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实生活中，总有那么一些别有用心的人，为了达到自己拉拢、腐蚀、利用某些官员的目的，总在窥探并利用着他们的爱好和贪欲：你贪财，就奉上港币美钞；你好色，就献上美女佳丽；你附风雅，就进贡名家字画；你图享受，就准备香车豪宅。虽然方法各有千秋，但无不对症下药，击中要害，润物无声。结果在爱好面前，某些官员就禁不住诱惑，渐失理智，克制不住自己的欲望，不知不觉间就上了贼船，让自己掉进了“温柔的陷阱”，以至于越陷越深，不能自拔，最终是落得个身败名裂的下场。前车之鉴，不可不察。
由此可见，作为领导干部，个人爱好问题绝不仅仅是关系个人生活的小节问题，而是关系党风廉政建设和领导干部形象的政治问题。因此，各级领导干部应当常常自省自警，慎重对待个人爱好，努力培养积极向上的生活情趣，严格把握爱好的尺度，在爱好面前明是非、辨善恶、知廉耻、守法纪，自觉加强党性修养，筑牢拒腐防腐的思想道德防线。唯其如此，方能真正做到洁身自好、为官清廉。
4.当官不忘宗旨，行权莫去谋私
把升官发财当作自己最仰慕的人生目标，视为光宗耀祖、福及全家、泽被亲友的重要途径，那就会背离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就没有资格做一名党员干部，迟早是要走到邪路上去的。
据《生活中的刘少奇》一书记载，1959年10月1日，刘少奇的一些亲戚和以前在他身边工作过的同志看望他，当然有些是来请他解决工作或升学等问题的。当天晚上，刘少奇把大家召集在一起，说：“你们想请我这个国家主席帮忙，以改变自己目前的状况，甚至改变自己的前途。说实话，我要是硬着头皮给你办这些事，也不是办不成。可是不行呀！我是国家主席不假，但我首先是名共产党员，共产党员应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不是为个人小家庭服务。我手中有点权也是真的，但这权是党和人民给的，我只能用于维护党和人民的利益。”“不要以为你是国家主席的亲戚就可以搞特殊，靠沾我的光提高不了你的觉悟……正因为你是国家主席的亲戚，更应该严格要求自己，更应该艰苦朴素、谦虚谨慎，更应该有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志气。”刘少奇的一番话，深深打动了在座的每个人的心。大家纷纷表示，今后要从大局出发，绝不再为个人的私事打扰刘少奇的工作。
实践好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必须正确对待和使用手中的权力。作为执政党的党员和干部，分布在共和国的各条战线、各行各业，大都掌握大大小小的权力。这些权力无论是上级任命还是选举产生，都是人民赋予的。个人的升降去留，应坦然地接受党和人民的选择。诚心诚意为人民谋利益是共产党人行使权力的目的。担任一定职务的人得到了权力，不是为了别的什么，而是为了履行一种庄严、神圣的责任，是为人民做事，不是为了个人当官而做事。因此，必须坚持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共产党员的党性高于一切，把对上级负责和对人民负责统一起来，通过卓有成效的工作，使人民富裕和幸福，让人民满意。
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称“权力乃终极春药”，意谓权力有很大的诱惑力，处理不好会被权力所毁。权力是一个神圣的、有诱惑力的“圣物”，权力本身具有两重性，既可以为人民谋利益，带领群众创造美好新生活，运用不好也可能被权力所腐蚀，使手中的权力异化变质，成为独享的资源，独有的秘密“武器”、牟取私利的工具，以无偿之本实现高额之利，就会毁掉一批干部，削弱党在人民群众中的威信，动摇党的执政地位，甚至会重蹈孔子、魏征讲的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旧辙。
每个党员干部都应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和使命感正确对待这个问题。为此，党员干部应当经常想、想清楚、想明白：“入党为什么，当官做什么，给子女留什么”，始终保持清醒的头脑，树立正确的权力观，把自己当作人民的公仆、人民的“孺子牛”，是为人民所使唤的工具，把人民赋予的权力只用来为人民服务，有权不辱崇高使命，位高不失公仆之心，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常言道：“为人民当牛做马的，人民会把他举得很高、很高；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的，人民会把他摔得粉身碎骨。”如果不把共产党执政为民的宗旨当回事，用人民给予的权力去谋私利，为妻子、儿子、房子、车子、票子以至为“大款”、情人去奔波，去玩弄权术，这不仅是道德品质的问题，而且是对权力的违法运用，是对国家、集体、人民利益的剥夺，人民不会饶恕，理所当然要受到党纪国法的追究。每个共产党员特别是领导干部，都应在行使权力的过程中，清醒地意识到权力姓“公”不姓“私”，永远不越轨。正如印度一则格言所说：“如果做一件事情可能导致名誉扫地，或者坠入地狱，或者破坏事业，那么这件事情千万不能做。”
强调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与尊重个人利益、实现自我价值并不矛盾。共产党人也是现实生活中的人，也食人间烟火，也有个人利益，也希望过富裕的生活，有合理的利益要求是正常的。正如马克思在《自白》中说的：“人所具有的我都具有。”正是个人利益的驱动，才有市场经济发展的不竭之源泉。但是，共产党人又不同于普通百姓，是具有伟大理想和崇高品格的人，不能把获取个人利益看成是自己人生的唯一追求，在谋取正当的个人利益时，不要忘记集体利益和人民利益，不要忘记利益原则之外还有一个党性原则，不能把个人利益放在人民利益之上，而必须始终把党和人民利益放在第一位。在个人利益同党和人民利益出现矛盾或不一致时，为了党和人民利益而不惜牺牲个人利益直至个人的一切。这是党性的表现，是每个党员干部必须遵守的行为准则。
刘少奇指出，为了党的、无产阶级的、民族解放和人类解放的事业，能够毫不犹豫地牺牲个人利益，甚至牺牲自己的生命，这就是我们常说的党性或党的观念、组织观念的一种表现。这就是共产主义道德的最高表现，就是无产阶级政党原则性的最高表现，就是无产阶级意识纯洁的最高表现。只有这样做，我们共产党所领导的改革开放的伟大事业，才能变成亿万人民的自觉行动，最终实现富国强民的伟大目标。如果一事当前先替自己打算，搞个人的、家庭的利益至上，把升官发财当作自己最仰慕的人生目标，视为光宗耀祖、福及全家、泽被亲友的重要途径，那就会背离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就没有资格做一名党员干部，迟早是要走到邪路上去的。如果我们只有个人利益，不要整体利益，我们从事的事业就不会兴旺发展，甚至会垮下来。因此，党员干部决不能为个人或小集团的狭隘私利而损害整体利益，损害党和国家的利益。
党员干部在任何时候，都要心甘情愿地将自己置于人民公仆的地位，官高不泯公仆心，位显愈添赤子情，经常了解群众的喜怒哀乐、悲欢离合，爱群众所爱，恶群众所恶，想群众所想，急群众所急，办群众所盼，同群众保持密切联系，深深根植于人民群众之中。
如果认为没有群众同样可以当干部，当上干部就觉得自己了不起，不把群众放在眼里、装在心上，沾染官僚习气和市侩作风，恪守党的宗旨就会成为一句空话。
胡锦涛在十七届中央纪委三次全会上指出：“密切联系群众还是脱离群众，不仅是态度问题、感情问题，更是政治立场、政治本色问题。”“要牢固树立群众观点和公仆意识，把群众呼声作为第一信号，把群众需要作为第一选择，把群众满意作为第一标准，坚持问政于民、问需于民、问计于民，多办顺民意、解民忧、增民利的实事。”
5.做清白之官，修勤俭之德
为官者的好名声靠捧、靠吹、靠骗、靠哗众取宠是得不到的，只有靠德的传播才可实现。
我国春秋时期齐国有个叫晏婴的人，为齐国大夫，历任齐灵公、庄公、景公三朝的大臣，可算得上三朝元老了。他聪明机智，学识渊博，能言善辩，不但是我国古代著名的政治家和外交家，而且还是当时一位“食不重肉，妾不衣帛”，克勤克俭，廉洁奉公的楷模。
司马迁很推崇他，曾说：“假令晏于而在，余虽为之执鞭，所忻慕焉。”
晏婴身为齐相，平时穿粗布衣，一件狐皮大衣穿了30年，即使祭祀祖先也不过将衣服和帽子洗干净穿上罢了。
一天，齐景公的使者到晏婴家，恰巧赶上晏婴将要吃饭，晏婴就把饭分一份给使者吃，结果两人谁也没有吃饱。使者将此事告诉了景公，景公以为晏婴家很贫穷，于是派人送给晏婴很多财物，作为招待宾客的费用，前两次都被晏婴退回。第三次他向齐景公拜谢道：“我家并不贫穷，由于您的赏赐，不仅我的亲族、朋友沾了您的光，而且还救济了灾民，老百姓也得到了您的好处。我认为一个大臣从国君那里得到很多赏赐，将它用在老百姓身上，那是以臣代君来治理百姓，忠臣是不会干的；不将它用在老百姓身上，而收藏起来，那岂不是如同一个装东西的筐子和箱子一样；爱人的人是不会干的，上得罪于君，下得罪于士人，充当一个看财奴的蠢事，聪明的官吏是不会干的。只要自己不受冻，不挨饿，我就满足了。”
齐景公听说晏婴吃饭很节俭，便亲自到他家去看。的确，晏婴吃的糙米饭，只有一荤一素两个菜。景公以为晏婴非常贫困，为此还作了自我批评。晏婴解释说：“现在老百姓生活很苦，一般士人勉强每顿能吃上大米饭，而我的一顿饭就等于他们三顿用的钱，可我的德行和才能并不高出他们一倍。由此看来，我的生活并不贫穷。”
齐景公想改善一下晏婴的居住条件，于是对晏婴说：“你的住所距市场太近，既低下狭小，又喧闹多灰尘。你身为齐相，住在这里实在不合适，请换一处地势高、宽敞、明亮的地方，建造新居吧！”晏子不肯，说：“我祖祖辈辈都住在这里，我继承这份遗产，心情很不安，这对我来说已经太奢侈了，不敢再有别的奢望。”后来，景公乘晏婴出使晋国的机会，给他建造二处新居，等到晏婴返回齐国时，新居已建成了。他拜谢了景公，随后将它拆掉，按照原来百姓的住房重新建造好，让原来的住户重新搬回来，自己还是回到原来的住宅。
晏婴上朝时，总是乘坐一辆劣马拉着的破旧车子。景公以为他的俸禄少，才乘坐与自己身份不相称的车子。晏婴说：“由于您的赏赐，不仅我吃得饱，穿得暖，有车子坐，还有力量帮助别人，我的生活已经很好。”晏婴走后，景公派人送他一辆由几匹膘满肉肥的马驾着的漂亮车子。一连送了三次，晏婴终不肯接受。景公很不高兴，迅速召他问其原因，并说：“如果你不接受，我也不再坐车子了。”晏婴说：“您任用我管理全国的官吏，我怕他们奢侈浪费和行为不正，要求他们节衣缩食，以减轻老百姓的负担。现在您在上面乘坐好的马车，我也如此，上行下效，奢侈之风就会在全国盛行，那时我就无法禁止了。”最后景公只好顺从了晏婴的意见。
晏婴不仅在衣、食、住、行方面严于律己，而且对待封邑问题，也显出他的高风亮节。一次，景公要把富庶的平最和棠邑赏赐给晏婴。晏婴不肯接受，并说：“由于您喜欢修建豪华的宫殿，老百姓才弄得筋疲力尽；又由于您贪图享乐，老百姓才弄得贫困不堪；还由于您动辄对外兴师打仗，老百姓将要活不下去了。因此，百姓十分怨恨朝廷和官府，所以我不敢接受您的赏赐。”景公说：“你说得对，那么你就不想富贵吗？”晏婴答道：“我以为当臣的，首先为君主，然后才为自己；先为国而后为家。怎么说唯有我不想富贵呢！”景公说：“那么用什么东西来赏赐你呢？”晏婴答道：“您下令减免渔盐商人的税收；对农民实行身十一税；减轻刑罚，该判死刑的减为徒刑，该判徒刑的改为较轻的处罚，该判较轻处罚的免罪释放。您做到以上三点，那就是对我最好的奖赏。”景公照办了。这不仅本国人民得到了好处，同时也改变了齐国在列国中的不好形象。
暮年的齐相晏婴思想境界更加提高了，不仅不接受新的赏赐，而且向景公提出将原来赐给他的封地退回。景公说：“齐国历史上从未有过大夫老了辞邑的先例，你这样做是破坏齐国的制度，是舍弃我，不能同意。”晏婴说：“我听说古代的臣子，德行高尚才能接受俸禄，表示君主的英明；德行低下就退回俸禄，可使下级官吏廉洁。我老了，德行不高，又无才能，反而接受您那么多的赏赐，既掩盖您的英明，又玷污臣下的德行，那怎么能行呢！”景公劝晏婴说：“你为我的相，我想赏给你三处非常好的住宅，将来可以留给子孙，难道不行吗？”晏婴回答说：“我辅佐您，没有治理好国家，怨积于百姓。婴之罪多矣，而君欲赏之，岂以其不肖父为不肖子厚受赏以伤国民义哉？”晏婴接着又说：“德行低下反而俸禄厚，才能低下反而家中富，那不是表彰光荣，而是表彰耻辱，那样办是绝对不行的。”最终晏婴还是将赐给他的封地全部退还给景公，仅留下劣马驾着的那辆破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