但又不能不顾及舆论，因而采用的一种运权手段。
自光绪十二年“训政”至光绪十四年的两年中，慈禧大权在握，与垂帘听政别无二致。但是，光绪的年龄也随着时光的流失而增加，他已是一个18岁的男子汉了。就一般情况而言，皇帝年已18岁，该举行大婚了。于是慈禧决定给光绪完婚，然后再在“归政”问题上作一些文章。
光绪十四年元月十九日颁发懿旨，其云：“两年以来，皇帝几馀，典学益臻精进，于军国大小事务均能随时剖决，措置合宜，深宫甚为欣慰，明年正月大婚礼成，应即亲裁大政，以慰天下臣民之望。”
随着日月星辰的轮换，时间在向前推进。离举行亲政大典的日期越来越近了。慈禧的心情日渐沉重，滋味不是那么好受。虽然礼亲王世铎已尽了不少努力，在礼仪上作了多方修缮，力求博得她的欢心，但这毕竟是皇帝亲政。慈禧是不甘心把权交出去的。因为她对“权”有相当深厚的感情，她怎么能轻易让出去呢？不过，表面上总得应付应付吧。既然归政是她主动提出来的，现在礼仪议定了，还能说什么呢？只有在归政后牢牢地控制住整个朝廷的局面，让它来个无听政之名，有听政之行为上。于是，她对礼亲王所议定礼仪的奏折以及有关皇帝亲政诸问题的请示报告都没有表示反对，几乎都是提笔写下这么四个字：“如所议行。”
慈禧这一手确实厉害，很多人认为这回太后有归政之意。但是，就在人们交口称赞之时，慈禧又在进行她的周密安排。这一切活动的中心是：笼络人心，拉自己的势力。在亲政前的一个月里，慈禧连传懿旨，对诸王要臣加官晋级。首先以“醇亲王奕！志虑忠纯，经猷闳远，自垂帘听政以来，深宫宵旰焦劳，勤求上理，王以一心一德，宏济艰难，凡可以利国家安社稷者，罔不综揽大纲，竭诚相助”为理由，对奕！予以奖赏。“醇亲王奕！著赏给金桃皮鞘戎服刀一柄和御书懋德嘉绩匾额一方。”对醇亲王的加恩，显而易见，是使这位有地位的宗亲知恩图报。与此同时，慈禧又对当朝要员普施恩惠。礼亲王世铎不仅赏得御书匾额，而且还得到宗人府的“从优议叙”。大学士额勒和布、张之万，兵部尚书许庚身，刑部尚书孙毓汝等均受到从优议叙的优待。然后慈禧还对各要害部门的官员如军机处章京、六部侍郎、员外郎甚至主事以及各省总督、巡抚、道员、将军，甚至知府、提督等人赏俸晋级。
一道道诏书，把慈禧的奖赏遍布了朝廷内外，内地边陲。这些受赏之人，捧读诏书，无不感激涕零。他们十分感激慈禧太后的知遇之恩，竟然在归政之前还想到了他们。
慈禧该做的已经做完了，此时业已临近亲政。她注目观察一切。
光绪十五年二月三日，亲政大礼在太和殿举行。大典之后，光绪与朝廷要员们又到慈宁宫，给已经等在那里的慈禧上了一个尊号，在皇太后前面又加上几个带有美意的字。自此以后，慈禧的全称就成了“慈禧端佑康熙昭豫庄诚寿恭皇太后”。
慈禧自归政以后，并未真正放权养身，度其晚年，而是积极活动，继续揽权主政。正如时人所言：“皇上亲政后，遇除授尚书、侍郎、将军、督抚各缺，仍恭请皇太后懿旨简用，盖由圣德谦冲，于用人行政诸大端犹禀承慈训，以示不敢独断。”可见，慈禧仍然把用人的大权牢牢地抓在手里。
实际上，这就形成了台前慈禧归政光绪，台后光绪归政慈禧的局面。慈禧在颐和园这个世外桃源里，仍然主持大政，统治天下，归政不过是一种自立口碑的政治手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