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崇曾与贵戚晋武帝的舅父王恺以奢靡相比。王恺饭后用糖水洗锅，石崇便用蜡烛当柴烧；王恺做了四十里的紫丝布步障，石崇便做五十里的锦步障；王恺用赤石脂涂墙壁，石崇便用花椒。晋武帝暗中帮助王恺，赐了他一株珊瑚树，高二尺许，枝柯扶疏，世所罕比。王恺用这株珊瑚树向石崇炫耀，不料石崇挥起铁如意将珊瑚树打得粉碎，王恺心疼不已，以为石崇嫉妒自己的宝物，石崇一笑置之：“别心疼了，我还给你。”说着便命左右取来六七株珊瑚树，这些珊瑚树高度皆有三四尺，条干绝俗，光耀如日，比王恺那株强多了，王恺抚然自失。
武帝死后，昏庸的惠帝继位。石崇出京为南中郎将、荆州刺史，领南蛮校尉，加鹰扬将军。史书中记下了这样一笔：“在荆州，劫远使商客，致富不赀。”短短一语，总算使后人明白石崇是怎么富起来的了。刺史是一州的最高长官，商人路过荆州，石崇对他们实施了明火执杖式的抢劫，这种勾当绝对是亦官亦盗，至此才可明白他是如何白手起家而成为巨富的。这个大富豪的原始积累，可谓是充满了“原罪”，“每一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
石崇最后死于“八王之乱”中的权力斗争，他在朝廷里投靠的是贾谧，他为逢迎贾谧无所不用其极，甚至贾谧出门，他站在路边，望车尘而拜，深为时人不齿。待后来贾谧被诛，石崇因为与贾谧同党被免官。依附于赵王伦的孙秀暗慕石崇的爱姬绿珠，现在石崇一被免职，他明目张胆地便派人向石崇索取绿珠。石崇坚持不给。
使者回报后孙秀大怒，劝赵王伦诛石崇。
赵王伦于是派兵杀石崇。石崇对绿珠叹息说：“我现在因为你而获罪。”绿珠流泪说：“愿效死于君前。”绿珠突然坠楼而死，石崇想拉却来不及拉住。石崇被乱兵杀于东市。临死前他说：“这些人，还不是为了贪我的钱财！”押他的人说：“你既知道人为财死，为什么不早些把家财散了，做点好事？”石崇无言以对。
当今社会的某些腐败官员如石崇之流者似也不乏其人。其实，导致一些腐败官员下场悲惨的不是别人，不是老百姓，甚至也不是高悬大堂之上的法律之剑，而是他们自己的道德和人格，是他们自己道德和人格的不检点，不自律，不自省。可以说，腐败官员从滋生贪婪之念、伸出腐败之手的第一天开始，便踏上了自铸毒箭进行自我毒害的慢性自杀之旅。从这一意义上说，为官者拯救和保佑自己前途和性命的人不是别人，而是自己，是自己的道德水平，是自己的人格高度。当然，社会文明环境的治理，健康价值观念的建树，道德教育的深入，思想文化的熏染，法制监督的完善，也同样是官员前途和性命的保护神。
9.官员应警惕“特供奢侈品”
特供官员的奢侈品经过环环周转、层层过滤而变现，这个过程已经在一次次实践中衍生出了日渐完整的腐败“产业链”。
2011年4月14日，重庆市公安局原副局长、司法局原局长文强涉嫌包庇纵容黑社会性质组织罪、受贿罪、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强奸罪一案，在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一审被判处死刑。此前，文强收受赃物曾公开展示，堆成小山的钞票之外，还有数以百计的名烟名酒、36件现代工艺品、9件文物、69幅字画，曾被人称为“超级震撼”。
2009年，全国纪检监察机关共立案134504起，结案132808起，给予政纪处分37581人，其中省部级干部和中管企业主要领导10人，厅局级干部220人，刷新改革开放以来反腐年度纪录。
解读高官落马原委，大都是文强式“朝中有人做官，市场有人经商”的故事。除了赤裸裸收受现金，还有相当部分贿赂是通过一些特殊礼物的馈赠实现。
北京一家媒体曾随机抽取该市法院2005～2007年间审理的100件受贿案进行分析，结果表明，官员过年时收受的礼单中，轿车与房子分列第二和第三，名列第一的是“小件奢侈品”。
改革开放以来，贪官接受的“贿物”历经三变。
20世纪90年代初期，在贪官家称金银、数钞票，要当会计师；世纪之交，去查贪官家外有几个家，办案需要“狗仔队”精神；收藏热和文物市场量价齐升之后，去贪官家搜古董字画，得成为文物鉴定专家。
字画古玩对应着某些干部“知识化”的需要，领时尚潮流的国际顶级奢侈品则对应着“年轻化”的需要。登喜路中国区总裁瑟里加尔说：“登喜路一直是广受中国商人和政府官员喜爱的品牌。”
2004年德国人斯蒂芬把90副LOTOS眼镜带到北京王府井投石问路。斯蒂芬说，在LOTOS最大的市场日本，很多政府官员是这些每副10万～50万欧元的眼镜的主顾。他坚持认为，在中国，“这将是一块潜在市场”。
为了给“不太方便”在奢侈品店自由购物的官员提供方便，以奢侈品送礼行贿的手法也在“务实创新”。
奢侈品店的一个潜规则是，商人在店里开一个私人账户，这个账户代码在同品牌所有门店通用，如有“关系官员”购物，只要说出代码，就可将账单记在商人名下。
古玩店有自己的洗钱流程。“关系官员”把收到的古玩字画放在古玩店或拍卖行代售，送礼者再以真品价格买下。古玩真假难辨，市场价格弹性极大；新艺术品的价值判断主观性极强。正是基于此，古玩艺术品以其容易变现又相对隐蔽的特点，成为高端贿赂的“新宠”。
烟杂店里寄售名烟名酒则是“小打小闹”。中国民用航空江苏管理局原局长崔学宏曾说：“我有个春节情结，过年除了收红包，还收名烟名酒，拿到民航餐厅卖，一个春节就能收入10万元。”
古玩店、拍卖行是高层次贪官的变现银行，烟杂店是低层次贪官的ATM机，各有各的生财之道。
还有旁门左道：北京城乡建设集团原总经理聂玉河收到藏在鱼肚里的10万元；中国农业银行总行培训部原副总经理魏湘滨则在“好猫”烟里发现巨额礼金；给国家体育彩票管理中心原副主任张伟华的月饼盒里装的是1万美元；一名官员将礼品干货篮摆在阳台长达一年，待纪检人员登门，他才发现篮子里是百万现金。
据反腐部门统计，节日、婚丧嫁娶、生日、搬家、生病，是给官员送礼的最常用借口，其中春节、中秋的节礼尤为“丰厚”。披上人情外衣后，那些有贪心的官员就往往在收受礼物的性质是否是受贿上分辨不清，而贪官则“抗辩”不已。
安徽省原副省长王怀忠说：“都是礼尚往来，怎么是受贿？”沈阳市原市长慕绥新在“忏悔书”中写：“有180余人每逢年节给我送钱送物，不好意思拒绝。”
遭遇“抗辩”最厉害的是“雅贿”，一句“我以为是不值钱的赝品”，贪官们据此瞒天过海。
华东师范大学法律系副教授戴克霆说，贪腐官员不仅是普通奢侈品的终端消费者，而且是拉动奢侈品创新的一个原动力。诸如虎骨酒、天价烟和文物等，几乎是为权力“量身定做”，可称为“特供奢侈品”。
特供官员的奢侈品经过环环周转、层层过滤而变现，这个过程已经在一次次实践中衍生出了日渐完整的腐败“产业链”。
10.官场“高危”源于“德危”
今天的官场作为一种特殊的“高危岗位”毕竟不同于古代了，但封建官场文化的胎毒和烙印，在短时间内还挥之不去，我们必须进行一场较量，官员们也必须经受一场洗礼。
近年来，有人提出当官也高危，据调查结果显示，44％的受调查者认同“做官也是一种高风险职业”，并认为官场十大高风险岗位分别为国土局长、交通厅长、县委书记、公安局长、组织部长、建委主任、安监局长、市委书记、国企老总、房管局长。
这些岗位可谓“位高权重”，是为人民服务很好的岗位。其成为高风险岗位的背后，反映了怎样的官场生态和社会生态？
为什么这些领导岗位会成为高风险岗位？
这是问卷调查的真正意义所在。这些领导岗位都属于公共资源密集的行业或部门，项目密集、资金密集、权力密集。有的握有巨额的财政、信贷资金，有的可以决定重大投资项目和工程花落谁家，有的掌握着高回报行业的准入权。因此，包括私人老板在内的一些市场主体，为了在激烈的竞争中获取资源优势，便把收买公共权力，作为最主要的经营手段之一。在猛烈的糖弹攻击下，意志不坚定者很容易被拉下水。
对一些“出事”的领导干部的调查表明，在权力高度集中、缺乏制约监督上，都惊人地相似。例如作为行政部门领导的交通厅长，经常同时兼任高速公路建设总指挥部的总指挥，或高速公路建设总公司的董事长，作为后两个机构的“法人”，决策可以避开交通厅党组的监督；而后两个临时机构的班子成员，更没有能力制约唯一的政府代表。
在现行体制下，公安部门是行政与司法的结合体，权力很多，也非常集中，优势是打击犯罪效率高、力度大，但若主要负责人贪赃枉法，制约监督难度也很大。而有些大型国有企业，如同一个小社会，企业领导人拥有财权、经营权、人事任用权在内的广泛权力，想“捞钱”非常方便。至于县委书记和市委书记，主持一方全面工作，权力更大。特别在远离中心城市的县一级，家长制的封建文化更容易复活，为什么在个别县市，买官卖官竟发展到半公开化、批量化的地步，卖官者本人还边卖边升，就说明在其管辖范围内，制约监督他的力量很微弱甚至不存在。
因此，诱惑巨大，权力集中、制约监督乏力、制度执行不到位，是导致这些领导岗位成为“高风险岗位”的三个最重要因素。
（1）“风险”是官员自己造成的
相对于冒着生命危险的一些高危岗位，这种“官场高风险”体现在关键岗位上，比如县委书记、组织部长，这是最容易出现问题的，这种风险的特征是：当一种权力很大的时候，可能把一个好人都变成坏人。绝大多数县委书记、组织部长等所谓的“官场高风险岗位”人选，都是优秀人才，如果不够优秀，也不可能把他们选到这些岗位上去，共产党选人用人还是有着很高标准的。这些人有着相对比较高的学历，有理想和追求，甚至有的人还出身贫寒，有着奋斗的欲望和精神，但是当他们的权力大到一定程度的时候，难免受到各种各样的诱惑，比如金钱、美色。而当这种诱惑达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如果没有强有力的制度约束，就有可能使一个好人走向反面。在这个时候，犯罪就是一念之间，他们第一次走向偏差之后，以后就慢慢地麻木、习惯这种腐败方式，走向犯罪的深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