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散状性消沉破坏作用
从经济角度看，领导作风败坏、官德沦丧导致的腐败是对人们经济利益的侵害，直接结果是分配不公、贫富悬殊。美国行为科学家亚当斯提出的著名的“公平理论”认为，每一个劳动者都本能地关注他的投入对报酬的比率同他了解的其他人的投入对报酬的比率之间的一种函数，即如果一个人对自己的报酬作社会比较的结果表明收支比率相等，他便会感到自己受到了公平待遇，而心情舒畅，努力工作，做有利于社会的事；反之，则结果相反。腐败现象实际上就是不停地在向人们传送一种违背社会公平的函数，产生散状性效应，导致人们被这个函数引入心理不平衡状态，产生消沉情绪，损害社会的职业道德和社会公德，毒害社会风尚。
（4）潜伏性累进破坏作用
严重的领导作风败坏、官德沦丧现象对社会风尚和公民道德建设的潜伏性累进破坏作用往往不易被人觉察和重视；而这正是其特殊破坏作用的重要特点。一般情况下，人们对领导作风败坏、官德沦丧现象，特别是对地位较高的领导于部的作风败坏、官德沦丧现象，只是看在眼里，听在耳里，记在心里，变化在思想里，不太容易公开表露出来。但如果长期缺乏正面的影响，任这些消极的东西日积月累，人们的思想观念、价值准则、道德规范、精神面貌，就会在潜移默化中发生大的变化，并由个体到群体，对社会风尚和公民道德建设产生极大的破坏作用。如果某地领导干部损公肥私，弄虚作假成风，长期累进影响，则肯定会导致社会上的唯利是图、尔虞我诈、制假造假和不学无术、不求上进等不良社会风气，对公民道德建设造成极大的负面影响。
（5）倾向性诱导破坏作用
领导作风败坏、官德沦丧是一种恶性传染“病源”，如无强有力的制约，极易由一个点诱导成为倾向性的作风败坏、官德沦丧现象，从而形成对社会风尚的倾向性诱导破坏作用。比如1984—1992年两种体制并存时期发生的“官倒”，由于制止不力，在经济体制转换时期造成了行业不正之风盛行，各种“翻牌”公司大量涌现。党政管理机关利用自己的管理职能，将职能范围内的本职工作变为有偿服务，政府部门化，部门利益化，利益私有化，形成“靠山吃山”、“靠水吃水”的以权谋私、以岗谋私的不正之风，成为影响重大、人们群众最为痛恨的领导作风败坏、官德沦丧现象。这对有关部门、单位、企事业干部职工的社会公德、职业道德、思想观念、价值准则、精神面貌都起到了极大的倾向性诱导破坏作用，对社会风尚造成了不可估量的损失。
3.官员是道德建设的领头羊
官德是道德运作的根本。在依法治国的道德建构中，在官民道德良性互动的过程中，应更注意官德建设，官德建设优先于民德建设。
官德是国家行政机关拥有一定职权的工作人员在行使公共权力从事公务活动过程中所产生的道德意识、道德规范以及道德行为实践的总和。它既表现了社会对权力主体运用权力控制和影响客体所提出的道德规范、道德戒律，又反映着权力主体在权力行使过程中所应追求的价值目标、道德人格和理想境界。一个国家的道德水平、道德状况如何，官德如何尤其重要。官德正，才能民风淳，官德好，才有资格、有精力、有可能抓好全社会道德建设。很难想象在一个官无廉耻、官德恶劣的国度会具有良好的社会道德风尚。可见，官德是道德运作的根本。在依法治国的道德建构中，在官民道德良性互动的过程中，应更注意官德建设，官德优先于民德建设。这既有历史的原因，也有现实的需要。
从历史上讲，民众对政府的崇拜依附心理决定了官德建设应先于民德建设。在我国历史上，几千年间，无论是大一统的王朝，还是处于分封割据状态的各个小王朝，都实行中央集权制，搞封建专制主义。在这种强权体制下，人们只能唯上是从，看上面的眼色行事。在西汉汉武帝时采纳董仲舒提出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思想，从而使儒教成为世代相传的正统思想，使得中华民族对专制思想、专制文化已司空见惯，习以为常，并逐渐融入自己的骨血之中。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我国实行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人们没有任何疑问地接受了“政府万能”的神话。政府的一个指示、一个命令可以改变千百万人的命运，我们每个人都依赖政府而存在，政府的作用渗透到社会的每一个领域，从生产到消费，从经济到政治，从文化到社会，从思想到教育，每个人都感受到政府无所不在的威力。几千年来，我国人民在专制和集权的大一统天下里，已逐渐形成了浓厚的依附政府情结，他们在日常生活中自觉不自觉地接受着一切接近他们身边的权威，并转化为一种内在的需要，自觉不自觉地关注着政府官员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并转化为自己也行动的准则。这就是说，在他们的意识深处是以政府官员的行为为榜样的，由此而形成了官清民淳的不争的事实。
从现实上讲，各级党政官员是党和政府形象的直接体现者，官员的作风与形象直接影响着人民群众对党和政府的认识、评价和信任，官员的表率作用能使全民族的道德建设易于形成燎原之势。
我国古代的大思想家、教育家孔子就指出：“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又说：“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子为正，焉用杀，子欲善，而民善矣！”荀子也指出：“君者，民之原也，原清则流清，原浊而流浊。”桓宽在《盐铁沦·疾贫》上说：“夫欲影正者端其表，欲卜廉者先之声。”刘向《说苑·淡丛》也指出“上清而无欲，则下正而民朴”等等，都说明统治者以身作则的重要性。
当今官德状况如何已成为全社会关注的焦点，人们总是从各级官员的道德言行中感悟社会所倡导的道德规范，以此来认定并调整自己的道德行为，正如邓小平所说：“群众对干部总是要听其言，观其行的。”也正因为此，官德建设成了社会道德建设的突破口、切入点，它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整个社会道德建设的成效，“如果我们高级干部首先把这方面存在的问题解决了，就能理直气壮地去解决全国在其他方面存在的这类问题”。“只要我们党的作风完全正派了，全国人民就会跟我们学，党外有这种不良风气的人，只要他们是善良的，就会跟我们学，改正他们的错误，这样就会影响全民族。”目前，党内和社会上一些不正之风的出现，固然有多方面的原因，但与少数领导干部德性差有着直接的关系。如果官员的道德水准低下，乃至恶劣，那么他在政治上必定左右摇摆，甚至投机钻营；在思想上，必定个人利益至上，甚至不择手段唯利是图；在经济上，必然以权谋私，甚至贪污受贿；在生活上，必定贪图享受，甚至腐化堕落。江泽民同志说得好：“加强精神文明建设，树立良好的社会风气归根到底还是领导干部要带头，以身作则，做群众的表率。身教重于言教，上梁不正下梁歪，不能对别人是马克思主义，对自己是另外一套。”可见，相对于国民的道德建设，官德建设带有根本性的、指导性的示范作用。党风兴，民风兴；党风败，民风败。因此，与其进行大规模的国民道德建设，不如首先以官德建设为先，以官德建设为重。
国家官员代表国家和政府行使国家行政权力，执行国家公务，组织管理各项行政事务，肩负着带领民众“治国”的历史使命，其特殊的地位决定了官德建设优先更具有特别的意义。首先，对阶级统治和安国兴邦而言，官德具有维系功能。在中国历史上，“桀以奢亡，纣以淫败”。他们开创了权力——腐败——衰落的恶性政治轮回之先河。中外历史发展也证明，不受约束的权力必然导致权力腐败，权力腐败必将导致权力的消亡。而作为对当权者行为的种种界定和约束的官德，对权力角色具有指导、约束和监督作用，从某种程度上它是赢得民心和民意的重要砝码，直接影响着统治的稳固和国家的治乱兴衰。其次，对官员有效履行行政职责而言，官德具有保证功能。官员能不能正确行使权力，科学高效地执行公务活动，不仅取决于其能力大小，也取决于道德水平的高低。
各级官员如果没有明确的为公共利益服务，为人民服务的价值取向，没有实事求是，忠于职守的道德品质，就不能正确地制定和执行政策；如果没有忠于职守、积极主动、认真负责、团结合作的道德素养，就不能充分地发挥自己的工作能力，也不能形成强有力的工作集体，因而也就不能高效地开展工作。可见，进行官德建设是实行行政管理科学化、高效化的重要途径。最后，对官员自身完善而言，官德具有动力功能。官德作为一种强大的精神力量，是实现官员自身完善的坚实基础，启迪和指导各级官员树立责任感、荣誉心，激励其觉悟和奉献精神，搞好本职工作。同时，官德成为各级官员的道德行为的指南，并成为其坚定不移的内心信念，不仅有助于增强官员自身抗腐能力，也有助于真正有效地发挥监督与制约的效能，从而从双重意义上有助于廉政建设，推动官员自身的完善和个人的全面发展。
4.育民德必先正官德
在中国这样一个传统积淀深厚的大国，社会倡导的主流道德价值能否实现，能否真正起到以德治国和“化育万民”的作用，官员阶层的“公正廉明”是关键，官员的道德高度就是整个社会的道德高度。
在中国历史上，为使官僚阶层能践行“圣贤之道”，端正权力行为，为老百姓做个好的“道德榜样”，实现“以德治国”目的，往往使用“教育感化”或“严刑峻法”的手段。
典型的“教育感化”如宋太宗，在京师立“戒石铭”，上刻“尔俸尔禄，民脂民膏，小民可谑，上天难欺”。每有官员到地方任职，必到“戒石铭”前宣誓，类似今天一些国家官员面对“宪法”宣誓；而明初朱元璋以对贪腐官员“严刑峻法”出名，不但杀了上万贪腐官员，还把一些贪腐官员“剥皮填草”做成“模型”，立于各级衙门前，以警示来者。
历史经验证明，在中国这样一个传统积淀深厚的大国，社会倡导的主流道德价值能否实现，能否真正起到以德治国和“化育万民”的作用，官员阶层的“公正廉明”是关键，官员的道德高度就是整个社会的道德高度。这也是古人所说的“治大国者先治吏”的深刻历史内涵。要说中国社会的治理特色，“吏治则国治”恐怕是最大的特色之一。
中国在实现现代化的过程中，社会正经历前所未有的历史转型，但中华民族几千年积淀形成的道德心理习惯没变，道德上“以官为师”的心态没变。如果说我们在迈向现代文明社会过程中出现道德和价值迷茫或混乱的现象，那么根子还在一些人“官德不修”，或贪污腐败，或公权私用，或执法不公，或权钱、权黑勾结等，久而久之，带坏了民德民风，败坏了社会风气。
因此，在社会转型期要实现稳定和谐发展，建立一个高信任度社会，实现整个社会的道德安全，不使社会的道德行为或正义行为变成一件极有“风险”的行为，关键还是要通过制度约束官员的权力，建立民主的反腐体制机制，使官员不想贪、不敢贪、不能贪，形成好的“官风”，用“官德”来引导和“化育民德”。只有这样，人民才会信任我们，社会的道德风气才会彻底好转，人民才会团结合作，社会才会和谐进步。
不言而喻，在社会主义社会，要选用出“德才兼备”的优秀人才，使他们能成为社会的“道德榜样”，归根到底还要按社会主义民主的要求，通过人民民主来选干部，特别是选用“一把手”，把人民群众“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的权利真正落到实处。同时，在实践中真正做到公共权力“公开透明”，建立一个人民群众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切实得到保证的、可操作的体制机制平台。只有这样，我们才能选出“德才兼备、以德为先”的好干部，也才能实现对公共权力运行的全程监督，使“以德治国”有政治和法律的双重保障，使权力的“公正廉明”变成一种稳定的制度安排。领导干部第一品德是良好的官德、是诚信，如果一名领导干部没有诚信，则无以服众。不能给群众做表率，你就无法在群众中立足，更不能带领群众共同致富。因此，对领导干部的不诚信行为和不良官德必须实行“零容忍”，用一句时髦的话来说：对官德要坚决实行“非诚勿饶”。
诚信是一名领导干部所具备的基本品德，有了这个品德，我们就能遵守我们为官之初的诺言，与人民群众一道，站在群众中间，为自己当初的诺言全力以赴，甚至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我们因为曾经有个庄严的承诺，有个坚定不移的信仰，群众才会如此地信任我们，我们也才得以走上领导岗位。领导这个岗位不是享受、不是作福、不是颐指气使，而是公仆、是踏实、是奉献，是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就要求我们领导干部必须讲求诚信。只有诚信，我们才会赢得群众的信任；只有诚信，我们才会为着不变的承诺而努力，也只有诚信，我们才会为了我们党的事业奉献终生。
